乾隆年间的满洲小说家庆兰(1736-?)，字似村，别号长白浩歌子，镶黄旗满洲籍，章佳氏。

　　他出身于显赫的满洲世家，祖父尹泰与父亲尹继善，先后拜为东阁大学士与文英殿大学士。清代不设宰相(丞相)职，大学士职务大体即相当于当朝宰相衔。及至庆兰一代，其三哥庆玉、四哥庆桂，又都出任过朝中要职，庆桂还得以拜文渊阁大学士。章佳氏一门这种连续三代拜相的情形，不仅在清代，在历朝历代也是很少见的。他们的家族不单是官场显贵，且为皇亲国戚，庆兰的妹妹嫁给了仪亲王永璇为嫡福晋，益使其门第荣耀高攀一层。

　　具体说到庆兰，他也有过一个夺人视线的“高起步”：那是乾隆十二年，皇上在朝堂之上钦点少年庆兰为秀才，这实非寻常人所能得到之“荣幸”。却孰知，庆兰一生的“功名”竟到此止步，再无寸进，与其一家人的仕途风光也便无法相匹配。后来庆兰在心情顺畅、沾沾自喜之际，也曾自称“殿试秀才”;而到了心情不济时刻写下的诗句里，便要发些个不轻不重的牢骚：“更有蹉跎如我辈，半生眉宇未曾舒。”(《呈三兄》)

　　生长于三世相府门第，少小还得到过不一般的“荣誉”，如若说庆兰他一向就跟功名事业彆着劲儿，委实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他为什么始终游离于官场之外，甚至偶尔抱怨蹉跎自我、眉宇不展呢?造成这样结果的明确因由今天已经难以查找，以常理来揣测，则无外乎科考失意或者性情使然这两种可能。而鉴于庆兰的文采学养及家族荫蔽，科考不第的可能性又比较小。

　　幸好有时人留下了些相关的参考意见。满人铁保在他嘉庆年间主编完成的《熙朝雅颂集》中，撰有“庆似村传”，写道：庆兰“家世簪缨，三代俱登宰辅，以似村之才之学，稍有志于功名，取显轶如拾芥;而似村弃之如敝履，视之如浮云，独构老屋数楹，栖身僻巷，以避车马，作小书屋，环种以竹。”于此可以得知，由根本上讲，庆兰还是在主动躲避官场纷争，要一门心思注力于自己钟爱的艺术生涯。这首《芳园》诗，也突出地证实了作者庆兰平日里闲居自适、放歌纵酒的疏漫情致：

　　芳园烟柳带烟和，聊试樽前一曲歌。欲透春光帘半卷，好收山色镜新磨。鹊非报喜何妨少，雨纵浇花也怕多。解事小溪知我意，却从竹中抱琴过。

　　据文献介绍，庆兰一生诗、画皆精。曾吟撰《小有山房诗钞》和《绚春园诗抄》两部诗集，可惜现已失佚。聊可补憾的是，在《熙朝雅颂集》中保存了庆兰的28首诗，民国年间徐世昌主编完成的《晚晴簃诗汇》中亦存有其作品。这样保存下来的诗作固然有限，却提供了略可窥及庆兰精神图像的管道。

　　身为乾隆年间京师满族作家群的一员，庆兰跟同一作家群其他不少人在精神层面上是有共性亦有差别的。他的家世与身世都没有过遭受政治冲击的记录，并不像永忠、敦敏、敦诚和雪芹等人，内心早已密布着纵横层叠的凄苦郁结。他的“半生眉宇未曾舒”，至多也就是对个人未能像父、祖及兄弟们一样平步青云的偶为感慨，说说罢了。——这在封建时代的大多数闲散士子那儿早已不稀罕了。他的心性基调，是厌倦尘世搅扰，并且向往真情、向往自然、向往艺术世界的。在这个方面，他和京师满族作家群的其他成员没有两样。现仅存世的庆兰诗作多可证实，他虽出身豪门世家，却别具怀抱，出于天性，他对流连田园风光且携卷吟哦，每每总是兴致盎然的。

　　同时代的江南名士袁枚，系尹继善门生，与庆兰交谊甚深。他的《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三)，曾把庆兰诗歌作品一些佳联援引到一处，意在梗概其艺术格调：“尹似村诗，虽经付梓，而非其全集也。集外佳句云：‘鹊非报喜何妨少，雨纵浇花也怕多。’‘欲抽竹笋泥先破，才放春花蝶便忙。’‘水去砚池防夜冻，春生布被藉炉温。’‘买将花种分儿女，试验谁栽出最多。’《接尚书伯书》云：‘惹得妻孥来笑我，柴门那说没人敲。’——数联可谓专写性情，独近剑南矣。”

　　在京师满族作家群体中，庆兰与明义私交最好。明义的诗作《绿烟锁窗集》今人仍能读到，里面，也可觅得较多与庆兰唱和或者有关庆兰的内容。明义一首《和庆六似村韵》，堪称直逼庆兰人生选择的谜底：“偃仰驰驱别有因，归真返璞是全身。不贪五斗折腰米，免却九街扑面尘。赵女秦筝堪乐岁，青鞋布袜好寻春。平明钟鼓严寒际，不负香枕更几人?”从《绿烟锁窗集》中，读者还有个意外发现，那是一首被附录其间的庆兰诗作《题云郎词后》：“酒绿灯红景尚存，最难割处是情根。而今春梦空回首，犹忆吴门欲断魂。别后一帆成幻影，携来满纸带啼痕。须知我亦工愁者，风趣还应与细论。”明义诗集中存有不少他们与这位云郎来往的唱和之作，并有一句说明：“云郎，姓陆名笺字云篮，姑苏优人。”若把庆兰《题云郎词后》诗和这句说明搁在一处，再联系到《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宝玉与蒋玉函的故事，人们就不难大略地想象出贵公子庆兰跟苏州艺人陆笺产生情感的轮廓。当时，有闲阶层酷嗜艺术的公子哥儿们行迹放浪、交际艺伶的情形几近成为一种时尚，有的“红学”专家甚至认为连曹雪芹也有过此种际遇。对这类故事附带的情感因素或许可作另外议论，但庆兰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他贴近下层社会生活、撰写描绘现实的小说作品，肯定是有裨益的。

　　文言小说集《萤窗异草》的署名，是“长白浩歌子”，而不是“庆兰”。这就在有关研究界引发了一起讼案，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作者不是庆兰，而是清末什么人。囿于本书的写作宗旨，笔者无意就此来做更多的擘析，而只是想表明，赞同认定该书作者即庆兰的论者观点[①]。或者可以稍加补充的是，在文坛上下不把小说创作看作文学正宗的年代，像庆兰这样有着非同一般“身份”的文化人，暗中居然如痴如醉地写起不登大雅的“玩艺儿”来，心理上还是须顾及一些社会反响的。试想一下，同时代的《夜谭随录》作者和邦额其社会地位比庆兰低许多，且和氏就性情来说大约也要较庆氏直率坦然，但是，和邦额写《夜谭随录》，同样未署上本名而只是署上了“䦵斋氏”的别号(那时节连“笔名”的概念也没有)。如此看来，庆兰在他的小说集上署“长白浩歌子”的别号，是正常的。至于“长白”二字，亦非虚饰，在有清一代，原是只有本系女真后裔的满人，才会以此来表达自己固有的民族地位与民族意识;也可换句话说，只有本系女真后裔的满人，才有资格这么自况[②]。

　　历史上，处在特定民族位置上的文学家，出于各自缘由，在作品当中表达自我民族情感与立场的方式，是可以不尽相同的。即以乾隆年间三位满洲小说家为例：曹雪芹、和邦额和庆兰，在这方面便可看出轩轾差异。和邦额是明明白白地去写满人，因为他既无过高的社会地位，也无在政治上需要着意规避“文字狱”的道理;雪芹呢，是几乎处处写的是满洲社会场景，却要特意抹掉表面上的一应族别痕迹，那是因为他生为钦定“罪人”之后，没法儿不用这样的防身术来逃避重起的祸患;而庆兰，与二者的情况均不相同，他的家族没有“前科”，却是过分引人注意的满洲名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能不提防出语不慎给家族造成麻烦，于是，他要选择第三条途径，尽力淡化跟满洲事务相关的题材，却在署名上用“长白”二字，来委婉地披露出写作者的身份由来。

　　《萤窗异草》共三编十二卷，138篇作品(包括一篇后羼入的赝作)，总规模约30万字。比起和邦额之《夜谭随录》来，《萤窗异草》就作品题材、精神意蕴以及描绘故事的细密章法来说，倒是更接近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风格，无怪乎有人曾径将《萤窗异草》说成是“聊斋剩稿”。应当肯定地讲，《萤窗异草》与《夜谭随录》对比，艺术上是要高出一筹的，而在直面社会现实的状写方面则显得略输胆识。单就反映满洲社会“八旗生计”问题来看，《夜谭随录》难能可贵地多有摹写，《萤窗异草》则是有意绕开了这一社会现实，而不能不让人遗憾。

　　虽没有直笔勾勒身边的“八旗生计”现象，《萤窗异草》仍有它观察社会情状刻写社会矛盾的另一些好作品。庆兰的祖、父曾在东北、西南、江南及京城任职，于是，庆兰亦如和邦额一般，有幸陪侍前辈遍游国内各地，眼界极为开阔，对社会的认识颇多深刻之处。

　　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作品，在《萤窗异草》里占有较大的比例和醒目的位置，这也是证明作者确曾受到《聊斋志异》影响的重要依据，同时还体现了庆兰这位优秀的满族作家写作此书之时所达到的思想境界与人文高度。昔日生息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人，在男女青年的情感生活和婚配模式上，并没有偌多的条条框框，当他们来在中原之后，也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着对古国封建礼教的敏感与拷问。这恐怕是《萤窗异草》作者庆兰跟《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间的差异所在。《萤窗异草》当中《拾翠》、《银针》、《镜儿》、《郎十八》等篇，都以曲折动人的故事和鲜明确切的写作主旨，表达出作者对男女主人公自由相恋的赞许，以及在婚姻领域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意识。《刘天赐》讲述了一则身份高下不同的青年人，因地位有别不能结合，故而相互盟誓要他生相守，最终真的得以实现的故事，有着与封建礼教相背离的鲜明主题。《杨秋娥》篇，更是一反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择偶原则，教一位富贵门第的母亲直率说出尊重年轻人自主选婿的决定：“媼之色似甚喜，既而曰：‘老妇龙钟，耳目之聪明大逊往日，儿女姻事，无敢自作主张，俟小妮子来与郎君旗鼓相当，渠之意中，则老妇之意亦中矣。’”如此把儿女间两情相悦看作是确定其婚配对象的言论，在那么一个封建礼教桎梏的社会里，几乎是无可寻觅的，正因为是这样，作者以其作品人物之口的这番表述，才显得是异常可贵。

　　自主的、美满的与两情相悦的男女婚配，既然在那个时代里那样难得，庆兰便只好把这样的理想婚配愿景，寄托到现实生活之外的某种状态下去兑现。追随着《聊斋志异》的路子，《萤窗异草》也大量地书写人鬼恋、人狐恋、人仙恋，以及美好的爱情只有靠小动物的扶助才能实现的故事。《青眉》描写的是狐仙青眉以不渝的情感来追求与皮匠竺十八的纯真情缘，二人为了感情私奔而去，竺十八却经不起迷乱世道的诱惑，一错再错;青眉为搭救竺十八而殉亡，才唤回了后者的良知，并欲随青眉赴死;最后，是青眉还阳，与竺十八携手返乡，过上了他们的好日子。《宜织》、《桃叶仙》、《住住》等，也尽是些人狐相爱并且经过了顽强力争而终获幸福生活的作品。《落花岛》一则，讲述青年公子申翊出海过程染病去世，魂灵遨游海面，为落花岛上的仙女救护成仙，彼此结为连理，在岛上享有了数年相亲相爱的美满光景，后来申翊因思亲心切，返回人世，不料老父亲等却因其尸骸已葬埋多年而不敢相认。

　　《秦吉了》篇，转述了剑南地方的一个爱情传说。某大户人家有一婢女，专门为主人喂养一只秦吉了鸟，婢女与秦吉了关系极好。一日，婢女受主人差遣到梁姓人家去办事，与梁家公子梁绪互相一见钟情，为了促成这段纯真姻缘，小小的秦吉了不辞劳苦，两地穿梭传递音信，不料一次在穿梭途中被恶少弹弓打中，跌落毙命;而与此同时，婢女也因私情泄漏遭到主人家之酷罚，没等咽气即被放入棺木埋掉了。在这个人间悲剧几乎铸成的时候，又是秦吉了的魂灵来向梁绪托梦，梁遂根据鸟儿的指点，前去墓地，掘开婢女棺木，将奄奄一息的情人搭救回家，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只小小的秦吉了鸟，在这段动人的传说当中，被刻画得不仅有情有义更兼舍生忘死，哪怕一己命丧黄泉，依旧要以其魂灵来为人间的痴男怨女穿梭奔波!读罢作品，人们亦不能不为作家庆兰完成了如此感人的爱情叙事而慨叹再三。

　　庆兰之人生与文学，选择的都是绕开时局与政治走的路线。然而，朝代盛极而衰，社会大势将去，却是笼罩着乾隆年间满洲朝野上下的那道许多人不愿或不敢说出口的谶语。庆兰终非世外之人，他对政治的清明和阴暗总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像他笔下《斗蟋蟀》、《虢国夫人》、《黄灏》、《女南柯》、《玉镜夫人》等篇目，都属于《萤窗异草》作品集中借古喻今、针砭时政的作品，对诸如奸人误国、无耻之徒得道等现象的暴露，体现了作家由衷地鄙薄上层社会丑恶淫荡的态度。小说集内开篇第一则，就是《天宝遗迹》。唐明皇李隆基当年极度宠幸贵妃杨玉环及其族人，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及中原涂炭的往事，历来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殷鉴。作家庆兰却好像觉得既有的记录还不够。他在《萤窗异草》当中又特意补写了这篇《天宝遗迹》，描述了骄奢淫逸的李隆基杨玉环们曾在某山洞中精雕细刻出自己寻欢作乐场景，以及后世被人们所发现的情形。小说讲到，这孔山洞为世间发现了，后来又找不到了，但是这不妨事，起码有庆兰书写的这篇《天宝遗迹》在，已然展示了满族作家庆兰对历史及现实的认识倾向。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政局一旦露出颓败端倪，总要伴随着世风的江河日下。跟同时代的满族作家和邦额相仿佛，庆兰也是一位注重反映时人道德面目的作家。满族作家的笔，由他们的书写起始即已显现出——并将长久地显现出——与本民族的传统伦理文化接轨的特点。满族是一个重视道德修身的民族，他们的文学一以贯之地赞许忠勇、正直、诚信，非议丑恶、伪善、狡诈，愿为校正世间的善恶与忠奸力量对比而尽心力。

　　《萤窗异草》当中《卜大功》篇的同名主人公，是明末清初一员武将，为张献忠部所虏，张看上了他的勇猛过人，便差遣他的故友来说降于他，他却宁折不弯，一死相抗，感动了一位贞节美貌的女鬼，把他救出牢狱。《钟鼐》写了一对身为太守家门客的钟氏兄弟，在主人无辜陷入冤狱之际，哥哥数年间顽强不懈历尽艰险终救主人脱难，弟弟为侍奉主母且顾全彼此名节，竟毅然自阉。兄弟二人的忠勇之举抑或难以面对今人之评点，却是十分符合那个时代满人普遍服膺的道德准则。

　　在揭露和批判世人的丑陋灵魂与龌龊行径上头，庆兰的态度是坚定的、明确的。《苑公》讲到一个生在富豪家庭的婴儿被阉割的事件：他的乳母淫荡成性，主人治家严格使她三年不能外出与姘夫幽会，便心生歹意，残忍地用生丝把孩子的生殖器绑住让它坏死。凶残的妇人事后怕恶行败露，只得自缢身亡。而那个遭人暗害的贵公子，则因自幼被净身而终生不幸。讲罢了这个事件，作者十分感慨地借“外史氏”之口言道：“谓他人母，亦莫我有。儿固以乳为母者，乃不第不有其子，且并其所有而去之，穷凶极恶，要之，则淫之一字，实为厉阶。淫则必阴，阴则必毒，吾因以告夫天下之为父母者。”《翠微娘子》的故事，从亲兄弟间的冤冤相报开始，兄嫂在老人去世后想把弟弟逐出家门，弟弟一气之下，手持尖刀去杀兄嫂，为亡父魂灵所拦阻;亡父生前行医有恩于翠微娘子，便将小儿子的终身托付给后者，后来这个小儿子在妻子的帮扶教化下，不但生活美满，且将他由娘子手里获得的大量家产馈赠于兄嫂，使兄嫂既惭愧自省又感激不尽。这是一篇善德感化恶行的故事，否定了弟弟以凶杀了结恩怨的选择，肯定的是亡父与翠微娘子用伦理亲情来化解仇恨的方式。书中尚有像《固安尼》及《白衣庵》之类的作品，均对佛门败类伪善、污浊的嘴脸，做了无情的展示和鞭笞。

　　在《萤窗异草》集子里，收有接近十篇的公案(侦破)题材小说，教人们得以从其他角度观察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折狱》一则，讲述年轻县官路遇出殡队伍，见大风吹起未亡人的衣裙，瞥见其丧服之下竟套有鲜艳的红裙，顿时心生疑窦，决心要审一番这个没有原告的案子。然此案数日难以突破，办案人受到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关键时刻是县官的老父亲深入民间，访出了案情真相，使那个居心叵测的未亡人及其一伙受到制裁。原来，死者是一名监生，其妻与表兄私通，把一根长长的银针刺入其阳具，造成了他很难查明的死亡。而办案时大造舆论围攻县官的，都是些急于等待瓜分死者家产的族人。另外一篇《定州狱》的案情更为曲折：一个年轻美貌的乡村少妇连续几晚上到邻村观戏，引来丈夫不满，便去看戏地方偷回了她的绣鞋，她回家后，丈夫借此一再羞辱她。少妇唯恐人们耻笑，就上吊了。丈夫发现了，怕被追究，把她的尸首投进寺庙井里。少妇失踪使娘家惊慌，告到了太守那里。这位太守是个聪明干练之人，很快就找到了夜里赶驴送少妇回家的人，少妇之夫被拿押，只好供出事实。不料官府派人到井里找寻少妇尸体，却不见少妇而只见到一个头被砸烂的和尚尸体。至此案情出现僵局。原来少妇上吊未死，被丢进井里也没摔坏，醒来乃大呼求救，适逢庙里和尚晨起汲水，知有人失足落水，便把绳子放下去待她攀爬。正巧一个农家短工路过，说下面的人既无力攀爬，不如和尚下去将绳子拴在妇人腰间，再由自己拉她出井。待少妇出井和尚还没出来之时，农家短工心泛歹念，竟用大石头把和尚砸死，随后又将少妇强暴。农家短工要求少妇跟他回家过日子，妇人推托无鞋不能远走，那男人只好去弄鞋。令他得意的是居然在路旁捡拾到一双绣鞋，便高高兴兴地拿回来给少妇穿。孰料他的末日也接踵而至，两个衙役尾随即到，立刻锁上了他，其实那双绣鞋就是太守差人放在路边的，因为他知道少妇无鞋走不了路……此外，《陆厨》、《货郎》、《袅烟》、《庞眉叟》等，也都通过各自的办案经过，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清代中期社会的维安场景。

　　即便是在庆兰这样衣食无忧的贵公子笔下，读者还是可以看到作者用心书写民瘼的一面。《银筝》篇，描写了一个战乱年代的悲剧，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匪患也横行无度，秀美的少女银筝为了防备歹人们施暴于己，连续几年将身上脸上涂满污泥浊水甚至粪便，才保全了自己的贞节，也以此面目沿街乞讨才使父母存活;《假鬼》篇，叙写了一个同样叫人辛酸的故事，一个贫困至极的家庭惟有少女与老母二人，女儿只好把母亲安顿在一处墓穴之内，自己则夜夜扮装为鬼，打劫行人财物以度日。作家笔下的这两则苦难叙事，实在是叫人过目而难以忘怀的。

　　庆兰一向擅长描绘心智优良相貌美好的少女少妇形象。前面所述诸作品有些已具这一特点。属于这类叙事的还有《拾翠》、《痴婿》、《秋露纤云》等等。《拾翠》写了个有胆有识的婢女，为了让自己服侍的小姐嫁给她的意中人，设下“调包计”，将自身嫁与陌生郎君，而叫小姐有了称心的归宿。《痴婿》讲述的是一个智慧貌美的姑娘因父母双亡，被俗气的哥嫂变卖成婚，嫁给了低智商的痴婿，她不向命运低头，忍耻含悲，坚毅而有耐心地帮助丈夫步步脱离混沌状态，教他学到种种生活技能，夫妻还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过起远胜当初的日子。满族文学的读者常常会注意到：这个民族的作家，总把笔下的许多女性形象写得聪明智慧有才干。其实，满族文学的此项特征，是与该民族独特的女性观相联系的，与中原民族相比，满族从其先民那里起始，就不大喜欢将女性看作是男权的附庸。

　　庆兰早年跟随爷爷和父亲走遍天南地北，他的经历在《萤窗异草》当中多有留痕。《翠衣国》讲到了陇西、巴蜀地方鹦鹉介入人们生活的故事;《昔昔措措》讲到了贵州苗疆所谓女子“放蛊”的故事;《化豕》讲到了藏区与西域双方战争时后藏女僧阵前作法的故事;《胎异》讲到了粤东地区少女“假孕”的故事;《辽东客》讲到了关东地方土匪杀人越货的故事;《奇遇》讲到了父亲因清初战争流落西疆回部(今维吾尔地区)多年后被儿子重临当地相认的故事……所有这些天涯海角的故事，都带有相当浓重的传奇性，也多带有庆兰对时变世变的咀嚼品评，包含着满人的特有感慨。例如在《辽东客》的收尾处，作者说：“僧(即做过土匪的辽东客——引者注)遇先大父时，即已六旬，此其壮年事也。比及先大父秩满回都，东道之民，竟有夜户不闭者，而行人之无虞，又何待问哉!”

　　庆兰所作《萤窗异草》，在艺术上亦存有诸多价值创造。

　　首先，作为小说家，他注意对作品结构与气氛的悉心营造。《瓢下贼》写一个强盗持刀入户胡作非为，家中主人是个弱女子，却在被逼之下跟盗贼斗智斗勇。妇人虚与委蛇而取得了优势，把盗贼反锁在房中;待她四处喊来邻居们，盗贼却已藏入一口水瓮，没被发现;众人误以为是妇人开玩笑，便纷纷离去;房内只剩妇人的时候，凶顽的盗贼则突然从瓮中窜出，将妇人杀死。这篇小说，情节发展紧张曲折，变幻难测，几乎令读者喘不过气来，其中蕴含的哲理又耐人寻味，它证实了在现实生活的各种博奕当中，局势的扭转演变往往就在刹那一念之间。前文述及的侦探小说《折狱》，情节推进不似《瓢下贼》那般瞬息变幻，乃是张驰有度的类型，移步易景终至柳暗花明，其结尾处蓦然写到年轻有为的县令突然辞官告归，更让读者在意外处平添感悟。

　　小说集中诸如《青眉》、《消魂狱》等作品，或以倒叙方法结构故事，或在情节主干近旁衍生辅枝，都收到了使作品层次更其丰满的效果;至于《潇湘公主》一篇，更是采用了以两位主人公对话为主脉而多次穿插回叙故事的体式，据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这种包孕数端次第道来的谋篇技法，还是首次出现。[③]

　　另外，《销魂狱》、《仙涛》、《田一桂》等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大量而细腻的描绘，在中国当时的小说创作中，也属罕见。我们知道，在文学作品中间对人物的心理做有效的准确的摹写，本不是古国文坛先前许多时代文学作品的长项。由清乾隆时期庆兰笔下人们所读到的这一方向的积极尝试，也应当与满族文学家一向葆有的一个特点联系起来认识——那就是，不停歇的探索跟不停歇的创造。

　　[①] 这种观点的典型表述，可参见薛洪的《〈萤窗异草〉》(《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萤窗异草〉论略》(《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等论文，以及祝注先的论文《长白浩歌子和他的〈萤窗异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②] 清代及后来文献上面的署名凡缀以“长白”字样者，均属如此。另外的例子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因先辈之汉人血统以及自身之“包衣”身份所限，在表达自己家族同满洲一样发迹于辽东的历史，则往往署名作“千山曹寅”。人们知道，位于现今辽宁鞍山境内的千山，本是东北地区长白山脉的一个支脉。

　　[③] 可参见薛洪《〈萤窗异草〉论略》(《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一文的有关论述。

本文原载《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2年01期，由作者提供并授权“中国民族文学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