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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红楼何处醒——假如启动满学视角读《红楼梦》又会怎样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1-03-11  作者:关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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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三百几十年前生活在世上名曰曹雪芹的满洲作者,曾向人间怆然发问。他或许是对后世读懂他的书信心不足,起码是想不到今日竟有如此多的研究者宣称自己业已“破解”了他的《红楼梦》。

  《红楼梦》好读,因为它是用今人依然挂在嘴边的大白话,娓娓道来荣、宁二府生活的贵族中的大事小情。《红楼梦》也难读,它的读者以及作为特定读者的研究家,都还没能拿出一套令世间普遍认可的解析——例如这部书究竟想要向读者传递什么样的思想?——再高妙的“红学家”之阅读感受中,也免不掉漾起些水中望月、镜中赏花般的心理疑惑。

  曹雪芹写《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原本就具有一重特殊性,那本是一位由满族社会走出来的文学家,在书写清代独特历史景况下满洲豪门世家的故事。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红学”论著几乎百分之百,均忽视此点于不顾。人们在阐释《红楼梦》及其作者的活动中,多援例舍弃“满族”抑或“满学”的视角,大约也是难以准确接近目标的核心原因之一。[①]满学及满族文学研究方式的缺位,不能不说是“红学”研究迄今之先天不足。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永远板滞于旧有层面,特别是这一层面假如参差于事物真谛的话。近些年间,学界已经有些明眼人,较为谨慎或较为大胆地,就此方向提出了真知灼见,即《红楼梦》与满族历史文化事实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②]

  在笔者看来,雪芹先生撰写《红楼梦》,乃是满族书面文学创作在该民族既定艺术道路上的一次长驱推演。尽管此书写作亦充分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诸多影响,但是,它的一系列在艺术创造上特有的新突破新绽放,却多与满族文学的潜在基因环环相扣、紧密相关。

  研究《红楼梦》的绝大多数著述,说到作品题材,总是好笼统地说它是在写封建末世的贵族社会,却不肯将这一观察的镜头焦距调节得更准确些。其实,《红楼梦》是作者雪芹对于他所生活时代最为熟悉的典型满洲豪门生存现象的鲜活艺术摹写;所谓贾府,是作者以“假托”方式,对当时包括自家在内的多个满洲世家遭逢过程集中的概括。

  清代奉行“首崇满洲”的政策,满洲的皇族以及外姓功臣中的望族,多挟有“从龙入关”的战功与荣耀,袭有各式各样的爵位。清季京师城内到处辟有王爷、贝勒以及公爵、侯爵们的府邸,到了乾隆年间雪芹写书之际,这些府邸维持“花团锦簇”、“赫赫炎炎”者,多已超过百年。

  在显贵门阀中,后人不很容易想象的是,还有一批始终被称作“包衣”(完整叫法应为“包衣阿哈”,即“家奴”)的、并不袭爵的高等人物,他们不是一般家奴,不是身处下层以供驱遣劳作的粗使奴隶,而是向皇帝直接负责和效忠的超级“家奴”。这批超级家奴向上数若干辈,多不是来源于正宗女真血脉,而以异族战俘身份得到收容,因长久效忠于女真(满洲)主子,不单早早拥有正式的满洲籍贯,且在受到皇帝信赖重用上也丝毫不让他人,有时他们会比王侯们更多受命主掌国家之经济实权。这些被称为“内务府包衣世仆”的家族,同样属于豪门上层,把他们视作贵族阶层特别部分也不很过分。这些人从行为到心理上都已经彻底满化,并进而成了朝廷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是个不争的事实。曹雪芹一家便属于此类人物,从他的五世祖曹世选(曹锡远)于天命年间“来归”女真(满洲)起,历经四世祖曹振彦(清入关后曾任浙江盐法参议使)、三世祖曹玺(曾任江南织造,其妻孙氏乃康熙帝玄烨的乳母)、祖父曹寅(做过少年玄烨的“伴读”,曾任江南织造)、父辈曹頫与曹颙(此二人均任过江南织造),久已成为皇家极可信赖的“包衣世仆”。其中三代四人出任过令一切“包衣世仆”以及宗室豪门为之垂涎的“肥缺”——江南织造,更显示了得到皇上恩宠的程度非同一般。这个家族很早就被收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享有满洲人的身份与资格。

  雪芹时代的满洲权贵可以说是由三种家族一并构成:宗室袭爵者之家、非皇族袭爵者之家、内务府包衣世仆中的顶级光鲜家族。满洲权贵是当时具备规模的社会阶层,其出现来自朝廷对“功臣”之“恩养荫蔽”。该阶层尊优无限,却又不够稳定,他们的荣辱衰兴都掌握在最高皇权把持者手中。由于政治争斗与权益再分配等原因,从顺治朝定鼎京师到乾隆朝雪芹写书,百多年间,已难以计数有多少贵宦家庭遭受了皇权战车的碾压。

  《红楼梦》第十六回,宫内太监来贾府宣旨命贾政“立刻”入朝陛见。“贾政等也猜不出是何来头,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所幸这次是喜不是祸,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虚惊一场,转忧为乐。此情节写在作品开头,已预先披露了满洲豪门随时存着“伴君如伴虎”,岌岌然如履薄冰的心态。

  满洲人入关前处在农奴制社会,上峰对属下操有生杀予夺权力向属正常。入关后,权力高度集中,从王爷、贝勒到将领兵丁,凡满人名义上皆属于皇上他家的“奴才”,晋见“圣颜”必得自称“奴才”。[③]这又不断地提示和强化着满洲人对皇权铁定的人身依附关系。[④]

  有论者认为,《红楼梦》是反对和抨击皇权以及满洲民族的,那是种误解,充其量不过是从今人愿望出发赋予该书的“附加值”。“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作者说得清楚,连想要“补天”还遗憾没有做得到呢,何谈造反。一部《红楼梦》,用极其哀婉的笔调,状尽了清代满洲贵族之家盛极而衰的事态衍变,独独没有写出作者以及作品主人公的反皇权倾向以及反满洲倾向。

  也有论者认为,《红楼梦》是清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大百科全书”,这也有点儿勉强;作者书写始终围绕当时满洲贵族生活场景展开,没有触及的社会层面不知有多少!不能因为喜好一部作品,就无偿地赠给它一些不合尺寸的大号冠冕。《红楼梦》不过是清代社会贵族文化的“小百科”。别以为说是“小百科”就贬低了它。它对题材范围之内的事态物象,有着异乎寻常的详描细绘精勾尽勒,显示了不同凡响的现实主义笔工,任谁也不曾接近于它。

  作为满洲贵族典型的荣、宁两府,从庆典仪轨、岁时应季、婚丧度制、馔食品色、服饰发型、行止则例,到人伦秩序、嫡庶纠葛、亲友酬对、主仆掣约,再到用度收支、家计操控、明暗运作、福祸酿变……作者无不了然于胸,书中无不信笔挥洒,桩桩件件无不写得从容自然、确当翔实,鲜活完整地摹现出了彼时满洲贵族生活的大千样况。

 

 

  迄今由这部小说改编的戏曲、影视作品,人物着装和发型均是一水儿的中原样式,显见有违书里描写。作者笔下的宝玉,本是“靛青的头,雪白的脸”,“在家并不戴冠,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绦结住”,乃满洲贵族少年男性剃发垂辫样式。书中还多次写到宝玉着装,是“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大红金蟒狐腋箭袖”、“荔枝色嗉呢的箭袖”。“箭袖”是“箭袖袍子”简称,是有别于汉家男子宽衣大袖衣着的满式服装,满人先民在高寒地区从事渔猎生产,选择了这种有利劳作的狭窄衣袖,又在窄袖上接出半圆的“马蹄形”袖头,可收可放,便于手部的冬日防寒跟常日裸露。至于写宝玉“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膀褂子”,这“鹰膀褂子”更是乾隆年间满洲阿哥们骑马显示威武的时髦装素。书里描绘的贾府贵妇们的衣着,也清晰显示满洲服饰特征。

  《红楼梦》处处落笔描绘满洲贵族家庭,还有一项颇可举证,贾府上下凡女子绝大多数皆是天足。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多没受到过封建时代“三纲五常”的祸及,女子没有被迫裹过小脚,是在文化上保持了尊重生命的优长。满人入关后跟汉人交往密切,别的学去不少却惟独在女孩子缠足上面不予相随,所以中原民族有许久对满族女人们那双大脚颇看不惯。《红楼梦》写了许多美貌女性,却极少写到她们的脚;“嗜莲”读者挖苦说,《红楼梦》只写了些“半截美人”。有论者以为,雪芹不写女足大小是有意掩盖他的汉人心理,掩盖对于满洲人的不满,多数读者却得不到这种感觉,把它看作是不肯轻易苟同病态的“嗜莲”趣味,也许更符合雪芹的文化眼光。其实,庚辰本《红楼梦》也有一处描写:“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这是书里惟一写缠足女子的文字,似可理解为暗示尤家与贾家的不同族籍[⑤],也说明了作者没有一味躲闪对女性的足部描写。

  因旧日农奴制度的残余而留存于满洲贵族府邸的“家奴”现象,书中多有涉及。入关前女真各部及女真(满洲)与明朝之间,战争很多,战俘除编入战胜者军队,更被收为“家奴”。当然其他途径转变的家奴也有。满洲家奴,跟今人依凭别的时代、别的民族场景想象的,一向受到欺凌奴役没有生命保障的奴隶(例如古罗马之斯巴达克)并不一样。他们的家奴(即“包衣阿哈”)在主子家里服务久了,彼此关系会近上一层,虽尚存高低身份之别,却能渐渐生出家里人的情份。特别是先前有功于主子的家奴,还被主人高看一等,受些宽容礼遇。《红楼梦》里的焦大便是一位在宁国府中倚老卖老的家奴下人,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⑥]

  贵族府邸的家奴与主子生活一处,成婚后亦如是,后代还是家奴,又因出生府内,乃称“家生子儿”。凡“家生子儿”后代还是“家生子儿”,可延续好多代,便是“世仆”。具有世仆资格的家奴,不仅身份要高过非家奴的仆人,自己乃至亲戚还能在府内担当管理职务获取利益,在外也允许有自己的产业和坟茔地。满语中将“家生子儿”以下的“两辈奴”、“三辈奴”、“四辈奴”要用不同的语汇加以区别,是为了显示与主子家庭相互倚赖的长久程度,辈分越多,关系越牢靠和亲近。《红楼梦》里写了赖嬷嬷、赖大及赖大家的、赖尚荣这么一户典型的家奴世仆。那赖嬷嬷是贾府家奴中的“老资格”,连贾母也要善待她,对少主子宝玉她也能以贾府家史“见证人”身份去从容教训。其子赖大夫妇都是荣府大管家,有权有势,是世仆集团当中最令人羡慕的角色。贾府作为回报,帮赖大之子赖尚荣先捐了个“前程”,又让他选上县令。赖家高兴得不行,赖嬤嬷到处下邀请,要在自家花园(虽比不得大观园,却也是泉石林木楼阁亭轩齐全)接连三日摆酒唱戏,请贾府上下都去凑热闹。赖嬷嬷对着凤姐儿一干人,转述她对孙子的教诲:“我没好话,我说:‘小子,别说你是官了,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岁,虽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儿,主子的恩典,放你出来: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儿似的,读书写字,也是丫头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长了这么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这段话语大有嚼头,尤其是“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一言藏尽了满洲贵族层层“主奴”关系之幽曲。读者不难按照《红楼梦》中的贾、赖两家关系,放大出作者雪芹家族,与清朝皇家间世代主仆的关系来。作为一辈又一辈主仆关系当中的“世仆”,从做奴隶上可谋得巨大的利益,但凡主子未翻脸,仆人是不肯轻易离弃这“做稳了奴隶”的地位的。即便主子翻了脸,家奴世仆们恐也不会“以眼还眼”。

  这部书里,像赵姨娘、鸳鸯,以及周瑞家的和她女婿冷子兴、林之孝和他的女儿小红,等等,全是贾府的家奴乃至于世仆,假如人们了解了满族家奴、世仆的内情,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故事也就会不叫人感到过于的奇特了。[⑦]此外,满洲贵族人家另一类老奴也是受到额外看待的,那就是阿哥和格格(即少爷和小姐)自幼受其哺乳的奶妈,阿哥与格格年龄再大,地位再高,照样须把她们当作长辈来敬着。书中对宝玉乳母李嬷嬷着墨不多,读者只道这位老者处事讨嫌,为所欲为,哪里就知道这乳母在满人眼里得被当成半个母亲,荣府上下敬重礼让有乳母身份的李嬷嬷,是源于他们的民族习性。

  从满洲世家的“家奴”及“家生子儿”现象,来重新梳理贾府发生的故事,来用心体察雪芹写书的初衷,与我们用一般的社会学、阶级论的方式来机械解读,结果怕是不尽一致。

  即便是人们常提到的第五十三回,“东省”庄头乌进孝年末来京进奉大宗庄租土特产,也叫人嗅出满洲家奴世仆跟主子之间的气息。“乌进孝”名字,已将此人身份划入“家里人”(且是晚辈)一列。从他与贾珍对话看得出来:其年纪不小,下代人虽能独自办好这趟差事,他却要硬撑着前来,为的是仗着老脸好说话,把进奉偏少的事情“摆平”;主子贾珍因跟他有多年或者是多代的老关系,对他又爱又气,没见面就说“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只有年深日久的主仆间才说得出这样的戏谑语——随后见他进奉的东西少了,也不便发火,说的是“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看老奴乌进孝如何答对,乌却胸有成竹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直把贾珍弄得肝火上冲,说出“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种硬话,乌进孝还是早有准备,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把贾珍说得恼又恼不得乐又乐不得,只好自己解嘲:“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结局是贾珍只能“命人带了乌进孝出去,好生待他”。这段情节,作者并没有将它打造成为火烧火燎阶级叙事的意图,相反,却形象地写出来清代满洲主子与家奴世仆间撕不断打不散、不到万不得已终难一刀两断的胶着情状:主子因多年甚至是多代的主仆缘分,对效忠的世仆老奴总得敬让三分,不仅是出于日后还须他们“办差”,也有些双方长久相处生发的情义在里头。满洲历史上讲“情”重“义”,世代维持的人际关系首先凸现于此。当然那时节的情与义都逃不脱封建关系的框架。我们抑或可以推得一点联想,不光是雪芹笔端乌庄头与贾府的关系如是,雪芹自家先前作为满洲内务府包衣豪门,与当朝皇上的关系,又何尝不是这样?轻易地说雪芹与朝廷已经势不两立,实在牵强。

  假使可以把《红楼梦》的家奴世仆书写当作是洞悉书里贾府与书外作者家族的一道重要路径,那么,另一事项,即《红楼梦》对待年轻女性的态度,则可帮助我们通过又一路经,来接近于雪芹与其著作文化上的倾向和导向。

  《红楼梦》问世以来,世间读者皆睁大眼睛品读过这两行文字——“(这宝玉)说起孩子话来也奇: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污臭逼人!’”《红楼梦》不写女性缠足,已经涉及到了作者对女性现实生存和精神世界的关切,而通过作品主人公之口道出的这番话,尤其是作者对于女儿性情的纲领性阐释。我国中原人的古来社会具有明朗的男权特征,对女性绝少尊重,瞧瞧长篇小说早期大制作《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金瓶梅》等,无不对女性肆意辱毁。《红楼梦》一反常态突破千古文化重压,高声唱响歌咏女儿“清爽”圣洁的新调式,说它是“石破天惊”亦不为过。如此尊重女性的言论,也要到与中原文化异趣的少数民族边缘文化中找寻渊薮。雪芹身处的女真-满洲就是这样的民族。在绵延千载的采集渔猎经济生产中,人们有性别分工,女人偏重采集,男人偏重渔猎,渔猎收成有时相当丰厚,但收获的偶然性与风险性也显而易见;采集业收获则有保障的。这就叫满洲先民不能轻视女性。再者,东北地区酷暑又高寒,在自然经济活动中女性世代历练出与男人一样粗放豪爽的性格,纵马驰驱也是家常便饭。这样民族的女性不会在性别的角逐上失掉话语权。该民族历久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女神崇拜观念充盈于全民族的思维,也使男人压根儿不敢对女性太轻蔑。满洲人入关后,重视女性的习性非但没有消减,反倒出于新的原因再次抬高了女性地位,那就是名义上旗人家的女儿都有遴选入宫做后妃的可能。久而久之,满洲家庭普遍生成“重小姑”(指女儿出嫁前在家里很有地位)、“重姑奶奶”(指女儿出嫁后仍对娘家事务有较多决断权)、“重内亲”(指各个家庭都很看重母系亲戚,却较为看轻父系亲属)的习俗。女子力压须眉的情形,也在此一民族社会屡见不鲜。[⑧]

  《红楼梦》借宝玉之口道出的男女性别观,是作者雪芹对满洲特殊性别理念能动的归结与提升。书里将贾府众多少女(包括探春、惜春、黛玉、宝钗、湘云、香菱、妙玉、晴雯、鸳鸯、平儿、司棋,等等),个个写得姣外惠中禀赋不凡,表现了作者站在民族文化之上持有的拔世超凡的女儿观,更为后面写出这群冰雪圣洁的女孩儿随着她们铁定的宿命而齐刷刷地归于毁灭,完成了更高层面的文化宣示。
 

  黛玉、宝钗等高标的诗文造诣,来自各自的家庭教养[⑨],也来自正在快速涅檠着的民族文化进程。[⑩]同样在贾府里耀人眼目的,还有凤姐儿、探春和宝钗等年轻女性的干练及操持家政的能力。在这里,凤姐儿是少奶奶主宰大家族家政的典型(对于莲二爷与宝玉这些“甩手”男人而言,这位少奶奶何其能干;对掌控荣宁二府繁杂家政来说,她又是何其年轻),探春是“小姑”当家的典型(即便她是庶出,但有“小姑”身份便可发号施令),宝钗则是“内亲”(他在贾府属于母系一族)当家的典型。你看,贾府最有实干能力的三个年轻女性,就代表了满人家庭三种女性当家的类型——只是作者不肯说破而已。

  还有一项雪芹不肯说破甚至于讳莫如深、故弄机巧的事,便是黛玉在整部作品中的尴尬位置:她是贾府的父系亲戚(“外亲”),本来就在“重内亲”的家庭关系中间“丢了分”,在旧式的满洲大家族,通常是连奴仆们都晓得谁是“内亲”谁是“外亲”,谁该多受三分宠,谁该少得一点爱的。自黛玉进贾府,处处像只惊弓小鸟,不完全是因其性情孤僻敏感造成。宝哥哥偏偏就爱上了林妹妹,他们的姻缘实实地倒霉,不单因黛玉是“外亲”不遭人待见,还径直走入另一道“鬼打墙”——触犯了满洲传统的习俗大忌。满人对待男女婚配并非一概反对“亲上加亲”,却只允许“两姨亲”而不能容忍“姑舅亲”。他们认为“姑舅亲”会引起“骨血倒流”灾祸,而“两姨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却是一桩美满姻缘。《红楼梦》里“木石前盟”恰恰正是“姑舅亲”,“金玉良缘”才是“两姨亲”!黛玉来在贾府,也曾受到外祖母和不少人的怜爱,但也只是怜爱而已,她跟宝玉的情感却笃定没有出路,二人撞进了民族禁忌的死胡同。作者从满人观念出发,为宝玉黛玉设计了这么一层压根儿无解的恋爱关系,是和这部书中俯拾皆是的故事一样,矛头指向了“好便是了”的悲观哲理。

  雪芹隶属于满洲,谙熟于满洲,丝丝入扣地写他的满洲故事。至于作者的民族心理站位,建议人们来关切一下这段描写[11]:

  因又见芳官梳了头,挽起纂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又说:“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儿带,脚上穿虎头盘云五彩小战靴, 或散着裤腿,只用净袜厚底镶鞋。”又说:“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又说:“既如此,你出门也带我出去。有人问,只说我和茗烟一样的小厮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来。”芳官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 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 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 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 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进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 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为妥贴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

  宝玉与芳官插科打诨的一席话,清楚不过地道出了作者的满洲自尊感。《红楼梦》写作之前,雍正皇帝胤禛发表了《大义觉迷录》,出于反驳“反清复明”、“惟汉正统”言论之目的,为本民族建立皇权亦属“正统”说过许多的话,他说:“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之臣民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2] 所以,雪芹写下的宝玉话语,是很合乎皇上主子的口径,从满洲同样乃中华正统的前提下抒发的。这段话调侃对象是昔日的“匈奴”跟“契丹(即耶律氏)”,不是本民族满洲,芳官“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的发式,也不是满人而说不准是哪路“土番”的。有议论从这段描写来证实雪芹的“反满立场”,近于荒唐。

  雪芹假使不是明白摆着的钦定“罪人”之后,不是有意要去写满洲豪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悯故事,不是要顶着封建时代通常制造冤假错案的炸雷来完成他的创作,便断无道理,要特意抹掉这部书里的一应满洲族别痕迹。他好像还是不大放心,书首忐忑声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13]谁说斯言就必是“假语村言”呢?

  真正须面对的,还是《红楼梦》到底要告诉世人些什么。转换成“红学”界多年热议的题目,就是“《红楼梦》的主题何在?”

  《红楼梦》是源起于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结穴于这块石头去人世间“潇洒并且痛苦地”走了一遭,所翻演摹录出来的大型叙事。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第一回)这是此书开头至为紧要的交代。有论者相当肯定地指出,所谓“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即为长白山“勿吉”崖“清根”峰。[14]笔者对这一发见,持审慎肯定态度。

  长白山峰乃祖国东北第一高峰。长白山脉绵亘盘旋在东北亚广袤无垠的大地上,与松花江、黑龙江、鸭绿江、图们江等江河纵横依偎,为我国北方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流脉的古老民族,提供了世代繁衍的辽阔场域。满洲于清初悉数进关,其魂牵梦萦的民族发祥之所及心头的故园圣乡,仍旧是雄浑巍峨的长白山。在众多满洲文化人遍处中原却每每于著文署名时都要深情落下“长白╳ ╳”,便可窥一斑。

  雪芹家族在这上面也跟出自女真旧系的满洲人高度认同。对雪芹一生精神与文化养成有根本影响的乃祖曹寅,也曾著文落款为“长白曹寅”或者“千山曹寅”[15]。他的词作[满江红](《乌喇江看雨》)写道:“鹳井盘空,遮不住,断崖千尺。偏惹得北风动地,呼号喷吸。大野作声牛马走,荒江倒立鱼龙泣。看层层春树女墙边,藏旗帜。 蕨粉溢,鳇糟滴,蛮翠破,猩红湿。好一场莽雨,洗开沙碛。七百黄龙云角矗,一千鸭绿潮头直。怕凝眸,山错剑芒新,斜阳赤。”你看,从对所绘山川景物(乌喇江,即松花江,是一条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大江)的心灵体认,到作品凸现的雄奇粗犷调性,都与其他满人文笔如出一辙。雪芹《红楼梦》虽无一处直写长白山,他对包括爷爷在内的众多周围满人持有的“长白山情结”却不但不陌生,还会感觉亲切。雪芹大约没能去过“东省”长白山[16],但从他有关从那边儿来的庄头乌进孝进奉大宗物品的翔实罗列,也看得出他对那里的天宝物华有深致了解,甚至就此推测他家就有“东省”田庄也有道理。故而笔者以为,倘一字对应一字断定“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该破解为长白山“勿吉”崖“清根”峰,还多少要冒点儿风险,然则从整部《红楼梦》总体文化倾向来蠡测,就算退上一步,笼统地将“大荒山无稽崖……”认作是作者在有意指代满洲民族发祥地及满洲文化之根,亦不会去雪芹本意太远。由中原人们眼里,想象文明欠发达的东北族群,又何尝不是打蛮荒遍布之“大荒山”和怪诞可笑之“无稽”崖那边来的呢。

  不妨暂时离却通常熟悉的“红学”路标,启用从满族文化思考出发而铺开的新异视角。于是不难看到的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贾宝玉,这块来自于大荒山下的“顽石”/“灵石”,乃是被作者寓意模塑的、代表着满洲民族元文化基准内涵的“喻体”,宝玉从离开大荒山投胎贾府到复遁空门再返大荒山的人世游历,也在暗写作者对于清初以来满、汉间社会文化折冲、互动的心理感受。

  那宝玉出山投胎之缘起,是“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与当初满洲人不甘平庸、图谋自强,欲取明王朝而代之的初衷如出一辙。

  那宝玉“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世人皆称“果然奇异,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长到十来岁上,“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这与满洲人创建大清朝的自我陶然何其相似。其中反复强调着一个“异”字,让人联想到与中原相异的文化以至于民族。

  那宝玉的问世,引来书中人士评价:“……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祚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第二回)其中对“清明灵秀之气”的形象概括,就好似人们今天喜欢喻说历史上每次异族文化进得中原,都像是向密闭窒息的空间输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17]这段议论把乾坤运转之气,分为“残忍乖邪之气”和“清明灵秀之气”,虽然列举若干中原人杰秉承“清明灵秀之气”,却也清醒地指出“残忍乖邪之气”终是“凝结充塞”所致。雪芹借议论宝玉人文之“奇”在于“清明灵秀之气”,传递了他对一种后起民族清新文化精神的把握和期待。
 

  那宝玉投胎人间,偏被携“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成为贵族府邸鼎盛时光的公子哥儿[18],两首[西江月],把他由大荒“顽石”骤然化身百年望族纨绔子弟的尴尬相儿,刻画得入木三分:“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他纵然有贵公子堂皇外表,内里却保持着草莽儿郎的精神特质;尤其是他的价值倾向,皆为身边现世所不取——即所谓“天下无能第一”,甚至于遍访古今之中原社会,他这块料也叫人看不准弄不懂,“不肖无双”。

  那宝玉来到世间,就发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一类“离经叛道”的“宣言”,代表着彼一种文化风采,向此一种文化现象,发动了貌似“荒诞不经”实则严肃非常的挑战。假使世间认可他的主张,中原社会千百年来的纲常秩序势必大乱无疑。可是,这部书假使没有宝玉这番“宣言”在前,许是雪芹笔端想要容纳许多可爱可叹的少女命运,也是铁定的“难乎哉”。

  那宝玉日日出入封建宅门,却并非“反封建的典型人物”。他的锦衣玉食得益于封建制度,没见他有何不满;他的家族因战功而封袭偌多爵位,没见他有何非议;皇帝老儿百多年来持续荫庇赐福他家,更没见他有何抵制;就是宝玉,能在随贾政拟写大观园联额时刻,主动纠正父亲及众幕僚的“关键性失误”,出言恳切:“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必须颂圣方可”,还亲口提出用“有凤来仪”四个阿谀皇权的字。我们实在不必给宝玉其人义务赠送会压趴了他的煌煌冠冕,赋予他本不会有的“反叛思想”。那么想必有人要问:宝玉一贯反对读儒书考科举总是真的吧?是了,这一点千真万确是他的思想与作为。宝玉只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闲书”,却讨厌读最终要把人送上科考取仕的儒教经典,他对通过读书“考”得功名最没兴趣,谁劝他这个他都要翻脸,还把“读书上进的人”叫做“禄蠹”,连儒家传统说法“文死谏武死战”他都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在宝玉这里,凡是沾了儒家儒教儒学边儿的人和事,他都只一接触便摇头,全都持本能的抵触态度。这跟入关前后许多满洲人的文化心理是吻合的。满洲传统文化,就其集体无意识这点来稍加辨析,就可看出它是相当就近感性、疏远理性的。

  那宝玉始从石身衍来,终向石身化去,其灵性之存在有赖大自然。他的性子看似乖张独步,却总一味地由着自然又自在的方式走行。他“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爱惜东西,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踏起来,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他忒意地崇尚天然、师法天然,且有自己不落窠臼的“天然”观[19]。他追求无拘无束惯了,初次神游太虚幻境,“那宝玉才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但见朱栏玉砌,绿树清溪,真是人迹不逢,飞尘罕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地方儿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管束呢。’”所呈现出和强调着的,还是亲近自然礼赞自然的心性。

  那宝玉做为《红楼梦》头号主人公,带有浓烈的满洲民族原初文化质地,来到中原人文环境后,苦心孤诣保持他的真性情,却时时为强大的异质文化所不容。这种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灵石”心性,其本质便是满洲先民长期生息于天地之间、自然万物当中所形成的思维与心性,是对“大荒山”中极有灵性的自然界的秉承与师法,近似于该民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思想范式。

  《红楼梦》不曾提及萨满教,却可以断定,作家雪芹的精神世界里较为深入地拥有着此种文化因子。否则,他就不会为作品第一主人公设计一个大荒山间灵石出身的大背景(他曾将此书命名为《石头记》),他就不会暗示他的男女主人公原本是与自然界命息相通的“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他就不会让多愁多病的黛玉强打起精神去完成“葬花”劳动(还要歌赞纷繁落英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他就不会写宝玉笃信小丫头编的晴雯之死是去做了芙蓉花神的谎言进而撰出大篇追怀文字《芙蓉女儿诔》……崇尚自然敬畏自然,认定自然界“万物有灵”,这一萨满教思想之核心观念,在《红楼梦》里不期而遇者良多。雪芹犹恐读者不解这一观念,还要宝玉这一萨满教文化理念的负载者,直截了当做如斯言说:“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

  雪芹小心翼翼绕开满、汉问题的敏感性,也将“萨满”之类惹眼的概念遮蔽起来。

  “萨满”概念被隐藏的同时,作者却纵笔疾写出来他所欲以宣介的诸多萨满教文化理念及事项。不妨把那笼罩整部《红楼梦》故事的“太虚幻境”乃至于其主宰者“警幻仙子”,都认定是萨满教理念演化而成。原始宗教萨满教自来就是格外尊奉女性神祇的精神体系,人类在蒙昧时代的生存中,曾经认为身边的一些女性大萨满具备无穷尽的预知力、洞察力和救助力。[20]而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子,刚好和满洲人眼里法力无边的女萨满如出一辙,她能准确无误地预知贾府内外各色人等的命运走势,能够向所有陷于混沌的人们发出强烈尖厉的“警幻”(“警”告他们从“幻”梦中自醒)之音。她为懵懂中的宝玉精心准备的“金陵十二钗”种种判词以及一首首谶言歌唱,皆是面对未来的“警幻”(启蒙)表达。宝玉有“灵石”在身且有警幻仙子之妹引路,得以较凡胎俗子们捷足先登于太虚幻境,而他又无缘参透前尘后果。后来,当他看到梦里那些谶言和判词一一灵验,方才渐渐醒悟,终致毅然遁空,返回了与萨满教精神导向一致的自然界——大荒山。就连书中时隐时现的二位神界使者,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也终究不像释家和道家模样[21],倒很像是藉僧道外表(这在写书的时代是需要的)写出来的一对萨满使者。他们先是送大荒山间的“灵石”投胎人世,又借一面“风月宝鉴”给贾瑞惩其毙命[22],再以标准的萨满法术帮助熙凤、宝玉从妖巫折磨下脱身,干的尽是萨满教神职人员“萨满”与“栽力”[23]常干的事情。

  作为警幻仙子的妹妹,秦氏可卿也有萨满技能。她辞世前给王熙凤托梦,说的尽是预卜未来的“警幻”之语。

  秦氏道:“婶婶……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不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

  《红楼梦》到底需要以萨满教的方式,来预卜和警示些什么,这即是作者意欲诉诸读者的思想。自康、雍朝代始,满洲社会内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八旗生计”。人们提到“八旗生计”多关注的是下层旗兵家庭人口激增引发的粮饷不支贫寒迭起,殊不知,这满洲上层“大有大的难处”,却一样存在“生计”难题。在雪芹这里,印象深刻并且需要向他的读者全面摊开的,乃是满洲上流家庭或尚在潜伏或业已爆发的生计危机。[24]
 

  秦可卿以萨满口吻警告王熙凤及其大家族之际,贾家外表看去还享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警告者言之凿凿,被警告者则浑浑噩噩。凤姐儿和那不可一世的贾氏家族,依然沉浸在对当年接驾“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回忆中,依然兴奋于再造一回迎接皇妃省亲的大铺张大快活中,连秦可卿的葬仪也要操持得阵仗非常。

  雪芹“十年辛苦”,所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满洲极盛家庭于毫不自觉的状态下,一举彻底跌落于读者视野的震撼过程。作为强化这条主线的写作副线,又讲述了“颦顰宝玉两情痴”,那场看似构成绝佳配偶的“木石前盟”,同样完输完败的故事。此外书里差不多所有有价值的事物,也都是面向美好目标而走行不远,便兜个圈圈儿,无可如何地去向于毁灭。

  雪芹是个敢于正视天地翻覆的大艺术家,也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实不知雪芹在此书词曲之中,消耗了多少异常精准又万般用情的话语,来抒发他胸中的大凄凉大悲切: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笔者发现,《红楼梦》从作品叙事,到词曲搭配,一切用意竟然全在于要写出那个身处末世之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悲观逻辑。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甚至我们都可以用宝玉说给黛玉的一句既似情话又像气话的偈语,更简约地概括出雪芹的创作主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25]
 

  跟读者常读到的诸多文学叙事不同,《红楼梦》不是循着中心事物由弱至强奋斗发迹[26]的走向运笔,却是逆向写了一座巨厦华堂将倾终倾的大势,作者全部用心皆包蕴于这盛极而衰的故事中。现世生活的乐极生悲、追悔无望,是作者至信不疑的。

  那么,他想要表达的痛切追悔究竟是什么?是仅只在于豪门由盛及衰、由奢返贫的一般教训么?当然有这一层,却又不会局限于此。由我们观察到的作者在作品中暗自布排了偌多满洲元文化——萨满教文化基因来看,雪芹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亦不像是只为了倾吐贾府的伤心往事。业已具备满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在故事讲述基础上,尚要表达的是对于本民族进关以来文化遭遇的辨思。

  雪芹与其笔端的宝玉,如前所述,不大喜欢儒教,不大喜欢道教,不大喜欢佛教,他们对“熟透了的”中原文化,持敬而远之态度。他们认可满洲尊崇自然之文化的滋养,更愿意在满洲先民留下来的文化江河当中畅游。[27]然而入关了,需要在儒、道、释交融的汪洋中游弋,需要在儒、道、释规定的框架里舞蹈,虽说有些满洲人较早适应了变化,就其整个民族来讲,不适应则依旧是主流。一个难以适应异质文化环境的民族,可能会触发灾难,特别是当这种异质文化本身就显现出末世景象的时候。试想,贾府这等满洲人家如若还在关外生活,《红楼梦》全部悲剧便没有了来由。与其说它是一场政治性的或者社会性的伤痛,毋宁说是文化上的伤痛为宜。

  满洲人进关前后在其高层出现的有否必要准备再撤回东北故乡的辩论,余音尚在,贾府深陷他方文化境地的故事已经上演。还记得纳兰性德那首有名的[浣溪沙](小乌剌)么:“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双重文化之间的折冲兴废,早就苦苦折磨过清初满洲人中的民族文化敏感者。在雪芹写《好了歌》之前,雍亲王(就是即位前的雍正皇帝)曾很喜欢另一首民谣《好了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两首歌谣,思想上一脉相承[28],读之写之,都暗藏有满人入关是否值当的意绪于其中。或有人问,假如雪芹真的有这种精神文化追悔,为什么其他出自女真谱系的满人反而没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这等认识为何会出自远祖却是汉人且对汉文化颇多修养的雪芹头脑?这当然是个有见地的问题。殊不知,“春江水暖鸭先知”,就是因为这只智慧的“鸭子”既游过寒水又游过暖流,它才拥有一番清醒感触。当我们再联想到乾隆之际满洲作家和邦额、庆兰等正兴奋地“跃入”文言小说写作水域,而独有雪芹却“反潮流”地“跃出”文言写作水域,上述想法便获得了一道辅证。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不须枉猜与索隐,这两段曲词说得够明白了。

  作家雪芹将其有关文化冷暖的一腔悲恸与追悔,一股脑儿撒到这里,显见的,是不很中肯和公允的。一个人总有他的偏爱,总有他的历史倾向与历史局限。但是,像雪芹这样一位至为聪颖而又杰出的文学家,能有这般深彻的历史文化洞悉,已然极其难得。笔者不能苟同的,是把雪芹和宝玉生硬地推到封建时代“反叛”的位置上,却以为,把他和他的男主人公看成是一种充斥悲情的文化英雄,会更确当。

  雪芹的写作怀着强烈的目的,即要世人都来认认这烈火烹油般的“红楼”贾府,与这“红楼”贾府终归残“梦”一枕的宿命。他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八个字,以及怵目惊心的《好了歌》,抽象概括出他独有的历史文化体验,向一个虽扬帆百年却有可能一朝搁浅的民族,鸣示出强烈警号。一式幻梦般的宿命指向,是雪芹创作心理的核心。他为作品设计了多重写作脉线,首先演绎了满洲大家族的盛极而衰,其次又讲述着令人憧憬的“木石前盟”毫无前途,再其次则是告诉读者,包括大观园里一切少女命运的美好物约,到头来都得毁灭,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彻头彻尾的“悬崖撒手”叙事,是雪芹文化宿命创作心理的绝佳证明。他陷于一种根本性的无可自拔的民族历史文化幻灭感,将所书各项悲剧线索彼此互构,皆向民族文化折冲来寻取解释。于是,他追觅,他痛悔,他反省,他彻悟……

  我国满族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参凭于历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在先前的满洲族别书写当中,此特点已出现端倪。是乾隆年间的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将它初次激为洪波。人们会看到,绞结于历史、纠缠着文化的一批批满洲文坛后起之秀,还将在随后的时代,就此而奉献出许多许多。

  雪芹以《红楼梦》参与满、汉交往时代的历史文化思辨。他的基本立场与价值观是服膺于满洲传统倾向的。主人公由大荒山“灵石”化身为人却直截楔入进关百年后的满洲望族家庭,这一点精巧的时空错置,恰好有利于观察关外与关内、百年前与百年后满洲文化遭逢之迥异,有利于写透不同历史岁月的同一文化持有,竟能将人们引向天壤不同的境地。作者对满民族建清定鼎之利害得失有着怎样的运思跟判断,值得人们根据其作品去深切考量。

  “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之船从来也驶不回出发时的港湾,沧桑阔变常会与绝代风骚雄踞史册的英雄们开些玩笑。一部捶胸顿足追悔过往的《红楼梦》,终于成了满汉文化交通碰撞的生动摹本。许多年来,人们针对这部巨著书写者的心态,恐已给出了多达百十种的解说,实难说到底有没有切近肯綮的答案。

  笔者在这里的议论,顶多也不过是完成了自圆其说的、发微于满学视角的一家之言。

 

  [①] 有一类情况属于例外,在某些“红学”著述里,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为了“排满”。这种思路主要来自于辛亥年间(1911)的革命宣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中国小说史略》)

  [②] 在我国的民族文学界,许久以来就把曹雪芹视作满族文学家。但是,直面各种质疑去做《红楼梦》与满族文化关系研究的著述却是凤毛麟角。在这些著述当中尤当引起注意的有:a,张菊玲所著《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设有“产生《红楼梦》的满族文化氛围”专章;b,红学家周汝昌、满学家金启孮等人的呼吁,见齐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与著名满学家金启孮聚谈纪要》(《满族研究》1993年第3期)、周汝昌《满学与红学》(《满族研究》1992年第1期);c,少数来自东北地区的红学家关于《红楼梦》与满洲原始萨满教信仰及长白山自然风土关联的研究,包括陈景河《大荒山小考》(《吉林日报》1990年8月9日)、《绛珠草·人参·林黛玉》(《南都学坛》第24卷第1期)、《“大荒山”新考与“灵石”的象征和隐喻》(《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论文,以及静轩著《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这三类著述都对《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的关系有堪称精到的分析和肯定。a、b两类意见还肯定了作者的满族身份。在c类表述中,陈氏囿于“血统论”羁绊把雪芹看作汉人;而静氏虽承认雪芹满族身份,却在其书“后记”中有如下表达:“把本书定名为《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是经过反复思考后才确定下来的。原本欲定名为《红楼梦与满洲文化》,这样一来,满洲文化大概念必将冲击到《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之瑰宝的荣誉。因此突出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似乎更含蓄、更恰当些。……我之所以将本书定名为《红楼梦与东北风神》,还是想让《红楼梦》保持作为中华经典文化传统的纯情,不让它产生习惯心理上的不悦之感。”这样的说法会引出偏颇结论:中华文化传统的建设是不容少数民族来染指的。

  [③] 凡“民人”(即“旗人”以外的所有人),则不必也不许可自称“奴才”。这已经成了清代辨识一个人身份的标志之一,“民人”当时被认为是无权享受自称皇家“奴才”的“荣誉”。

  [④] 一旦遇有战事,满洲将士奉命开赴战场冲锋陷阵以至于为国(君)捐躯,便是必然的事情。

  [⑤] 清代虽有旗民不得通婚的制度,人们还是偶能看到相反的例子。我们在读《红楼梦》时,抑或会有一种感触,尤氏一家的女性总有些跟满人贵族不大想像,譬如尤氏与尤二姐的凡庸无能以及尤三姐虽不凡庸却嫌泼辣失度的做派。

  [⑥] 宁府上下都姑息焦大,很少主动招惹他,他一气之下连主子家“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家丑都能嚷出去。对他,惟有偶过宁府来的王熙凤敢惩治他,作者写此事也为了体现“凤辣子”不把族中规矩当规矩,“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霸道性情。

  [⑦] 第五十五回,吴新登的媳妇回李纨和探春:赵姨娘的兄弟死了,李纨道:前日袭人的妈死了,赏银四十两,这也赏四十两罢。探春不同意,叫去查茶先前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即家生儿女),也有外头的(非家生女儿),亲属死了是赏多少。取了旧账来,探春看到,两个“家里的”皆赏过二十四两,两个“外头的”皆赏过四十两。探春便说:给二十两银子。“忽见赵姨娘进来……说道:‘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是我呀。’探春……拿账翻给赵姨娘瞧,又念给他听,又说道:‘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这段叙述的前提,便是赵姨娘这家是“家里的”(家奴)身份,早已享受“家里的”待遇,不能再按未享受家奴待遇的“外头的”即一般仆人的则例对待。第四十六回里,写鸳鸯决意抗婚,“鸳鸯道:‘……你们不信,只管看着就是了!太太才说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儿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来,终究也寻得着。现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这里。——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儿……’鸳鸯道:‘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喝水强按头”吗?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可见鸳鸯一家包括父母兄嫂都是家奴,她和她的哥哥,还是“家生子儿(女儿)”。这刚强的鸳鸯以弱抗强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贾母的偏袒庇护,另一方面也是“家生女儿”的身份起了些作用。

  [⑧] 这也成为满、汉两种文化当间一道不大不小的分水岭,甚而构成了清初清末两度由皇太后掌控政局,满、汉两大范畴反响差异巨大的潜因。

  [⑨] 满洲豪门女孩子受教育的机会要比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汉族同样人家多。

  [⑩] 至清乾隆时期,满洲人学用汉文创制诗文,已不囿于男性范畴,上层家庭的一些才女也多有能够写得一手好作品者,例如纳兰氏、佟佳氏、莹川等等。

  [11] 此段描写见于庚辰本、乙卯本中的第六十四回。

  [12] 《大义觉迷录》,卷一上谕。

  [13] 以往,《红楼梦》曾被判为反封建、反朝廷的“进步作品”,此等话语也就常被视为作者意欲逃脱阶级报复的“狡猾之笔”;其实,细加揣摩,这几句声明拿来看做作者有更深一层——即不得不隐去书中族别印记——的曲意交代,也许更说得通。因为那年月清朝和满洲是容易被画等号的。

  [14] 请参见陈景河十多年来发表于各地各种报刊上的多篇论文。

  [15] 千山位于今辽宁境内,是长白山之重要支脉。署名“千山曹寅”与署名“长白曹寅”盖为一意。

  [16] 有个别研究者认为他是去过的。

  [17] 陈寅恪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3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8] 不禁让人记起纳兰性德[金缕曲](《赠梁汾》)的句子:“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对于这班异路民族的草莽青年来说,入关前后的处境简直像是个化解不开的梦。

  [19] 见第十七回:“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人见宝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20] 譬如满族说部《乌布希奔妈妈》、《尼山萨满》等等,都是浸透此种信奉理念的突出证据。

  [21] 雪芹假若真地笃信佛教道教,为何要把这僧、道二人写得如此残缺不美。再看书里,铁槛寺的老尼贪财少德,佛门庵堂对于妙玉来说也全靠不住,贾敬修道家导气之术致一命呜呼……都不大像一般信徒之运笔。

  [22] 在萨满教的故事里头,萨满们用铜镜来祛病、禳灾、除恶的事迹相当多。

  [23] 栽力,萨满教神职人员的一等,在萨满跳神时充当助手。

  [24] 此点请参看《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25] 此语出自《红楼梦》第二十八回:“……黛玉听说,回头就走。宝玉在身后面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宝玉道:‘嗳!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收拾的干干凈凈,收着,等着姑娘回来。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床儿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替丫头们都想到了。我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儿,才见得比别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倒把外四路儿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妹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独出,只怕你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一番心,有冤无处诉!’说着,不觉哭起来。”另,查得宋代典籍中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六:“曰:‘中下之流,如何领会?’师曰:‘伏尸万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当初。’”

  [26] 《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均属这种模式。

  [27] 有些人不解,为何宝玉那末反感父亲贾政教他读书科考,却又要在诀别时深情跪拜父母。假如了解了尊奉萨满教的民族后代对前辈均会持由衷敬畏(前辈递升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成为祖先神),此问题便可告迎刃。

  [28] 这也是教人们怀疑雪芹也许不会对雍正皇上十分怀恨的地方之一。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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