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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作家文学史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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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纪 新 
  
 
满族作家文学史
    稿
 
 

 目   录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满族文学
第一节 满族书面文学的初创
第二节 清前期满族文学的精神风貌
第三节 纳兰性德
第四节 岳端、文昭等宗室诗人
 
第二章 乾隆年间的满族文学
第一节 京城满族作家群
第二节 文言短篇小说集——《夜谭随录》与《萤窗异草》
 
第三章 嘉庆、道光年间的满族文学
第一节 诗人铁保、英和、奕绘
第二节 散文和文论著作
 
第四章 近代满族文学
第一节 近代爱国进步文学主潮中的满族作家
第二节 太清及其他满族词人
第三节 《儿女英雄传》及其他小说
第四节 子弟书与八角鼓
 
第五章 满族现代文学
第一节 杰出的现代作家老舍
第二节 其他满族作家及其创作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满族文学
第一节 满族书面文学的初创
 
    满族,是明代中后期崛起于祖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一个民族。其先世肃慎,是最早见诸中国文献记载的东北地区古民族。据《竹书记年》载,远在中原地区传说中的虞舜时代,肃慎人就将他们擅长制作的弓矢向内地纳贡;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昭公九年)中,也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文字,均证实了肃慎人古来便与中原有着密切联系。汉代的挹娄人,魏晋之间的勿吉人,隋唐时期的靺鞨人,直到辽、金、元、明诸代的女真人,盖属肃慎后裔、满族先民。至公元1635年即后金天聪九年,女真族政权后金大汗皇太极颁布政令,易族名为“满洲”。在满洲共同体内,主体是女真人,也融合吸收了部分汉族、蒙古族、锡伯族等民族成份。“满族”称谓是晚近出现的对满洲民族的简称,并在共和国民族识别认定时得以确认。
    满族文学,是满洲民族名称出现后该民族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总和。由于民间文学有世代传承的特性,所以满族民间还葆有一些先世的口承作品;但是,历史上的靺鞨人和女真人分别创作于渤海国(公元7世纪至10世纪初建立的地方政权)时期和金、元时期的书面文学作品,因为其传统与后来的满族文学发展缺少连贯关系,所以便不能视为满族作家文学的组成部分。
    满族的书面文学,是随着满洲民族的出现而出现的。16世纪后期,正值女真社会由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际,建州女真部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历经近40年的战争,先后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东海女真诸部,征抚漠南蒙古,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于1599年,命满族学者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古族文字书写方式,创制了拼写本民族语音的文字。满族文字的发明,不仅积极推进了满族社会发展以及政治进程,也为满族书面文学的问世创造了条件。
    在本民族文字刚刚创制出来的时代,满族社会动荡频仍,战争连绵,加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还较低,故而未在短时间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和作家。倒是与许多民族的文化演进规律相类似,满族最早的书面文学,也首先萌芽于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典籍之中。
    由额尔德尼、达海和库尔缠等人于17世纪初撰著的编年体史书《满文老档》,现存180册,用满文记载着清朝开国前后30年间满族历史、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史实,不仅是后世了解与研究满族史的宝贵资料,其中许多篇章还蕴含着很高的文学价值,可以称得上是满族书面文学的滥觞之作。作者为了铺述历史事件,常常会调动各种文学手法,在生动地运用语言、准确地状写人物、多角度渲染局势变化和巧妙剪裁情节素材等方面,都颇具可取之处。例如,在其中的太祖乙卯年档中就有下面的描写:
 
 淑勒昆都仑汗每日仰卧二三次,不知之人以为是睡,实际并非睡,一面躺着,一面思考:哪一位好的僚友,达到了与其身份相称的富裕呢?哪一位好的僚友非常尽力,可是家境贫苦呢?谁的妻子死了没有再娶而困苦呢?使唤的阿哈、耕牛、乘马,穿的衣服,吃的粮食,都充足的人有多少呢?贫苦的人可能有很多。起床后便说:把妻子给那个人,把阿哈给那个人,把马给那个人,把牛给那个人,把衣服给那个人,把粮食给那个人。
 
    这里写的淑勒昆都仑汗即努尔哈赤,《满文老档》在大量描绘他运筹政务、指挥军事的大智大勇之外,又这样具体地刻画了他对部僚功臣们的深切关怀,既把努尔哈赤的心理活动展现得细腻入微,也把他深思果为的干练作风交代得很清楚,只抓准一个普通的生活侧面,即反映出民族领袖人物体察部下疾苦且善于用人的精神风范。
    为配合彼时的政治形势,满族统治者还运用满文撰写了一批政论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1618)发布的《七大恨》。这是一篇檄文,逐条列数了明王朝有负于己方的七宗事件,以为理由,意在发起对明朝中央政权的征讨。如果今人能对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孰是孰非有所宽容,仅就作品而论,可以看出,《七大恨》是一篇立论鲜明、论说严谨、气势高拔而又言简意赅的论说式散文。这篇在当时显然要用满汉两种文字发表的文章,应是满族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双语作品之一。
    由于后来的满族文学受到了汉族古典文学强有力的影响,有清一代的满族文学,其绝大多数作品均以汉语言创作,采用汉语文学的各种形式。然而,由于清朝统治者长期坚持对“国语骑射”民族传统的倡导,清代满人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的散文作品,虽数量很少,却也偶有所见。例如康熙年间武默纳创作的《长白山寻根记》、增寿创作的《随军纪行》、图理琛创作的《异域录》等作品,都是明证。
    清代满族作家用满文创作的另一类作品,是翻译小说。任何不同民族文种间的翻译工作,都带有二度创作的艺术特点,满文译作也是如此。据记载,早在清入关之前,皇太极曾命达海翻译了多种汉文典籍,其中包括有最早被译成满文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当时的满族将领多读不懂汉语文,他们阅读满文本《三国演义》,不仅得到艺术娱悦,更把书中讲述的文韬武略,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政治、军事生活之中。后来,满人以满文译本来阅读汉族文学作品渐成风习,终清之前,用满文译著的作品,已有《唐人小说》、《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连城壁》、《八洞天》、《列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等50多种,其中像著名翻译家札克丹译作的《聊斋志异》、和素译作的《西厢记》、《金瓶梅》等,还堪称译文佳作。
    然而,就整个满族文学的发展而言,满文创作和满文译作毕竟没能形成潮流,由于多重政治、社会及文化因素的作用,清代满族文学的主潮,自始至终地借用了汉语文的语言表达形式,这也成了它本身的主要特征之一。
    清朝定鼎中原之时,满族统治者即深切意识到,以武力夺得的政权是无法仅靠武力去长久维持的,为了实行对中国广大地区的控制,必须使自己向汉民族高度发展的文化看齐,以获得精神统治者的位置。尽管他们并不甘心因此丢弃本民族的诸多固有特点,却也不能不向汉族传统文化领域大举进取。自顺治初年起,以儒学为基础,设立学校,实行科举,使满族人特别是其上层子弟能够及时而充分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学习,成为这种文化的拥有者。
    最早谙熟汉文诗歌创作形式,并在中原诗坛上产生影响的满族人,是鄂貌图和高塞。鄂貌图(16141661),是皇太极时期的举人,曾作过中和殿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兼通满、汉文义,有满文译作《诗》、《礼》和《通鉴》;他的《北海集》,是满人最早用汉文创作的诗集,清初汉族诗坛领袖王士祯曾因而评价他“满族文学之开,实自公始”。这是他写于随军南征旅次的一首《秋思》诗:
 
    树色苍苍滇海秋,归心每望凤凰楼。
    二毛镜里惊衰鬓,万里天边看敝裘。
    片片火萤摇客眼,轻轻沙燕过南州。
    飘蓬风露疲鞍马,回首盘江东北流
 
高塞(16371670),是皇太极的第六子,顺治皇帝的庶兄。他长年远离尘世纷争,喜禅慕道,在关东名岳医巫闾山里闲居。王士祯对他的评价是:“性淡泊,如枯禅老衲。好读书,善弹琴,精曲理。常见仿云林小幅,笔墨淡远,摆脱畦径,虽士大夫无以逾也。”足见其精神世界及艺术修养之一斑。他的诗,较鄂貌图作品的风格更显恬淡:
 
终朝成兀坐,何处可招寻?
极目辽天阔,幽怀秋水深。
浮云窥往事,皎月对闲心。
兴到一尊酒,沈酣据玉琴。
           ——《秋怀》
 
    鄂貌图与高塞作为满族文学史上最先登上汉文诗坛的作者,艺术上起步不俗,预示出了有清一代满族作家文学在意境营造上的深致追求,以及在汉文格律诗创作中的高标功力。同时,因为他们毕竟是刚刚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走出来,创作中还依稀可辨临摹汉族文人作品的痕记。
顺治年间,当属满族诗人在中原文坛上初试锋芒的时期。除鄂貌图、高塞之外,顺治皇帝福临自己也创作有一些汉文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号召,有力地催化着满族文坛的迅速成熟。
 
 
第二节 清前期满族文学的精神风貌
 
    据认为,清人诗集约7000种。而近年来的发掘研究证实,其中满族人的诗集就有600种以上。这个在清代汉文诗坛上几近十分之一的作品量,足以说明这一历史过程中满族文人之多及其写作能量之巨。在如此大规模的民族创作中间,艺术上的良莠参差是自然的。但是,各个创作阶段上满人的优秀作品,也确实标志出相当高的成就。
    清代初期,满族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正处于发展史中的上升时期,各方面都显示着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朝气。在定鼎中原之后,拓展大一统政治局面的远大志向与开疆扩土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更是洋溢于绝大部分满族人的能动追求之中。康熙至雍正年间,这种民族的和时代的精神气质,在一大批满族人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在位60年,励精图治,平定叛乱,抗御外辱,奠定统一的祖国版图,有效地调整民族关系,恢复并发展经济,推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出现做出了贡献。他的文学修养颇高,能用满、汉双语写文章,并通晓汉文诗韵律,作品中往往充盈着北方民族的清新气韵和创业者的恢宏魂魄:
 
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
浪花叠锦绣明,彩帆画鹚随风轻。
箫韶小奏中流鸣,苍岩翠壁两岸横。
浮云耀日何晶晶,乘流直下蛟龙惊。
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锐精。
旌旄映水翻朱缨,我来观俗非问兵。
松花江,江水清。
浩浩瀚瀚中波行,云霞万里开澄泓。
             ——《松花江放船歌》
 
    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玄烨曾多年一贯地勤奋攻读历史文化典籍,青年时代读书过劳,至于痰中带血,亦未少辍。他在《夜静读书》一诗中,描述了自己的这种特有人生体验:
 
九重夜静御炉香,坟典披观意味长。
为念兆民微隐处,孜孜不怠抚遐荒
 
玄烨诗作中饱含的进取态势,正是当时满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勇猛尚武,不惧牺牲,是满族先民远在渔猎经济时代便在与大自然做斗争中养成的民族气质。这种气质在清王朝创建和巩固的那个时期,显示得尤为突出。在清初平息三藩叛乱、坚守西北边疆等有利于国家安定的战争中,满族将士唱出了他们的胸中豪情,留下了一篇篇有别于历史上笼统表达反战倾向的诗作。康熙年间曾经转战西南地区、总理平三藩战争粮饷的正白旗满人佛伦,写过一首《从军行》:
 
神蛟得云雨,铁柱焉能锁!壮士闻点兵,猛气怒掀簸。赤上拭剑锋,白羽装箭。矫首视天狼,奋欲吞幺麽。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行色方匆匆,妻孥无锁锁。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亲朋劳祖饯,且立道之左。请看跃骅骝,扬鞭追伴伙。长天碧四垂,乱山青一抹。大旆高飞扬,万马迅风火。一鸟掠地飞,先驱者即我!
 
    康熙年间的进士何溥,本是一介书生,以才气洋溢、词源倒流而闻名;至雍正年间征讨西域准噶尔部兵变,误入敌方包围圈,肉搏一昼夜,终殉亡。时人伊福纳在《白山诗钞诗人小传》中,谈到他“体貌清癯退然,如不胜衣,平生雅以诗古文辞见称于世。及其见危授命大节凛然,有壮夫所不能者,可云不虚读书者矣”。何溥的一首《述怀》,颇见其生平抱负:
 
髓以三洗净,金以百炼精;
海以万川汇,山以一篑成。
鼎鼎百年内,穷达各有营。
人生贵努力,忧患生功名。
古来豪杰士,束发志请缨。
扬威万里外,义重身命轻。
区区抱蠹简,乌足了此生!
 
    在清代初期的满族文学创作中,粗犷朴野、崇尚自然的民族艺术风格,得到比较明朗的表达。正白旗满洲诗人徐元梦的《秋日郊行》,在摹写自己对旷野田园的亲近感情之上,又烘托起民族骑射场景的热烈:
 
偶因寻客去,骑马出青门。
落日衔千树,寒流抱一村。
田家收黍稷,场圃散鸡豚。
父老惊心目,将军猎骑繁。
 
当时专门反映满族射猎生活的诗作,写得精彩的,还有不少,例如:
 
散猎平原外,悬知狡兔肥。
盘雕旋日下,怒马抱云飞。
晴树天光远,层山野色微。
莫言无一获,谈笑带禽归。
        ——贵昌《游猎》
 
    正白旗满洲内务府包衣人曹寅,是康熙年间一位重臣,也是当时有成就的文学家。他的《楝亭集》中,收有一些呈现民族文化特征的力作。[满江红](《乌喇江看雨》)以雄浑的笔力,再现了满族发祥地东北地区的山河气象:
 
    鹳井盘空,遮不住,断崖千尺。偏惹得北风动地,呼号喷吸。大野作声牛马走,荒江倒立鱼龙泣。看层层春树女墙边,藏旗帜。  蕨粉溢,鳇糟滴,蛮翠破,猩红湿。好一场莽雨,洗开沙碛。七百黄龙云角矗,一千鸭绿潮头直。怕凝眸,山错剑芒新,斜阳赤。
 
    在《冰上打词(三首)》中,曹寅描绘满洲八旗兵运用传统体育项目锻炼队伍的英姿,告诫开国将士莫误入居功处优的境地。显示了作者在民族上升期即带有忧患意识的可贵之处:
 
青靴窄窄虎牙缠,豹脊双分小队圆。
整结一齐偷著眼,彩团飞下白云边。
万顷龙池一镜平,旗门迥出寂无声。
争先坐获如风掠,殿后飞迎似燕轻。
开疆争捷论功多,绿酿葡萄金叵罗。
自是勤劳防逸乐,西南兵甲渐消磨。
 
    从清代前期满族文学的宏观来看,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书写社会生活和民族题材的作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与满族大部分成员那时的精神气质及文化构成直接相关。但是,上述创作却还没能标志出清前朝满族文学在艺术上的最高造诣。这个时期满族文学的出色代表,还当推纳兰性德与岳端、文昭等人。
 
 
第三节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1685),正黄旗满洲人,姓叶赫纳兰,原名成德,为避太子讳而改为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康熙十五年即21岁时,中进士,任御前侍卫。他的一生仅止30年,不但在政治上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多次扈跸出巡,乃至单独完成一些重要使命,同时,更在词作等艺术门类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杰出文学家之一。
    性德出生于显赫的官宦家庭,其父明珠是兼通汉满语言文字而又权倾一时的大学士。他自幼生活极优渥,但是生性不喜好荣华尊贵,偏爱博览群书。年满16岁,入国子监就读,开始拜汉族名土徐乾学为其业师;之后,又和当时汉族文坛上许多年长于己的著名人物,如朱彝尊、顾贞观、陈维崧、梁佩兰、严绳孙、姜宸英、吴兆骞、马翀、等,结为至友,从而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的深度濡染,在文学艺术创作上迅速成长。
    他一生著作十分丰厚。20岁之前,即在徐乾学的指导和协助下,主持编纂了长达1792卷的《通志堂经解》,其中共辑入140余种宋、元以后解释儒学经典的书籍。后来,又创作了《通志堂集》共20卷,包括诗、词、文和渌水亭杂识各四卷,赋一卷,杂文一卷,附录二卷。他的文学创作以词作尤其闻名,成就不让同时代的陈维崧和朱彝尊两大家,甚至被王国维称道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另外,性德的诗歌创作也很有水准,尤其是能够在诗歌理论方面独树一帜,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
    性德所处的时代,正是一般满族人在社会生活中热衷追求的时代,性德本人也深受风习影响。他有超群的禀赋,从政或习文均能应对裕如,本来是足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对于人生万象的极度敏感,却使他经常陷入很微妙的矛盾心绪之中。性德的先祖本是土默特氏蒙古人,因除灭了纳兰部并占据该地方,便以纳兰为姓,成为海西女真的叶赫部首领。在当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性德的高祖金台什率叶赫部抗争失败,终至自焚而死。这一历史事件,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家族与满洲贵族叶赫纳兰家族间,都长期留有心理芥蒂。而性德之父明珠,不仅成了康熙朝的权臣,而且还树敌较多,劣迹累现。以性德之聪颖,对这一切不能不设起心理防范,“惴惴有临履之忧”(严绳孙:《成容若遗稿序》),萌生不如出世的念头。再者,满、汉两族间的旧有文化隔膜,在那个时代还未真正化解,性德个人愈是单兵突进,领民族文化交流风气之先,便愈难排解某种心理失衡。这样,性德在政治及文化上皆无法摆脱人生选择的两难课题。加上爱妻早亡带来的感情创伤,使他的抑郁心态又平添压力。这繁复的生活砥砺和精神印记,一齐作用于性德的文学创作,便形成了他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以婉丽清凄为主、天然浑朴为辅的多向度的魅力。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 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事逐寒潮,啼鹃恨未消。
           ——[菩萨蛮]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缸。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残阳。 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
             ——[青衫湿遍](《悼亡》)
 
这两首词,前者写于随皇帝出巡时,倾诉了对妻子的不尽思念;后者写于爱妻故去后,哭陈了寸裂柔肠的伤感。这类作品在性德的全部词作中有较大比重,透过凄楚、真挚的情感描摹,欣赏者很容易体会到陈维崧对其“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评价的中肯。
    性德词作超越儿女情长范畴的,也很动人。他在抒发抱负、歌颂与朋友们的友谊时,笔触都是沉雄炽烈的。[金缕曲](《赠梁汾》)是他写给忘年之交、汉族文人顾贞观的,词中展示了他的磊落襟怀: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沈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身为文武全才的少数民族词人,性德有些作品从选题到审美,都是独特的,例如描写朔方军旅生涯的: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长相思]
 
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
             ——[菩萨蛮]
 
王国维曾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人间词话》)可见,性德的创作个性中,的确还存有鲜明的民族素质。他特有的艺术品味,为清初的中原词坛吹进了清新的气息,也因而赢得了关注。
    康熙二十二年,性德伴驾东巡至吉林乌拉,那里正是自己先世生息与曾祖金台什败亡之地,感慨系之,他填写了[浣溪沙](《小兀喇》):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作品未尝明言的兴废感,已不仅是叶赫纳兰与爱新觉罗间的宿怨,从上下阙对比写到的原生态满族乡俗与耳际鸣响的梵钟之声,可以窥见,词人心底对民族文化的兴废感触也是强烈的。
    与其词作的美感蕴藉有所不同,性德的诗作大多坦坦荡荡、直抒胸怀。《拟古四十首》是他的诗歌代表作,内心世界的种种想法,都在其中有所宣示。“煌煌古京洛,昭代盛文治”,是他对眼前时代政治清明的颂扬;“平生紫霞志,翻然向凌烟”,是他对个人有志于功名的坦言;“悠悠复悠悠,人生胡不乐”,是他对人生苦多的慨叹;“但受伏枥恩,何以异驽骀”,是他对怀才不遇的牢骚;“何如但饮酒,邈然怀古人”,又是他对归隐田间的憧憬……匆匆走过一生的性德,面临着多少困惑与折磨!
    性德是满族文学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有《原诗》、《渌水亭杂识》、《赋论》、《填词》等诗文,系统地体现他的诗论建树。首先,他特别强调诗歌创作中情的重要作用,指出:“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乐府,殊觉无谓。”(《渌水亭杂识》),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创作中个人风格的确立,曾旗帜鲜明地针砭当时盛行的写诗或宗唐或宗宋的弊病:
 
世道江河,动以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其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老之衣冠。向之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者,又成积习矣。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
                        ——《原诗》
 
性德并非一味地反对师承古典名家,而是提倡学习古人的优长之后要促进艺术个性的生成。他形象地提出:“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母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渌水亭杂识》,
    性德自己,就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典范体现者,他在创作中运用个人兼及两种民族文化的优势,着力塑造艺术个性,富有创造性地卓立于清初的中华文坛。
 
第四节 岳端、文昭等宗室诗人
 
    在清代前期的满族文坛上,宗室诗人爱新觉罗岳端,是与纳兰性德同时出现的另一位重要的代表性作家。
岳端(16711704),字兼山,号玉池生,别号红兰室主人、东风居士、长白十八郎。他出身于一个地位极高的王公家庭,祖父、父亲因战功卓著,曾分别受封饶余郡王和安亲王,父亲岳乐还在康熙皇帝亲政初期处于诸议政王的首席地位。岳端十五岁时,因父祖荫庇获封勤郡王。未久,由于高层统治者内的矛盾斗争,他的父亲在政治上失势,被外派塞北驻防,其后亡故。岳端也在21岁时被降爵为贝子。至29岁,连贝子也被革黜,成了闲散宗室,直到35岁病逝。岳端幼时受到过当时满洲贵族子弟所能受到的最良好的汉文化启蒙教育,15岁便能写出格律严整的诗歌。他向来不愿追求功名,家庭及个人的经历变故更使他远避官场,纵情于文学创作,常与贫寒不仕的汉族文人结饮唱和,养就了放任不羁的诗人性情。他的贝子衔是康熙皇帝亲自颁旨革去的,理由是他“(在官场)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大清实录》),这非但没使他有所收敛,反而让他更加择定了专注艺术的人生道路。“野处忘城市,狂夫今更狂;酒兵终日练,诗债一生偿!”(《春日园居怀表弟素庵昆季》)可谓一意孤行了。
 
才人自古多酒徒,独醒只有屈大夫。屈大夫,尔将胡为乎?不从渔父谏,甘受朝臣诬。我虽知此是寓言,终投湘江何其冤!湘江万丈波涛恶,中有鼋鼍蛟龙与鲸鳄。直将大夫身,横争肆吞嚼。君不见,今人造龙舟,喧腾鼓吹吊中流。犹为大夫沉角黍,水族依然争不休。吁嗟乎!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我劝大夫一杯酒,庶几醉乡还可游。
 
上面这首《竞渡曲》,是岳端对屈原含冤投江的议论,反映了诗人对人世间险恶丛生的厌恶。他给自己设计的沉眠醉乡的道路,已不止是无奈,也包藏了几分机敏与脱俗。清政权巩固后,满族统治阶层中间的倾轧日多。岳端的人生哲学,已与纳兰性德有所区别;这对后来许多遭际类似的宗室子弟选择近酒习文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明显影响。
    岳端诗作内容相当丰富。存世的《玉池生稿》,辑有作品550余首。他的艺术成就,为姜宸英、陶之典、顾贞观、蒋景祁等众多汉族名士推崇。在岳端并不太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风格经历了由清新俊逸向平实冲淡的变化,作品中不乏令人激赏的审美创造:
 
    秋风落日平沙晚,身倦马疲前路远。
    四野苍茫不见人,碧天如覆琉璃碗。
                 ——《途中口号》
 
    曾闻诗胆大如天,请看狂生画亦然。
    乱点葡萄十数个,只求神似不求圆。
                 ——《葡萄》
 
岳端的艺术造诣是多方面的。他在清代画坛上享有位置,于戏剧创作中也曾崭露才华。所创作的《扬州梦传奇》剧本,在其生前曾经上演,得到了当时剧坛上的两位创作大家孔尚任和洪的交口赞誉。
 
博尔都(16491708),字问亭,也是康熙年间活跃于京城文坛上的一位宗室诗人。他是岳端的堂兄,曾袭封辅国将军,因故削爵。他与岳端不仅身世相仿,而且志趣相投;同样将精力贯注于文学创作,并取得较高的成就。有《问亭诗集》12卷传世,作品有近体诗清新而歌行体诗雄放的特征。晚年创作的一首《宝刀行》,形象地展示了他的北方诗人气质以及胸中诸多感慨:
 
我有太乙鸣鸿刀,一函秋水青绫韬。流传突厥几千载,至今利堪吹毛。静夜擎来光照室,似有啾啾鬼神泣。洪炉淬就锦江波,良士磨用阴山石。当时跌荡少年场,宝装玉珥何辉煌。铜衔横拂秋霜色,金埒斜飞晓月光。岂意我今须发暮,虫网缘窗鸟巢树。抱病不闻车马声,结庐却在蓬蒿处。君不见,干将莫邪本巨观,龙光直射斗牛端。张华既往雷生老,飞去延津风雨寒。
 
    宗室诗人文昭(16801732),是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的入室弟子。康熙三十八年(1699)特命宗室应乡试,他因在后场用了《庄子》语句,遂被放居。文昭就此索性辞俸家居,扫轨谢客,学道作诗。他一生肆力为诗,有“雕虫深愧壮夫为,呕出心血也不辞”的自况,今有《紫幢轩诗》32卷流传。文昭诗作独辟蹊径,大量运用去雕琢少文饰的晓畅语言.刻画和记录市井间纯真古朴的风土人情。他的这类作品,与大多数满族人的审美习惯相投契,也为后世满族作家长期热衷于都市民俗题材创作的传统开了先河。例如,他笔下的《见城中少年》描绘了清初满族少年的异样风采:
 
    鹭翎缯笠半垂肩,小袖轻衫马上便。偏坐锦鞍调紫鹞,腰问斜插桦皮鞭。
 
    《八月》则借用俚语,以中间粗两头细的玩具戛戛,来形容秋日气候特征:
 
四时最好是八月,单夹绵衣可乱穿。晌午还热早晚冷,俗语唤作戛戛天。
 
即使是《校猎行》这类当时满族诗人常涉及的题目,经文昭写来,也烘托起来浓郁的风俗氛围:
 
 朔方健儿好驰骛,擒生日踏城南路。怒马当风势如飞,耳立蹄不肯驻。大箭强弓身手热,一时杀尽平原兔。穿心贯腋血纵横,锦鞍倒挂纷无数。君不见,独孤信,会猎归来日已暮,侧帽驰马人争慕。
 
    宗室诗人塞尔赫(15761747),字晓亭.是清前期满族文苑中的一员宿将。比较岳端、博尔都、文昭,他在仕途上要顺遂些,以奉国将军而官至仓场总督。他去世后,其诗集《晓亭诗抄》在文字狱中被涉及,乾隆皇帝曾以此谕戒八旗,可见他也是一位别有怀抱的诗人。塞尔赫诗格亦清新壮美,充盈北方诗人气韵。下面一首《马上口占》,就将北地秋景状写得可亲可感:
 
    苍崖白水驻残阳,夹道红云一径长。九月黄花山下路,熟梨风过马头香。
 
清代宗室诗人人数颇多,约占满族诗人总数三分之一。由高塞、岳端、博尔都、文昭、塞尔赫等人协力开辟的宗室诗坛,称得上清代满族文学发展中一支业绩斐然的生力军。
 
 
 
 
 
第二章 乾隆年间的满族文学
 
第一节 京城满族作家群
 
    乾隆年间,是满族古典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满族作家辈出,作品繁多,风格纷呈,不仅产生了像曹雪芹所著《红楼梦》那样的不朽之作,而且在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题材上,都出现了不少艺术珍品。
    作为一个民族在文学领域步入整体成熟的标志,乾隆年间在京城出现了一个显示规模的满族作家创作群体。其成员均出身于贵族或官宦世家,都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而且中间的多数人还分别有过由盛及衰、由尊转卑的家族史。相仿佛的人生体味和相投合的艺术嗜好,把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联络起来,从事彼此呼应的文学活动。他们中既有永忠、永■(此字上面是“奎”,下面是“心”)、书諴、敦敏、敦诚、墨香、弘晓、弘旿、永恩、永璥等宗室子弟,也包括曹雪芹、庆兰、明义、和邦额、成桂、幻翁、兆勋等非宗室人士。
永忠及敦敏、敦诚兄弟等的家世,都与曹雪芹的家世类似,经历过大的浮沉跌荡。永忠是康熙朝皇十四子允襁之孙,自允禵与雍正皇帝夺嫡失败,他家便一蹶不振;而敦敏、敦诚一家,也在其五世祖英亲王阿济格被顺治皇帝赐死之后长期处于潦倒境地。他们虽属宗室成员,却对最高统治者心怀警觉、离心离德。永忠曾以《大风雨》为题,描摹权力集团内部争斗的严酷,以及“天威”对自身的震慑:
 
楼角犹残照,云来夕景昏。才有风折树,旋作雨翻盆。魑魅应潜伏,蛟龙肆吐吞。天威严咫尺,危坐一诚存。
 
敦诚也在一首《病鹤》诗里,寄写一只病卧苔茵的瘦鹤,表露出自己身为“罪人”之后随时须防“秋来警”的敏感及“力薄摩霄空望云”的沉痛。
    以手中诗笔抨击时弊,是这个作家群内一些诗人的长处。曾经受封怡僖亲王又被削爵的弘晓,在他的《君马黄》中写道:“君马黄,我马白,马色虽参差,同君共大陌。论心投分应交人,如何交富不交贫?世情轻薄都如此,贫富移心复可耻!”对社会上世风轻薄乖张、贫富尊卑变幻莫测的现实做了深刻揭示。宗室诗人永■(此字上面是“奎”,下面是“心”)文风更加犀利:“呜乎大地为高丘,蚁穴纷纷争王侯……贤愚到头无复别,人生扰扰何时休!”(《狂歌行》)诗句抒发出对肮脏官场的强烈不满;“君不见伏波晚岁心犹壮,明珠犀玉遭谗谤?又小见淮阴一日大功成,狡兔未尽狗即烹?”(《醉歌行》)又痛斥了统治者薄情寡恩翻云覆雨的行径。在中国历代文学史上,揭露批判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有不少,但是,像有着清代皇族成员这样身份的诗人,以如此激越的口气控诉同宗当权者劣迹的作品,却并不多见。
这批失却建功立业机遇、深谙官场政治险恶的满族作家,纷纷选取逃炎避势,迫慕魏晋文人风骨,以佛道精神为寄托而又尽享多种文化情趣的生活方式。在他们交互唱和的大量作品中,都凸现了这一主题:
 
不假阳和力,孤生造物先。九天犹浑沌,一树已婵娟。节候每相左,冰霜竟失权。只因高欲绝,无意竞新年。
          ——书《早梅》
   
客来无貌更无文,真率相投气自薰。不善逢迎应恕我,但须谈笑总由君。公荣饮酒胸诚阔,阮籍看人眼太分。蕉鹿梦原同戏局,未来过去总浮云!
                ——敦敏《客来》
 
偃仰驱驰别有因,归真返璞是全身。不贪五米折腰米,免却九街扑面尘。赵女秦筝堪乐岁,青鞋布袜好寻春。平明钟鼓严寒际,不负香衾更几人?
                ——明义《和庆六似村韵》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候,与敦敏、墨香、明义等人都有交往,敦敏、敦诚还称得上是曹雪芹的知己。敦敏对曹雪芹的人格与创作评价极高:“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赠芹圃画石》)敦诚也在《寄怀曹雪芹(霑)》的诗中,鼓励曹氏“著书黄叶村”的活动。雪芹自家败落的经历,与这个作家群中许多人的家史很相像,《红楼梦》对封建末世贵族生活的描写,不仅是他个人家事的写照,也借助了诸多类似的满族家庭的素材。在他写作《红楼梦》时,满族文人们对小说的写作、欣赏乃至评沦,均形成风气。这个作家群中的和邦额和庆兰,都创作过短篇小说集。而弘晓甚至还撰文阐述了自己颇有进步意义的小说观:
 
尝思天下至理名言,本不外乎日用寻常之事。是以毛诗为大圣人所删定,而其中大半皆田夫野老妇人女子之什,初未尝以雕绘见长也。迨至晋,以清谈作俑,其后乃多艳曲纤词娱人耳目。浸以唐、宋,而小说兴;迨元,又以传奇争胜,去古渐远矣。然以耳目近习之事,寓劝善惩恶之心,安见小说、传奇之不犹愈于艳曲纤词乎?夫文人游戏之笔,最宜雅俗共赏。阳春白雪虽称高调,要之举国无随而和之者,求其拭目而观与倾耳而听,又乌可得哉!
    ——《〈平山冷燕〉书前题词》
 
在封建正统文坛向来蔑视“稗官野史”的情况下,弘晓对小说创作须切近生活真实、力求雅俗共赏的主张,不但反映了满族读者们的欣赏要求,也为《红楼梦》问世后引起社会性反响造了舆论。《红楼梦》脱稿后,弘晓在家里组织人力抄写书稿,推动作品传播;明义写出多达20首的《题〈红楼梦〉》诗,来鼓吹曹雪芹的创作。曹雪芹英年而逝,敦敏、敦诚痛吟挽诗以代哀旌;而在曹雪芹生前未能和他晤面的永忠,则在读到《红楼梦》后,写了极富感情共鸣和艺术见地的凭吊诗篇: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
 
第二节 文言短篇小说集——《夜谭随录》与《萤窗异草》
 
   乾隆年间,在汉族文坛上问世的文言小说集,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袁枚的《新齐谐》等作品;而在满族文学创作领域,也出现了和邦额的《夜谭随录》与庆兰的《萤窗异草》。
 
    和邦额(1736一?),字□(此字为“门”字中间加“尔”字)斋,号霁园主人、蛾术斋主人,隶属镶黄旗满洲。他的祖父曾历任凉州、福建、广东总兵,和邦额少年时期随祖父先后到过甘、陕、青、闽、粤等地。祖父去世后,他转到京城八旗官学读书。直到38岁才中举人,任过山西乐平(今昔阳)县令和钮祜禄氏副都统,身份始终不高。他阅历丰富,学养有成,居京期间又与永忠、墨香等过从密切,参与了满族作家群的诗酒交流活动,都对他的文学创作构成了良好的条件。据记载,他不仅创作了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还撰有《蛾术斋诗稿》和戏剧作品《一江风传奇》。
    《夜谭随录》共4卷、141篇作品,约计16万字,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刊刻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作者在“自序”中称该书为“志怪之书”,并说:“予今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朋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谈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说明这部小说集是在他多年游历耳闻基础上写就的。
    《夜谭随录》中的作品,传奇体与笔记体参半。作者以粗犷洗练的文笔,在“志怪”的名义下,大量记录展示京城及西北地方民情风俗的故事,其中虽杂有若干宣扬神鬼迷妄之作。但也有许多颇具现实意义的好作品。倒如《米芗老》写出了康熙年间乱兵扰民掠去妇女卖为人妻的现实,刻画了下层群众彼此体贴照应的心地品行;《崔秀才》将人际间情薄如纸的冷酷与一只义狐的热诚相比照,发出世上美德难觅的慨叹;《猫怪》(三则之一)借贪官家中猫之口,历数其主人为官20年间比比劣迹,斥其“实人中妖孽”。而《陆水部》一篇,更以雍正年间有名的“陆生楠史论案”的“主犯”为作品主人公,对陆生楠的遭遇寄以同情,显示作者身为满族作家的正义精神及过人胆魄。
    《夜谭随录》中表现满族八旗官兵生活的,有《某马甲》、《伊五》、《谭九》、《红姑娘》、《塔校》、《永护军》、《多前锋》等多篇。乾隆年间,“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峻,下层旗人多苦熬于贫困境地。和邦额对此十分关注。在作品中屡屡描绘他们“破壁通邻”、“贫不能活”的情状,抒发了真挚的同情。这类作品为后世探讨清代八旗制度得失成败提供了形象的材料,也以其对民族题材把握得及时和真切,而在满族文学史册上特别引人注目。
    《夜谭随录》因“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而受到过鲁迅的关注。《怪风》、《蜃气》等,是其中描画朔方奇景异风的代表作;而《三官保》、《护军女》等,则生动准确地勾勒了京城市井生活场面,可说是领北京满人小说“京味儿”传统之先的作品。《三官保》中这样描写了两个旗人相互斗嘴的情形:
 
    佟大言曰:“汝既称好汉,敢于明日清晨,在地坛后见我否?”保以手拊膺,双足并踊,自指其鼻日:“我三官保,岂畏人者?无论何处,倘不如期往,永不为人于北京城矣!”
 
虽然《夜谭随录》属于文言小说,这里所摹拟的京腔京调,却活脱毕现。满族作家在本民族早期写北京故事的小说中,就如此注重推敲和传递口语的神韵,于此处足见。
 
    庆兰(1736?-l788?),字似村,章佳氏,镶红旗满洲人。清代的大学士尹泰和尹继善,分别是他的祖父和父亲;其兄弟也皆是当时的朝中显宦。而庆兰无意于仕途,在取得了“殿试秀才”之名后,竟终生安为布衣。自幼受父亲的影响,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致长期不移,以至有“自笑未能除结习,身人争处是诗名”的自我剖白。他的祖、父曾在东北、西南、江南及京城任职,于是,庆兰有幸遍游国内各地.眼界极为开阔。在京城,他与明义等满族作家群的成员交谊很厚;在南京,又与袁枚等汉族名士多所交往。庆兰曾撰有《小有山房诗抄》和《绚春园诗抄》,并享有画名,而其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则体现在以“长白浩歌子”为笔名完成的文言小说集《萤窗异草》上面。
    《萤窗异草》共3编12卷,收入小说作品138篇(包括一篇后羼入的赝作),约计25万字。与和邦额之《夜谭随录》相比,《萤窗异草》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表达思想的深度上都稍嫌逊色,然而,从艺术水准上评价,后者却较前者胜出一筹。
    《斗蟋蟀》、《虢国夫人》、《黄灏》、《女南柯》等为数不多的篇什,是《萤窗异草》中借古喻今、针砭时政的作品,其中对诸如奸人误国、无耻之徒得道等现象的暴露,体现了作家鄙薄官场恶行的人生态度。
    描写青年人爱情生活的作品,在《萤窗异草》里占有较大的比例。《拾翠》、《银针》、《镜儿》、《杨秋娥》等,都表达了作者对男女自由相恋的赞许,体现出作品问世的那个时代里,在婚姻领域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意识已日渐活跃的现实。又如《宜织》、《住住》、《桃叶仙》、《梁少悔》、《秦吉了》等,分别描写了人与狐女相恋或者男女相恋得到小动物帮助的故事,题材选取与《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作品相似,情节发展却比《聊斋志异》中作品要深入些。
庆兰创作《萤窗异草》,很注意对作品结构与气氛的营造。《瓢下贼》写一个强盗持刀入户非为,女主人与其斗智斗勇并取胜,胜则酿骄,终又惨死于贼手的故事,情节发展紧张曲折,变幻难测,其中哲理又耐人寻味;《折狱》是一篇生动的侦探小说,讲的是年轻县令在多谋的老父亲协助下,力排众议查清人命案的故事,情节敷陈张驰有度,引入入胜,结尾写到年轻有为的县令突然辞官告归,更让读者在意外处生出感叹。小说集中诸如《青眉》、《消魂狱》等作品,或以倒叙方法结构故事,或在情节主干近旁衍生辅枝,都收到了使作品层次更其丰满的效果;至于《潇湘公主》一篇,更是采用了以两位主人公对话为主脉而多次穿插回叙故事的体式,据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这种包孕数端次第道来的谋篇技法,还是首次出现。另外,《销魂狱》、《仙涛》、《田一桂》等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大量而细腻的描绘,在中国当时的小说创作中,也属罕见。

 
 
 
 
第三章 嘉庆、道光年间的满族文学
 
第一节 诗人铁保、英和、奕绘
 
    嘉庆、道光年间的满族文学,享乾隆年间鼎盛发展的余波,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诗歌创作方面,铁保、英和与奕绘,可以推为其中的佼佼者。
    铁保(1752-1824),字治亭,一字铁卿,旧谱为觉罗氏,后改栋鄂氏,正黄旗满洲人。乾隆年间考取进士,做过吏部尚书、山东巡抚和两江总督。嘉庆年间两度遭到革职,分别被遣戍新疆和吉林,后半生经历较坎坷。铁保极富文才,曾任《八旗通志》总裁,并纂辑了汇收八旗诗歌的《白山诗介》(共十卷,收诗人一百四十余家,选诗近八百首)和《熙朝雅颂集》(共一百三十四卷,收诗人五百八十五家,选诗七千七百四十三首),为保留满族文学遗产付出了心力。其个人的艺术造诣也很深厚,工诗词,撰有《惟清斋全集》(内有《梅庵诗抄》五卷、《玉门诗抄》二卷);又精书法,与成亲王永瑆以及汉族人翁方纲、刘镛并称清代书法四大家。
    铁保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民族诗人,创作中善于表露雄健的精神气质,刻画民族生活场面的作品尤其生机勃发:
  
雕弓白马陇头春,小队将军出猎频。猿臂一声飞霹雳,平原争羡射雕人。
 
高原苜蓿饱骅骝,风起龙堆塞草秋。陌上健儿同牧马,一声齐唱《大刀头》。
                               ——《塞上曲》(四首选二)
 
即便是身处逆境,谪戍塞外,铁保也每有放达之作,表明了不向命运让步的人生品位:
 
万里岩疆事远游,玉门关外此淹留。塞山不及征夫健,才见秋风已白头。
                              ——《出关作》
 
    在谪戍西域的过程中,铁保还以传神的诗笔,描绘和记录了许多当地各民族的风土民情。“当筵醉舞号妫娜,对对红妆耀新饰,低昂应节态婆娑,翩若惊鸿曳双翼。”(《妫娜曲》)传递出维吾尔民间歌舞的美妙情韵;“三百六十日如驶,以月占岁岁云始,闺中礼拜心最诚,拜罢升斋啜甘旨。”(《见新月》)再现了穆斯林群众欢渡回历新年的礼俗。诗人以满族人常有的文化包容性格,对新疆民族绚丽的传统文化表示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亲近。
 
    英和(1771-1840),字树琴,号煦斋,又号粤溪生,索绰洛氏,正白旗满洲人。乾隆末年进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任刑部、吏部、户部尚书及协办大学士,是续纂《四库全书》总裁和重修《明鉴》总裁。他是一位有志革新朝政的政治家,却先后八次被黜;晚年因主张节葬致使监修的帝陵浸水,与其二子同被革职,发往卜魁(今齐齐哈尔)充苦差。其后两年归京,老病至去世。有《恩福堂诗抄》、《赓扬集》、《恩福堂笔记》等著作传世。其后半生的诗作,社会视野开阔.题材丰富,思想和艺术价值也比较高。
    英和诗集内常见到忧思天下、关注民寞的作品,从一首《瞻云》,能体现出他的可贵品德:“晴雨多关怀,日日看云色。或轻若挚擎,或浓如翻墨,我田能几区?所望丰邦域。凭栏心遥驰,向云目屡拭。”在屡逢挫折之际。他也用诗来抒发一位进步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卷地风来竟日频,阴寒不似艳阳春。惊沙一任漫天舞,难掩山容面目真。”(《经香界寺山下》)宦海浮沉数载,英和对官场政治的虚伪欺世了如指掌,《石狮子谣》这首政治寓意明朗的诗作,道出任何吓人的假象终将要被识破的社会哲理:
 
    瞥眼遥见一神竦,茸茸斑毛将摇动。守犬频惊吠篱隙,草蛇欲避趋墙孔。梯山航海来何方?或从乌弋过白狼?谛视乃是新堆石,居然威猛新披猖。相质寻材遍溪涧,以绳缚木登云栈。舆数千斤积累成,当局谁能别真幻?万物有真便有假,假者恒多真者寡。但知渊下鱼化龙,岂少人间鹿为马!麒麟不见角端无,只此狻猊立屋隅。一时雄踞眩人目,会使儿童捋尔须!
 
    英和被放逐在东北高寒地带时,已近七旬,他高唱着“病躯虽惫心未惫,鞭镫今尚能亲操”(《风中行》)的志气歌,再次投入对民间生产、生活事相的悉心考察。《叶赫站》、《打牲乌拉》、《观牧》等作品,勾画了满、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的经济运作场面;《识俗(四首)》等则对当地古风犹盛的原始信仰习俗做了生动记载;而《龙沙物产十六咏》等,还对那里的诸如鳇鱼、水貂、海东青、堪达罕、乌拉草、木耳、蘑菇、烟草等土特产品分别予以真切的描述。这些诗歌,不仅反映了英和毕生心系民间的思想倾向,也为满族古典诗歌创作别开生面。
 
    奕绘(1799-1838),字子章,号幻园居士、太素道人。爱新觉罗氏,乾隆皇帝弘历曾孙。袭封贝勒爵位,曾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并管理两翼宗学及观象台事务。奕绘是清宗室内才学过人之上,精通满、汉文及算学,学过拉丁文,擅长诗词、书法创作,著作有《子章子》、《集陶集》、《妙莲集》、《写春精舍词》、《明善堂集》等。还与王引之合编过《康熙字典考证》。
    奕绘生活于嘉庆末年至道光中期。当时,清代社会已经步入下坡,西方国家的文化、经济、军事渗透日趋明显,而国内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也较前有加。奕绘虽贵为贝勒,却难能可贵地对许多社会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上层社会的不满和对下层百姓的同情,是其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思想倾向之一。在一阕[江神子](《听梨园太监陈进朝弹琴》)中,写有“老奴空抱爱君心,借长吟,献规箴,弹《鹿鸣》、《鱼丽》戒荒淫”的词句,坦率表白了对最高统治者的警示;在《砖头富》、《两富翁》等诗作里,对剥削制度下拜金主义腐蚀人性及富豪人家毁于荒嬉的真实情景做了无情揭露,并深沉地唱出自己的心声:“弓矢与农工,可以保家身。文章与道德,可以活万民。金银与田宅,可以殃子孙。我今既多男,后时子必繁。若非读书材,但当习苦辛。慎勿恃封荫,熟玩富翁篇。”而一首《挖煤叹》则抒发了对劳动者凄苦命运的悲悯,也披露出对被奴役者精神蒙昧的关注:
 
山坳一簇人耶鬼?头上荧荧灯焰紫。木鞍压背绳系腰,俯身出入人相尾。穴门逼狭中能容,青灰石炭生其中。盘旋蚁穴人如虫。移时驼背负煤出,漆身椒眼头蓬松。我立穴上看,深怜此辈苦。因令僮仆前,转责煤窑主:“汝坐享其利,视彼陷网罟。人无恻隐心,何以为人父!窑主依我言,按分青钱数。数付挖煤人,令彼去息午。挖煤人得钱,足蹈而手舞。饥不市糕馍,劳不息茂树。且去向村头,酒肉充馋肚。腹果有余钱,聚伴群相赌。移时钱尽心如灰,又向窑中去挖煤。
 
    奕绘诗歌中尚有一些真诚地歌颂人民的作品。例如《牧羊儿》赞美了小牧童精湛的放牧真本领,借以嘲讽了功名场上遍布的虚枉,阐释了“功名何足矜,草野多婴、哙”的真理;又如《棒儿李》,讲述了一位南京街头的汉族艺人,帮助素不相识的满族落难兄弟,远涉千山万水返回东北故乡,而自己却钱财耗尽流落异地的故事,客观地反映了汉、满两族贫苦百姓间的情谊,诗的结尾,作者怒斥上流社会“翻云覆雨诸君子”,认为他们远不及街头艺人“棒儿李”的情操高尚。
    奕绘反感于贵族子弟的骄奢淫逸,更对由此带来的清王朝整体衰败倾注忧患,这是他的见地高出一般贵族的地方。有[临江仙](《书所见》)写道:
 
    风流公子无拘束,游春十乘香车。
    车中颜色尽如花。
    连翩从骑,大马锦泥遮。
    传闻前任夔州府,子孙年少豪奢。
    生民膏血换吴娃。
    黄金易散,白日易西斜。
 
    奕绘认为,要防止子孙后人“忘本”,必须教之以民族的优秀文化,他曾以《诗》、《射》、《清语》、《算法》为题,作过四首“示儿辈”诗作,强调勤奋继承家学传统的重要性。同时,奕绘又不是一个墨守文化陈规的人,在《千里镜》、《寒暑表》、《自鸣钟》、《登现象台》等作品中,对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大加赞赏,提出“拘人守成说,至论岂终湮”,表示了应当积极学习外国文明成果的意见。
 
第二节 散文和文论著作
 
《啸亭杂录》和《鸿雪因缘图记》,是嘉庆、道光年间满族散文创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品。
    文学色彩浓烈的笔记体著作《啸亭杂录》,收录着道光初年之前有关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人物、习俗各方面的多种描述,流传下来的书稿,计约七百余篇、三十余万字。作者昭槤 (1776-1829),号汲修主人,出身于清宗室,30岁时曾袭封礼亲王,10年后遭革爵圈禁,获释后再未得志。《啸亭杂录》直面历史、较少回避的写作态度,反映了受过打击的作者对待社会的冷峻与客观。
    该书对清代及满族的历史与掌故记载得丰富而且生动,在史学与文学双方面均有独特的价值。触及社会矛盾及弊端的作品在其中为数较多,《岳威信始末》、《权贵之淫虐》、《湖北谣》、《三姓门生》等篇目。相当尖锐地刻画了令人不平的种种现实;以亲历的形式写出的《癸酉之变》洋洋8000言,讲述了嘉庆十八年白莲教义军闯入皇城直逼大内的全过程,作者立场虽偏倚在当局,文中却分明透露出清王朝已岌岌见危的政治讯息。展示满族典章制度、文化建构、风习信仰的内容,散见于《八旗制度》、《本朝祧庙之制》、《翻书房》、《八旗官学》、《满洲婚嫁礼仪》、《堂子》、《满洲跳神仪》等篇目内,多用笔洗练而准确。
    对前代宗室人士的艺术成就及其人品,作者十分推许,描绘具体,又情透其间:
 
……仙将军永忠为恂勤郡王嫡孙,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所不顾也。樗仙将军书,郑献王六世孙,性慷慨,不欲婴世俗情,年四十即托疾去官,自比钱若水之流。邸有余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搏从事,以为习劳。晚年慕养生术,每日进食十数,稍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可谅其品矣。先叔嵩山将军讳永□(此字上为“奎”,下为“心”),诗宗盛唐,字摹荣禄。晚年独居一室,人迹罕至,诗篇不复检阅,故多遗佚。
 
    而面对自己身边不少宗室子弟好逸恶劳终酿劣习的情景,作者予以不留情面的鞭挞:“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贫窭,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盖宗室习俗倨傲,不惟汉士大夫不肯亲昵,即满洲贵戚稍知贵重者,亦不肯甘为之下。惟市井小人,日加谄媚,奉为事主,宗室乐与之狎。一朝失足,遽难回步。”(《宗室积习》)昭裢在世时已届鸦片战争前夜,他的这番忧思感慨,对精神下滑每况愈下的封建贵族们来说,已经是无裨于事了。
    《鸿雪因缘图记》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散文集。作者麟庆(1791-1846),字伯余,号见亭,出身于镶黄旗满洲望族完颜氏,其祖上曾出现过几位著名的武将文臣,他承继了文学与绘画方面的家教,出仕后宦迹半天下,做过江南河道总督兼兵部侍郎。《鸿雪因缘图记》以作者生平足迹所至或经历所及设题,共辟写80篇散文,并由画师们为每篇散文配绘一幅图画,辑成这部文图并茂的作品集。
麟庆秉天然的文风,对祖国各地美好的山川景物一一状写,读来令人如临其境,心驰神随。例如《铁塔远眺》篇记叙了逐层攀登开封城宋代铁塔时的所见:
 
寻径至塔院,仰视十三层,层各一门,其十一层有树倒垂,蔚然苍古。乃开塔门,燃炬入,则见塔心中实,蹬道盘旋,悉以铁琉璃瓦为之,规制与他塔异。爰振衣而上。登三层,近指贡院,号舍翼张,堂轩鳞次;五层,见城内公署市闹,人烟繁庶;七层,见城外平野,菜畦谷陇相间,有堤横亘西北,宛宛相属;九层,遥望黄河如带,近俯雁字进退离合,若相与、若相背,余神凝其间,几忘其事;登十二层,天为之宽,地为之辟,目力所及,直接青霭;十三层有铁佛据门,不可登,乃循级而下。至院回视,夕阳在山,落霞森射,琉璃辉映,黝色变金。俄而西山化碧,又闪为紫。
 
所记全是身心直感,了无一笔主观议论,而文意笔趣,不仅倾泄于对外部景色的迷醉,也同样升华在对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哲理的体验,使美潜移默化于读者心底。
    麟庆的散文,还体现了作者的满族心理意识,譬如《五福祭神》等篇,对于满人家庭祭祀祖先的礼俗活动做了详尽的描绘,文中充满了庄重的气氛。
作者在人生后期遇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其散文集中的少量作品与这一历史过程有关。《英勇请缨》记录了爱国将领两江总督裕谦英勇捐躯的感人事迹;而《苇营合操》则在客观上体现出包括作者在内的大多数清朝官员面对强敌入寇的颟顸可悲之状。
 
    嘉庆、道光年间在文艺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满族文人,是铁保和裕瑞。
    这一时期,中原文坛上确立的诗歌理论大家,包括首创“格调说”的沈德潜、鼓吹“肌理说”的翁方纲和阐发“性灵说”的袁枚等。铁保作为满族文学家。并不盲从成理,他对沈、翁诗论的拟古主义倾向不以为然,指出:“于千百古大家林立之后,欲求一二语翻陈出新,则惟有因天地自然之运,随时随地语语记实,以造化之奇变,滋文章之波澜,话不雷同,愈真愈妙。我不袭古人之貌,古人亦不能囿我之灵。言诗于今日,舍此别无良法矣。”(《续刻梅庵诗抄自序》)铁保主张写诗只有抒发自己的“性情”,才能获得成功。他强调“性情”,与袁枚强调“性灵”,既在指出文学创作须突出个性气质方面有共通之处,也有分歧之点。“性灵说”专注于诗趣的灵动,有时难免蹈入虚飘;而铁保的认识,则比较地切中生活乃创作之源的艺术规律:
 
 余曾论诗贵气体深厚,气体不厚虽极力雕琢于诗无当也。又谓诗贵说实话,古来诗人不下数百家,诗不下数万首,一作虚语敷衍,必落前人窠臼;欲不雷同,直道其实而已。盖天地变化不测,随时随境各出新意,所过之境界不同,则所陈之理趣各异。果能直书所见,则以造化之布置,为吾诗之波澜。时不同,境不同,人亦不同,虽有千万古人不能笼罩我矣!
          ——《梅庵自编年谱》
 
    裕瑞(1771-1838),字思元,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他出身于清宗室,曾受封辅国公,任过副都统和护军统领等职,后因事屡遭黜办。他知识渊博,诗画兼精,著有《思元斋全集》,并以外国科技方法绘制过西洋地球图,还用唐古特文字译校了佛经。
    在文学理论方面,裕瑞撰写了《文采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有所延伸,认为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关联中,可分为质、文、采三个层面,文是质之宾,“文之有采又是宾中宾也”,“采因文而斯彰,而文无采不华”,从而要求华美的辞采应融汇在文学的自身形式之中。
    《枣窗闲笔》,是裕瑞留给后世的一部文学评论著作,书中收进八篇文章,其中7篇是评论小说《红楼梦》各种续书的。外一篇是评论小说《镜花缘》的。这部著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关于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宝贵资料,也反映出作者在《红楼梦》流行初期种种续书纷至情况下的清醒头脑。《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一文,通过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诸多情节设置与艺术表达方式的比较,坚持认定:“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补者无疑。”程伟元托称后四十回是从坊间无意中获得曹雪芹真本的说法,不过是“故意捏造以欺人者”。裕瑞评价小说作品,特别擅长对作者创作思想高下的剖析,并以此为本,将《红楼梦》原著与其后的几部“续貂”之作做出鲜明比照,表示:“殊不知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浇己块垒,泛泛之言,必不恳切逼真,如其书者。”(《〈后红楼梦〉书后》)同时,裕瑞还对曹雪芹远远高出续书作者们的语言造诣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市井俚俗语言“一经雪芹取择,所收纳者,烹炼点化,便成雅韵,究其手笔俊耳。”(《〈红楼复梦〉书后》,可以看出,《枣窗闲笔》这部“红学”史上独有的对《红楼梦》各种续书的批评专著,体现了清代满族的文学评论家对于小说创作内在规律的确切把握程度。
 

 
 
第四章 近代满族文学
 
第一节 近代爱国进步文学主潮中的满族作家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中的爱国、进步文学主潮。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不仅威胁到清王朝政权,而且危及国家的独立和各族人民的生存,这激起了各族人民,包括满族人士的愤怒和爱国情绪的高涨,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形成和民族认同。同时,本已衰朽的时政更趋凋敝不堪,也引起满族中有识之士的不满和忧虑,加剧了满族知识阶层精神走势的明显分化。于是,清代后期的满族作家文学不仅承袭和推进了清代前期与中期的创作态势,继续产生了一些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而且出现了一批切近社会现实、表达爱国恤民忧患意识、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的文学作品。这类创作在满族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开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并且成为中国近代爱国进步文学主潮的组成部分。
    在创作中显示出切近现实、爱国忧民文学风尚的近代满族作家,为数不少。庆康、宝廷、汪笑侬、英华等,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庆康(1834?),字建侯,舒舒觉罗氏,镶红旗满洲人。咸丰间举人,曾做过永平同知、朝阳和丰宁知县、热河道台之类的中下级官吏。有《墨花香馆诗存》八卷传世,其中反映民间苦难,鞭挞官场黑暗和抒发爱国主义情感的诗篇占有较大比重。在《夏苦旱》、《悲荒歉》、《水灾叹》等作品中,他对连年灾荒造成的“鸠形鹄面满城市”、“内肉相食析骸炊”的凄惨场景作了真切地记录,表达了极大的同情;《观猎归途见狼戏作长歌》中,把人间诸多的凶残狡狯之徒比拟为自然界的兽类,宣泄出对不公正的社会满腔愤慨:“……共谓狐狸已无窟,岂知当道有豺狼。贪饕黠诈尔如此,挞伐不及堪悲伤。”对于当时西方列强以鸦片烟荼毒中华的罪恶,他更是怒火填膺,在长诗《鸦片烟行》中,痛陈吸毒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种种可怕后果,向同胞们发出异常强烈的警号:“鸦片烟,何来种?误尽苍生谁作俑!一经堕落少回头,丧败死亡不旋踵。……大干世界起腥风,爝火蛮烟处处同。受痛不分男和女,朝朝酣卧毒云中。西洋用此毒中华,中华好奇实堪嗟!”在清政府对外侮战和不定的关头,庆康始终坚持主战。《庚辰正月闻廷议使俄大臣罪名口占二绝》、《光绪甲申感事二十韵》、《绝法夷》等诗歌,都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他在捍卫国家主权方面毫不动摇的爱国立场。庆康这些寄托个人政治情愫的诗作通俗流畅,可以见出清代满族文人诗的传统风格。
    宝廷(18401890),字竹坡,号偶斋,爱新觉罗氏。是清初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八世孙,隶镶蓝旗满洲。少年时因祖宅遭焚,家道中衰,乃发愤攻读。22岁中举,26岁成进士,累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在朝为官以直谏闻名,主张除弊、御外,与张之洞、张佩纶等被时人目为“清流党”。光绪八年(1822)主持福建乡试,途中纳船女为妾,回京后上书自劾罢官,晚境凄苦。宝廷著有《偶斋诗草》、《长白先生奏议》等诗文集。其诗歌题材多样,风格晓白锐健,直抒襟怀,颇多富有社会价值之作。入仕前所作《补履》诗,借亲手修补敝履抒发补天救弊的抱负:“履兮!履兮!吾补汝未识,汝可知吾苦。此生事事不周全,茫茫宇宙谁肯补?”为官时亦能关注民生,写过《质女行》、《肩担儿》《中州女》等反映灾年民瘼的作品。面对内政多艰、外寇频仍的时局,在《经三叉河口有感》、《题焦山文文山墨迹》、《表忠观题壁》、《五人墓》等诗中,抒发了爱国情怀。晚年贫居,宝廷对社会底层人民的遭遇以及社会潜在的危机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创作了《无火叹》、《无衾叹》、《冬日叹》、《雨夜书怀》等由一己之危推言天下忧患的作品,摹写出“一家同冻馁,六合尚疮痍”的堪虞景况。短诗《糖胡卢》,看似信手拈来,却形象地表达了这位“天潢子孙”对封建末世的独特认识:“胡卢穿累累,咀嚼蜜满口。外视尽光华,中心隐枯朽。”其纪游诗和遣情诗也很见功力。文学史论家汪辟疆曾指出:“语近代旗籍诗人,偶斋高踞一席无愧也。”
    和庆康、宝廷创作倾向相近的,还有文冲、遐龄、廷琳、宗韶、毓俊、志润、寿富等。与爱国英雄林则徐、邓廷祯友谊甚笃的文冲,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痛心疾首,他的《和邓筠先生七夕感作兼呈少穆尚书》诗,既为林、邓二人被诬遣戍的遭遇鸣不平,更对此后祖国海防失固忧思仲仲:“花砖几度拜彤墀,回首华胥梦境移。此日忧心看牛女,东南谁与靖天池?”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由渤海湾登陆直攻北京,清军曾在西八里桥奋力抵抗,终战败,宗室诗人遐龄在《通州道中感作》诗中,以深切哀思凭吊了为祖国捐躯的烈士忠魂:“可叹劫火余,斯役几人免。忠魂不可招,烈士行当勉。我来独唏嘘,临风泪空泫。”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咸丰皇帝率后宫及群臣逃往热河,酿成强盗们肆意掠夺焚烧圆明园这一文明史上的大惨剧,廷琳所写《西郊》诗,把谴责的芒刺指向临战脱走的君臣:“虎节龙旗不复还,白云犹恋昔时山。钟声隐约平桥外,人影萧条春树间。断壁颓垣新瓦砾,古碑荒草旧溪湾。可怜拜赓歌地,只有伤心月一弯。”这一时期,各级官府的腐败与大众的贫困同时加剧。一心追随杜甫诗风的宗韶,以其诗笔多次录下“良田芜没满荆棘”(《六月初三日作》)、“百姓腹饥兵腹饱”(《行路难》)的社会现状,表示了“吾恐一朝混沌破,金银楼阁皆欹倾”的政治预感。毓俊也就此而创作了《贫妇词》、《霸州大水行》、《凿冰曲》、《劝赈歌》、《老农歌》等多篇诗作,为世间随处可见的贫富极度分化现象大放不平之声。文冲一首题为《过扁鹊墓》的绝句,正体现出这些满族诗人共有的沉重心情:“立马山头读旧碑,活人有术少人知。苍山此日无多病,两字‘饥寒’欲问医。”曾与宝廷、宗韶、遐龄等人结成“探俪诗社”的诗人志润,更加注重揭露腐朽封建政权对知识与人才的践踏,所作《放言》、《辕驹叹》等诗歌,充满批判意识。宗室诗人寿富,曾和康有为等一道组织“知耻学会”并参与变法活动,他的诗作《送赞臣之山东》,针对“妖气山岳高,世道江河流,人类闪风烛,王室实缀旒”的社会状况,祷祝维新事业早日有成:“愿徼在天福,速生圣贤俦。起佐我圣皇,布政宣鸿猷。”尽管这些诗人的创作仍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们在当时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良知与企盼国家走出危机的愿望,还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20世纪初,梁启超等发起“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在这场资产阶级文学界革命运动中,满族剧作家汪笑侬、报刊作家英华,为中国文学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汪笑侬(18581918),名,号仰天,原用满名德克金,艺名笑侬。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聪颖好学,21岁中举人。父亲曾为他捐得一个河南太康知县,到任未久即因开罪于当地豪门而被革职。此后,他再不恋仕途,专注于自己酷爱的京剧艺术,经多年磨砺,成了享誉艺坛的剧作家和老生表演艺术家。他在政治上曾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影响,致力于改革戏剧艺术,并藉此宣传爱国思想和进步主张。他先后创作了许多出借古讽今、具有鲜明思想倾向的剧作:《骂王朗》、《骂安禄山》、《骂毛延寿》等表达了对腐败昏聩的封建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喜封侯》、《将相和》等则体现了对开明政治的憧憬。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谭嗣同赴刑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极为敬佩,发出“他自仰天长笑,我却长歌当哭”的慨叹,随即编写上演了四场京剧《党人碑》,借鞭挞蔡京、高俅、童贯之流的劣迹来控诉镇压变法维新的顽固势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庚子条约,更使汪笑侬悲愤欲绝,他创作并演出了六场京剧《哭祖庙》,以三国时期刘禅投降后其子刘谌杀妻斩子又殉国的故事作对比,抨击当权者的卖国行径。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复辟,他又将昆曲原作改编上演京剧《博浪锥》,借剧中张良之口唱出:“我想把专制君一脚踢倒,我想把秦嬴政万剐千刀,我想把好乾坤重新构造,我想把秦苛政一律勾消。本是我祖国仇理应当报,恨不能学专诸刺杀王僚!”汪笑侬对以戏剧来感化民众、刷新时政,矢志不移,曾吟诗自勉:“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化身千万傥如愿,一处歌台一老汪。”(《自题画像》二首之一)他的剧作,曾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哭祖庙》中一句台词“国破家亡,死了干净”,一时竟成了观众们议论时局的口头禅。《耕尘会剧话》中形容汪笑侬的演出说:“檀板一声,凄凉幽郁;茫茫大干,几无托足之地。出愁暗恨,触绪纷来,低徊咽呜,慷慨淋漓,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和盘托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笑侬殆以歌场为痛苦之地也!”后来,汪笑侬的思想由爱国救亡、拥护改良而进一步赞同民主革命,他在写于20世纪之初的诗作中,曾为民主大潮在国土上的涌动而倍受鼓舞:“廿纪政权到处伸,上天非不与黄民。自由若背服从义,数遍中原尽主人!”(《题和平救国不二策》)
 
    英华(18671926),字敛之,号安蹇,赫奢礼氏,正红旗满洲人。他是清末民初文化界的知名学者和作家,曾经主张君主立宪,进而赞同民主共和。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心系国事,写出了许多痛陈心境的诗作,表达对祖国衰败外侮频加的忿然之情:“英雄热泪痛沾裳,慷慨徒余侠义肠。弱昧凭凌一至此,长城拊髀忆康梁。”(《绝句一首》)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了旨在开启民智、鼓吹新学思潮的《大公报》,发表了《王照案之慨言》、《论出洋考求政治要在得人》、《说官》等多种杂文和政论文,抗议专制,阐发新见,倡导自由平等思想。他是倡导白话文的先躯者之一,所著《敝帚千金》集,收入文章全是白话文,为文学通俗化运动提供了典范。1912年他又创办了辅仁社,后改为辅仁大学,为在中国推行现代教育做出了特殊贡献。英华的著述甚丰,尚有《也是集》、《也是集续编》、《安蹇斋丛残稿》、《劝学罪言》、《万松野人言善录》、《蹇斋剩墨》、《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等传世。
 
第二节 太清及其他满族词人
 
清代初期满族人刚刚学会用汉文创作时,除纳兰性德、岳端、曹寅等几位作家可以为词,且纳兰性德尚以词名世之外,多数人还未能涉足词坛。这与填词较吟诗难度更大有关。至清代中叶,满人填词者渐多,永忠、明义、庆兰、铁保、那彦成、斌良等人作品集中,都有一些笔力不俗的长短句。而到了清后期,满族词作已与诗作比肩,写作者众,艺术水准也普遍提升。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满族词人,则是一位女性,即太清。
 
   太清(17991877),以往论著多称顾太清,或称西林春、顾春。她是镶蓝旗满洲人,名春,字梅仙,号太清,西林觉罗氏。因系乾隆年间“胡中藻文字狱”要犯鄂昌的孙女,在嫁作贝勒奕绘侧室时,向宗人府托报顾姓,故世称顾太清。太清在创作时,常自署太清春,晚年则自署太清老人椿。
    她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其前期创作活动多是和丈夫奕绘相与共进行的,约有20年。奕绘1838年去世,此后太清创作进入后期,约有40年。
太清家庭因祖父获罪,曾长期住在北京西郊。她17岁前,承家学而受过良好教育。后因家境不济,凭借与奕绘府上有远亲关系而入府谋事,以其才华为奕绘钟情。历经波折,太清被娶入奕绘家,虽为侧室,二人感情生活却很美满,以至奕绘在嫡福晋亡故后未再娶。奕绘与太清艺术志好相契,常常一起吟诗、填词、题画、郊游,他们各自别集中都有许多反映这段生活的作品。奕绘的先逝,使太清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蒙受重创,她被迫“奉堂上命”,携二子二女“移居邸外,无所处,卖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七言诗》诗题),勉强度日。其间太清艰辛遍尝,几不欲生,20年后,太清之子袭得镇国公爵位,她才重回府邸。晚年其子又遭削爵,她再度陷入凄苦境地,直至辞世。满族女词人一生不平坦的经历,为其创作注入了非常的气质与韵味。
太清作品传世的,有词集《东海渔歌》和诗集《天游阁集》。她的诗作稍嫌平泛,而词作却显示了高超的造诣:
 
杨柳风斜,黄昏人静,睡稳栖鸦。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 红楼不闭窗纱,被一楼、春痕暗遮。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早春怨]《春夜》
 
兀对残灯读,听窗前、萧萧一片,寒声敲竹。坐到夜深风更紧,壁暗灯花如菽。觉翠袖衣单生粟。自起钩帘看夜色,压梅梢,万点临流玉。飞霰急,响高屋。  乱云堆絮迷空谷。入苍茫,冰花冷蕊,不分林麓。多少诗情频到耳,花气薰人芬馥。特写入生绡横幅。岂为平生偏爱雪,为人间、留取真眉目。阑干曲,立幽独。
                 ——[金缕曲]《自题听雪小照》
 
前一首小令,写春夜孤栖意绪,未加过多点染,却有一般高洁静谧之感悄然曳流;尾句从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句化出,较原句更为近真返朴。后一阕长调,则极尽寄景抒怀之长,把北方民族词人爱雪赏雪赞雪的别样情感依傍,归结成“为人间留取真眉目”的独特审美品格,可谓意境别造,浑然天成。
近代词学家况周颐认为,太清词“深稳沉著,不琢不率,极合倚声消息。……其佳处在气格,不在字句,当于全体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阕论定,一声一字为工拙。”(东海渔歌序》)此论固然得当,但还只是着眼于词的格调。太清词之造诣,首先还是在艺术上的别开生面。在元明以来词体尽落纤弱雕琢的时弊之下,太清词却能直承宋词鲜活灵动之风,热情率真地唤醒美,拥抱美、谱写美、赞颂美,以此向词坛输送一股股清爽隽永的新空气,这是其词作难能可贵的特征。虽然太清的生活范围并不太宽,作品也多以写景、咏物、寄情等传统题材出现,但或小令或长调却总能独辟蹊径,营造出一番新奇动人的艺术氛围。有的明丽,有的含蓄,有的疏朗,有的凄婉,各具独特审美意蕴。如[江城子]记梦》,在笔法驱遣上亦可见脱凡之处:
 
烟笼寒水月笼沙,泛灵槎,访仙家,一路清溪,双桨破烟划。才过小桥风景变,明月下,见梅花。  梅花万树影交加,山之涯,水之涯,影塔湖天,韶秀总堪夸。我欲遍游香雪海,惊梦醒,怨啼鸦。
 
词人身在北地,心驰南国,终于神游梦境,状梦中景,抒心头情,清切而迷离,似实而虚,似虚而真。首句直用唐人杜牧诗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切入,而营造的气氛与原诗泊秦淮》中陆离感伤的意境迥别,其迷朦色调,恰恰构成了描摹飘移入梦过程的妙笔,且令梦中的吴地景物不标自现。而当梦中之境与词人之情相依流动,把审美引入更高期待时,却以“惊梦醒,怨啼鸦”,戛然结住,美感与现实的对比蓦然生成,把读者的情绪导入一种无限惆怅的余韵。太清在艺术上的创造力于此可见一斑。
    太清词的表现内容,前期多写与奕绘之间和谐生活及共同的诗书游冶之趣,后期则转而较多地描述自己孀居过程的艰辛和对世间事物的理解与回味。太清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矛盾异常错综的时代里,其词中涉及政治题材之作虽不多见,却也有少量作品流露出些许相关讯息。如[鹧鸪天]《咏傀儡》:"从赤豹,驾文狸,衣冠楚楚假威仪。下场高挂成何用,刻木牵丝此一时。"[江城子]《题日酣川静野云高石画》:“昏昏天地太无聊。系长条,钓鲸鳌。且对江光、山色酌香醪。其奈眼看人尽醉,悲浊世,续《离骚》。”[烛影摇红]《听梨园太监陈进朝弹琴》:“人间天上,四十年间,伤心惨目……不堪回首,暮景萧条,穷途歌哭。”都证实了女词人本非世外之人。
太清在满族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令人瞩目的位置。近代词学大家王鹏运曾经指出:“满洲词人,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便是将她与清初优秀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相比拟。当代词学研究家亦多以为清代女词人之中,当推顾太清为首。
 
    承龄(19141865),字正久,又字尊生,裕瑚鲁氏,是一位与太清同时的满族知名词人。其《冰蚕词》为清后期以来数种词选所辑录。短章多抒写离情别恨之作,颇近南宋吴文英、王沂孙风格:
 
日日江楼还独凭。潮去潮来,旧恨难重省。百折不回流不尽,斜阳一桁珠帘影。海燕归时花径暝。月色银黄,照见双栖稳。一霎春寒催酒醒,春来料理伤春病。
                   ——[蝶恋花]
 
    比较之下,承龄词中长调更为可现,尤其是一些眷怀家国的作品不仅词意开阔,且勾画出乱世景况、萧瑟怀抱;
 
望南飞鹤影,出塞行云,曾共徘徊。锦字寄回文,怕鸳机织就,不是新裁。琵琶行谱春怨,人在白登台。只两地飘零,关前雪拥,陌上花开。  重来,向燕市,便击筑悲歌,谁与衔杯。忽忽中年近,纵东山丝竹,难遣愁怀。一麾欲去江海,荒径问蒿莱。但落叶萧疏,高斋又听秋雁回。
                   ——[忆旧游]《和彦华见怀》
 
    由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满族词人成就较著者,还有麒庆、锡缜、宝廷、继昌、英瑞、盛昱、阔普通武等人。此际诸家伤怀时事之作品已衍成大波,录以下两首,以见其势头:
 
向晚登高,禁不住,天风吹荡。留一片,斜阳倒影,愁云来往。正是四方离乱后,平看万里乾坤莽。更何堪,北向雁嗷嗷,杂悲响。  村落渺,孤烟上。关塞黑,疏星朗。把无穷怀抱,来供俯仰。身世尽多人饭信,功名绝少封侯广。古今来,吾辈几升沉,抗心想。
    ——锡缜:[满江红]《庚申滦阳晚眺》
 
蓑草连荒垒,寒林绕故关。角声呜咽晚风酸。遥见征人无数,曝背古城边。  朔气浸金甲,严霜冷玉鞍。停鞭一望更凄然。几点旌旗,几点夕阳山,几点颓垣断壁,掩映暮云间。
             ——宝廷:[喝火令]
 
第三节 《儿女英雄传》及其他小说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或称《儿女英雄评话》,是满族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创作,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有一定地位。这部长篇白话小说大约成书于清代咸丰、同治间,原作五十三回,刊行时删存四十一回,近60万字。
    作者文康,字铁仙,又字悔庵,别署燕北闲人,费莫氏,镶红旗满洲人。大约于嘉庆至同治年间在世。他出身世家,曾祖父官至兵部尚书并以战功追赏伯爵,祖父为经略大臣晋封公爵,父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文康本人曾任理藩院员外郎、天津兵备道、凤阳府通判及荣昌县知县。而显贵的家世在他这一代没维持住,“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
    作品讲述武艺高超的侠女何玉凤,因父亲遭到奸臣挟私陷害惨死,便更名“十三妹”,浪迹四方以寻机复仇,恰遇也是父亲被人诬陷入狱的旗籍书生安骥与民女张金凤同时在能仁寺遭恶僧暗算,便施展武功把他们从恶僧手下救出,又撮合安骥与张金凤结为夫妻;后来,何玉凤的仇人被朝廷所诛,她也嫁与安骥,与张金风二人一道和睦事夫。最终安骥金榜题名,位极人臣,合家荣华,子孙荣贵。
清代中晚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日益明显地暴露以及吏治愈发败坏,社会矛盾激化。同时,满族上层多年积蓄的种种内部矛盾变得无法排解,加上纨绔子弟不循正道殃及家身的现象层出,均令旗人社会风气下滑。文康有感于这一社会性的大颓势,便从自家衰落的切肤之痛出发,创作《儿女英雄传》,试图绘出一幅以封建纲常为准绳再造祥瑞升平景象的蓝图。小说中主要人物之一,安骥之父安学海的形象,是作者精心刻画和备加推许的人物,他在浊世之中力保洁身,却又热衷科举,主张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和伦理纲常来治国治家,所以在小说中,他虽曾蒙冤,而终获好报,体现了作者的理想和希望。书中反复强调“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所谓“儿女英雄”的标准首先便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于是,作者着力描写了安骥(字龙媒)和何玉凤这一对集儿女、英雄于一身的形象,他们一个誓报父仇,一个千里救父,历尽艰辛,是为“孝”。而何玉凤因仇人“是朝廷重臣,国家正在用他建功立业的时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坏国家的大事”(第八回),就隐忍不杀;安骥承继父志,探花及第,位极人臣,辅佐圣主,此为“忠”。玉凤杀淫妇、救烈女,婚后又“把一段刚肠,化作柔肠”(第十九回),恭顺温良,相夫教子,可称守节守理;安骥及第荣归,不忘“我安龙媒不有二卿,焉有今日”(第三十七回),也算得有情有义。如此,“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统归于忠孝节义。文康视他所设计的这套方案为“中兴”封建末世和旗族社会的最佳选择,其实不过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一厢情愿而已。
    文康写此书时,长篇小说《红楼梦》已风靡社会,他对此不以为然,曾指责说:“曹雪芹作那部书,不知和假托的那贾府有甚的牢不可破的怨毒,所以才把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四回)文康一再比照《红楼梦》的构思,反其道落笔。曹雪芹通过宝玉与钗、黛一男二女的感情纠葛与悲剧结局,控诉封建礼教对爱情自主的摧残,文康也写安骥与何、张一龙二凤的因缘,却歌颂节妇义夫、一夫多妻的美满和谐;曹雪芹揭示了封建大家族步步走向毁灭的冷酷现实,文康则定要写出一个封建家庭历尽磨难终于荣贵隆盛的幻想;曹雪芹揭露科举制度误国害民,文康却把科举取仕美化成朝廷遴选英才以及作品主人公飞黄腾达的绝好模式。甚至某些细节,如两部小说都从梦幻写起、都用两件宝物(前者是宝玉、金锁,后者是雕弓、宝砚)贯穿故事发展等等,也具备相互比照的含义。尽管同样都是清代满族作家,境遇遭逢也有类似之处,但相形之下,不仅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勇于审视和叛离的精神比起文康对这个社会不思反省只图追怀的态度要高明、进步得多,同时,他们彼此互异的社会眼光被融入各自作品,也使《儿女英雄传》在创作立意上远远无法望《红楼梦》之项背。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说过:“《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
    《儿女英雄传》的思想缺陷十分明显,但尚具有诸多认识价值与欣赏价值。首先,作者对社会丑恶现状的揭示颇可观。小说一开头极生动地描写了安学海刚就任河工令时,因不愿巴结行贿于上司而被革职拿问的过程,贪官污吏们向上献礼邀宠,在治河工程中却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以至洪水决堤生灵涂炭,上司却抓住廉洁的安学海替罪。后来安学海变卖家产赔巨资免了灾祸,他的学生、钦差大臣乌明阿却道出实话:“以老师的古道,处在这有天无日的地方,只怕往后还得预备个几千银子赔赔定不得呢!”小说还在故事发展中涉及到“响马占山”的现实,借“强盗”之口说出:“因看了看作官的尚且这等有冤没处诉,何况我们百姓?想了想,还是当强盗好,因投奔山上落草。”虽然作者希望这些人“回头向善”,读者还是由此对当时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社会真相加深了印象。文康在小说里鼓吹科举进仕之路,同时又不能不对科举的弊端讲些实情,书中有这样的议论:“列公,这科甲功名的一途,与异路功名却是大不相同。这是合天下人较学问见经济的勾当,从古至今也不知牢笼了多少英雄,埋没了多少才学。所以这些人宁可考到老,不得这个‘中’字,此心不死。”应当说也是切中时代痼弊的。
    《儿女英雄传》曾在小说史上被归入“武侠小说”一类,足证其在武侠情节的设计安排上所展现的功力。作品前半部分对何玉凤侠女行为的描写,相当精彩,尤其是在能仁寺中从恶僧刀下解救安骥与张玉凤的情节,惊险跌宕,摄人心魄,堪称近代武侠作品的经典章节。这段故事后来被移植到评书和戏曲舞台上反复演出,足见受到大众欣赏和喜爱的程度。然而,这部作品又不是一部纯粹的武侠小说.它的言情部分较武侠情节更多些,并且也写得曲折动人,能与武侠情节相得益彰。这一特点,对后来文坛上武侠、言情合流的小说模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说中对一些人物形象的出色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思想上的苍白。在小说前半部分,作为“十三妹”的何玉风光彩照人。她侠肝义胆,锄暴安良,“只愿天下人受我的好处,不愿我受天下人的好处”,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女中豪杰,反映了作品产生时代广大读者对理想式英雄的憧憬。但作品后半部分中,作者一味地要把何玉凤拉回到自己设计好了的封建道德藩篱中,到底还是让一位侠女蜕变成了一个泯灭个性、忠孝双全的贤妻良母,实属违背人物性格发展趋向的拗写,也是作者在刻画人物时半途背离艺术规律而服从其宣扬腐朽主题的需求所造成的败笔。相形之下,小说中出现的另外几个性格发展较为连贯的人物,如信守道学、冥顽不化的安学海,急公好义、快人快语的邓九公,以及聪颖贤淑又略显乖巧的张金凤等,倒被塑绘得活灵活现。
    文康擅长铺张情节、绘事状物,在结构作品、编织故事、描摹事体、刻画心理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儿女英雄传》所使用的留悬念、设伏笔和运用倒叙等引入入胜的艺术手段,照文康自己的说法,是所谓“西洋法子”(第十六回)。学界曾有人指出,仅就这部小说的谋篇缜密而言,可以与《红楼梦》等艺术巨构相媲美。
    作品中的社情民俗容量极大,在科举程序、市井生计、庙会场景、餐饮娱乐、婚丧礼仪等方面的刻画,均能曲尽其状。尤其是对清代中后期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着准确详尽的介绍。
成功地运用流畅悦耳、幽默传神的北京话来进行创作,是《儿女英雄传》的又一个突出特征。作品的叙述语言,显示出文康特殊的驾驭能力。例如第三十回的一段描写:
 
公子候着前面搜检的这当儿,见那班侍卫公彼此正谈得热闹,只听这个叫那个道:“喂!老塔呀,明儿没咱们的事,是个便宜;我们东口儿外头新开了个羊肉馆儿,好齐整馅儿饼,明儿早起,咱们在那儿闹一壶罢。”那个嘴里正用牙斜叼着根短烟袋儿,两只手却不住的搓那个酱瓜儿烟荷包里的烟,腾不出嘴来答应话,只嗯了一声,摇了摇头。这个又说:“放心哪,不吃你哟!”才见他拿下烟袋来从牙缝儿里激出一口唾沫来,然后说道;“不在那个,我明儿有差。”
 
    至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虽都操着京腔京调,却又各有各的声口。豪爽的何玉凤、热诚的邓九公、迂阔的安学海、怯懦的安骥,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物,均有个性毕现的谈吐口吻。胡适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文康注重对北京地方语言的提炼和把玩,发展了满族小说作家的语言传统特长,成为后来满族作家老舍开创“京味儿”小说流派的历史渊源。
《儿女英雄传》中,用汉字记音的满语,如“阿哥”(公子)、“格格”(小姐)、“包衣”(家奴)、“巴图鲁”(英雄)、“奄吧”()等词汇,甚至像第四十回中间长达四十多个字的满语长句,共出现有七八十处之多。这不仅客观再现了当时满人改操汉语后也还杂用满语的习惯,也给作品增添了一抹民族生活色彩,日后国内许多民族作家用汉语文写本民族生活题材时的情况正与此相似。
 
清末民初时节出现于满族文坛的小说创作,还有中篇《小额》和长篇《春阿氏》等。
    《小额》是一部响应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号召而创作的作品,作者是松友梅。小说1907年连载于作者任社长的《进化报》上,次年由和记排印局出版单行本,计七万余字。作品讲述了库兵出身的旗人额少峰原以放贷阎王账为业,因纵容手下横行而吃了官司,出狱后大病一场而后改恶从善的故事。作者称这部作品为“社会小说”,意欲以其“开通民智”,故而不仅泼洒大量笔墨,详细摹写清末京城旗族底层的善恶众生相,展现八旗兵丁人家生计多艰的社会性危机,对市井之间林林总总的丑陋现象予以淋漓尽致的暴露,还用心良苦地安排了主人公额少峰良心重造弃旧图新的故事结局,以期收到教化大众重振世风的效果。
    《春阿氏》成书于1911年前后,凡十八回、近二十四万字,作者署名冷佛,是满族作家王咏湘的笔名。小说根据清末京城里一桩实发公案编写而成,描写了满族少妇春阿氏追求婚姻自由未果,被迫嫁人后又横遭冤狱终至惨死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部“记实小说”。
    《小额》和《春阿氏》两部小说,虽然在选题、规模以及写作动机上不尽相同,却都在生动刻画晚清旗人社会情状、深刻揭示社会不公正现象方面取得了成就。特别是这两部作品都能够精到地运用北京方言来反映京城俚俗生活场景,也体现了满族小说创作的既有传统。
 
第四节 子弟书与八角鼓
 
满—通古斯语民族在先前漫长的口承文化时代,曾养成普遍喜爱讲唱文学的嗜好。清朝定都北京以后,随着八旗制束缚满族日久及汉族文化渗透日重,众多旗人乏味的精神生活,有待新形式的艺术活动来填充。自清中期始,上层贵族中的闲散文人从诗、书、画中找到了排遣方法;几乎是同时,在下层旗人中间,也出现了与民族旧有文娱嗜好相接轨的“子弟书”、“八角鼓”等俗文学样式。
 
    子弟书是乾隆年间兴起的一种鼓曲艺术,因首创于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子弟中间而得名。据说这种艺术由清代军中流行的巫歌、俚曲衍成,最初多是将士们借现成曲调编词表达怀乡思归情感的小制作,渐渐传入北京,为满族下层文化人所改造,并长期坚持创作,形成了以固定曲式配唱各种叙事作品的形式。子弟书在草创时期被视为难登大雅的品种,故早期致力的作者多已佚名,即便到了清后期子弟书艺术盛行之际,许多作品的创制者也难确考。
这种通过演唱来娱人的艺术,表演时多以三弦为伴奏乐器,一唱到底而无说白。作品在句式上以七言句为基准,但加衬字时亦可一句多达十数字,每两句须协韵,每部作品只押北方通用“十三辙”中的一个韵。作品一般不太长,只有一两回,超过十回的作品不多见。涉及题材很广泛,除取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等精彩片断外,还有不少直接描绘满族社会及市井生活的段子。作品多出自有深厚文化修养的旗人作者笔下,遣词用韵很见功力,行文叙事也生动自如。在传统的汉文创作历来缺乏叙事诗歌的情况下,这种大批产生的子弟书作品,实有弥补不足的价值。
    清中后期,子弟书艺术发展很快,呈现出东韵、西韵的流派分野,二者分别成熟于北京东、西两个城区,东韵风格“沉雄阔大,慷慨激昂”(郑振铎《世界文库第四册叙录》),以演述忠烈故事为主;西韵则多“尤缓而低,一韵纡萦良久”(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以表现爱情故事见长。后来子弟书艺术由北京散布到关外盛京(今沈阳)等处,欣赏者也扩大到旗人为主的各族市民阶层。同治年间,在盛京出现韩小窗、奕赓、喜晓峰、春树斋、缪东霖、二凌居士等人组成的子弟书作家群,把创作推入高潮。从当时无名氏所写《石玉昆》子弟书中,可以知道,在名艺人登场演唱时,书场内能“坐过千人”,另外还有“多人出入如蜂拥”。同时,北京百本张书铺制作了作品手抄本,盛京程记书坊、会文山房的刻本也应运而生。直到20世纪前期,这股“子弟书热”才退去,再后来,其曲调也濒于失传。存世的子弟书曲目,据傅惜华《子弟书总目》载,有四百四十六种。其中重要的作品,在1994年出版的《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中尚能读到。长久以来深受听众喜欢的一些子弟书段子,则被移植到晚近的京韵大鼓、东北大鼓、西河大鼓、二人转、山东琴书等曲种内继续演唱着。
    早期投身子弟书写作的高手,知名者有乾隆年间的罗松窗。这位西韵子弟书的代表性作家,有《红拂私奔》、《鹊桥密誓》、《游园寻梦》等约10种作品存世。由《出塞》中摘出几句,可以看出其凄清柔美的风格:“宫车掩泪空回首,猎马出关也断魂。今日还非胡地妾,昨宵已不是汉宫人”。
    韩小窗是道光至光绪间在世的子弟书名作家,作品包括《长坂坡》、《周西坡》、《白帝城》、《忆真妃》、《芙蓉诔》等逾30种。《露泪缘》是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感人至深地刻画出贾宝玉恸哭林黛玉时的情景:
 
    苦自苦直到临终未能见面,恨只恨满怀心事不能达。到如今我万语千言你听见否?妹妹呀你在九泉之下还要详察。从今后我却醒了槐中梦,看破了世间无非是镜中花。不久夜台合你重相聚,好合你地府成双胜似家。这段情直哭到地老天荒后,我的那怨种愁根永不拔。只哭得日暗星稀没了气色,云愁雨泣掩了光华。恰便是颓唐一恸悲秦女,抵多少断肠三声过楚峡。
 
    而从满族文学的发展角度来评价,子弟书作家中最令人关注的,该是奕赓。他是清宗室成员,庄襄亲王之子,约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早年作过宫廷侍卫,中年之后却潦落为“柴湿灶冷粟瓶空”的穷文人。他以“鹤侣”为笔名,创作了不少于16种的子弟书作品,其中铺张名著片断的很少,而匠心独运、以犀利笔锋剖视和讽喻世弊的却居多。《鹤侣自叹》、《侍卫论》、《老侍卫叹》、《少侍卫叹》、《女侍卫叹》等,直接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不但历数出因出身高贵而被编入侍卫行列的各色“伪君子”之真面孔,还勾勒了一些侍卫年轻时虽风光无限而老迈时却朝不虑夕的窘境。“非是我口齿无德言词唆险,我鹤侣氏也是其中过来人”(《侍卫论》),可见作者抒发的正是面对种种不平而产生的真情实感。《齐人有一妻一妾》、《黔之驴》、《借靴》、《疯僧治病》等作品,极尽表现炎凉世态之特长,将末世之际丑类们的劣迹揭示得淋漓尽致。奕赓创作子弟书,以口语白话直入唱词,往往收到独特的艺术效果,同时,他又常用诙谐戏谑的格调来切入悲剧的实质,也为后来的满族作家探寻类似创作路数提供了借鉴。
在现今能够见到的子弟书中,绝大部分都是汉语文创作。故而有两类作品格外受到注意。其一是“满汉合璧”子弟书,即一部作品同时用满、汉两种语言文字创作出来,彼此句句对应,又分别独立成篇,并按照满、汉诗歌不同规则来行文押韵。以孟姜女哭长城故事改编的子弟书《寻夫曲》(即《哭城》)就是这样的作品,它用表达内容相互一致的满、汉双语隔行交替书写,各自都是一部完整的可供演唱的段子。其二,则是所谓“满汉兼”的子弟书,代表作有《螃蟹段儿》、《升官图》等,行文造句以满语词汇和汉语词汇配合使用,在一句唱词中,主语、谓语、宾语等成份分别选用满语词或汉语词,而每两句末尾该押韵时,则无论其词汇是哪种语言,都押着一个共同的韵脚。“满汉合璧”与“满汉兼”两种子弟书的存世,反映了满族文学在发展进程中语言运用上一种有趣的现象。
 
八角鼓,是子弟书的姊妹艺术,也是产生于清中期满族人中间的一种曲艺曲种。据说乾隆年间八旗兵征讨大、小金川的战争中,曾由满族文人文小槎(又作宝小岔)创制了一种牌子曲形式的“岔曲”,后来在八旗社会流传开来,又经引入多种满、汉等民族的传统曲牌,逐渐成为一种把不同曲牌组合起来的牌子曲演唱形式。因表演时主要用满族乐器八角鼓伴奏,故而得名。至清后期,八角鼓艺术盛行,八旗文人们多喜好在自己组织起来的票房内编词并演唱,聊以自娱。当时的八角鼓词作,现仍确知的,除一些依据文学、戏剧作品改编得来的段子之外,尚有《鸟枪诉功》、《护军诉功》、《南苑叹》、《八旗叹》、《夏景天》、《怕的是》等多种,分别反映了清代的“八旗生计”问题与各类社会现象,具有鲜明的史料意义。与文学性较高而声腔变化偏少的子弟书相比,八角鼓艺术则不同,它虽然没能留存下来像子弟书那样众多的好作品,却以其特有的复杂多变的联套体说唱艺术形式,对后来出现的北方曲艺曲种如单弦、聊城八角鼓以及民族戏曲曲种如满族新城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章 满族现代文学
 
满族的现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学组合中一个颇有成就的部分。清代和近代的满族作家创作,曾经有过丰富的积累,在其传统上充分推进的满族现代文学,又为该民族赢得了新的荣誉。满族作家老舍一系列的创作实绩,不仅异常突出地标示出满族现代文学达到的高水准,也为老舍本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奠定了基础。而其他许多满族现代优秀作家的创作实绩,也共同体现出该民族文学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
 
第一节 杰出的现代作家老舍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北京人,出身于正红旗满族。
  他出生于清末“多事之秋”的戊戌年年底。家境贫寒。父亲舒永寿,是一名守卫京师皇城的正红旗护军甲兵,1900年,在抗拒八国联军入侵首都的战役中,阵亡殉国。在城陷之后,侵略军疯狂抢劫城中的每条胡同,刚满一岁半的老舍,也险些丧生于强盗的刺刀之下。
  作家的童年极其惨淡。寡母马氏独力支撑着一家四口的生计,为了养活身边的子女,她终日不停地给人家缝洗衣服,或到学校当杂役。母亲不仅把吃苦耐劳的精神传给了孩子,年幼的老舍,还从她那里学到了满族贫民爱生活、讲清洁、守秩序的传统性格。老舍最难忘的,是母亲时常带他去给为国捐躯的父亲上坟,也把父亲怎样战死、八国联军怎样屠城和抢劫,讲给他听。他的幼小心灵里,渐渐体会到了父辈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愫,把“爱咱们的国”,认定为人生的要务。
  家贫,使他难以适龄入学。幸好有位乐善好施的旗人贵族,向他提供了求学的资助。从读改良私塾,到公立小学和初中,再到师范学校,老舍始终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上学期间,老舍还不断从京城的旗人文化圈内获取艺术滋养,为日后习文打下扎实的俗文艺基础。19岁师范毕业,他被任命为小学校长,其后,“五四”运动爆发,老舍虽未参与具体行动,时代倡导的反帝爱国精神和反封建意识,却在其心中唤起积极回应。此后,他作过劝学员及中学教员,并且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1924年,经引荐,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 5年。去英国之前,他曾不经意地发表过三两篇诗歌和小说,可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文学作家。到英国后,为学习英文,大量阅读了狄更斯等名家作品,萌发起也要“写着玩玩”的念头。于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相继出手。两部作品,都以作者熟悉的北京生活为题材。前者描写了身兼商人、教员和军人的市侩老张,为满足金钱占有欲,活活拆散两对热恋青年的悲剧故事;后者,则状写了北京城里大学生们的众生相,其中既有浑浑噩噩、整日胡混者,又有天良泯灭、为非作歹者,也有立志上进、舍身济世者。上海的《小说月报》及时地登出了《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远在英伦的年轻小说家老舍,得到国内文坛上下的关注与好评。茅盾读过老舍的这类早期创作,曾指出:“在老舍先生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作者初涉写作,技巧上欠讲究,加之创作目的不够严谨,这两部作品的不足也显得比较突出,小说在情节铺展上缺乏能动控制,笔墨过于放任恣肆,插科打诨过度,有“幽默冲淡了正义感”的倾向。即便如此,作者在创作起步阶段表现出的某些特点,譬如: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满族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 300年,大批满洲旗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而长久以来,八旗下层官兵为艰辛生计所折磨,也使他们逐渐养成了在悲剧命运之下讨取生活乐趣的习性,为生成一种“泪中含笑”的民族审美趋向,创造了社会与文化条件。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来自文明古邦的中国人马氏父子,在英国——这个二十世纪早期全球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度——饶有意味的一段生活经历。《二马》是老舍创作走向成功的标志,它将出身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做了生动、精彩的比照,不但对东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颟顸可悲,做了深刻揭露,也对西方人所持有的顽固的种族偏见,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而对中、英两国各自民族精神中的优长,则给予客观评价。这部小说,把此前两部作品中已初见端倪的反思民族文化的题旨,引向了较深的层面,老舍扬起思想启蒙的文学旗帜,在此后长时期,坚持利用“文化小说”从事“批判国民性”的工作。作家在《二马》中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乎哀哉了!”堪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见。
  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以后,先是短篇小说和新诗占领了文学的前沿阵地,报告了新文学的破晓,而长篇小说体裁则是迟至二十年代后期,才次第显露出创作实力的。老舍的上述三部作品,一向被列入“五四”之后首批涌现的优秀长篇小说实绩之内。老舍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历史定位,也是借助了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强大推力,清中期以后,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连续出现过满洲旗人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云槎外史(西林春,亦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等作品,均可视为近现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引路之作。老舍沿着民族文学的既定道路前行,将新世纪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辐射到同一体裁的创作活动中,诚属一种顺理成章的艺术作为。
  1929年,老舍告别欧洲而东归。途中在新加坡逗留近 5个月,边工作,边动笔写第四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幻想色彩很浓的作品,讲述了生长在新加坡的华侨儿童小坡,和一群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子弟,在现实中相互友爱、在梦境里共同抗敌的有趣故事。作者坦露了向往世间各民族跨越社会和文化藩蓠,彼此尊重、和谐的心迹,也呼吁被压迫民族联合抗争共同迎接新时代。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老舍的进步民族观,在这部作品里面得到了展示。
  1930年初,老舍回到了无限思念的祖国,却陷入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思愤懑当中。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已告失败,军阀割据愈演愈烈,他所特别关切的京城满族同胞和各族百姓,生活凄惨之至。老舍于当年夏天,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教授,一年后,他围绕济南“五三”惨案,写了长篇小说《大明湖》。该书未出版,全部书稿即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被日本侵略军轰炸引燃的烈火所焚毁。1932年,心情极坏的作家,面对江河日下的国事,愤然写出了长篇小说《猫城记》。
  这是一部寓言体文化讽刺小说。地球上的中国人“我”,乘朋友驾驶的飞机到火星探险,着陆时飞机失事,只剩“我”一人活着。在火星上的“猫人”国家里,“我”亲自观察了猫国病入膏肓的文化百态及社会情状,目睹了猫国在“矮人”国军队入侵下的亡国灭种经过。作者扭住文化褒贬的主线,凸现了“文明”危机在国家与民族毁灭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发出社会堕落势必导致国家灭亡的警号。小说以猫国故事讽喻当时的中国现实,借猫人中间惟一清醒者小蝎的话说:“糊涂是我们的致命伤……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作品充斥着悲观情绪,而作家意欲表达的挽救式微文化和衰弱国家的强烈愿望,也很容易被读者体察。《猫城记》是老舍式文化启蒙主义创作的代表作之一。鲁迅之后,像老舍这样激烈而又硬韧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家,并不很多。这部小说也有相当明显的缺陷,老舍向来以对文化的审视见长,却钝于政治思考,《猫城记》把几乎一切的社会演变,都归结为文化使然,结果也就难免要步入“文化决定论”认识误区;小说中间有几处涉及政党政治的地方,不仅叫人感到扑朔迷离,也暴露出作者当时政治态度的幼稚和不足取。辛亥革命后,包括老舍在内的满族知识分子,囿于社会政治对满族的笼统排斥,对各类的政治及政党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他们“总是以独立不倚……相勉”,也染上了“孤芳自赏,轻视政治”的弊病。另外,写作《猫城记》时,作者因过于苦闷,偏离了已获得的成功经验,放弃了幽默平和的写人叙事风格以及绘写人物形象的技巧,把小说写成了一味议论和骂世的作品。尽管小说有这些失误,它仍在老舍写作中间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为作家后来渐渐形成幻灭性社会文化悲剧的创作范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老舍冷静地思考了《猫城记》的写作得失,对其后的创作风格、题材做了自觉选择。幽默本是他从满族民间文化中获取的艺术天性,初期作品将幽默风格下意识地发挥到了失控的地步,引起一些批评是自然的,但是,像《猫城记》那样执意远离幽默,势必掩盖作家的写作优势,也要导致艺术的失利。他决计返归幽默,并且提醒自己把幽默看住了。老舍又认识到:“这回还得求助于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只有以北平为题材背景,他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活积累。1934年,他依据上述选择,完成了长篇小说《离婚》。作品通过对民国前期北平城某财务所几个小科员家庭故事的叙述,展现了市民阶层“日常生活哲学”的精细与酸腐,以及其间种种灰色人生的无奈和熬煎,也鞭挞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官僚机构的败坏。北平中下层封建保守的市民文化,是《离婚》针砭的对象。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小说处处洋溢幽默气氛,却没有一笔无谓的招笑,作者围绕批判市民社会苟且人生的题旨,放眼现实中各种关联本质的事件、矛盾,开凿内在的喜剧因素。《离婚》用大量幽默笔调写出来了令人慨叹的人生结局,幽默未了即悲从中来,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这种独独属于老舍的笑中含泪、泪里带笑的喜悲剧艺术风格,就此被基本确立下来。
  《牛天赐传》是继《离婚》之后发表的一部长篇,讲述了一个“没有准家准姓准名”的路边弃婴,被牛氏家庭收养长大,一步步地得到家庭、社会文化熏陶,终于模塑出典型“国人”性格的过程。作品在省视市民社会陈旧文化心态的主题方面,在以幽默格调写灰色人生故事方面,都可看作是《离婚》的姊妹篇。
  老舍的小说创作是由写长篇起家的,在相当久的时间里,他对写中短篇不感兴趣。30年代初,国内刊物激增,面向他的稿约也激增。为了不让教学工作受到妨碍,老舍“由靠背戏改唱短打”,也时不时地创作一些中短篇小说。从1934年到1937年,老舍乔居青岛,先在山东大学任教,后改为专门写作。他一生中写下的中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创作于济南和青岛。这些作品题材开阔,描绘下层市民的生活画面,在其中为数最多,农村或都市上层社会生活,也偶有反映。从老舍这一时期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中,络绎走来的,有包括车夫、巡警、商人、教员、花匠、石匠、拳师、男女学生、小职员、大学教授、科技专门家、中小官僚、社会闲杂人员、暗娼、溃兵、卖卜者、艺人、青年革命者、小地主、乡间悍妇、洋奴等在内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作者有意要把他所注意到的世相百态,一一提请读者观摩。
  关注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首要主题。三十年代前中期,是中国社会从既有混乱走向新混乱、世道丧失运作章法的阶段。老舍对世风的恶化倍感痛心,以多重视角,描绘国民精神溃疡面的持续蔓延,及其人们道德心理的递嬗。在《五七》、《柳家大院》、《且说屋里》、《哀启》等作品里,叙写一部分中国人,要么利用洋人势力欺侮同胞,要么张惶地避让外寇锋芒,他们已经连起码的爱国之心也谈不上了。《抱孙》与《眼镜》则勾勒出了国人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之际,依旧盲目排斥科学的可悲情状。《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善人》、《牺牲》等,对某些伪善“道德家”和“学问家”,做了无情揭露。《柳屯的》浓缩了一个乡村女恶霸的发迹和败落史,女主人公不断变换两副道德面孔的伎俩,被作家勾画得入木三分。《大悲寺外》,以相互比照的方式写出了伦理精神的对立和错位,故事里面出现的,一方是仁爱宽厚、勤谨敬业的黄学监,另一方是受人挑唆害死学监而后产生恐怖感,继而又以怨报德、坚持诅咒学监亡灵的怀小子丁庚,作品写道:“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是作者对社会道德下滑时期善良、美好精神随时遭到打击的深深叹息。《黑白李》中,也有两个处在文化对应位置上的形象,是一母所生、长相酷似的哥哥黑李和弟弟白李,二者都不是负面角色,“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哥哥处处恪守着“君子风”,后为救护弟弟慨然赴死,弟弟是个敢说敢为的青年,看不起哥哥的旧派作风,却又得益于哥哥掩护才保存了性命,继续从事“砸地狱门”的革命事业。写此作品时,老舍对革命者的理想和活动方式,尚缺乏准确感知,但是,作家对传统文化德行和新型文化精神的捕捉,却十分精到。老舍关切于每一项古国传统的式微及传统持有者的心理演变,《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是两篇表现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经营方式面临灭顶灾难的作品,前者写出了在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挤压之下,民族工商业凋蔽,旧有的纯朴习尚也随之失落;后者刻画了一场发生在民族商业内部竞争擂台上的恶战,固守诚信经商作风的“老手,老字号,老规矩”,经过几番较量,惨败在惟利是图、坑害顾客的“新派”商家脚下,显现了作者对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彼此悖反现象的思考。《断魂枪》,是老舍短篇小说中的扛鼎之作,作者以简约、深致的格调,摄录了武艺超群的国术大师沙子龙,在经历了声名显赫的前半生之后,毅然决然,让自己以及一身绝代武功淡出人世、淡出历史的感伤故事,造成这一悲剧的,是火枪火炮等新式武器已经完全占有了现代战争的胜负决定权,国术大师只能空怀“五虎断魂枪”绝技,因为“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他也就只能充当甘为传统美质文化殉道的末路英豪。
  对穷苦市民命运的摹写,是老舍中短篇小说的又一个重要主题。老舍是出身于都市底层社会,一辈子始终牵念于贫寒阶层生存状况的作家,他熟知城市“苦人们”终年拼死挣扎的惨状,深感有义务为他们伸张道义,把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控诉,用文学形式宣泄出来。《微神》是一个以爱情故事为依托反映苦难人生的短篇,一对男女青年怀有的真挚恋情,被迎头出现的贫困环境彻底毁灭了,纯洁的少女被侮辱、损害、戕杀,只是因为她的家境败落了,因为她穷。《柳家大院》里的小媳妇年仅十七岁,娘家穷,以一百块彩礼把她卖给了王家,王家“爷儿俩大概再有一年也还不清这笔亏空,所以老拿小媳妇出气”,她毫无错处,一天也要挨几顿打,只得以一死来逃脱苦难,她死了,娘家跟婆家新一轮的纠葛又开始了,双方都穷,都想从她的这条命里,多捞点,少亏点。中篇《月牙儿》,是以都市暗娼生涯为题材的文学名篇,女主人公年幼丧父,母亲无奈,走上了世间留给她的惟一出路:卖淫,自尊的女儿要自谋生计,以逃脱与母亲一样可怕的命运,但是,几年下来,她百般挣扎,还是毫无活路,终于饿到极点,求生本能叫她再也不必“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她也让自己的肉体“上了市”,此刻她痛彻地看到,在自己的世界里,“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另一部中篇力作《我这一辈子》,表现了城市底层巡警的苦难,“我”,是一个读过书、学过手艺,而后因婚变才改了行的街头警察,一生坦诚、勤恳,受了许多的冤枉、折磨,换回来的,是“收不住脚”地“走下坡路”,才五十岁,已走到了绝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城市贫民为了逃避厄运,愈奋愈陷、愈陷愈惨的生存规律,被表现得相当完整。
  老舍认为,中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所以,他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微神》使用了朦胧诗般的意境设置,写失恋男青年为了索求故去的心上人,导致一场梦境中的戚戚寻觅,梦境布满了顽艳、奇诡的气氛,既似自然景物又似心底折射影像的幻觉图画,交替隐现,叫读者得以体会人鬼两隔的无奈。《月牙儿》像一首回肠九转的叙事长诗,作者的笔追踪着女主人公的心理历程,借鉴诗歌艺术的多种手段,将柔美的抒情、哀婉的意境、洗练的语句、短峭的章节乃至出色的象征,齐熔一炉,使悲剧故事如泣如歌,催人泪下。《我这一辈子》则把白描手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其中所有的话语,因出自于一位笑傲浊世的老年巡警之口,既不乏幽默,又处处被镀上一层冷色,让人充分体会复杂艰涩的人生幽微。《断魂枪》在构造作品时,巧妙运用了“时空余地”,故事小而又小,所倚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却异常丰厚,故能取得言简意赅、大气包举的效果。
  1936年,老舍的写作生涯满了10个年头,夏天,他如愿以偿,辞去了教职,成为了一名“职业写家”。经过10年的摸索,他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成熟了。仿佛为了全面展示自己此刻积蓄的创作势能,他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此前,一位友人与他闲谈,讲起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那人买了车子,又卖掉,前后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老舍当即获得灵感,表示“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北平和车夫,是他从来就了如指掌的。“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他。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至于人力车夫,在作家早年的亲戚、朋友和邻里间多得很,他已“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观察”,不但了解他们的命运,还窥得见他们的心路。为写这部书,老舍做了认真的素材准备,通过信函、亲访,向生活在北平的朋友、同窗、社会学家和方言学家讨教,向拉过洋车的哥哥、表哥讨教。《骆驼祥子》全稿杀青时,作家表示:“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
  小说真实地展现了都市人力车夫的悲剧人生。祥子,是个从乡间来到北平城里挣饭吃的青年,他向人力车厂租车拉活儿,指望着靠卖力气先糊口再发家。他身体棒,心气足,干活实在,苦拼三年,攒钱买了属于自己的新车。没过几天,军阀手下的乱兵抢去了他的车,还把他抓了差。他趁夜深逃回,从头做起,继续苦苦拉车、攒钱,到又能买得起车的时候,钱却被假公济私的侦探全讹走了。祥子落入车厂主刘四之女虎妞的圈套,被迫娶了这个比他大出十五六岁的老姑娘。虎妞出钱,祥子又买了车,不久,虎妞难产而死,为料理后事,祥子再度卖掉车子。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厄运夹击,和种种坎坷折磨,把祥子拖垮了,他丧失了健壮的身体,也丧失了要强的精神,从出人投地的“高等车夫”,沦为“下三烂”的街头流民。
  初入城市的祥子,认定“拉车是件最容易挣钱的事”,他以为依赖个人的诚实劳动,必定能由穷致富,在反复遭遇社会的捉弄之后,他辨不清原因何在,总是凄苦、懵懂地发问:“凭什么?”“我招谁惹谁了?!”他顽强地从灾难中自拔,却要陷入更深的灾难,根源就在于他这样的城市底层小人物,本来就随时处在不公正社会的无情损伤范围之内。围绕着祥子,作品里还写了老年车夫、小福子等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相互交织地证实了,生存在底层的“苦人们”,无论男女或老少,无论怎样要强和奋斗,终究都逃不出贫困和死亡巨网的笼罩。老舍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真切地刻画了城市下层贫民在不公正社会中的恒定的极度窘迫。在旧时代,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城市贫民,多为个体劳动者,劳动方式决定了他们中的每个人,只能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心胸去处世谋生,遇到怎样的灾祸,也难以得到外界的支持与援助,祥子看不到这一层,他的盲目的个人奋斗势必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而他仅有的思想能力,只会教他最终服服贴贴地“认了命”。
  作品不但讲述了个体车夫的惨烈奋斗史,其中还包含着一部祥子的心灵史。主人公精神世界连续出现的困惑、痛彻、麻木、疲惫、崩溃……被记录得十分清晰。小说开始时的祥子,身与心都很健康。第一次丢了车,他从乱兵营盘逃脱,顺手牵回了本不属于他的三匹骆驼,洁净的心开始有所玷污。虎妞软硬兼施诱他成奸,“把他从乡下带来的那点儿清凉劲儿毁尽了”,原有的淳厚道德观随之蚀落。虎妞哄骗他结婚,使他失去了自由人的地位和健壮的体魄,精神也一蹶不振。虎妞死后,被夏太太再次引诱而且染上了病,加上自己真心暗恋着的小福子默默死去,都使他的生命里再也找不到一丝光亮。他放任、作践自己,甚至堕落到损人利己,出卖人命换取金钱的程度。小说开篇时的祥子与结束时的祥子,判若两人,作品像一部灵魂扫描仪,做了祥子全套的心理疾患发生、衍变记录,最后那个精神上不可就药的祥子,完全是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推搡、挤压着,才走向了灵魂的总崩溃。祥子的悲剧是双重的,第一重是外在的,他在跟贫困作战中败得很惨;第二重是内在的,在跟心灵深处滋生蔓延的卑微丑陋品质作战,他败得更惨,尤其是这第二重悲剧,叫他把人性瓦解殆尽。老舍写《骆驼祥子》,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落脚点,则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他的同时期创作中的两大主题——关注民族心理蜕变和关注都市贫民命运,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紧密的绞结。
  《骆驼祥子》的人物塑造令人赞叹,“闷葫芦罐”式的祥子,不擅言谈,他的整个人性扭曲过程,几乎都是凭借着作者出色的行为和心理描绘来完成的。虎妞,是又一个让读者过目不忘的形象,作者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使这位既害了祥子,自己也同样是社会受害者的市俗女性,形立神随,活现纸上。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北京口语无条件的信任感和异乎寻常的驾驭能力,周作人在《骆驼祥子》日文版序言中曾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骆驼祥子》是集老舍多项艺术优势于一身的作品,也是使老舍最终确定小说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藉此重新发现了老舍,老舍也因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骆驼祥子》这部现代庶民文学永不褪色的经典之作,与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鼎足而三,共同托起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殿堂的拱顶。
  1937年抗战爆发后,老舍离开山东,先后到武汉和重庆,参加文艺界抗敌活动,并连续 7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的前期和中期,他的创作活动多集中在通俗文艺和戏剧方面。至抗战后期,才转回长篇小说写作。小说《火葬》,是颂扬中华民族神圣抗战的长篇,写出了北方一座小城中抗日英雄们坚持武装斗争的庄严与酷烈,展示了作者期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重塑民族真精神的激情。因为作者对抗日武装斗争的陌生,作品在艺术上尚欠火候。
  1944年至1948年,作家创作了一生中规模最宏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作品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组成,共100节,近100万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叙述了由北平陷落到日本投降 8年间,发生在这座历史名城中一条叫作“小羊圈”的小胡同中一系列令人感伤、激愤的故事。牢记民族被征服的惨痛历史,反思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弱势,是这部作品彼此相依的双重主题。在高悬着“太阳旗”的北平城,“亡国奴”们含悲忍痛地过活,善良无辜的市民,没有一家能够幸免于大大小小的灾难,死亡成了人们的“近邻”。耻辱感折磨着众多有爱国心的市民,消极避祸、息事宁人的作人方式,又使一些人逐渐遁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且状态,“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老舍由北平城和北平人的文化性格出发,用大量细腻描述,推出自己的观察和忧虑:“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他有显然的缺陷,就是,他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城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四世同堂》架构恢弘,布局匀称,聚散适度,气骨凝重,是一幅超大规模的艺术画卷,上百号或主要或次要的人物形象,均被镌绘得十分真切生动。老舍曾将这部小说,看作自己“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1946年至1949年,老舍到美国讲学并继续写作。他又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写的是曲艺艺人方宝庆一家,在抗战期间漂泊南下,在陪都重庆卖艺渡日的遭遇。作为老舍的一部重要作品,《鼓书艺人》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文学蕴含的厚重,而在于它像一方路标,指示了作家在创作思想上的转轨方向。小说异常明确地抨击黑暗政治,鼓吹民主精神,讴赞进步战士,都反映了作家在受到左翼文学原则积极影响之后,写作中出现的新特点。
50年代初至60年代,老舍再次将主要创作方向转到戏剧上面,成了戏剧界的高产作家,先后写出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一家代表》、《春花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宝船》、《神拳》、《荷珠配》和京剧《青霞丹雪》、歌剧《青蛙骑手》、《拉郎配》等作品。这中间,《龙须沟》与《茶馆》,是他的重要代表作。
《龙须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旧北京有一条叫作龙须沟的污水沟。解放前,这条远近有名的臭沟,充满了赃水、垃圾、粪便。生活在当地的,全是贫苦市民,他们多年来受着臭沟的熬煎。刚刚解放,人民政府听到百姓的呼声,不出几个月,就把这条臭沟根治了。此事,成了1950年首都一大新闻,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老舍的剧作,写得就是这件事儿。
  作者说,写《龙须沟》在自己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里面,“是个最大的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行走不便,不能充分地身临实地考察,只好较多地借助于他人的情况转述,没法儿“满膛满馅地”了解龙须沟。不过,丰厚的生活积累,再次在关键的时刻帮了老舍的大忙,他只去了一趟现场,便独具只眼地相中了龙须沟边上的那么一个小杂院。他把这样一个小杂院,艺术地搬进话剧,好让自己熟知的城市平民各色人物住到里边,以他们的生活巨变,来对比臭沟昔日的罪恶,和眼下人民政府治理臭沟的功德。老舍给小杂院安排了 4家住户,他们是:落魄艺人程疯子夫妻,人力车夫丁四夫妇及子女,寡妇王大妈和她的女儿二春,以及孤身的泥水匠赵老头。第1幕,以凄凉的笔触,摹写了解放前小杂院里家家逃不脱的惨景,老人因臭沟而染病,车夫两口子由生计而口角,恶霸的打手冲进院里来欺负弱者,直至暴雨骤降,臭沟把可爱的丁家小妞子活生生地吞没……第2和第3幕,则以明快的格调,记录了共和国成立伊始,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被铲除,臭沟得到及时治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为之振奋,处处洋溢起奔向幸福生活的喜悦。老舍尽管对龙须沟的具体治沟过程了解有限,但是,他巧妙地避开了自己在占有具体材料上的弱势,全面地调动了对故都贫民生活的真切把握,以及对新形势下城市民众心理的准确感应,并没有依仗十分完整的戏剧情节,就将这出话剧写得声色饱满。这实在可以说是老舍艺术创造中的一个奇迹。
  人物形象塑造,为《龙须沟》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沟边小杂院里的一个个平民人物,都在老舍笔下鲜活十分。这群有血有肉的城市小人物,在心灵和性格上,与作者从前所刻写的众多社会底层角色,既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结,又有某些互异之处,更有因时代发展而带来的新迹象。车夫丁四,是个“可好可坏”的人,他受困于黑暗的社会和窘迫的家境,正在朝着不争气的下坡路上滑,小女儿的惨死又加重了他的堕落心,终于,他遇上了解放,在社会正气激励下,他也积极投入了政府组织的治沟劳动,并在精神上有了大的起色。由丁四,人们自然会想到“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同是人力车夫,丁四的命比祥子好,他的可信的心理变化,也是祥子们所不可能具有的。王大妈,是一位在臭沟边上住了好些年的劳动妇女,她勤谨能干,靠焊镜子边养活了自己和家人,她又是个保守、胆小的人,凡事总是用“老妈妈论儿”来看,在旧社会,她不敢跟坏人争高低,解放了,她还是爱用习惯眼光猜测事物变化,多年作孽的臭沟真的给人民政府降服了,她才大开眼界,看懂了新社会。王大妈这样的老派妇女,老舍从前的作品中也写过许多,假使没有社会大变革,她们还不知要在固有的旧观念中踯躅多久呢。在《龙须沟》故事里,还有个顶引人注目的人物,几乎可以被称作是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此人就是程疯子。他有过一手漂亮的曲艺专长,还曾藉此糊口,坑人的世道断了他的谋生之路,把他逼得神里神经的;他只能处处示弱,逆来顺受,但是,即便身居贫民窟,他还是身着长衫,自重自爱,与周围的穷苦人打气质上就两样;他乐于助人,对孩子忒好,为了不让小妞子掉泪,脱了大褂就用它换了小金鱼;他善良惯了,连蚂蚁也不踩,翻身之后,他叫从前作践过自己的狗子伸手给他看,说:“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足见出他长期受屈含冤之后,对人性和人道的渴盼。程疯子,在老舍笔下,是个十足的苦命人儿,又是先前作品中未曾让人们窥到过的“这一个”,他的出现,多少带有一点耐人寻味的感觉。其实,他的原型,正是当时京城里时常会被人们遇上的没落旗人。老舍在剧本初稿的人物提示中说起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已经透露了此人的身份端倪,至于演员于是之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揣摩再三,终于在“把他定为旗人子弟”的创作基调拿稳了之后,才解开了“神秘不凡的程疯子”的身世之谜,“才算对程疯子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更印证了这一人物形象的满人特质。老舍把这样的特殊形象诉诸剧本,可说是匠心独运,换言之,作者这样地露了“绝活儿”,《龙须沟》的人物和故事,才真能出彩儿。老舍不隐瞒他对程疯子和丁四的熟识程度来自早年间的切身体验,他讲过:“我写《龙须沟》如果从动笔写第一幕起,自然不长,要是从程疯子那件大褂,丁四那件短袄算起,那该是几十年了。”
  《龙须沟》不是情节剧,它专靠着程疯子、丁四、王大妈等等形神各异的鲜明人物形象,达到了支撑起一出大戏的目的。这是老舍戏剧艺术远脱窠臼的地方。剧中创造性地收入一些曲艺成份,作为凸现人物和铺写情节的手段,也使剧作平添了浓烈的都市民间文化韵趣。
这出戏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也是老舍在50年代前期推出的一件文学精品。不过,它也还带有一些不足,例如后两幕从意蕴上就显然不如第1 幕来得真切动人,而且,像赵老头这样作者希望他能体现出工人阶级精神风范的人物,还有种概念化感觉。这些,都说明老舍对他还不够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尚驾驭不稳。
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一部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作“裕泰”的大茶馆里。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高度精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老舍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刺中历史本质。
老舍写《茶馆》,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通过写旧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社会的政治本质。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 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骗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
《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一辈子谨小慎微,苦苦支撑,走到了人生尽头才明白,几十年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秦仲义,是个有爱国心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踌躇满志,要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来实业救国。结果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的企业,被政府全都没收了,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心如死灰:“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 常四爷是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的时候,就瞧不上“吃洋教的”和崇洋媚外的国人,他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此逮捕他,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大清国到底亡了,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然而他也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叫他更糊涂了:“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茶馆》艺术上别开生面。戏中没有总贯全盘的矛盾冲突,没有统领始终的情节链条,专门依赖散在的小人物遭遇、小单元故事,四下铺展,彼此联缀,汇集出来了一幅足以反映3个历史时代的世情长卷。除了结构上非同凡响,话剧《茶馆》风格样式,也十分特殊,作者笔下的历史时代那么暗淡绝望、遭人诅咒,那是一个时时处处产生悲剧的年代。不过,作者作出了他大胆的选择:不是用悲剧样式,而是用喜剧样式来写这个戏。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大多注入了作者的冷嘲热讽和幽默调侃。这类幽默调侃,因为服从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便不是无谓的逗哏。对于丑恶现象,老舍的幽默调侃并不弱于火辣辣的抨击;对于虽然带有真善美成分,却又毕竟属于旧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幽默调侃,则裹着温热与惋惜,切中这些人与事的本质性弱点。
《茶馆》的艺术成功,还体现在剧情达到了高度的风俗化。戏剧的事件发生地是北京,这里有封建帝都文化、传统礼仪文化、旗人习尚文化、北中国市井文化、半殖民地病态文化等多重文化积淀。不同文化成份,在这里被搅合成了既矛盾又协调、既开阔又具体的习俗氛围,散发出浓重而特别的“京味儿”。
老舍语言艺术的幽默特征,在《茶馆》里人物语言上面十分突出。特务宋恩子要向王利发索取贿赂,他要求:“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说到这儿,他多少有些张不开口了,他的搭档吴祥子马上替他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那点意思!”宋恩子正中下怀:“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王利发抗不过他们,只好用小商人的算计法,叮问了一句:“那点意思得多少呢?”狡诈油滑的吴祥子一点儿不示弱:“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这段对话,圆熟地运用了汉语常有的“双关”含义,来刻画特务们利用特权打秋风、砸明火:他们要把坏事做绝,又想少留下口实,就把对方被迫缴纳的贿赂,说成是自愿送礼(民间把送礼叫作“意思”),又把对方如果缴不上贿赂,说成是人家该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这些幽默话语,显示了老舍作为一个京城旗人作家,对语言内涵葆有的高度的敏感和绝妙的把玩。
老舍除了在1954年,根据志愿军作战事迹,撰写并发表过一部艺术上不太成功的长篇记实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之外,这个时期,作家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小说艺术,悉数展示在1961年命笔的未竟稿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间。这是一部自传体作品,描摹了清代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的生活场景,于民俗事相的精雕细刻间,映衬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京城旗人社会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向。在旧中国,因为社会上明显地存在着民族歧视现实,老舍这位满族作家,虽在自己的一系列创作活动中,潜在地纳入了诸多的满族文化因素,他却一直较少在作品中直接标明题材和人物的满族属性;共和国的新型民族政策鼓舞了他,他终于要开启自己长久以来不肯轻易示人的人生记忆库,将广大读者带进一个满人生活的斑驳世界。《正红旗下》,表达了老舍对清末满族社会变迁的深层思索,通过娓娓道来的市井故事,举重若轻地解答着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课题。这部作品,只写出了近11章大约 8万字,看上去还很像是一部长篇巨制的开头,作者便搁笔不再往下写。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空笼罩的极“左”空气,迫使作家的笔在最能发挥其神奇作用的领域陡然搁浅。这部远未写完的作品,成了老舍文学生涯中沉甸甸的压卷之作。
    老舍于1966年“文化革命”初起时,自沉于北京西北郊的太平湖。
 
 
第二节 其他满族作家及其创作
这里所介绍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老舍之外的另外一些满族出身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情况。
辽阔的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武力侵占了白山黑水之间的大好河山,东北地区的满、汉各族同胞,开始了长达十数年凄惨不堪的亡国奴生活。逢此国难乡仇当头之际,一批受到国内外进步文学感召的满族青年作家脱颖而出,走上了为祖国为民族而写作的文学道路。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早在中学读书期间便深受鲁迅与托尔斯泰等中外文学名家的影响,开始了创作生涯。1932年读大学时,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
    1933年,仅只21岁的端木蕻良,完成了32万言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写作。作品以纵横交接的情节营造和神奇酣畅的艺术风格,讲述了鹭湖畔大地主丁府的发迹史,以及这个家庭在“九·一八”事变临近背景下盛极致衰的演化趋势,反映了东北农村封建阶级的腐败和广大群众的苦难,展现出当地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激情。小说着力描绘既为表兄弟又分属于对立阶级的两个青年男子——富家子弟丁宁和丁府雇工大山,他们两个家庭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矛盾冲突。有着“新一代青年共同的血液”而又受到家族利害制约的丁宁,几经心灵煎熬而只能出走;带有北方农民骠悍气质的大山,在与丁府进行种种抗争后,也终于投奔了抗日义勇军,走向雪洗国耻的前方。这部长篇一经问世,便以其浓烈的朔方文化意蕴和乡土朴野色调,博得文坛的重视。郑振铎在阅审书稿时,即热情评价它“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极好”,“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王任叔也对小说的语言推许有加,指出:“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那样,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
而在端木蕻良早期创作中直接引起鲁迅关注的,则是后来收入短篇小说集《憎恨》(1937)中的一篇《鹭湖的忧郁》。作品饱蘸苍凉哀婉,描述了苦难岁月中的一个小故事。月夜里,少年玛瑙跟青年来宝一道,被迫为地主看守豆地,却两次被盗青的声响惊醒。第一回,被来宝捉打的“贼”,恰是玛瑙那贫病交困的老父亲;而第二回的情形更令玛瑙痛心,一个女人以肉体换得来宝的许可,让她那弱小的女儿偷割豆秸……作品以情景并张的艺术感染力,烘托出强烈的悲剧基调,令读者唏嘘。与本篇同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还有《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遥远的风砂》、《浑河的急流》,也都是耐人寻味的风俗文化型作品。至40年代末以前,端木蕻良的代表性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风陵渡》(1939)、中篇小说《江南风景》(1940)和长篇小说《大地的海》(1938)、《新都花絮》(1946)、《大江》等。
 
李辉英(19111991),原名李莲萃,吉林省永吉县人。1931年在上海读书时,为“九·一八”事变后故乡沦陷的消息所震动,开始秉笔为文。第一个作品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是“依凭想象描绘的一个反日的故事”,这篇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率先面世的以东北地区反日斗争为题材的创作,于19321月发表在“左联”刊物《北斗》上。1932年,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于同年发表了长篇小说《万宝山》。作品取材于1931年夏季吉林地区农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万宝山事件”,寄托着年青作家的高昂爱国情感。小说描写的是,伊通河畔万宝山地方,汉奸恶棍郝永德在日本中川警部的唆使下,要强租“官荒屯”而转手给流亡到此的高丽移民耕种,遭到当地农民马宝山与青年学生李竞平等人的坚决反对,马、李等人揭杆而起组织了自卫队,在高丽移民中的反日成员们呼应下,展开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一幕革命斗争”。由于刚登上文坛未久的作者在写作时远离故土,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还缺乏详尽的了解,所以《万宝山》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对于人物形象的把握也不够准确。然而,这部长篇制作却因其能够最早涉足于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政治奴役与经济掠夺的现实题材,而在文学史上占有醒目的位置。此后,作者又接连创作了表现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集《丰年》(1933)、《人间集》(1935)、《山河集》(1937)等。1945年和1948年,李辉英的两部长篇小说力作《松花江上》和《雾都》先后出版。前者生动地状写了“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大地上开展的正义事业以及这一事业对民众精神面貌的能动影响;后者则以抗战时期国统区内重庆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生活场面为素材,富有表现力地探寻了民族危机的某些潜在动因。
 
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30年代初,便以“黑人”为笔名,在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的报纸《哈尔滨新报》副刊上发表诗文,并与塞克、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白朗等青年作家协力开拓了北国的左翼文艺活动。1934年秋,他在青岛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里完成了短篇小说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初稿的写作。次年获释后,辗转到达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没有祖国的孩子》于1936年在《文学》杂志上刊载,周立波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中,认为它“在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的水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一九三六年造成了文学上的新的时代”。这个短篇所描写的是,朝鲜少年果里,在从事革命活动的父亲被日寇杀害后,与哥哥一同流落到中国东北,与苏联孩子果里沙、中国孩子果瓦列夫之间由彼此隔阂到建立起纯真友谊的故事。作品描绘了朝鲜孩子倔强勇敢的民族性格,也颂扬了三国少年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又相互间舍身维护的国际主义精神,写得真情宛然、笔法精细。舒群这种谋篇考究、意蕴深致的创作风格,还体现在他的中篇小说《老兵》(1936)和《秘密的故事》(1940)中间。《老兵》刻画了一位混迹于旧军队多年的年轻“老兵”,他平时看上去玩世不恭,国难临头须与日本侵略者直接对垒时,却能够幡然振奋殊死搏杀,最终致残。《秘密的故事》则是一篇悬念重重、传奇色彩浓烈的作品,女主人公青子是抗日义勇军的一员,她一再超越常人间的儿女之情,不惜毁家献身,干出不少令人无法思议的作为,一心只是追求杀敌报国,民族解放。
 
马加(1910- ),原名白永丰,辽宁省新民县人。1928年入沈阳东北大学,同年发表诗歌处女作《秋之歌》。“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于1933年创作了表现抗日呼声的政治抒情诗《火祭》,刊登在北平“左联”刊物《文艺月报》上,被当年的《文艺年鉴》载文评价为这一年最好的诗作。1935年加入“左联”。1938年前去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又参加八路军随军文工团,深入到晋察冀根据地体验生活。与此同时,从事文艺创作,写出了《过甸子梁》、《减租》、《宿营》等短篇小说。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颇带战斗气息地勾画出华北抗日前线的广阔生活场景。作品试图反映抗战时期这个地区人民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同时,开展减租减息活动和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心态,展示出斗争的复杂性。这部小说是马加创作逐渐形成个性化语言及艺术特征的过渡型作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故乡东北地区,于1947年底到佳木斯市附近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随后,他发表了反映土改斗争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以原名高家村而后更为“江山村”的一个普通乡屯10天内的巨变为故事主脉,真切地记录了贫苦农民翻身后对“老百姓坐江山”千万年的热望。生动朴实的情节叙述与驾驭自如的东北语言格调,在作品中得到相当和谐的结合。小说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虽然典型化不足,过多拘泥于原有的生活素材,但内容较为充实,生活气息颇浓,是反映土地改革的优秀之作,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宝贵收获。
 
关沫南(19192003),原名关东彦,吉林省永吉县人。1934年以在《哈尔滨公报》上发表散文《呼兰旅游漫记》登上文坛。1938年夏季,出版第一个小说集《蹉跎》,使自萧军、萧红、舒群等作家南去之后相当沉寂的“北满”文学重新为之振作。小说集里的关沫南作品,深受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集中表达了反对读经复古和体恤贫苦知识分子命运的两大主题。年轻的作家从此亮明了自己专注于左翼文学活动的选择,开始在沦陷区坚持艰险备尝的文化斗争。1941年,他的长篇小说《落雾时节》和《沙地之秋》在哈尔滨的两家报纸上分别连载。前一部描绘了一个满族旧式大家庭在日伪统治下出现败落与分化,以及家族中的热血青年踏上革命之路的过程;后一部则反映了沦陷区青年们冲破精神苦闷投身反日文化活动的现实。这两部展现着关沫南思想倾向和艺术才华的作品都还未能载毕,作者便因“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遭到日伪警方的逮捕,并系狱三年时间。在辗转迁移的牢房生活中,与许多同陷囹圄的抗联将士结识,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抗联英雄的斗争情况。19492月,他发表了表现满族抗联烈士事迹的记实体小说《陈翰章》,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后来长期从事的抗联题材文学创作。
 
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积极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满族作家,还有多人。金剑啸,是一位在30年代前中期的“北满”文坛上发挥过重要组织作用的左翼诗人和剧作家,其代表作包括长诗《兴安岭的风雪》、短篇小说《云姑的母亲》和独幕话剧《咖啡馆》等。《兴安岭的风雪》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刻画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场面的叙事作品,以澎湃的诗情,礼赞了32位抗联战士与日寇浴血搏杀致其中14人英勇捐躯的壮举。而金剑啸本人,也正是因为推进抗日的文艺活动,于1936年惨遭日伪当局杀害的。田贲(花喜露),是又一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青春与生命的作家。这位在日伪铁窗内被折磨得昏死十多次仍坚贞不屈的爱国志士,曾以《凌云街的惊异》、《到前面去》、《塔·城·一切建筑》等匕首般犀利的作品,蜚声于沦陷区的“南满”文坛。女作家颜一烟,在日本侵华的政治关头,毅然断绝与出任伪“满洲国”驻日代表的父亲的关系,从国外辍学归国,加入抗日救亡的文学创作活动,写出了《祝出征》、《九·一八以来》、《飞将军》、《渡黄河》、《保卫大武汉》等大量戏剧作品。由她在1948年创作的描述东北抗日联军中八女投江事迹的电影文学剧本《中华女儿》,在摄制完成后,曾荣获1950年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是共和国建立后在国际上获奖的首部影片。诗人丁耶,从30年代后期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陆续发表了《忆古城》、《童年的挽歌》、《风暴的去向》等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民族情感的佳作,特别是叙事长诗《外祖父的天下》,以传神的笔触描摹一个满族封建家族的兴衰荣辱,透视出作者洞观历史殷鉴的哲思。剧作家胡可,少年时代便投身抗日游击队,后来在八路军的戎马生涯中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话剧剧本《清明节》、《戎冠秀》、《喜相逢》等。1947年,他将原来集体创作的《生铁炼成钢》改写为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通过穷苦农民赵家三代人的经历,形象饱满地演示了在民族解放大时代下中国农民历史性的思想变迁。这部作品由于摆脱了以往解放区戏剧中习见的宣传剧模式,真正具备了艺术性剧作的特征,而被视为40年代革命戏剧创作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现代满族作家的创作格局中,也包括着另外一些类型的作品。譬如武侠小说作家王度庐。他在北派作家中有“悲剧侠情”代表之称,其作品绘写人间侠骨,切近现实生活,不用仙侠怪诞情节夺人,而以抒发悲壮人生取胜,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中间,卓而不群地追求悲剧意蕴,亦延展了满族前辈作家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表现过的以写情为上、以写武次之的武侠作品写作传统。又譬如1938年在沈阳出版有穆儒丐所著长篇小说《福昭创业记》,以章回演义体形式,勾勒出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父子两代满族英杰人物不避艰难开基创业的历史画面,作品架构宏大,情节设计多与史实记载相合,人物塑造丰满逼真,且在叙述中时而体现出作者的学术眼光。《福昭创业记》以其独到的选题和艺术的把握,在满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部小说的出现,是一种对民国年间诸多作品竞相溢恶于清代及满族的反拨,值得重视,但因为它发表于伪满时期的东北地区,故又难免在客观上给外界造成有迎合傀儡当局口味的猜测,一直未能得到较高的评价。
 
    满族现代作家中留有个人创作业绩的,尚有董鲁安、赵少侯、华粹深、黄裳、景孤血、金寄水、何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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