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与“京腔京韵”
系列论文“满人的语言天分与老舍的烹炼琢磨”之一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内容提要]清代是汉语北京方言出现大幅度变异的时期，这种变异主要是得其影响于满族的入主中原及定鼎京师。清代的整体文化态势使满语淡出于历史文化场域，满族却通过与原来操汉语民族间能动而充分的双向交流互渗，将自身在语言方面的系列信息乃至语言习性，铸入到了北京方言之内。北京方言的突出特点——轻重音处理方式与“儿化韵”大量使用，以及若干满语词汇的留存，都与满人长期打磨玩味北京方言有关。满人在学说汉语文的过程中，本能地规避汉语古音韵及传统文言的态度，也拉动着北京的汉语方言向着自由、晓畅、俗白、平朴的方向伸展。曾经作为清代官话的“京腔京韵”的北京方言，其最为切近白话语体、极富表现力等多项优势，使之在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世纪的下半叶，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大众型北京文化，唤作“京味儿文化”。而在这种全景观多侧面的“京味儿文化”当中，最具文化的播散力和渗透力、最教八方民众为之着迷与倾倒的，就要数“京味儿语言”即北京方言了。这种方言，语音明快悦耳，语汇五光十色，表现面精彩厚重，谈吐间魅力勃发。时常是“老北京儿”们京腔京韵的谈吐一出口，就能给众多听者以超常的享受和感染。
满族作家老舍，在其艺术绝响、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多方启用清末时分满汉文化交流的实景描绘，在谈及禀赋优异的旗族青年福海二哥和他所操的京味儿语言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这个熟透了的旗人其实也就是半个、甚至于是三分之一个旗人。这可与血统没有什么关系。以语言来说，他只会一点点满文，谈话，写点什么，他都运用汉语。他不会吟诗作赋，也没学过作八股和策论。可是只要一想到文艺，如编个岔曲，写副春联，他总是用汉文去思索，一回也没考虑过可否试用满文。当他看到满、汉文并用的碑碣，他总是欣赏上面的汉字的秀丽或刚劲，而对旁边的满字便只用眼角照顾一下，敬而远之。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①]
这番看似颇不经意的表述，实则举重若轻意味绵长，饱含着一重深邃的理论涵蕴，所触及的，乃是清代北京语衍变形成的特有过程和内在规律。
我国的汉语言，业经数千年的存在、发展与应用。这种语言因流通于极其广袤的多地域多社区，又未曾间断地延伸传承于古往今来，空间上的地域性差别加之时间上的阶段性差别反复地淘洗、深入地作用于它，使得这一中华民族的主体语言，随时随处，都彰显出自身的分流与变异。
北京话，本是汉语北方方言一个下属的分支。清代，则是汉语北京方言出现大幅度变异的重要历史时期。这种变异，主要是得其影响于满民族的入主中原及定鼎京师。
我国各个地方的近代及现代汉语方言，都是由起初有着相对统一语音、语法及词汇量的古代汉语分流演变而来的。人们发现，对照华中、华南、东南甚至于西北等汉民族世代聚居地域，北京现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古音韵，是最为稀少的。北京现代方言里面有很多的读音，都有别于其他地域的方言，尤为突出的是，在其他许多地域人们口头上，对于古汉语的“入声韵”，有的是明显保留着，有的是依稀残存着，但是在现代北京话中间，这种“入声韵”读音几乎是荡然无存。此外，北京话在自身词汇库的构成上面，也较上述其他地区的方言所保留的古汉语词汇要少得多。
这显然与自古以来燕京及其周边地带所生息活动着的族群十分庞杂，有着确切关系。
现今的我国华北地方，从来就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互动互鉴热点地区。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族群曾前赴后继地投身（或波及）这一地带，其斑斑史实在今天可以查找的各类史书文献上多有记载，最早的情况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早在周、秦、汉至隋、唐各代，中原汉民族（严格地说先秦时期还没有最终形成汉族）就与北方另一个异常强大的民族——匈奴，或友好相处或兵戈相向，打过无尽无休的交道，华北一带则是他们相互交往与折冲的主要区域之一。与匈奴同时抑或相继，东胡、乌桓、鲜卑、丁零、月氏、乌孙、柔然、突厥、回纥、吐谷浑、靺鞨等北地民族亦轮番崛起，其中有些也涉足过华北地区。从匈奴开始的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均属于阿尔泰语系，其各自的语言从声调上论，都跟有声调的汉语有本质上的不同，是无声调语言。民族的交往或和平或战争，都是需要借助于语言的。民族之间长久地交往，本方语言与对方语言的相互渗透最是常见；彼此的声调特征和词汇、语法，都势必会对对方产生作用。一般想来，在词汇方面可能词汇较为丰富一方对词汇较为短缺一方的影响会大些（农耕民族和畜牧渔猎民族在各自经济活动中积累的相关词汇量适成反比，经济文化发达的民族也比欠发达的民族词汇丰富）；语音上面，则有可能是无声调一方对有声调一方的影响会大些——因为无声调的语言终归难以变成有声调语言，而无声调语言民族的人学说有声调的语言，乍学时总是免不了会有点儿“怪腔怪调”，久而久之，这“怪声怪调”却少不得会给对方民族的语音打下些个烙印。可以想象，从打周秦到隋唐，邻近北线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地区的汉族，其自身语言在语音声调及词汇上头，始终在潜移默化的变异着。
这种异化后来非但没有中止，还随形势发展，以类似的方式，被一浪又一浪地送入高潮。
由辽代到金代，到元代，再到清代，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阿尔泰语系民族先后在北京定都，并主宰北京及其版图不同的下属区域长达七百余年。这七百年间在许多时段许多场景下，少数民族政权统辖着的来自不同方向的大小民族，达成了将近“零距离”的接触和交流。——即便是楔入这七百年中间的明代那二三百年，虽说是汉族政权在治理国家，朝野内外由于各少数民族的人员成分依旧颇夥，此项交流也并没有止步。是时，“是北方诸民族与中原人又一次大融合的时代，北方汉语因受到极大影响而发生显著变化，结果是更加远离古汉语，为北方汉语方言的形成奠基，成为今日汉语普通话的基础。”[②]
在辽、金、元、清这七百年间，仅母语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女真人与满人，就在北京建立过共计四百余年的金与清两个皇朝。这四百多年里，一脉相袭的女真语和满语，必会与当地的汉语发生最直接的碰撞与会融。辽代的契丹语和元代的蒙古语，在这与汉语交流的七百年里占得时间稍少一些，同时元代蒙古统治阶层曾较比固执地拒绝学习汉语及与汉族做较多的文化交流，所以他们的语言对北京（当时称作“元大都”）语言的影响或许会轻一些。[③]而女真人和满人不仅不像蒙古人那样拒绝交流，在金与清两朝败亡之后，他们也没有像元朝败亡后的蒙古人那样群体撤回老家去。原本操女真语－满语的民众，与北地汉语之间“亲密接触”，实际上比金、清两代累积的四百余年还要长得多。
金代与清代，女真人和满人虽说是属于统治阶层，各自民族在人口多寡以及民族文化势能上，较中原汉民族来说却不占优势，故而他们的母语后来要为汉语遮盖替代，那是必然的。不过，这种大势上的必然，却并不等于让北京地区原有的汉语方言全面地称雄奏凯，女真语，尤其是后来的满语，尽管最终作为民族语言的整体渐渐淡出于历史文化场域，却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通过与原来操汉语民族之间能动而又充分的双向交流互渗，不知不觉地，将自身在语言方面的系列信息及他们过往的语言习性，铸入到了现时的北京方言之内。
1644年清朝进入中原之际，满洲人已经有些与汉人及汉语交流的基础了。入关定鼎京师完成大一统之前，清作为一个山海关外的地方政权，已在东北经营有年，尤其是迁都沈阳（盛京）和建立汉军八旗以来，更在其体制之内便存在满、汉语言的频繁交流。当时的汉军八旗所操之汉语沈阳话，业已成为满洲人面对的最切近的一种汉语样板，他们学说汉语自会以此为范例。
明季的北京话究竟是何种腔调，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不过，有一则这样的说法，似可抄录一下：“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吴语）。”[④]此说法准确与否尚难判断，但明政权是从南京搬迁到北京，官吏及士子中间许多人来自吴语方言区，也是可以想见的。总之，明末以前京师方言与清末民初的北京方言差别很大，那是毋庸怀疑的。
清朝挟旗族整体进关伊始，不会讲汉语的满人们并没跟北京城原有的明代遗民间有太多的直接语言交流。定都北京不久，实行了旗、民在内外城分城居住的措施，京师原有居民悉数被遣往外城，虽与内城驻防的旗族间“鸡犬之声相闻”，却隔着城墙不相往来。只是此刻内城满人官兵因已置身中土，学讲汉语渐成必需，他们当时最近便的汉语教师——操汉语沈阳方言的汉军旗人，就比先前更显著地发挥起了作用。于是乎，汉语沈阳话比当时的京城汉语方言捷足先登，抢占先机地影响到了上下各阶层满洲人，满人说汉话，就此进一步地被打上了汉语沈阳方言的浓重底色。汉语的沈阳方言，作为日后旗人们嘴边的汉语京腔的母本，与这种定型后的京腔有诸多相近之处，只是沈阳话使用平卷舌过分随意，听来音质更为浑朴粗砺，音调也更多凝重下沉而已。
在清代满汉语言彼此互动的日子里，满语远非一味地只取被动守势，它不仅教汉语北京话收入了不少满语词汇[⑤]，更让京城方言平添了轻重音的读音新规范；在满人长期驻扎京城并随时玩味打磨汉语京腔的过程中，他们又成功地为这种方言添置了极为大量的“儿化韵”词的尾音处理新规则。这种具备了“轻音”与“儿化”新特征，并且收入了一定量满语词汇的北京话，便是经过原本操满语的满族人，酌取本民族语言特点，加上他们学说汉语之际的艺术灵感和创造性，来重塑汉语北京话的文化结晶“汉语京腔”（也有人把它称为“京片子”）。这种“汉语京腔”曾被视为满式汉语[⑥]，它以沈阳话为基础，参用北京原有方言的语音成分，再通过满人们集体地锤炼锻造，至清末大致定型。定型后的京腔方言，还能体现从汉语沈阳话脱胎出来的亲缘关系，却又显见出经过二三百年京旗满人们精心地再造提升之后，跟沈阳话二者间的文野差异。
满语无声调，却讲究每个多音节（含双音节）词汇的轻重音。满人在学讲汉语北京话的当口儿，也将汉语词汇的发声按照自己的习惯给出了有一定规律的轻重音。大致地讲，现代北京方言的基本规律是，绝大多数的双声词，如“妈妈”、“哥哥”、“小姐”、“先生”、“太太”、“东西”、“物件”、“衣裳”、“打扫”、“熟悉”、“喜欢”、“清楚”、“新鲜”等等，一定要把前一个字读成重音而把后一个字读作轻声，任何情况下这些个词的轻重音一旦读反了，那就绝对不再是北京话啦。[⑦]与绝大多数双声词“重、轻”读音规律并行的，是绝大多数三声词，如“王府井”、“西直门”、“什刹海”、“大栅栏”、“兵马司”、“贝勒府”、“巴不得”等，其发声上均取“中、轻、重”方式，三个音节的发音轻重也同样是不能随意置换的。往往在纯“京腔儿”的声口里，双声词的第二个字和三声词的第二个字因为越读越轻，读音当中的韵母部分也被“吞咽”遮蔽掉了：很多外埠人不大听得清楚北京话，这是一个相当主要的来由。当然，北京方言的轻重音读法上也有例外，这些例外也是约定俗成有其规律的。比如把个别双声词的轻重音倒置过来的话，意思可就变了。这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大爷”，两个字前重后轻是“伯父”的俗称，反过来前轻后重，则是指的那些傲慢豪横不可一世的主儿。
至于说到北京话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儿化韵”，究竟跟满族人从本民族母语向汉语转变阶段的哪些具体因素有关，目前在学术看法上莫衷一是。笔者同意这样的意见，即“儿化”现象在汉语自身传承过程中先已有之，不过它只是在汉语北方方言的某些区域内少量闪现，还构不成一项重要的汉语语音现象。满族人在起初学说汉语北京话的时候，这个“儿化”音也是不大发得好的（他们常常把“r”音读成“l”音[⑧]），那是受到满族母语的发音习惯影响所致。然而，满族人对于不同民族的语言尤其是语音，有一种超常的敏感度和亲和力，易于学会和掌控他民族语言，也是为世间所清楚认识的。[⑨]他们由只讲满语到学说汉语兼操双语，再到基本放弃母语而专操北京汉语方言，进而到异常亲近北京汉语方言并且把此种方言当作一种艺术创造活动的对象物来切磋雕镂，是一个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长久的的过程，大量“儿化韵”的出现，正是在清代中晚期也就是满人们以极高的兴致去拥抱汉语北京方言的时候。满人渐次改操汉语之后，特别是清代晚期，民族上下整体性地投入了为汉语“京腔”再塑金身的工程。这个过程如前所述，是旗族子弟们将生活全面艺术化的时期，他们自身的基本文化修养攀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把所具备的艺术鉴赏力、想象力及创造力同样也宣泄到日常语言的模塑上头，本也是件极自然的事情。京腔语言当中格外悦耳动听的大量“儿化韵”，就是这样逐步地打造成型，进而“揭锅出炉”了。[⑩]
历史上，操阿尔泰语系母语的，除了有金代的女真族外，还曾有北魏的鲜卑族、辽代的契丹族和元代的蒙古族，都曾控制过这片土地。这些民族要学习汉语，不单会保留许多讲母语的发音积习，优先选择与亲近的也一定是汉语的口语白话，而当然地不会是汉语文言。“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南方语言中至今保持着‘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 [11]满族来到北京之后，肯定继承并且更为有力地推进了对当地汉语同样目的的改造，他们在短期内学不来文绉绉的古代汉语，况且他们崇尚自然浑朴的天性也教他们本能地排斥那些古汉语严苛的用词规则，所以他们即使是在放弃母语改讲汉语的时候，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拉动着北京的汉语方言向着自由晓畅俗白平朴的方向迅跑。于是，日常的京腔方言里面古板绕嘴的汉语文言词汇所占据的地盘儿便日渐枯萎了。[12]从清朝末尾一些年起始，你已很难得打京师民间听到古代汉语的专有词藻了。
满族人改造汉语北京话，其奉献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古汉语第一人称复数，从来就只有“我们”一种方式，在实际运用当中，包括对方（听者）在内和排斥对方（听者）的第一人称复数，都一律用“我们”表示；而满语等阿尔泰语系民族，则把第一人称复数，区别为排除对方形式的“我们”，和包含对方形式的“咱们”。汉语研究界充分地肯定过满族等北方民族将“咱们”这一包括式第一人称复数的表达方式引入汉语的意义。当然，“咱们”一词的萌芽形式“自家”，最早出现于宋、元时代，我们把它说成是满语影响所致稍稍有些牵强，实际情况大约是这样的：宋、元时代其实就是金、元时代，当时女真人和蒙古人将这种用语引入汉语，恐怕是切近实情的。不过金、元时代汉语中间的这一语汇萌芽还很不普及，文献上所见实际运用的很罕见。而到了清代，“咱们”一词在汉语特别是北方汉语当中频频出现，则必定是和满人习惯用此概念息息相关。此外，古汉语的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他”，都没有表示尊称的单独用字，清代满人在打造京腔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民族习惯，不单创造了日后为全国百姓普遍使用的第二人称尊称“您”，还创造了后来人们渐渐忘记的第三人称尊称“怹”。[13]像“咱们”、“您”和“怹”，都是使汉语更加丰富厚重更加具有表现空间的用语。
清康乾时期，经过京师旗族在原有北京方言基础上系统再造的汉语“京腔”渐趋显型。这种上自皇帝、贵族下至京师内城统治民族人人习用的方言模式，一定会对各地官民起到示范作用，这正所谓“上行下效”，亦即“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彼时，清廷还利用行政命令来推行京师方言作为国家官话：雍正六年，皇帝颁发了汉语正音的敕命，要求粤语区、闽语区、吴语区出身的官吏，在谒见皇帝的时候，必须要讲京师官话。《官音汇解》、《正音撮要》、《正音咀华》等规范标准音的语言学著作应时出版，并以此为教材，在南方各处开办正音书院。值得注意的是，《正音咀华》的作者莎彝尊就是一位满族人，这说明满族的知识分子此时已经承担起了北京话的音韵规范化和普及化工作。当时的汉族文化人是不屑于去做这种事情的，他们宁肯耗费毕生的心力去钻研汉语古音韵。清代国家“官话”即北京话的音韵规范化工作，只能历史地落在满族士大夫肩上。
八旗制度笼罩下的旗人们，群体性的文化艺术倾向在生活中崭露。而玩味语言、“撇京腔”，是他们共通的一种人生癖好：“玩”语言，实乃最“经济”最不用破费的一种艺术活动，贫困到揭不开锅地步的穷旗人也照样“玩得起”[14]，也照样乐此不疲；谁要是能把北京话讲得更字正腔圆抑扬悦耳诙谐俏皮有滋有味，必会引得人们备加羡慕和着意仿效。到清代末期，就日常生活来说，满族人擅长京腔口语的表达，已为世间所认识，他们的这项能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汉族。当旗人们发现自己的汉语居然能够讲得比众多的汉人还要棒，一种自豪感便油然升起。本章开头所引用《正红旗下》的那段话，也透露出来清代末年京师旗人群体在语言驾驭上头独领风骚的洋洋自得。[15]
晚清时节，通过二百多年对旧有沈阳话和旧有北京话的从容模塑，面目一新的、京腔京韵的北京官话基本定型，它自身的规范、自身的魅力都得到了各地的关注与承认，再加上从雍正年间开始朝廷内外将它作为国家的统一官话来推行的力度，其显著地位和重要作用便愈益体现出来。
语言学家林焘说过：“语言和社会一样，越是封闭，发展得就越慢。越是开放，发展得就越快。北京官话就是始终处于相当开放的环境之中的。现在的汉语官话和其他语言比较，不但方言内部的分歧最小，而且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的古音成分最少，可以说是发展最迅速的汉语方言。”[16]
20世纪初，清朝退出历史画面。民国年间，北京被剥夺了国都的地位，国家的政治中心南移。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语”怎样再度认定，一时成了个大问题。据说，多种南、北方言都曾“闪亮登场”，上演过彼此激烈争夺国语地位的大战。然而,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广汉语白话文的大幕拉动，人们看到，曾经作为清代“官话”的北京话，其最为切近白话语体等多项优势分明高出各地方言，结果尘埃落定，还是由北平话登临“国语”的显赫位置。这不能不说是对北平（北京）话本体价值的一次严格考验，因为北京这座城市已经在政治上失势，北平语言的全部本钱已经仅只在于它的自身能量。此时间不再把北平和北平人放在眼里的这个国家，却一如既往地认可和看重它的语言。
该世纪中叶，定都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宣告建立。国家重新将北京话这种地方性语言，认定作在全国推行汉语标准话的语音基础。1956年2月6日，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确定为——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从此，北京话在祖国的文化建设上，再次享有了非比寻常的殊荣。
[①]老舍《正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32页。
[②]常瀛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③]试以京语词汇“胡同”为例，它往往被认为是元代蒙古语“水井”之音译被后世留存而致，其实是可以商榷的。元曲作家关汉卿作品《单刀会》中即有“杀出一条血衚衕来”的句子，另一位元曲作家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也有“我家住砖塔儿衚衕”的句子，可见当时“衚衕”一词已经被用得相当普遍了，人们只想到蒙古语里头有读这个音的词，却忘了比元代还早的金代女真人的语言里同样有读这个音的词，其词义与蒙古语词义相仿，乃是“居住地”、“街镇”之意。这个词实际上是阿尔泰语系诸语族通用的一个词汇。而金在先元在后，女真人又比蒙古人更为热衷于与汉族的交流，再把这个汉语词汇一味说成是得自于蒙古语，就不一定准确了。与此同样道理，其他还有不少金、元时期见诸文献的大都地方的汉语外来语，也有较大可能是来自于金代女真语。
[⑤]对于有部分满语词汇融入汉语北京方言的认识，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只是在鉴别那些词汇属于此种情形时，见仁见智意见不大一样。据满语专家常瀛生在其著作《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中甄别指出的，此类词汇就有八十几个，其中包括“挺”（很、甚之意）、“剌乎”（不用心之意）、“盘儿亮”（长得漂亮之意）、“敞开儿”（随便之意）、“咋呼”（撒泼、大呼小叫之意）、“狠（阴平）嘚”（叱责之意）、“胳肢”（无端地给对方搔痒，引伸为出阴招、使坏之意）、“嘞嘞”（无聊冗长地说之意）、“哈喇”（食品走油之意）、“摩泧”（用手舒展弄平之意）、“巴不得”（但愿之意）、“邋遢”（衣冠不整之意）、“妈虎子”（妖怪）、“改（阳平）喽”（搂取、攫取之意）、“嬷嬷”（乳母之意）、“翻车（轻声）”（翻脸、用气之意）等等。常氏进一步指出：“北京话里有大量满语词，有些进入北京话后仍保其在满语中的原形和原意，有的获取部分音节，或加其他方式的改制。有些词义则受到引申和延展。总之，它们皆与原在满语中大体相同。满人自顺治初年入关，历百余年期间是操满语的，同时满汉两族人密切交往，互习语言，大量满语词进入北京话绝非奇事。”（该书第242页）此外，周恩来1957年在一篇题为《关于我国民族政策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说过：“有些满族话汉族吸收了没有？我看是有的。有许多满语词汇转为汉语，丰富了汉语。”（《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255页，）
[⑥]清代后期，西方人把北京城里的这种汉语方言，叫作“mandarin”，音译过来就是“满大人”或“满大人说的话”。顾关元在《话说京语小说》文章中说：“京白又称‘京片子’，是旧时对官场京语的美称，在英语中的mandarin既指北京语，又泛指清朝官员所说的官话，可见北京话已非地方方言，而是通用于全国的雅语。‘京片子’即是具有这一功用的国家标准语言。”（《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13日第7版）
[⑦]我们可试将上述词汇的“重、轻”音读法改为“重、轻”音读法，则会顿感不再是北京话反倒像是“港台国语”了。
[⑧]这类的发音，在今山海关内某些地方例如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的满族和汉族群众中依然明显保留着，教外界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大舌头”。笔者觉得，那恰恰保留的是满人学汉语一个中间过渡时刻的语音“活化石”。
[⑨]历史上与满族同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锡伯族（历史上曾一度被称作“满洲族锡伯人”），在清代大部迁往西域地方后，同样长期地显示着他们超乎寻常的语言天赋，直至当代，许许多多继续讲锡伯语的的普通锡伯人，都能在母语之外精通多种别民族语言，因而锡伯族在当地始终享有“翻译民族”之美誉。这一现象亦证实了原本操讲满语的民族，具备一种潜在而且突出的语言能力。为何如此，惜研究者尚未投注太多工作，也没有明确结论。
[⑩]或许，京旗满人优雅、散淡和落拓不羁、小觑人生的处世态度，也是酿就京腔“儿化韵”的一重深层的性格原因。
[11]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
[12]我们常在吴语方言区、闽语方言区或粤语方言区的百姓口中，很随便地就能听到一些古汉语词汇。可是到了老北京儿的口中，一旦迸出两个“文词儿”，不是被他人挤兑为“犯酸”，就是说的人自己就带有特殊用意。
[13]在当下提倡复归民族文明礼貌传统之时，人们口头上的“你”正越来越多地被“您”替代，其实“怹”（tan,阴平）也是一个应当恢复到人们嘴边上的文明用字。
[14]旧时外界褒贬旗族子弟，有一条就是说他们好“耍贫嘴”。“贫嘴”的“贫”字起初只有贫困之义，“絮烦”及“废话连篇”是后来的引申义。如若取“贫”字本义来观察旗人们的“耍贫嘴”，似乎更贴切：“耍”是玩，“贫”是穷，“嘴”是语言，“耍”、“贫”、“嘴”三字连缀，恰好活画出了穷旗人嗜好玩味语言的特点。
[15]时至今天，北京满族人依旧以京语京韵自豪自恃。满族作家赵大年说过：“要让大家都能听明白，这很不容易啊。像东北话的齿音，西北话的鼻音，湖北话的牛刘不分，湖南话的发花不分，上海话不会说二（只会说两），广东话的王黄不分，‘我姓三横王，不姓大肚黄’……这些缺陷如不克服，政府通过电台、电视台发布个正式文告，怎能让人们听得明白呢？”（赵大年《京味小说·北京人·北京话》，载《前线》，1996年第4期）
[16]转引自金汕、白公《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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