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母亲晚年的时候，曾约几位老友一起回顾当初在延安的日子，为的是想写回忆录。不料老几位在回忆共同经历的那段生活时，所说当年住处的方向、位置、环境等等，样样都不大对得上。我妹妹为此戏言：“你们去过的是一个延安么？”我想，这是岁月惹的祸，经过几十年，它已经把人们记忆库当中的留存，腐蚀得斑驳陆离。
    这种尴尬如今也找上了我。
    最近，我五十年前就读的长春八一小学要在京举办一期老校友的聚会，据说他们已经向各地甚至于海外的当年同学发了邀请。从前跟我同校的弟弟，从他老同学处得知了消息。我自然很想去一下。人的年纪越来越大，重新回到昔日的伙伴中间，显然是一种享受，不然，为什么近几年大、中、小学（以至还有人说包括着同一所幼儿园）的旧友重聚，竟会有那么多呢？
    可是，我连当年同班同学绝大多数人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人家怕也同样不记得我了罢。
    这也许不全怪我。我1956年入该校读书，四年半后即转学去了沈阳。而且我这辈子转换的单位十几处，儿时的记忆实在被磨损得够戗。加上近些年我又患有脑部血液循环的病，缺氧。
    惟一的“救命稻草”，便是我儿时印象最深的同窗好友赵书克了。我俩也有47年未通音问了。我想我对他的记忆那么深，他也总该忘不掉我。好，就从找他开始。
    网上查找他的名字，获得两个线索。顺藤摸瓜一个一个地追，头一天全无结果。不死心，第二天再想办法找，拐弯儿抹角，终于在人海里“捞”着了他！居然在我自报家门后，他立时就在电话的那头儿兴奋地叫出来。
    他说，几十年来多次寻我而未果。
    我们叙谈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各自怀念。彼此关于对方的记忆都还那么鲜活。可是，说着说着，又对不上碴口啦。我记得的一些同学名字，他都说没有。他说到的许多名字，我也二二忽忽的。不过我相信他是对的，要错只能是我错——因为他比我大着差不多一年，又当过我们的中队长，况且人家在长春八一小学读满了六年，好些当初的同窗一直都保持着联系。要错，只能是我错了。
    我真有点儿“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感觉了。或许那时我跟书克不是一个班？又怎么会呢！
    书克老兄安慰我：没关系，错不了，哪怕不是一个班，我们也要你了。
    说正经的，儿时的同窗伙伴儿，谁也免不了会大把大把地淡忘往事。有朝一日真能坐到一起，哈哈一笑，互相提示，就会想起许多许多。我在这儿，先给那些我淡忘了名字跟模样的老同学们倒个歉。我发誓，下辈子一定把自己从少小到终老的同窗同事朋友们，全记下来。脑子不够，就用笔。
    话又说回来。半个世纪之前的我们，谁又能逆料到各自的今生竟会是如此这般呢。我们国家大大小小风风雨雨多少前人闻所未闻的奇异变故，都教我们这代人偏得了。
    长春八一小学，是我们艰难忙碌奔走一生的出发地。
    那是共和国草创期为数不很多的寄宿制学校之一，几乎在每个班的同学当中，都有国内战争或朝鲜战争阵亡者的子弟。一二十个小同学挤住在一间寝室，听课则是在今天看去条件过于简陋而在当初却并不坏的教室里。
    我们，是曾经学习了老式“注音字母”一年之后又改学“汉语拼音”的那批孩子，是唱着郭沫若词马思聪曲“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首支少先队队歌系上红领巾（好像有个同学下午要入队，中午激动得睡不着，来回折饼，下午入队便没有了她）的那批孩子，是敲起锣鼓家伙跳着大头娃娃舞去向市郊南岭附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示祝贺并算计着共产主义将在我们上到中学的时候实现的那批孩子，是天还没亮就爬起床把好端端的脸盆敲得搪瓷崩裂来“除四害、轰麻雀”的那批孩子，是四处捡拾碎耐火砖碎瓷片儿来建造炼钢炉以便让钢铁元帅升帐好早日“超英赶美”的那批孩子，是陡然间被告知国家遇上了大灾害立时就发现食堂里的全部饭食都变成了苞米面咸菜丝的那批孩子，是某个星期天从家返校后全被怀疑染上了肝炎病几十上百号人一块儿被收容到大礼堂“隔离”睡地铺的那批孩子……我们更是自幼就被彻底教化着发誓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那批孩子。
哦，谁又会逆料到今生，竟会是如此这般。
    人这一辈子实在是经不起从容度过的。一刹那，五六十年匆匆隐去。我辈倘若相见对视，不少人都已是皱纹满额白发苍苍了。还依稀辨得出当年的孩提模样吗？
    老人家有词云：“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还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再过两三天，老校友们的聚会就要到了。在座的老校友们，我会认得他们么，他们会认得我么？
    正是：浮生非梦恍如梦，游子无踪终有踪。

            长春八一小学1956年入校生  关纪新 于2007年5月23日

文后文：
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认定，我不是赵书克这个班的了。我进入了他们班的网页，不但名字大多陌生，另有一个为当年本班同学才知晓的特有标记“洗衣代号”，也与我的记忆不符。他们的“洗衣代号”是“圣”，我的记忆中所在班曾用过“当”和“尽”两个代号（因为我的衣服后来多由我弟弟接穿，他也对此有清晰记忆）。书克记得，我们年级各班曾作过调整，他曾在六班，后为五班。这么说我可能先前与他同班，后来分开了。之所以我俩结下了友谊，可能因为同是学校小提琴队的队员。这么说我的确需要重新“找党”。好在长春八一有个“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小”的班级特殊标记“洗衣代号”，它可是我现在唯一有望重新续上组织关系的“接头暗号”啦。请读到此文的1956级的同学都来帮我回忆一下用过“当”和“尽”两个洗衣代号的班集体。谢谢啦！昨夜11时，老友书克打来长途，嘱我对此事“千万别着急”，他会“尽量帮助”我找到自己的班。我为老友的尽心而感动。自己想来也真是有点儿可乐：快五十年了都没为这事儿着过急，现在急个啥？还拖累老友跟着四处找线索。我弟弟则告诉我：这事情可不能不着急，要不，你可就“失学”喽！
5月24日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