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路地老师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八十周岁。词典上说，八九十岁，谓之“耄耋”；可我，却断难把他跟这样的词汇联系到一处。甚至于近年来人们惯常称他为“路老”的时候，我也还是不大甘心跟着那么叫。
    结识路老师，有20年光景了。当时，我作为一名民族文学研究界的从业人员，在每日埋头编辑、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学术文章的同时，亦倍加关注自身民族——满族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命运。那会儿，中国各个兄弟民族的文学适逢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许多民族的作家、诗人都乘势而上，为中华文学的多元缤纷展示各显神通。我总觉得，满族这支在昔日文坛上不甘人后的族裔，当然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脚色。
    忽有一日，我接到了一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的声音既诚挚又果断：“我是丹东市文联的路地，《杜鹃》杂志的主编，我们已经决定把杂志更名为《满族文学》，很想通过你，联络一批在京的满族作家！”时至今日，我还清晰记得，接听这个电话时自己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大喜过望”。
    跟路地老师的见面，同样应该用四个字来表达，那就是“一见如故”。他也有句话，说出了他见到我的高兴劲儿：“哈！你怎么就像是为了帮我们做这件事儿（指改刊《满族文学》），早就在京预备好了的一个人！”
    尽管我和路老师彼此年龄差着小20岁，然而，毫不含糊地说，相互间从一拍即合那时起，到今天，始终是十分愉快地引为同调。说路老师对我来讲是亦师亦友，好像都不大够份量，我们相互几近无话不可谈。我由衷地叫他“路老师”，他有时也会不无戏谑地喊我两声“关老师”。我们之间毫无“代沟”。
    其实，人家路老师是老党员、老军人，青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迄今已经六十多个年头了。借用满族作家赵大年在一篇小说里所说的，六十年，按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来看，那可就是一个世纪呀！——实在是不得了。
    之所以说路老师“不得了”，是缘于对他那股子永不止息的奋发精神的赞叹。吾生也晚，没见着年轻路地的雄姿英发，不过，作为一个优秀军人，有他当年从戎时的一枚枚军功章来证明；至于这许多年，我与路老师天各一方，没有条件追随左右观察他的常态生活劳作，但是我知道，作为一位优秀编辑家和一位优秀诗人，也自有他多年间亲手编出的期期杂志、亲笔写成的本本诗集，以及一再获得的国家级奖励来体现。
    我想在这儿为路老师的奋发精神多少做点儿注脚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路老师本姓富察，出生于辽南岫岩的满族聚居地方。他这一代满人，前半生一直遭遇到自己民族的跌宕坎坷，纵有深厚的民族情感亦得不到较多的表达机会。任何处在某一民族位置的人都知道，这实在是一样叫人不能感觉愉悦的事情。然而，年逾半百之后，欣逢国家的各项政策有了极大调整，他所隶属的满民族现实境遇有了诸多本质性的改观。身为一位饱含民族意识的文化人，路老师志在自己的后半生，为推进与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多做几件事情。我对路老师，也正是在这方面，有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二十多年间我与路老师有过多少联系，见过多少面，合作过多少回，已经记不清了，而说得清的倒是，这中间没有一次，不是以振兴本民族的文学文化为目的。从《满族文学》杂志社召集的首届满族作家笔会，到一起叩访启功先生府邸求取“满族文学”的刊名题字，从假昆明民族文学会议之机广泛联络各地满族作家，到相约一批满族文史工作者登临长白山巔跪祭民族魂灵……我时时得见路老师对自己民族的赤诚。而在这些记忆当中，有些事情更是让我忘不掉——
    在路老师的积极倡导之下，我追随其后，与一些热衷于满族文学发展的师友联手，共同发起并组织了全国第一届和第二届“满族文学奖”的评比暨颁奖活动。在这两次评奖的获奖名单中，既有端木蕻良、舒群、颜一烟、马加、关沫南、胡可、胡昭、丁耶等文坛宿将，也有朱春雨、赵大年、赵玫、江浩、边玲玲、孙春平、于德才、庞天舒、高光、牟心海、华舒、佟明光、匡文留、胡健等中青年名家，还包括了港台地区的林佩芬、杨明显等人。国内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与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传媒，以及海外的《香港时报》、《欧洲时报》、《侨报》（美国）、《新中原报》（泰国）等报章，对这次20世纪以来带有破天荒意义的全国性满族文化活动，争相予以报道。那两次评奖活动的评委，来自满、汉、回等兄弟民族，这些民族文学的资深研究家，对满族当代文学创作成就的整体检阅，无不给予高度评价。而两次活动的获奖人有数十位，不论是得到“终身荣誉奖”，还是分获一等、二等、三等奖的作家，个个欣喜异常，他们纷纷表示，在自己的创作生涯当中，来自本民族的肯定与表彰，具有超乎寻常的特殊意义，是永远都需要珍惜的！事实说明，满族文学的评奖活动，对于聚集满族文学的当代创作队伍，推动满族文学更高地张扬优秀传统，去争取新的时代性的光荣，产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我当然要为两次评奖的结果而鼓舞。同时，我也深深地为路老师的远见卓识与果敢作为而折服。他不单有好的想法、大的魄力，还具有一位出色的文学活动家的一应素质。打创意成熟，到联络主办单位，再到筹集活动资金，全是由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风风火火、风尘仆仆地完成。个中之辛苦操劳实难为外人想象。这儿试举我所了解的两件细微小事，便可管窥一斑。那一回他自丹东前来，路途劳顿且不说，从北京站刚下火车，便急如星火地跟我一块儿，蹲在站前的马路牙子上边，磋商起评奖工作的大事小情。我说，别急，先找个旅馆（他为节约开支，来京多次从未住过高档酒店），落下脚，歇一歇，再商量也不迟，他却说，时间紧，事儿杂，顾不上那么多了。就这么着，我俩连顿饭都没吃，蹲在马路边上，开完了全国满族文学评奖工作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另有一回，也是他来京准备满族文学的评奖工作，也是因为怕费钱不肯“打的”，去挤公共汽车，赶上司机路遇情况急刹车，把年近古稀的他一家伙摔倒在车厢里，弄得肋骨挫伤，疼了好些天。他的心思，我最了解，那就是“省点儿是点儿，把钱用到正地方”。唉，一位离休老干部，毫无个人打算，纯粹为了民族的文化事业去不懈打拼，能做到这一步的，有几个呀？
    进入新的世纪之后，路老师也已年过七旬，但他依然不知老之临头，照样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筹措着大大小小的民族文化项目。他的精神，足以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来比状。别人先不提，我自己，就又着着实实地被他感动了一遭。那两年，我染上了极顽固的眩晕症，几乎要在工作上头“买单”。可是，我们可敬的路老师，偏偏在此时来约我跟他携手主编一套《当代满族作家创作论》。我这里是推三推四，证实自己已经躺倒不干，无能为力了；他那边却是不依不饶，反复强调“眼下已有出版社承诺愿意出这部书，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他甚至答应我：“你用不着干太多的事，只是从你的经验出发帮我来选选作家跟研究者，我去联系，我来看稿子，我校对清样，我监督后期制作……”我知道，再不答应他，不但会伤了他的心，自己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后来，历经二三年的工作，这部浸透了路老师心血的大书终于得以出版，不仅受到了读者和民族文化界的好评，而且可以说达到了在这个历史时期较为全面地为满族文学的全景发展“立此存照”的目的。我为此书编辑出版所作的工作，充其量也达不到总工作量的十分之一，人家路老师照样还是把我和他一起署在了全书主编的位置上，这，一直是件叫我脸红心愧的事儿。
    接近八十岁的这几年，路老师的身体也不再像先前那么扛折腾，有时也会生出点儿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我惦着他，每隔三两个月，总记得给他挂个电话问候问候，而我最怕听到，却十有八九总要听到的，是他又要精神抖擞地告诉我：“纪新哪，我最近又有个计划，想听听你的意见……”这可怎么好哇，你说他，你劝他，以至于“打击”他，“讥讽”他，全算白绕，他永远是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疾驰而往！
    他的老伴曹老师跟我说过多少回：老路这个人哪，你可拿他有什么法儿呢？
    据说人的寿命，较多地取决于母系的遗传。路老师的高堂活到了九十好几，而照路老师眼前的身心状况看，突破家族记录不成问题。在这篇随感短文的最后，我愿衷心地说上一句，永不歇脚的路老师，生命之树——长绿！
2008年3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