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榻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15层。
    透过房间的大玻璃窗，可以望见一二百米外的黄海波涌，以及久违了的栈桥。这正是我心中典型的青岛镜象。
    朋友霄明指给我看——几乎就在这酒店与栈桥间等分的距离上，有个比较空阔的院落，中间有座近于四四方方的三层老式加顶建筑，在其西南墙边有圆柱型上呈锥状的附加建筑体——那儿，就是他父亲舒群当年被关押的德式监狱旧址了。我目测一下，跟那里只有一箭之遥。霄明又告诉我，他父亲一直被羁押在第三层，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有两扇大小不等的黑窗户，那就是准确的位置。
    我心间一阵砰砰然。
    此次来青岛，为的是在18年后，再次向我尊重的前辈舒群伯伯，表达我经久不灭的敬意。
    1934年，青年舒群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组织内有人叛变，他遭到逮捕，在那所颇有来历的监牢里被关押了半年多。因他被捕前不久刚来青岛，敌人拿不到他与共产党相关的证据，他又一直严守着自己的身份，终在狱外同志的营救下，摆脱了这场囹圄之灾。就是利用这段狱中时日，他写出了自己早期的代表作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为毕生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此次前来，是应约参加“青岛德式监狱旧址博物馆”的开馆仪式。20世纪初，德国殖民者攫取了中国的胶州地区和青岛港，派来“总督”管辖。随即在海滨建立了这所“欧人监狱”（当时羁押者均为欧洲人犯）。此监房据说算得上中国境内历时最久的牢狱，后经过背景民国政府收管、日本殖民统治、国民党政府管辖，以及人民共和国政权之下的不同阶段，总计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直到1995年，才完成了监狱和看守所的职责。近年间青岛市经济发展极快，同时也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青岛德式监狱旧址博物馆”的建立即是其中一个项目。
    我，似乎只为探寻那盘桓于旧日监房中舒伯伯的精魂而至。
    1985年，为编辑《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我头一回扣响北京虎坊路舒伯伯的家门。那会儿我还是个“资深”青年，舒伯伯却已年过古稀。老人给我的第一眼印象：这哪儿像是鼎鼎大名的舒群呐，不就是在东北故乡随处可见的一位平民老人么！我恭敬地说明准备编写一部有关满族文艺家的书，希望对方能够同意被介绍，还请教由谁来写他的传略为好。
    至今叫我记忆犹新的是，老人的反映极痛快：“啊，写满族，写满族的贡献，太好了，我赞成！谁来写我么？我看就委托你啦……”
    我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为了老人的爽快，为了他对本民族的挚爱，也为了他给我的信任。说实话，当时我对舒伯伯一生的艰辛、成就与坎坷，还只是知晓一点点皮毛。
    后来我多次去拜访老人。我听他关于生平的口述，写出了让他还说得上满意的“传略”。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这部包括“舒群传略”在内的《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当我趋前将书送到老人手里，他是那么地兴奋，咧嘴笑着，反复地说：“满族文学艺术，满族文化，该写，该多写！”老人提起笔，在我的一个本册上写道：“祝贺《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出版，为满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舒群 一九八八，一，一。”
    我与舒伯伯愈来愈熟识了。我不单看重他的民族情感，更尊重他的奋斗经历与人生追求，还为老人晚年的精神气质所折服。我听到过他的邻居形容：在虎坊路边，常有一位老者披件旧棉衣蹲在路边休息，不知情的都以为那是个刚进城的老农，即便知情者，也很难把此人跟他所拥有的文坛盛名挂起钩来……那人，便是舒群。
    老人晚年患有几种疾病，尤其是严重的“体位性低血压”，使他站立或行走均要陷入晕眩，所以在外他喜欢蹲着，在家他喜欢半靠在铺盖卷上与客人聊天儿。那几年，我就时常享受到他半靠在铺盖卷上接见的荣幸。
    他有着我再熟悉不过的东北老头儿的脾气秉性，平易而略带些许倔巴，豪放又掺杂几分纯真。我和他之间的话题常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他的革命生涯，遭逢际遇，和文学活动。
    1913年，舒群出生于哈尔滨一个工人家庭，少年时代因家道贫寒一再辍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8岁的他毅然投身抗日义勇军，并为中共地下党的刊物撰写鼓动性的文学作品。19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第三国际在华基层情报站年轻的站长，同时，结识了金剑啸、罗烽、萧军、萧红等青年作家，他们共同为“北满”左翼文艺而工作。1934年，敌我斗争白热化，为了摆脱日伪的疯狂迫害，舒群不得不离开哈尔滨，转往青岛继续地下工作。就是在这期间他被捕系狱。出狱后，他流落上海，邂逅左翼作家白薇，加入“左联”组织，发表了令他一举获得普遍赞誉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并恢复了党的关系。在上海，他又完成了《老兵》、《秘密的故事》等二十多个中短篇小说，成为左翼文学界高产且有影响的作家。1937年，受派遣到山西八路军总部作记者，曾给总司令朱德作过秘书。1940年以后，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担任文学系主任，还作过《解放日报》文学版的主编。1945年东北光复，舒群带领一大批延安的文学艺术家疾赴东北开展工作，担任过恢复创办的东北大学的副校长，从日伪手中接管的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的厂长，和东北文联的副主席。
    50年代初，舒群奉调首都，出任新建的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和中国作协秘书长，成了受到文学艺术家们欢迎的一位负责干部。他一面日以继夜地工作，一面挥汗如雨地创作，写出了《第三战役》和《这一代人》等长篇小说。谁曾想，性情刚正的他，成了共和国伊始非正常政治生活的早期牺牲，他被强加上“反党”罪名，被剥夺写作权利，下放辽宁改造思想。此一去，竟耗去了20年光阴！待重返北京，他已经是65岁的老者。人们多以为这位健康状况相当糟糕的老人会就此安度晚年，孰料，性情倔强的他，在年近七十之际，不仅与丁玲合作创办并主编了大型文学刊物《中国》，而且扶病命笔，不停地发表着新作——短篇小说《相思》、《金缕曲》、《醒》、《美女陈情》……直至《少年chén女》一篇,居然在中青年作家强手如林的文学界，夺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此，再也无人敢于小视这位“宝刀不老”的“黄汉升”。
    舒伯伯曾对我说，自己写小说写到这时候，才算刚刚琢磨出一点儿门道儿来。后来，我也不止一次听评论界的行家谈到，舒群晚年短篇的谋篇结构，那可不是一般的好！
    我感到舒伯伯，实堪领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八个字。
    有时，我也会向他问起受到政治迫害的往事。只有这时，老人才敛起笑靥，现出一脸的苍茫。应当说，他的性格，既非一门心思斤斤计较于谁该负整人罪责，也不是毫不上心到荡然一笑尽泯恩仇。他似乎始终在沉思，在咀嚼，在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寻绎；有时，他好像接近了答案，有时，他又说，这事很难讲得清楚……
    老人一生都是无悔的革命者，一生都是执著的文学家。他有着文学写作的非常天赋，直到接近古稀才再次获得展示；他有着革命组织家的果敢与坚韧，却无法“组织”好个人的命运，也难以“组织”起面对后来人相关追问所应有的回应。
    这，也许就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摆不脱的人生路数。
    我在青岛逗留的时间不多，喜欢独自在房间里眺望那旧日牢房的两扇窗。我知道，已经辞世18年的舒伯伯，再也不可能像当初那样与我亲切交谈；可是，我走不出一种感觉，那窗子里面有一双明眸，在和我对望。那是一双21岁男青年的眼睛。那是73年前，在这所监狱中被拘押的革命志士舒群的眼睛。
    呵，21岁！这可是舒伯伯到他开展第二段革命活动时候才有的年龄。我忽然联想到当下的有些年轻人，别说让他去从事危险而庄严的事业了，到了三十四五还无心于谈婚论嫁，说是“还没玩儿够”！
    ……世间转瞬即沧桑。当下的社会图景，早已不同于73年前舒伯伯坐牢的岁月，甚至比18年前他去世之时，都不能可同日而语。物质的极大丰富（这话常被人们挂在嘴边，我多少有点怀疑它的夸大其词）固然是好事情，可是人们价值观的空前错位，也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我写这篇文章的日子，恰逢2007年的“国际劳动节”，一家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的背景音乐，还是几十年前的几首经典——《南泥湾》、《大生产》等等，节目主持人半开玩笑地说，他找也找不到近些年来关于“劳动”的歌。
    社会应该是在朝前走。然而，比较青年舒群投身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究竟在那些领域里面进步了，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
    而今，我已年近花甲，已对几十年来的红尘世态颇多体味。我多想那旧日牢房中的一双眼睛，能够跟我再度对话。
    也许，舒伯伯在奋笔疾书其作品《没有祖国的孩子》之余，会抬起头来望见我所在的巍峨于市面的酒店。他会怎么想，会为这动辄便出入于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的碌碌过客们，感到骄傲呢，还是悲哀？
    当地有关部门开辟了“德式监狱旧址博物馆”，初衷是为了对人们进行传统教育，然而，我不敢说出口的是，这所博物馆进出的游人们，将有几人真的能记住舒群这位革命前辈的姓名呢。我担忧，它将来会渐渐流变为“惟钱是拜”的旅游项目。
    离开青岛这天清晨，当我又一次走近酒店房间的窗口，海上正升起蔽天的浓雾，窗外一片迷蒙。海、栈桥，以及德式监狱旧址，都已悄悄隐去。
    耳畔，有船只在长久地鸣笛。

（本文作者关纪新
通信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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