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的老北京儿都知道，本市东城一条叫作“细管”的小胡同里，有所声传遐迩的名校——男五中。那会儿倘论“硬件”（这当然是时下的语汇），她实在简朴到了几近寒酸的地步，东、西、南、北四座老式教学楼，围定一方周长仅只200米的渣土操场，便把校园塞得满满当当。然而许多年里，正是这处简陋的校舍，连续创造着我国首都中等教育界最优异的业绩。
    有史以来，“男五”走出去的学生，没有不以母校为骄傲的。
    我曾是该校学生。而我在这儿要说的，却不单单是作为“男五”学生的这份骄傲。
    我所在的，是1963年入学1966年毕业的一个初中班。永远忘不掉，1966年那个燠热难耐的初夏，我们正紧张地准备着初中毕业及高中入学考试，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暴铺天盖地地降临了。最高领袖发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大中小学首当其冲；在“文化大革命”隆隆战车火速启动及无情碾压之下，中国社会的一切正常运作戛然而止——那里面，当然也就包括着我等少年学子继续求学的梦。
    历史猛然拐出的这个急弯儿，将我们狠狠地甩出了既定轨道。和我在一个教室的同窗们，以及和我同一年级的本校与外校、本市与外埠的千千万万同龄人，被一古脑地推搡出局，命中注定地，今生今世再也认不得高中的大门朝哪儿开。
    我们同一教室里的49个同学，被历史瞬间定格在北京五中的初三（五）班，既不能升级也无法离校。“文化革命”愈演愈烈，长达两年的时间，似乎再也无人理睬全国一切大中小学里虽有学校隶属却无书可读的失学者。从北京到各地的一所所校园，成了一任“造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戏台。就拿北京各中学来说，“老兵”、“联动”、“四三”、“四四”……奔突来去，无时或已。起初似乎还满怀着天真的“革命激情”，到后来却是啥啥都走形没样。
    先前响应号召，批斗校长跟老师，五中也有过不落人后的作为；接着不久进入打派仗阶段，几乎人人均有了帮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然而就在五中，“文革”却始终不曾出现过于极端的举动，更没有像某些学校那样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事件。即便是全北京全中国“武斗”斗得不可开交，五中校园内也只是作秀般地比划比划而已，未见有一点儿互殴伤人，好像那仅仅是为了应一应“革命人不怕牺牲”的时髦景儿。
    我所在的初三（五）班，同学当中虽说也各有自己的派性，相互间却不见任何矛盾的激化，哪怕是不同派系的同窗坐在一处，依旧是谈笑风生。我打听过本校其他年级各班，情况也都差不到哪儿去。看来，“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浩劫，并没有完全改变了五中学子们的常态作派。
    说起五中学生们的风格持守，每位从那儿走出来的同学尽可以道个一二三。而在我心中，平民精神与勤恳气质，也许是首先需要指出的。
    与京城诸名校有所不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中，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周边街区左近胡同的普通院落，他们的家境多不宽裕；而胡同里大小宅门上醒目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楹联，便是终年穿行其间的学童们的处世方寸。五中的教育极传统，刚好与此种理念接轨整合，延伸并且强化着“忠厚”与“诗书”所涵盖的价值观。“文革”从本质上讲是跟“忠厚”与“诗书”尖锐对立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即使是天天把这般豪言壮语挂在嘴边，五中的学生们，还是狠不下这条心。五中的阶级斗争，在“横扫一切”的年头也总是差着些成色。这也就难怪外界普遍要把当时的五中，认作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温床”了。
    直至1968年，随着全国大中学学生任凭挑动、胡作非为作用的丧失，“文化革命”的初始阶段渐告了断，国家终于将大量“文革”初期在校生的离校分配摆上了日程。日后被称为“老三届”的1966至1968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连锅儿泼向了“广阔天地”。毕业生们的分配，方式上有些奇特：先是部队来挑兵，人数极少；继而当工人又走一拨儿，还是不多；再往后是去东北军垦农场，依旧每班只有三两个；最后，留给多数人的去向终见分晓：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同学们陆续离去，若从口头上说从当兵到下乡都很“光荣”，却没见着从学校到哪个班级开个欢送会什么的，每个人都是接到通知到哪儿报到，就不见了。一场“文革”，早把人心弄散了。
    说五中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温床”，也在此番分配上体现出来。我们班被留在本市进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只有八人，其中五个去远郊房山的铸锅厂当了吃大苦流大汗的翻砂工，剩下两三个留在市区的，不是修锁配钥匙就是焊洋铁壶……谁让你五中当初是名校的，该着。
    初中，初三，初三（五）——这是我们班四十几名同学许多年间心底里抹都抹不去的那道硬痕，它是无端历史的瞬间定格，是永不淡化的生命记忆，更是一味可以搅起生平苦辣酸甜一应感触的诱导剂！非是我辈更为伤情，中国大地上恐怕总有上千万的这代人，都有自己心底里的“初三（五）”、“高一（三）”、“高三（二）”……说来有点儿像个玩笑：有一回节假日我在某餐馆儿门前见到一帮与我年纪相仿的中年人，当中一位大声地呼朋引伴——“老初二的，都过来！”
    呵，哭笑不得的特殊历史，只能酿成这哭笑不得的特殊徽号。你哪怕再老，不还是“初二的”么？
    打从1968年起，初三（五）班的同学天各一方。不屑细说，他们均被艰难岁月锤炼成了硬汉；可是，初三（五），和这个概念下边包容着的张张面容，却成了我们彼此间一份温热的念想。1988年，通过当年班主席等人的积极串联，20年后的初三（五），老同学们终于有了第一次的重逢！尽管那回还只是聚拢了17人，有的相貌已依稀难辨，坐在一起的我们，还是很快就沉浸到少年同窗那会儿的欢快舒畅。说说各自身后的足迹吧，每个人都走过了只属于他的一条路，而所有这些路却昭示着一色的沉重与苦辛。大家一遍遍回忆没能到场的每位同学的名姓与故事，相约一定要尽可能地找到他们，让他们都能分享这份重逢的喜悦。
    1968到而今，又是20年了。我们的“初三（五）”一次次地聚首，值得夸耀的是，尽管昔日南北东西彻底失散，现在却已寻觅到了绝大多数人的下落，彼此建立了联系，还或先或后见了面。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染白了我们的鬓发，在每一张脸颊上刻下了褶皱。然而，变化的不过是容颜，我们还是我们。
    男五中哦，你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东西。旧日的五中学生，天赋上一个比一个高强，学习上一个比一个出色，加之又受着国内最严格最优秀的教育，少小的心灵里谁能没有一番大志向？假使社会真像它所承诺的那样，为我们铺就一条洒满阳光的成长之路，在那些学童当中，什么样的栋梁出不来！可是，1966，它放纵的不单单是十年的灾难，它也开启了这整整一辈人的异样命运。
    不错，上世纪70年代末，伤痕累累的这一辈，也曾遇到了“恩科”高考的末班车，年近“而立”却重新有幸进入大学课堂，毕竟是人生的极大意外；但是，有此幸运从而改变命运的又有几人？我个人该算是幸运者之一，想一想，自1966年离开初中课堂再到1978年走进大学课堂，整整12年哪——那已够得上子、丑、寅、卯转它一个轮回。
    就生生因为这十二年，我的老同学们，远非人人都有投身高考的可能。当时他们大多已是单位跟家庭不可或缺的柱石，在单位里是工作和生产骨干，在家里则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指着他吃饭的那根顶门杠。说实话，单凭旧时五中初中打下的牢靠底子，凡是七七、七八两年进了考场的老同学，我就没听说有谁没考上。可是，我在五中时候的多数同窗，却没了这机会。
    “诗书”的大门在许多老同学的面前被彻底关上——日后我听到过他们当中不止一人痛彻肺腑的叹息。自幼树立的理想大大打了折扣，不少人的学历终身地停留在了初中三年级。
    我深深地同情他们，也愿为这些只有初三学历的老友们再说几句话。我敢说，这批接受过1966年以前北京五中初中三年教育的同学，走到哪里也不白给！脚下“诗书”的路已中断，那“忠厚”的道路却愈走愈宽。“男五中”的教育管到了他们的十六七岁，人生观此时已经初步定型，作为一个北京人、中国人，传统价值观所规范的诸如忠厚、淳正、刻苦、谦逊、友爱、简朴、奉献、自重……业已确定为他们生命过程的基准旋律。我虽不能说我的老同学个个如是，却敢为他们的大多数人打保票。什么是当年五中学生们矢志不移的风格持守？我觉得就是老北京儿的伦理文化精神，就是平民精神与勤恳气质的完美结合。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是我们这辈人的偏得。当下的商品经济大潮，裹挟来了那么多教传统中国人目瞪口呆的东西。而我初三（五）班的老同学们，又有几人能对那物欲横流和践踏诚信的社会现象表示认可呢。我很难判断这是老五中教育的落伍，还是身边现实的乏善。
    今年，2008年，正当我们这帮老同学老朋友告别北京五中40周年之际，又迎来了母校80周岁校庆之年。肯定的，我们“初三（五）班”将会是校庆当天“出勤率”较高的一个集体。
    我们均已年近花甲。置身当初的校园，必会使我辈找回久违了的青少年时代，再度品尝那韶华尚在的美好感觉。我们班的同学必会围坐一处，这中间，虽然有人做过省级的高官，有人在显赫的国企担任着要职，有人曾经是优秀的空军飞行员，还有人是得到过嘉奖的税务工作者……只要彼此围坐一处，大家自会忘却身份，忘却经历，忘却烦恼，忘却病疼，忘却那疾速逝去的岁月，忘却那今生今世的种种宿命，重新把自己归结在，我们的初三（五）。

2008，2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