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红楼梦》被举世公认为文学巨制以来，作者曹雪芹的族属，就成了“红学”界内外一桩长久争议的公案。人们经常可以听到或者读到认为曹雪芹是汉族人的意见。

    这种认为曹雪芹是汉族人的意见，首先是以曹雪芹与满族“没有血缘联系”为立论依据的。这一点本身就有失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分辨民族成份时，不承认血统决定论，而是由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异同作为综合识别标志。曹氏家族到曹雪芹这一代，已依附满洲社会达六代百年之久。其间曹家生活的各个侧面皆与满族毫无不同。即便是在心理状态方面，直到雪芹父辈也一直是竭尽全力地为满族统治集团效忠。曹氏一家人，已经彻底满化了。至于雪芹一生贫困潦倒，确实跟权贵们离心离德，但也并不会因而就摇身一变成了汉人。民族与阶级毕竟是两回事。满洲的宗室觉罗们不是也有一些政治斗争的落败者和牢骚派吗，曹雪芹的所处的社会位置，与他们是极为想象的。

    将曹雪芹说成是汉族人的又一个欠妥之处，是这种意见的持有者混淆了“满洲包衣旗人”与“汉军旗人”的不同概念。“包衣”在满语里有“家奴”、“奴仆”、“家里的”等含义。这类人，多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因主动降顺或战争被俘等情况而归入旗籍（即划分到后来的八旗满洲之内）并世代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家奴的（《红楼梦》对此有相关描述）。满洲主子不但占有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还把他们作为家奴而实施民族同化。曹氏在民族成份变异上面就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后来，曹氏因彻底同化，并对主子效力有功，步步发迹，一直成了满洲上三旗内务府的要员，不但享受了“钟鸣鼎食”的荣华富贵，还被堂而皇之地收入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便再也谈不上一点汉人的味道。而“八旗汉军”的出现，与这类有汉人血统的“满洲包衣旗人”并不是一回事，那是在清军入主中原之前，为了军事及政治需要而实行的一项新措施，比“满洲包衣旗人”的出现要晚许多。

    还须说明的是，满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单一血缘的民族共同体。其诞生之初，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兼收了包括少量汉、蒙古、朝鲜等北方少数民族成份而组成的。这是满族史的基本常识。人们知道，清初著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究其血统，也非女真直系，而是蒙古后裔，而今天的蒙古族却很少有人提出纳兰氏该回归蒙古。而且，清代的许多“汉军旗人”，也早已“旗化”、“满化”了，他们的后代，日后坚持申报满族族籍的也很多。

    曹雪芹，虽一生历尽坎坷，有着复杂的经历，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满族的生活圈子。只要了解一下有关曹雪芹的研究资料，再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满族文学家的作品，就会发现，这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不朽作品的问世决非偶然，他们彼此有着极为近似的家世、遭遇、情绪、志趣、习尚、心理，甚至在他们各自的笔下，还出现过类似的形象和内容。这些人的思想和艺术，为雪芹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基础。而我们似乎从未发现，雪芹生平还与哪些“民人”（即“旗人”而外的人）有过较多较深的接触。

    综上，我们认为，把曹雪芹认定是满族人，没有大错。而把《红楼梦》说成是满族对祖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奉献，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中外文学史上，一民族的作者用他民族的文字创作作品的情况多得很，并不妨碍他的作品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学范畴）。不过，《红楼梦》博大精深，毕竟有中华文化百科全书的价值，把它视为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有的伟大文明的结晶，也许更容易教人接受一些。

    其实，只要我们在头脑里真正树立起“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由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正确观念，是不难通过历史事实来理解上述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