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笔者利用个人电脑，对《八旗艺文编目》做了一次整理、点校和重新排印的工作。工作之余，尚得到如下检读札记。谨奉献于学界，以期批评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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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艺文编目》（以下简称《编目》），为清末民初人恩华所纂辑。恩华，蒙古旗人，氏巴噜特，字咏春，又字韵村。从该《编目》的《跋》中可知，恩华本人于丙子年（1936年）八月“七帙初度”，据以估算，他的出生时间，当在1867年前后。其卒年待考。

    恩华一生，始终热衷于搜集与珍藏八旗人士的著作。宝熙在为《八旗艺文编目》所撰写的《序》中描述道：“（恩华）凡见一书，必多方购致。积年以来，几近千种。然每艰于物力，往往致憾。又拟于未刊稿本刊刻流传，尤为力所不任。爰于壬癸之间，避地辽东，课读之余，发愤撮拾八旗人著述目录。无论已收、未收，概皆入编，并为考其略历，列于目后。”这就使我们了解了《八旗艺文编目》成书的缘起与过程，也知道了该书是在1932至1933年间（壬癸之间）开始着手编纂的。恩华在《跋》中更进一步证实：此编目“草于癸酉，削稿于乙亥，丙子录竟”，由是更可以得知，《八旗艺文编目》一书，成稿于1935年，而于1936年誊毕等待付梓。

   《八旗艺文编目》，虽然从搜集作品和作品题目，直到系统进行序列化编目，再到监督刊刻排版成书（此书没能得以在当时已行世的用现代方式出书的“印书局”出版，而只能由著作者设法以旧式的刊刻方式问世），几乎均为恩华个人所为，并未得到社会性的支持和协助，故而印刷出来的数量也很少；但是，这部书，却在后来的八旗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工具书位置。

    《八旗艺文编目》，共辑入了有清一代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的总计1034位作者的1775部作品（或作品集）的题目。对每一位作者，都尽编纂者的可能，附加说明了其旗籍、姓氏、字、号、经历与门第。《编目》采取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方式。

    笔者在近年来涉猎清代满族文化的过程中，较多关注的是满族文学创作。从这一角度看，在我们历来所借助于了解清代满族作家文学创作全貌的古旧书目中，可以这样说，无论是《熙朝雅颂集》（铁保编纂）、《白山诗介》（铁保编纂），还是《八旗文经》（盛昱、杨钟羲编纂）、《白山词介》（杨钟羲编纂）、《雪桥诗话》（杨钟羲撰著）、《晚晴簃诗汇》（徐世昌编纂）等等，它们所提及的八旗作者和作品，都远不如《八旗艺文编目》多。推而言之，在文学以外的各个文化范畴中，人们实际上也难再找到较《八旗艺文编目》更为丰富和详尽的八旗著作和著作者的名单。在满学研究日益发展的今天，学者们想要了解清代八旗文化概况而不来查阅《八旗艺文编目》，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八旗艺文编目》之所以为笔者所注意，并要将其按今人的阅读习惯整理、点校出来，其目的，就是盼望能在近期得以正式出版，并为学界同人更充分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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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艺文编目》编纂者对于八旗著作和著作人的戮力搜寻，是令人感佩的。笔者在近年对《编目》的多次运用中感到，这部书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全面性。但是，诚如前述，此书之问世，主要还是某个历史时代中的个人行为，所以，其疏漏之处当属难免。

    恩华在书前《例言》中曾明确说明：“有清八旗制度，元首亦属镶黄。然御制诸作，国史书之，天下传之，无待吾人称述。故此编断自王公以下爰列……”所以，我们现在于该《编目》中，便无从查阅到福临、玄烨、胤禛、弘历等清代帝王们的著作情况。而人们知道，清代的这些帝王，他们的确曾留有许多著作（其中有的甚至是比较重要的著作）。对这些遗缺，我们则必须到另外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去补觅。

    恩华在《跋》中还坦诚地说过：“密云、察哈尔、太原、绥远、成都、西安、凉州、青州等处，均有驻防。欲载一目，以实此编，亦不可得。华之读书鲜，见闻隘，于此可见。”清代八旗驻防遍布各地，各地驻防旗中都会产生一些作者，保存一些著作，这是可以想见的。恩华在编纂《编目》之前，已经认真地搜集了奉天、杭州、荆州、京口、乌鲁木齐、黑龙江等驻防旗人的著作情况，并将其录入于《编目》，然而，生活在民国年间的恩华，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断难前去所有的八旗驻防之地补齐当地的八旗著作资料的。所以，在我们利用《编目》的时候，也须记取编纂者的上述提醒。

    清代八旗比较重要的作者与作品，在《编目》中同样是有可能遗漏的。几年前，满族文学的研究专家于植元教授，发现了《编目》中没有列入的嘉庆、道光朝的满洲内务府正白旗诗人奎照的数十首作品，就是一例。至于在清代文坛上相当知名的满洲作家和邦额和他的小说、诗文、戏剧作品均未被收入《编目》，则又是一例。这类例子还有不少。

    记得于植元教授在十年前曾对我说过：当代人应当考虑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料条件，比较认真地做一次补编《八旗艺文编目》的工作。先生的期待，言犹在耳，可是要完成这么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似乎今天比起十年前的条件，是更其不济了。在只好继续寄希望于来者与来日的同时，我辈倘能在眼下把这部不易为更多人见到的《编目》重新整理一遍，并推向公开出版，也算是稍稍心安一些。

    尽管要把《八旗艺文编目》当成是清代旗籍文人著作编目大全，还存在着种种显见的不足，但是，这部书的价值仍是毋庸怀疑的。笔者以为，利用《编目》来查寻清代八旗著作线索，实为研究者搜集资料的一条捷径；同时，对《编目》本身进行检读，或许也是有其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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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八旗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究竟有多少？其于各旗别中的基本分布情况又如何？笔者在重新整理这部书的时候，对这些问题颇感兴趣。

    在初步结束对《八旗艺文编目》一书的整理和点校之后，我专门做了一番比较具体的统计。本文前面所提到的1034位作者和1775部作品（作品集），就是我在这次对这部《编目》总容量进行统计后，所得到的两个宏观数字。还可以把统计更加具体化。

    这部《编目》中所提及的1034位旗籍著作者，其中只有少数人，他们到底是属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还是八旗汉军，已为恩华所不了解，故未标明。此种情况，计有146人（而中间还包括有位作者连其姓名也已不详），占《编目》中所收作者总数的14.1％。

    除去这146位，其余的888位作者，分别隶属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在这些可以认定其满、蒙、汉具体旗籍的作者中间，满洲旗籍的作者有543位，占61％；蒙古旗籍的作者有80位，占9％；汉军旗籍的作者有265位，占30％。

    从上述数字中，能够看到，所谓清代的八旗著述，其中约有六成，是出自八旗满洲作者之手。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满洲旗人的著述，是清代八旗著述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代八旗文化基本上是彼时的满洲文化，也是可以想象的。

    那么，在八旗满洲的作者中间，又是怎样的具体情况呢？《编目》的编纂者在对满洲籍作者的分别介绍中，凡是能够进一步辨识的，均注明了其人是否出身于宗室、觉罗，或者他们所处的具体旗籍。于是经统计，又得到了以下的数据：

    在 543位满洲旗籍的著作者中，除去了《编目》中对具体旗籍未做标注的 211人之外，具体旗籍可知者326位。而在这326位里面，宗室107位（占32.8％），觉罗21位（占6.4％），镶黄旗42位（占12.9％），正黄旗33位（占10.1％）， 镶白旗17位（占5.2％），正白旗34位（占10.4％），镶红旗22位（占6.7％），正红旗 18位（占5.5％），镶蓝旗18位（占5.5％），正蓝旗14位（占4.3％）。

    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宗室出身的著作者之多，是超乎人们预想的。过去，研究满族文化的学者，多对清宗室突出的文化创造力有所谈及，但是，在有清一代八旗满洲的著作人中，竟有约近三分之一的成份来自宗室，却是鲜为人知的。如果再把宗室与觉罗两部分相加，则可知爱新觉罗家族的著作人，竟然几乎占了八旗满洲作者的四成！当然，可以想见，在恩华搜集八旗著作目录时，出身于清代宗室和觉罗的作者，他们的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他们易于被发现，结果便被较多地记录下来，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这一虽然可能不是十分真实确切的比例数，还是提醒着我们，应当继续对清代的“爱新觉罗文化现象”，投入更多一些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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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一代，对于满族文化的发展与流变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满族文化的许多基因，形成于斯，发展于斯，流变于斯。本文只是一篇工作札记，无意于讨论清代满族文化发展、流变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八旗艺文编目》中展示出的某些信息，却是很有意味的，不妨记之于此。

    《编目》中所辑入的被明确认定是八旗满洲作者的作品（作品集），共计 957部。依照《编目》中所采用的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又可分别统计得知，其中“经部”著作仅有47部，“史部”和“子部”著作分别有 189部和 132部，而“集部”著作却有 589部之多。

    所谓“集部”著作，即诗文等文学作品。589 : 957，也就是说，在清代满洲人的著作中，大约有62％是诗文作品。（这还没有算上满洲旗人写的小说作品，因为小说在传统的分类中属于“子部”的“稗说”一类，《萤窗异草》、《儿女英雄传》等即被《编目》收入“稗说”，不在这 589部之中。）清代满人曾大开本民族酷爱艺术创作之传统，于此可见一斑。

    与上述清代满人大量创作文学作品的情况相对照，《编目》中所收入的满洲人撰写的科学著作，却相当地少，只有《筹算浅说》一种数学著作和《百一三方解》等三种医学著作，可以归入这一类。这在《编目》中，与八旗汉军及八旗蒙古作者的同类作品相比，其数量也是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八旗艺文编目》还从另外一些地方，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文化流变方面的启示：

    ── 满洲人的名与字。从《编目》中记录的大量清代满洲著作者的名与字上看，有个有趣的现象。不妨拈来几例，便可以显见其中规律：“奇克唐阿，字慎修”；“纳尔朴，字拙庵”；“巢可托，字素侯”；“赫特赫纳，字蔚堂”；“阔普通阿，字安甫”；“德克精额，字云溪”；“巴尼浑，字静庵”…… 两种民族文化的烙印，在清代颇多满洲人的名与字之间，如此地不协调，又是如此协调地存在着，这可以说正是当时满汉文化对峙而又互动的一个生动的缩影。试想，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汉族文化相碰撞之后，是一朝一夕就会消散的么？

    ── 旗人家庭内的文化整合现象。清代八旗社会中间，曾经出现过许多的文化世家，除了前面谈过的爱新觉罗家族（他们本身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不容忽视）外，让人特别注意的还有另一些官宦家族。通过《编目》等资料，我们看到，在清代八旗社会生活中，一个家族内出现多位著作人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先举两例：其一，清中期的正白旗满洲索卓罗氏（又作石氏）家族，就连续出现了富宁和永宁（第一代）、观保和德保（第二代）、英和（第三代）、奎照（第四代）等著作人，曾被誉为“四代皆以词林起家，为八旗士族之冠”；其二，在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家族中，也曾出现过第一代恽珠（女），第二代麟庆（恽珠子）和程孟梅（麟庆继室），第三代崇实（麟庆长子）、崇厚（麟庆次子）、蒋重申（崇厚室）、妙莲保（麟庆长女）、来秀（妙莲保夫）、佛芸保（麟庆次女），这样一个诗文著作者的家庭。

    在清代，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这三部分人，是可以彼此通婚的，这无疑是在社会性的接触之外，又形成了某种家庭式的近距离文化交流渠道。如果我们把上引二例中之第一例，看作纯粹是在满洲一个家庭内部的文学现象的话，那么，第二例则不同了。在这个满洲完颜氏家庭中，第一代文学家恽珠，即出身于汉军，是嫁给麟庆之父满洲廷璐为室的，她曾撰写和编纂了《红香馆诗词集》、《国朝闺秀正始集》等诗著，是清代知名的女文学家之一，她对这个原本没有写出过文学作品而后来却变成了文学世家的家庭，是肯定有积极影响的。继恽珠之后，麟庆又娶了汉军出身的才女程孟梅，想来这种相互的影响又会进一步。而蒋重申与来秀，则分别出身于汉军和蒙古旗，这个家庭的文化和文学交流，于是又可以扩大它的范围了。（来秀亦出自名门，他是著名的大文化人大作家正黄旗蒙古法式善之孙；而法式善的母亲端静闲人，也是一位出过诗集的作家，却又是一位汉军旗人！）

   《八旗艺文编目》中，共收入女性著作人52位。其中，满洲26位，蒙古 4位，汉军14位，旗籍未标明者 8位。这些女作者在满、蒙、汉八旗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值得研究者考虑的。近几年笔者读到过几篇文章，是分析论述蒙古女诗家那逊兰保文学成就的，但是，我注意到，论者常常忽略了和那逊兰保相关的她的两位亲人，即她的外祖母满洲人金樨（女诗人，氏完颜，著有《绿芸轩诗抄》），以及他的儿子宗室盛昱（清末著名的文化人、文学家，著有《郁华阁集》、《雪屐寻碑录》、《蒙古世系谱》等，还与杨钟羲合编有《八旗文经》）。那逊兰保是蒙古阿拉善王之女，她受到过蒙古文化的滋养是肯定的，但是这种文化滋养也不会是唯一的，她会从外祖母那里得到熏陶；嫁与宗室恒恩后，她便进入了满洲的宗室文化圈，也会在文化的修养方面填加若干新的东西；同时，她对儿子盛昱的影响肯定也不会小，这从盛昱写出了历史著作《蒙古世系谱》也可以想见。

   ── 满洲文化的流变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固守。在《八旗艺文编目》的“子部”汉军作者中间，编入了一位“汉军虔礼宝”的著作题目。在对虔礼宝的简介中，恩华写道：“乾隆己卯举人，由山西高平县知县累官兵部侍郎。先世本隶满洲正黄旗，因由广西按察使入觐，召见，不能用满语奏对，敕改隶汉军。杨雪桥先生高祖。”由这儿，我们知道，乾隆皇上当年是多么重视满洲人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维护，又是多么郑重地把习用满语与否，放在是否还算满洲人的高度来对待。然而，满语退出大多数满洲人的社会生活，却并未因此而放慢了速度，这也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极有意味的倒是，虔礼宝的玄孙杨钟羲（1865—1939），在其高祖被乾隆皇上逐出满洲之后的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之后，竟仍对满洲及八旗文化“痴心不改”，他在一生中编纂、撰著了《白山词介》、《八旗文经》（与盛昱合编）、《雪桥诗话》等多部保留满洲及八旗文化史料的巨著，成了我们今天在利用满族文化史料的时候必须感谢的功臣之一。这倒也是乾隆皇上始料不及的吧。可见：一个民族在其表层文化日益脱落之时，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及心理认定，将会多么固执而又有效地补偿着这些损失；而一个民族部分地走失了原有的文化表征，离开这个民族的最终告别历史舞台，还会差着很久很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公元1995年春,于京华豪敦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