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1655-1685)，身处在满族传统文化涅槃的时代。

　　他出生前11年，清王朝刚刚问鼎中原。为了使顺利打开的大一统局面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得而复失，满族的最高统治者广泛汲取了历史教训，深切意识到，以武力夺得的政权是无法仅靠武力去长久维持的，要实行对中国广袤地域的控制，必须向汉民族高度发展的文明看齐，以获得精神统治者的位置。一方面，他们并不甘心因此丢弃了本民族的固有特点，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不做出向汉族传统文化领域大举进取的决定。自顺治朝起，以儒学为基础，设立学校，实行科举，目的是使满族人特别是其上层子弟能够及时而充分地接受中原文化，成为这种文化的拥有者。在这场文化进军中，清朝前期的几个帝王身先士卒，为人表率，所迸发出来的激情和毅力叫人叹为观止。康熙皇上自少年时期起即多年勤奋攻读中原文化典籍，读书过劳以至于痰中带血，亦未少辍。这个雄心勃勃机敏擅学的民族，真的很快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由顺治、康熙而雍正、乾隆朝，原先对满族入主颇多抵触言行的中原旧族，逐渐变得服膺形势争相效力，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已经看到了清政权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由衷认可。

　　纳兰性德实际上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性抉择，在满族上层向汉文化迅猛冲击过程中间涌现出来的一员文苑骁将。聪颖睿智、心怀博大、孜孜探求、勤勉戮力，诸多的优秀禀赋助推了他，成全了他，使他短暂的生命闪射出夺目的光华，赢得了满、汉、朝、野各个阶层的交口盛赞。

　　然而纵观纳兰之一生心迹，他却似乎并没有过上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检读一下他的作品，可以分明触摸到的，是他胸臆间始终存积着这样那样说不清道不出的烦闷与痛苦。他的心灵一直少有安宁。

　　自古以来，诗人们都是敏感的，有杰出成就的大诗人便尤其地过于敏感。严绳孙说性德“惴惴有临履之忧”[①]，说得很对。那么，纳兰性德作品所呈现出的心灵摇曳甚至于失衡，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解读纳兰者，往往谈及下面诸点。一是说性德祖上与爱新觉罗的先人结有深仇，不知是性德有些耿耿于怀呢，还是他怕九乘至尊对此耿耿于怀，反正彼此每日里的近距离接触，总让性德心里不得宁静;二是说纳兰忌惮于乃父——权相明珠的斑斑劣迹，耽心自家的时运能否久长，故而忧思有加。此外，还有猜测性德救助吴兆骞等汉人因而违犯“文字狱”禁忌，有可能遭到牵连，等等。

　　这样一些说法也许都有点儿道理，却都不是很站得住脚。

　　叶赫纳兰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的往日怨结，委实有过;然而，假若只是不着边际地夸大其中之世仇成份而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则叫人遗憾。须知，当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兴兵统一女真各部并征讨蒙古、朝鲜和中原之际，无一仗不是刀光血影惨烈得很，相互的血债当然会有许多，可是事态一旦平息，战胜方却总是要着力做好招抚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藉以完成扩充己方实力的最大化。此等事例在从后金政权建立到清王朝入关之后的史册记载里，简直不胜枚举。[②]这也恰恰是“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努尔哈赤及其子弟们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从最初的努尔哈赤到随后的满族政权，他们不断地以小敌大、以小胜大，成了一种规律。可以想见，在此规律的背后，正是追求这一规律的人所具有的开阔胸襟、高度智谋和非同一般的政策水准。而爱新觉罗与叶赫纳兰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

　　夸大爱新觉罗与叶赫纳兰两氏族仇隙的人们似乎忘了，皇太极的生母，就是被努尔哈赤所灭的叶赫部首领金台什的妹妹，皇太极、福临和玄烨的身体里都流淌着叶赫纳兰的血;而成容若算来也是康熙皇帝的的一位并不很远的表弟。到了康熙朝，皇上既然能够无以复加地信任明珠，难道还需要和其子性德相互警惕么?应当说，到玄烨和性德这一辈，彼此的芥蒂早已不复存在。[③]

　　关于容若因明珠之不良行径而心存不安的说法同样似是而非。他们父子二人的性格区别很大是事实，但提出性德为父亲忧心或者对父亲不满，还缺少证据。相反一类的记载却似乎多一些，如：“容若性至孝，太傅尝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颜色黝黑，及愈乃复出。太傅及夫人加餐，辄色喜，以告所亲。”[④]至容若亡故，他的汉族友人们怀念他的时候还是太傅(指明珠)长太傅短的，说明当时的人们也并未看不上明珠。明珠的劣迹后来败露了，又过了二三百年，人们才把此事与性德词作中的心绪不安联系到一处，不大有说服力。

　　至于说容若因救助吴兆骞等而有所顾忌，则更是小看了这位出身望族的年轻武士之魄力，恐怕不值一提。

　　既然这也不对，那也不像，究竟大词人纳兰性德因何故“惴惴有临履之忧”呢?不揣冒昧，此处谨献一解，供方家指教。

　　满族的传统文化不是前前后后一成不变的。入关之前的满族文化可以说基本上是该民族的原初文化，具有浓烈的白山黑水乡土色彩，其精神实质是萨满教式的思维定势，表现在人的精神气质上，有天然、浑朴、刚劲、奔放、粗砺等特征。满族威武张扬、以少制多，促成清王朝的创建，颇多得益于此种文化形态的巨大创造力。不过，这般有利于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精神文化，却远远满足不了得到中华大帝国之后的守成需求。善于学习和创造的满民族，认识了这一点。与时俱进，及时地完成了本民族文化的“二次创业”，即在满汉互动的基础上。推出满族文化一种具有许多新质素的“次生态”。这种民族文化的“次生态”首先反映在统治者亟需的思想领域，即取儒家文化为己所用，在抹平“华夷之别”旧观念人为制造种族裂痕的情况下，打造有助于清政权巩固的理论依据。

　　文学是满族文化“再造金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文学家的纳兰性德，曾以他的全身心，投入了满民族的文化“转轨”工程。在久远的历史发展路途上，满族的先民们有着异常丰厚的叙事文化传统，却没有自己的文字，更没有自己的作家。1599年，满族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此时，距离清军入主中原还不到半个世纪，而满族社会激烈动荡，也没能给用民族文字写作本民族书面文学展示充足的可能。待清朝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以后，学习汉文化成为必要，满族的民族文学也就在汉语书写的轨道上迅速推开了。[⑤]最早谙熟汉文诗歌创作形式，并在中原诗坛上产生影响的满族人，是随清军南征北战的鄂貌图，和皇太极的第六子高塞，他俩比纳兰性德分别年长41岁和18岁。二人在艺术上起步不俗，预示出有清一代满族作家文学在意境营造上的深致追求，以及在汉文格律诗创作中的高标功力。但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刚刚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走出来，创作中还依稀可辨临摹汉族文人作品的痕记。较此二人，纳兰性德则大有长进，他已经代表满族人一举登临了清代文坛的最高梯级，不但未落他人之窠臼，还以其从选题到审美均称独特的艺术诉求，为清初的中原词界吹进了清新的气息。传统的文化人都知道，词亦称作长短句，是极吃功夫的一种创作体裁，非常人所能轻易为之。更何况容若的造诣又不止于填词一途，诗歌、文论、经学、书法也都相当在行。难怪人们常常会把这个天命不永的年轻人，誉为文学天才与文化圣手了。

　　性德的“惴惴有临履之忧”，抑或正缘于此。一骑绝尘的满洲人纳兰性德，单兵突进般地深入到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腹地，以本民族同胞们都弄不大懂的词作，享誉于中原名士硕儒之口，其心底里难道就会很愉悦很踏实甚至是孤傲自持吗!应当对比想到的是，这当口儿绝大多数满洲人怕是连汉话还不大会说呢。

　　“脚踩在两片文化上”，这是某位当代学人在讨论某位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处境时所作的一句煞是形象的断语，借来形容当年的成容若也很确当。一个人，脚踩在两辆车子上肯定要失去平衡以至摔跤，脚踩在两片文化上的感觉只会更严重就是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纳兰在从事文学及文化活动的时候，身边的师友与唱和对象一个满人也没有，他是会四顾欣然呢还是会四顾茫然，我们不得而知却又不妨猜想。

　　也许有人会用今天一些少数民族同胞身处汉族文化境地来揣摩纳兰的心境，这样的揣摩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清代初年之前，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与感情交流有限，彼此相当陌生，要主动滑脱习以为常的本民族传统轨道，义无反顾地从一片文化横跨到另一片文化上去，可能跟今日一个虔诚的宗教徒陡然间背离了多年信奉的此种宗教而改奉他种宗教，一样的不自在，一样的心灵惶惑。

　　纳兰性德并非一个本民族文化的主动叛逃者。他的身上具有当时满族人的各种表征：他“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无发不中”[⑥];他也精通满语满文，曾奉旨翻译御制《松赋》[⑦];他还如同清代开国时期的其他满人一样，渴望着创建功勋彪炳青史，其诗中所写“平生紫霞志，翻然向凌烟”，便是对个人有志于功名的坦言;而“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也是满族先民自萨满文化盛行时期即形成的尊重长辈的传统，在他身上的真切体现。

　　其实，成容若活在世间的岁月，满、汉两族间的旧有文化隔膜，还未真正化解，这位满族出身的青年词人愈是领民族文化交流风气之先，便愈是难以排解他在文化上头的两难境地。康熙二十二年，性德伴驾东巡至吉林乌拉，那里正是民族先人海西旧部生息之地，目睹身感，感慨系之，他填写了一首[浣溪沙](《小兀喇》)[⑧]：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作品此刻未尝明言的“兴废感”，在我看来，并不像诸多论者所言，完全是叶赫纳兰与爱新觉罗间的宿怨。上半阕的前三句，句句大写意似地描摹着词人眼前民族故土与当年一模一样的渔猎场景，这类场景不但是经济场景，在性德这样的文化人心目里也同样是一种文化场景——酷似民族先民原初尊奉萨满教时代的文化场景，置身其间，词人既感到亲切更感到激动，他的心绪如海东青般地在飞扬!第四句，作者追忆的，当是与此种旧时蛮荒生活场景相吻合的部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故迹，却不一定是专指金台什与努尔哈赤之战的遗迹;而几乎不容有片刻思忖的滞留，猛然间回荡耳际的却是梵钟的鸣响，它提醒着作者，甚至于就连自己的民族故乡的文化也已经大变迁了……从词作上下阙对比写到的一切，可以体会，词人心底对民族文化的兴废感触，有多么地强烈。

　　如果我们确实已经感知了性德的“惴惴有临履之忧”，与他敏感的文化心态不无关系，便会继续联想到一些事情。

　　性德在主观上并不想如汉族宿儒那样塑造自我。即便是有汉族文化和文学的博大精深、美仑美奂引诱着自己，也不行。“脚踩着两片文化”的他，经常要左顾右盼。有时他会把二者结合得比较熨贴，例如“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狩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⑨]有时他会凸现对于民族文化故态的留恋，例如“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⑩]有时他会感到被不同文化撕扯的无奈，例如“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11]有时他会描摹自己对于文化百态前因后果的诧异，例如“雨打风吹都似此，将军一去谁怜。画图曾见绿荫圆。旧时遗镞地，今日种瓜田。”[12]有时他更会以梦境及心境的急转弯来表达脚踩两种文化的心理激荡，例如“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13]

　　清末民初的文化巨匠王国维曾经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14]可见，性德的艺术个性和他这个人的文化位置，的确还受到满民族气质的制约。已故的当代国学大师启功在一首题为《奉题成容若遗作笺注》的诗中写道：“渤海金源世可知，朱申奕葉见遗思。非关弧矢威天下，有井人歌饮水词。”[15]也是认定纳兰艺术的文化根据中间有满族的文化成份。

　　性德又是满族文学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有《原诗》、《渌水亭杂识》、《赋论》、《填词》等诗文，系统地体现他的诗论建树。他的文论与汉族传统文论突出“文以载道”宗旨有所不同，强调诗歌创作中情的重要作用，指出：“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乐府，殊觉无谓。”[16]同时，他还重视创作中个人风格的确立，曾旗帜鲜明地针砭当时汉文诗坛上写诗或宗唐或宗宋的弊端：

　　世道江河，动以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其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老之衣冠。向之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者，又成积习矣。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17]

　　性德并非一味地反对师承古典名家，而是提倡学习古人的优长要促进艺术个性的生成。他形象地提出：“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母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18]性德自己，就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典范体现者，他在创作中运用个人兼及两种民族文化的优势，着力营造艺术个性，才终于富有创造性地卓立于清初的中华文坛。

　　纳兰贡献颇大的满族文学事业，自他投入其中开始，便在跟汉族文学近距离的交流中，不断地探索和寻觅着自己有异于汉族文学的别途。有清一代，满族文学逐渐形成了天然、别致、俗白、晓畅的路数，至20世纪，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一脉——“京味儿文学”的源头活水。论起历史作用，性德、雪芹、文康、老舍等等，都是功不可没的。而这中间的“始作俑者”，则非纳兰氏莫属。

　　性德的文武兼备，显然也得到了当时康熙皇帝的垂青。玄烨对他的赏识，不单在于他的满汉兼通文武全能，也在于他可以在自己周边联络团结一批汉族上层知识分子，这是一件有利于清政权的事情。他的夭亡引起了康熙的悲恸，也是很自然的。

　　然而，容若的“惴惴有临履之忧”，毕竟不是无来由的。往大处说，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本民族赖以存在的文化传统。清初满族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带领本民族去往不知水有多深的汉族文化方向奋力跋涉，既是一项绝招，更是一步险棋，怕只怕其结局有如“邯郸学步”，到头来没学会人家的长处，自己连怎么走路都不会了。这就是清代最高统治者每每思想起来都要感到不安的地方。他们在大幅度地学用汉族文化的时候，总是要满怀忧思地提醒本民族成员不可丢弃“国语骑射”的传统。不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几乎是铁定的，后来，满语舍弃了，骑马射箭的硬功也渐渐生疏了，这都是历史的必然。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满族依凭着自身的天赋，抓住种种文化机遇，到底成就了自我文化另具含量的新形态，也没有让他们的老祖宗们白白担忧一场![19]

　　脚踩两种文化，也就不能不“惴惴有临履之忧”。这不光是纳兰性德当时的心情，也是清朝统治者乃至于满民族彼时共有的心情。[20]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历代统治者都讲究此道。性德活在世上的时候，满族确实需要一位像他这样在短时间内高度涉猎汉族文化的文坛急先锋，康熙皇帝也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嘉许和宽容。但是，当权人的政策尺度有时是要调节的。这里有一位满族文学家的遭遇似可与容若对照，他就是比容若年幼16岁的岳端(1671-1704)。后者出身于天潢贵胄，属爱新觉罗宗室近支，父亲岳乐曾在康熙亲政初期处于诸议政王的首席地位。他本人15岁时，因父祖荫庇获封勤郡王。21岁时因父亲失势，被降爵为贝子;至29岁，连贝子爵位也被革黜，成了闲散宗室，直到35岁病逝。岳端幼时受到过当时满洲贵族子弟所能受到的最良好的汉文化启蒙教育，15岁便能写出格律严整的诗歌。他向来不愿追求功名，家庭及个人的经历变故更使他远避官场，纵情于文学创作，常与贫寒不仕的汉族文人结饮唱和，养就了典型的诗人性情。所存世的《玉池生稿》，艺术成就直追纳兰性德，为众多汉族名士推崇。岳端的贝子衔，是康熙皇帝亲自颁旨革去的，理由则是指责他“(在官场)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21]那么，康熙帝何以如是地褒容若而贬岳端呢?除了有点儿政治背景上的因素外，可能有两点是根本：一，纳兰出现时，正是急需提倡满人汲取汉族文化之际，纳兰的文学活动不但给本民族同胞树了一柱标杆，也促成了汉族文坛耆宿们对满人艺术创造力的折服，均有利于实施康熙前期的民族文化方略。至岳端出现时，满人中间尤其是宗室子弟们，以汉文化为向往而迷恋文学艺术的多了起来[22]，这又让康熙为宗室风气的迅速变异感到震惊。二，纳兰其人始终还保持着文武兼备的特点，马上功夫骑射本领样样娴熟，他的文学造诣是在这样的底色上面修养的，所以教皇上很高兴;而岳端则不然，他毫不“尚武”却一味“尚文”，代表着民族文化最高利益的康熙皇帝，当然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张一弛的制政尺度掌握在帝王手中，纳兰或者岳端，都无法知道何时该张又何时该弛。这也是在文化上头一骑绝尘的成容若生前“惴惴有临履之忧”的一重缘由吧。

　　三个多世纪以前的纳兰性德，肯定会有他的民族文化心态。当然，他的民族文化心态，只能是在有意或无意之间点点滴滴流露出来。今天，我们也只能依靠些许的蛛丝马迹，来辩认出一些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些价值的东西。

　　谨以小诗一首了此“管窥”：

　　临履之忧惴惴然，

　　绝尘一骑陷文坛。

　　蛛丝马迹依稀在，

　　烟雨迷离辨纳兰。

　　[①] 严绳孙：《成容若遗稿序》，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只讲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就有与建州各部的战争、与海西四部的战争、与东海女真的战争。同时，在此过程中，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围绕着权力之争的杀戮也不少。而事件其后几乎从未见到复仇的现象。

　　[③] 关注于叶赫纳兰与爱新觉罗有“世仇”的人们，也许多少是受了点儿辛亥之后某种说法的影响。确曾有人津津乐道于“清朝亡于慈禧太后，是因为叶赫那拉要为三百年前的祖先复仇的宿命”。

　　[④] 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17-2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 当然，我们所说的满族文学用满文创作的情况较少，却不是绝对的没有，从后金时期创制满文直到清末，留下的满文创作也还是有一些，只是比较满人用汉文创作的情形为少。

　　[⑥] 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 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1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 纳兰性德：〔浣溪沙〕(《小兀喇》)，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6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⑨] 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⑩] 纳兰性德：〔采桑子〕(《塞上咏雪花》)，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3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纳兰性德：〔金缕曲〕(《赠梁汾》)，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7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往的解释，多认为这是容若对个人贵族子弟的身份表示不如意;其实这里的“狂生”恰恰说的是自己并非熟透了的汉人，命运安排的错误让他“偶然“地进入了中原文化的腹地——京城。

　　[12] 纳兰性德：〔临江仙〕(《卢龙大树》)，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7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 纳兰性德：〔菩萨蛮〕，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9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词人这里写到的“桃花月”，或许不是单指个人感情生活，它有可能是泛指一种阴柔的文化意境，与“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式的阳刚文化精神相对。

　　[14] 王国维：《人间词话》。

　　[15] 见《纳兰成德评传》一书正文前面的题诗。寇宗基、邸建平著《纳兰成德评传》，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6]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

　　[17] 纳兰性德：《原诗》。

　　[18] 同前注。

　　[19] 关于满族文化的“次生形态”问题，这里已不可能展开表述。有兴趣，可以参考拙著《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等的相关内容。

　　[20] 推而言之，在当下国内文化一元化倾向下面，本来持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各个少数民族，大概都有那么一点儿“惴惴有临履之忧”的感触;再推而广之，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面，大约连源远流长的汉族文化，也不可盲目乐观，也该当保持一些“惴惴有临履之忧”的警觉罢。

　　[21] 见《大清实录》。

　　[22] 除了岳端之外，同时期的博尔都、文昭、塞尔赫等宗室子弟，纷纷展现了不一般的诗歌写作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