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救赎与生存忧患品质的全面凸显
        阿库乌雾在《毒草》一诗中对文化救赎品质与生存忧患品质作了全面的思考与深透的揭示。如果人类总是野心勃发霸气十足的话，那么须对症下药时往哪儿去寻觅顽症良药呢？恰好《毒草》能以毒攻毒，而且在我们寨子“上方有山都长毒草而出名”。只是疏远了才记不住与毒草同生同长、相依相伴的光景。本来我们真实子孙的情意和思想自很早以前就“如同看不见培育毒草的火焰一样燃烧着，”在当下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毒草被青草掩映得不见朝气，并且部分被青草所取代。“四周杂草也挤压毒草，连凹凸不平的石块也容不下毒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毒草与草丛已到了格格不入的程度。这对毒草而言是令人同情的，而草丛却令人厌恶了。事实上，毒草也是草，青草也是草，二者皆是同类植物，应尽量各自为阵，互不干涉。若不然，人类历史需要毒草时，就如同小孩饿奶一样难以控制。苦涩的毒草既是人类各种“疑难病症”的拯救药，更是消毒防毒的常用品。毒草是长在山顶沃土中的，沃土的乳汁养育了毒草。长年累月中，毒草历经日晒雨淋，饱经风霜冰雪，才熔铸成自身的精华和高贵品质。这是极为罕见的。一旦人类被感染上病毒就只有毒草才能救治病害，消除病毒。诗人将这种基于自我拯救而进行的自我磨难与自我埋葬的文化抉择写得如此痛快实在令人折服，又给人以启迪。由此，《毒草》中所反映的是人类文化思想毒素根源中心里所遭遇的一滴醒目的血迹，它似一支猛烈拉起的箭射向人类心里的杂念，使人们为之一震，感慨万千。
        在整个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撞击、相互整合、相互汇流的时代大潮下，诗人自然地感受到了彝族母语文化正面临深度的震荡与变迁，传统价值规范遭遇空前的损毁。面对“文化历险与人格历险”，诗人在批判传统与判逆传统中建构当代寓言式的文学模式，从而以期完成自我救赎为起点的文化救赎的美学试验和美学旨趣。诗人的母语文学创作正是在新的时代文化临界点上，作为优秀文化人必须担负的文化职责。如：

        然而，不知何时，我也想做一次朴实的卦算：用我的躯体作占木时，但愿能测得我故乡那片森林的症结。（《灵占》）

        可以说，诗人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为了民族利益，可以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又如：

        尔比道：猎犬关圈中，骏马立厩内。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的民居如密密麻麻的狗圈……说不定我自身都可能成为狗圈的一片瓦板。美国新闻：狗命比人命难断。……彝族村庄：木板房黑油油，竹席房白生生。……（《狗圈》）

        虽然边缘文化逐渐向主流文化逼近，但时代多元文化与民族历史纵深文化传统之间仍然有“裂隙”，并且东西方意识的差异，尤其是彝族地区固有的传统观念和宗教文化皈依，却暗示出“自我救赎”或“文化救赎”的曲折历程。再如：

        据说女鬼是从公山羊演变而来，所以母山羊都不认公山羊，公山羊角也一代比一代纹络不起眼。但，有了女鬼以后，世上就没有一个“正经”的男人。……（《女鬼》）

        人格的变化也不得不令人深思。其实，诗人就是“用自己的母语与当代世界文坛对话。”

        四、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艺术精神创造
        阿库乌雾的母语散文诗大都深沉而含蓄,给读者提供多样化的探索余地。并运用后现代、象征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手法，将荒诞、离奇、怪异的神话故事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创造鲜明的艺术精神世界和独特的现代审美范畴。如《鹰之子》穿越时空的界限，透视“鹰之子”的外形与内质的变化。现实生活中鹰之子如鹰似虎，与远古人兽“同居”后遗传基因突变的传说交相辉映。从中预示了人类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进行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了。当下，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渗程度日趋强化、深化。彝族文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正一步步向“文化混血”之路迈进。
        面对纷繁的现代都市生活，诗人的审美选择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为此他的母语散文诗也体现了艺术选择的现代性视角和特征。他所写的忧郁感和寂寞感带有更深的现代性色彩，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文化存在价值的广泛的思考。他在一首母语散文诗《竹片遗言》中写道：“我自身变成一只破烂的蝴蝶。我的子孙们硬说超越我的话，必履行子女欠父母的是养老送终的诺言，不经意间，就把我抬到科学技术实验室，给我安装了另一对冰冷的铁翅。我也身不由已，听天由命。”这种悲剧只有批判意识的寂寞的诗人才能感觉到。人一旦进入现代生活的机器，人类自身文化也需要有一个吸收、融合和创造的过程。而且，这些忧郁感与寂寞感，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崛起，物质性文化观念的冲击，维系人与人之间真正情感的逐渐淡漠，个人的主体性所遭遇的扭曲和丧失，也就深深浸入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也就是说，“随着现代科技文明浸透程度的不断加深，随着外来文化的多种冲击与侵凌，彝族文化这片古老而厚蕴的土壤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迁。这种变迁从日常生活的工具与器物、技术与运作逐渐深涉到人的生存观念与意识、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中去，一代彝族文化人的精神正处在传统与现代、蒙昧与文明、获取与失落的激烈对抗与纠葛之中。”[5]但不管怎样，把自己民族文化抛之不顾也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一个民族非得去“崇洋媚外”而不去继承和拓展本民族文化传统，那么将会使自我文化变得面目全非的。如此一来，我们民族的文化特性和精神气质就会并无建树而影响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文字、民族语言、民族风习、民族美德和民族文化都是值得称颂的。那些有意贬低本民族及其文化的人完全忽略了“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深刻内涵。
        诚然，我们也不能只是沉缅在自我传统文化中而沾沾自喜。同样也必须“要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对空前丰富、急速发展、多维交互、大胆探索的社会主义的新的生活风貌和新的经济秩序、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运行机制，进行积极的审视和热情的描绘，并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新的生活素材和思想乳汁、新的实践经验和精神果实、新的经济构体和美学芳华。”[6]尤其是一定要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
在《虎迹》文本中，多处描述了祭祀板的变迁，特别是《祭祀板》的篇什中这种文化意象更加突出和深刻些。诗人在此文描写了长期以来彝族用以拜祖敬先的旧祭祀板被新的祭祀板所取代的过程与结果，曲折地反映了彝族婚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深度变革。

        “反咒”到天快亮时，我家主位上方和我与整个房屋同龄的那根祭祀板，才叫人抬到屋下猪圈顶楼而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和风韵。但由于它长期笼罩在烟气里，所以这个猪圈内木板也好，柱子也好，没有一根像它一样黑的。
        第二天，一根白生生的没有一点污秽的新祭祀板随洁净仪式中炽石遇水声落脚于空着的祭台上了。但由于这根祭祀板从没有熏过烟气，所以我们这个屋内瓦板也好，柱子也好，都找不到和它一样白的。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我家的房主位了。……
        屋外，白人黑人开亲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祭祀板》）
        
        宇宙、自然和生命的本色都离不开黑白色彩，死意味着黑，生对应着白。这既是黑白文化在彝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折射，又是强烈的视觉冲击。黑是心理、精神和视觉的承认，它寓意旧的文化积淀；白是道德、信念和视觉的追求，它代表新的文化途径。黑木板自然且熏过而有文化含量，人们也对它习以为常，但有其糟粕，不少顽固不化的文化劣根性有可能在其间。也就是说，我们视为宝贝的文化积淀，症结有可能在此。一旦成了思维习惯，就不容易被人们察觉。只有接受过新文化的人用外来先进文化来审视、解剖自己的文化，才能发现自我文化的症结。苏尼在变迁，苏尼文化也在变迁，实际上是整个彝族文化的变迁。这种文化变迁已深涉到每个个体意识领域之中。在文化变迁，文化融合的当下，文化撞击、替代并非易事，吸收、兼容的过程较为复杂，甚至有些情感、生命也要付出代价。然而黑白文化融合过程中，新的又与旧的格格不入，新的文化源泉光照传统文化的土壤，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坏。旧的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新的文化体系又没有建成。彝族文化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从中反映出惟有正视自我，消除文化劣根性，才能适应文化也要与时俱进的要求。诗人在捕捉富于美感的意象中，融合中西诗艺并对母语散文诗的现代性表达方式进行了探索。这种思想与意象在象征层面上的结合，就是对于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现代性的艺术精神创造的实践。

        综上所述，阿库乌雾的母语散文诗集《虎迹》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佳作。不论从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内容的开拓上，还是彝民族主体精神的现代性寻求上，这本诗集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少篇什大量运用多元的创作技巧，对传统的彝语叙述模式和表述体系作置疑、颠覆，但又不故弄玄虚。尤其是对民族文化记忆的触摸与体察，对现代性传达方式的思索与构筑，在这里都有深刻的体现。这是诗人始终站在文化制高点上，以现代审美意识观照彝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用自己的心灵和笔触从事实中体察时代的变革，审视时代的灵魂”[7]的结果。由此可见，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超越别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用人性中最美好、最纯粹的心灵之光照亮史实。”[8]这本散文诗集是对于彝民族文化全景式的展现与观察，也凝聚着诗人的良知和智慧。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将个人的理想、情感和人民的理想、情感结合起来，熔民族性于世界性，铸传统性于现代性，挖掘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反思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却没有丝毫的传统社会学和政治学以及功利化等因素，而是纯粹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当代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理性思考深厚的彝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呼唤和寻求更符合人生存在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高贵品质。

注释：
[1]宋永祥.焦灼灵魂的真诚吟唱[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中华彝学）.p.69
[2][3][4][5]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M].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p.147-170
[6] [7]艾裴.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p.74；p.3
[8]林岗.符号•心理•文学[M].花城出版社，1986.p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