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创作不论从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开拓上，还是彝民族主体精神的现代性寻求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较为广泛的影响。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寻求的意旨主要体现在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重铸，传统思想资源的深掘与历史异化命运的抗争，文化救赎与生存忧患品质的全面凸显，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中的艺术精神创造。
    关键词：阿库乌雾； 母语； 散文诗；民族文化精神； 现代性

        作为中国彝族当代文学丛书着力推出的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于２００１年荣获四川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该散文诗集不仅填补了彝族文学史上无母语散文诗集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诗人以不惧心灵伤痛、正视历史和现实、严于解剖的精神，审视、思考民族历史命运、文化结构和新的民族精神，在回溯民族文化记忆，关照民族精神化石中凸现民族古典精神和诗人的生命情怀。” [1]进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散文诗世界。趋于多元化的彝文文学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再到开始走向低谷的当下，阿库乌雾撰写出这样一本令人拍案叫绝和震撼人心的彝文散文诗集，显然是与他个人的人生阅历、学识眼光和个性品质十分相关。阿库乌雾出生于四川冕宁县，１９８６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并留校任教至今，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到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文学学院进修，应邀到美国讲学。长期从事彝汉双语文学创作，并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他创作的彝文诗歌和彝文散文诗作品多次被选入大中专院校彝文文选和彝文写作教材，并树起当代彝文诗歌和彝文散文诗的典范，在本民族读者群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以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为例，从艺术文化诗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论述。

        一、 图腾文化遗迹的追溯与民族古典精神的重铸
        我们在翻阅阿库乌雾母语散文诗集《虎迹》时，不难从他细小入微的回溯中体悟出诗人在正视历史，关爱生命的同时，也对原始宗教、文化意识及文化形态的迷信成分进行了鞭挞和无情的揭露。《母亲》中母亲是个善良贤惠、憨厚朴实的典型的彝族传统妇女形象的代表。她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山地文化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文化教育，缺乏辩证思维能力，而受到原始图腾崇拜影响较深：

        天还没有亮，就去屋前羊肠小道上清扫露水的是她；坐在屋内，时而看看抽烟升起的烟雾环绕；时而瞧瞧火塘里闪烁火星的也是她；每次，我出远门时，倒一杯酒在祭台前对着从不开腔、满目漆黑的祭祀板祈祷：“去时顺风，来时平安，抬足安稳，举手轻巧”。（《母亲》）

        对母亲的这种尊祖祭灵、福佑子孙的原始自然宗教习俗的愿望是无可厚非的，但它所维系的唯心主义思想和由它所滋生的宗教迷信成分就不得不令人担忧，甚至连《石头》也成为万物有灵的标志性象征：

        石头，最轻的像树叶；最重的无可比拟。不论公石还是母石都会繁衍生息，人类虽然防范“不要在田地捡石头，我在成我的田，我不在变成别人田”，但很少有不捡石头而丰收的。在跌倒处，从不会忘记母亲的再三叮咛，总是捡起一块石头放在手上回屋———把我的灵魂交给母亲去守护。（《石头》）

        自古迄今，彝族先辈们始终都念念不忘跌倒时一定要在跌倒处捡起一块石头放在手掌心里就相当于魂及附身的“至理名言”来教儿育女。在彝族人看来，凡是有生命的万事万物都有魂。魂与生命休戚相关，须臾不可离。一旦人跌倒时，就会魂飞魄散，须在跌倒处捡起一块小石头回屋，才能唤回自己的灵魂。由此，诗人在回溯文化记忆的历史踪迹中，毫不掩饰地道出愿“把辛酸的泪水演变成一对坚韧的鹅卵石”。从中也预示着诗人追求科学精神的坚强信念。然而《山寨》里的人们尽管苦苦追思着对“大宇宙”的认识，也难以跨越毕摩苏尼宗教意识的鸿沟。即使他们不惜耗费大量钱财，甚至变卖家产诚邀毕摩恭请苏尼来搞祭祀活动，以借助神灵的力量来驱邪避灾，还是难以逃脱厄运纷至沓来。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仍旧对毕摩苏尼顶礼膜拜，确信不疑，这种解不开理还乱的迷惑恰好与宿命论思想的彻底揭露者《乌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乌鸦》中连七旬老人都听到乌鸦叫声就禁不住口中念念有词，随时随地加以反击。认为乌鸦的叫是不吉利的，甚至在哪家上空叫哪家就会祸在旦夕，须请比摩苏尼避邪驱鬼。所以，在传统彝人的观念中，乌鸦自然就成为最忌讳的图腾物标识之一。从《母亲》的祖先崇拜到《石头》的灵魂崇拜，再到《山寨》的毕摩苏尼崇拜，又到《乌鸦》的避讳禁忌都无不渗透着原始宗教文化习俗，同时也伴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这种远古彝民族文化记忆中的图腾崇拜在《雪魂》、《野火》、《龙卵》、《铜网》、《扎草》、《虎骨》等篇什中也有深涉，诗人在触及这些图腾物象深处的原初的崇仰意向、生存欲求时，强烈地感受到了作为本民族一个文化人自己肩上所担负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职责。在《乌鸦》的篇末诗人还感叹道：“但愿语言能变成手枪，但愿乌鸦能变成食肉。”这是对落后的宗教文化习俗昭然若揭和锐意批判，进而唤起民众的觉醒。
        “在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神圣光圈中，也大量蕴藏着一种厚重而生动的精神力量，寄寓着本民族某集体理想和殊异的智慧创造。”[2]诗人在《鹰·海》中，通过象征、暗示、隐喻等艺术手法，展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宗教精神内质和元气，并使之重塑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

        那个时候，杉树顶上鹰的足迹渐渐隐去，鹰的眼光有可能变为树筋；有海的地方，太阳与坚硬的鹅卵石正在较量———你强时你占上风。我强时我占上风。历史长河已悄无声息地变成天上彩虹的灵魂。那个时候，据说鹅卵石内脏里，深蓝色的大海在其上熠熠生辉；鹰翅膀变成神船在此游荡。我试想着拿起冷若冰霜的铁锤去一个个地撬开看。但我还是害怕遭遇晴天霹雳……（《鹰·海》）

        这首母语散文诗是作者着意塑造的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尽管彝族远古传说中的支格阿龙已成为本民族英雄人物形象代表传为佳话，但他的灵魂好比“鹰”的翅膀和“海”的眼睛已经叠印成生生不息的民族古典精神，激励着本民族义无反顾的前行。然而在面对本民族文化规范遭到空前损毁，面对信仰危机、宗教崩溃的时代，诗人自觉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求和认同本民族原始精神实质，必须在艺术式追溯的文化记忆中去实现对‘图腾文化期’与当代人类精神处境间的深层依托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更大的更新的精神创造的时代使命。”[3]青年诗人阿库乌雾从小受到彝族文化的熏陶，受到过良好而系统的彝汉双语高等文化教育，同时也和同时代更多知识人一样接受过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影响。凭藉这种多元的文化结构和厚实的知识储备，以及学者型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指向，诗人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思想，描述了先辈们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现象作斗争的历史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也就是先辈们用生命与血汗换来的传承给我们的珍贵的民族古典精神。正如诗中所描写的一样，彝民族古典精神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怀疑“鹅卵石内脏”里“深蓝色的大海”上“鹰翅膀”展开成船舶“在此游荡”的人，总是害怕自己力不从心，从而含蓄地表达了民族古典精神面临的挑战，还需要作现代性的重铸和构建。其实每个民族都有类似的英雄史诗或传说或故事。这里的支格阿龙仅仅是符号性象征，或者说是复合各民族英雄人物的意象。所以支格阿龙是文化英雄，他是代表那个时代的民族生存精神和文化精神。从而诗人的文化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而是由本民族拓宽到各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由此表明了诗人由挚爱本民族文化精神到挚爱中华文化精神，以及世界文化精神的，一步步的思想意识标向或美学追求的不断提高的精神脉络。”[4]
        
        二、传统思想资源的深掘与历史异化命运的抗争
        阿库乌雾在母语诗篇《岩屋》中追溯了人类的起源和民居的演变史，挖掘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猿猴变成人类之前，虽然“这个岩屋常住着昆虫飞禽”，但也是“人类”从树上到陆地的大跨跃阶段。当猿猴通过直立行走和劳动等逐渐变成了人以后，开始在岩屋生火取暖，即发明了火，这又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繁衍生息的良好开端和重要标志。在与火的朝夕相伴中，数不清的几代人同飞禽、昆虫一起以捕猎为生，相依为命，然而先辈们从不甘寂寞，总是积极向上，勇于拼搏，并设想“他们也像飞禽一样繁荣，像昆虫一样富强”而积储力量建造民居，这不仅仅说明了人类向往吃穿不愁的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人类萌发了兴建住宅的思想。由此，人类在“岩屋下方的坝子里建造了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房屋，从整块坝子望去多了一个亮点，从天空往下看多了一个星星”。人类就是这样一步步的从岩屋住到坝子上来了，并且会修建自己居住的房屋了。这是人类知识结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一次升华，也是人类文明的又一重要标志。民族的居住习俗、生活观念、道德品质、行为活动和思想意识等大都是从岩屋到平坝的居住环境的演绎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甚至民族传统文化也大都起源于这个时期。
        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人私利也在不断蔓延，各种消极思想也应运而生：

        他们家曾经施过羊肥的那些庄稼，买化肥来施后，一棵一棵地相继枯死；他们家像兔子一样活崩乱跳的孩子们，仿佛兔子跳进虎口，一个一个地被老祖宗牵到一望无际的那片森林里，有的给老祖宗点烟，有的去放牛羊。连那些成堆的小鸡也一天一个地被鹰叼到那条野外山沟里去了。
        唯独一碎片，长翅飞过他家屋檐，正如射击屋内的激光把他家主位上方的祭祀板击破，这些是下一年过年才发现的……
        又不得不去请毕摩了…… （《岩屋》）

        诗人从中进一步挖掘出了彝族人民深受毒害的思想根源，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中艰难曲折的历程。其中“庄稼相继枯死，孩子被森林老人带走，小鸡被鹰叼走”是泛指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已经和正在付出的那份代价。之所以有了为人类谋幸福而不惜生命为代价的这部分人的努力，社会才能得以快速地发展。然而住在岩屋里的“主人”始终不明其因，不思其果，还是请众毕摩来指点迷津。由于族群毕摩众说纷纭，而听信一个另类毕摩的灭顶谎言。正当那个另类毕摩说到其遭致天灾人祸的根源是他家住宅上方那个空荡荡的岩屋时，他毫不思索地立马拿起一块炸药包炸毁了那象征着祖宗的古典文化遗产———岩屋。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不该忘却的教训。由于传统思想作祟，“主人”自我毁灭了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或是文化精神，而遭到了肉体的创伤与精神的损毁。恰好岩屋被炸开时，一碎片穿透“主人”的屋顶，把他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供奉祖灵的祭祀板劈成了两半块。从而使祭祀板的灵气与光彩不复存在。这一碎片不单是击碎了房东“主人”和祭祀板的美梦，已唤醒了人云亦云的“我们”。这既是对信仰宗教迷信的那些人的打击，也是对“同室操戈”的挖苦讽剌与回光透视。岩屋中的房东“主人”不仅相信本民族毕摩的咒语，而且相信其他民族毕摩的神话，最终导致自我毁灭自己的文化气节，从另一面也反映了人类文明与落后的相对性，也让我们思考如何根除落后思想的使命。
        正如阿库乌雾的母语诗篇《虎迹》的开场白一样，孩提时代，我们不说害怕豹狼，连沸腾的开水也不感到一丝畏惧，总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中无牵无挂，游刃有余。正当一切责任都压在自己肩上时，才深刻体会到 “有儿的父母如同坐在悬崖边”的引申义和份量。
        诗人接着写道：“天还没有亮，我就把羊群往熟悉的那条路上赶。但这批羊始终不听使唤，领头的那只母羊也畏畏缩缩而挨了我几竹鞭。”从中故意称“这群羊”为“这批羊”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如果“这批羊”是寓意当代彝人的话，那么“那只领头的母羊”自然就是象征彝族的仁人志士了。过去，“这批羊”尽管有过不敢涉猎虎迹的文化记忆，但随着时光的推移，其文化质素的提升，他们能依靠自身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拓展新的生存空间。这是引领人类走向文明殿堂的主心骨，也是富有智慧的哲理思想。
        
        祖辈们细长的英雄结合在一起时，谁还不信能拧成漆黑的历史僵绳？谁还不信这根英雄结结绳如同我家乡的小山一样多？谁还不信大大小小的人命与这些小山的竹笋一同竞赛？ （《人命》）

        山地民族文化历史发展进程的遭遇，就如同诗人笔下所触抚的血债，原始与现代，愚昧与文明，民族文化与生存焦虑在现实境遇中的二元对立都是由于长久处在固步自封的环境下孕育而成的。尤其是沿袭“人命值一匹马，马命值一碗酒”的乡规民约陋习就更加助长了灵肉伤痛的蔓延发展。导致灵肉伤痛也在所难免的悲剧不仅来自狭隘的变态心理，同样也来自迷恋谱系温床的风流人史和人史风流：

        一个村庄里，一群丰满的女孩，有的成了蛇母，有的成了猴母，但他们没有察觉到她们的那些孩子祖祖、孩子爷爷、孩子父亲们“猴子打猴子的鼻梁”和“蛇吞蛇肉”的故事，全变成金黄色的叶片，被她们串进首饰里当作装饰物了。从陆地修一架“梯子”到天上，引来了一油菜花般的美女立在“梯子”前。但，没有人有眼福。“人史风流，人史风流”殊不知是大雁的鸣声抑或是黎明前小孩的哭声。…… （《人史》）
        
        诗人对母语词的组合构句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这样的彝语散文诗句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诗人所言“今天的彝文文学不是民间文学的翻版，而是当代文学思潮下的文本”，言语的灵气和思维的卓异构成了阿库乌雾独特的话语艺术，从母语散文诗《人史》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在母语创作上殊异的文化质素和超凡的精神特质以及鲜活的现代气息。这既是对母语文化生命勇气的激活和促进，也是对母语文体表达形态的创新和拓展。诚然，阿库乌雾用现代意识去审视、考察民族文化历史发展遭遇处境，也是力图作现代诠释，而不是一味地发掘。因而，诗人能够从人类学的角度和人性本身的层面，沉思民族文化使命和时代精神，正视现实人生的演进历程和社会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