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古籍手抄本非常丰富, 是记载特定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成为目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料学与数据库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抄本的搜集整理具有多层次的文化价值,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探源与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 在经典文献与口头传统的互动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 民间古籍; 民间抄本; 布洛陀经诗;

　　作者简介： 王宪昭 (1966-) , 男, 山东人, 文学博士,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国神话学。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建设” (编号:17ZDA161) 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积淀出丰富的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能够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自信”的资源是多方面的, 其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承担传统文化的载体非常丰富, 既有以文字为载体的古籍文献, 有颇具地域或民族特色的口头作品, 也有历史文物、民俗活动等物质或非物质载体。长期以来, 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都是人文社科领域资料学建设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研究中, 相对于经典文献与口头传统, 那些收藏于民间的数量有限的手抄本往往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笔者以少数民族民间古籍手抄本的发掘整理的为论题, 以黄明标和杨桂兰主编的《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 (上中下三卷本,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为佐证, 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民间古籍抄本发掘与整理的文化价值及相关问题做些探讨。

　　一、民间古籍手抄本发掘整理的民族文化资料学价值

　　民间古籍手抄本从性质而言, 属于民间文献的范畴。虽然“民间文献在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 但一般而言, 它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指向, 其中, 广义的民间文献, 主要指保存在不同地区民众手中的承载着一定历史文化信息的所有文献, 既包括产生于民间自身的本土文献, 也包括散失在民间的官方文献;而狭义的民间文献, 则更注重这些文献直接产生于民间, 并保存在民间的生产生活中, 具有传承与使用的相对固定区域。文章所关涉的民间古籍手抄本基本上以狭义概念为主。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以及印刷术没有普及的地区, 手抄本是记载特定时期历史文化的最为主要的客观载体。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 手抄记录方式在日常文化传播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这些手抄本的内容非常驳杂, 不仅包括生产生活中经常用到的经文经典, 记录传统经验、伦理道德和生产生活常识的家训乡约, 也包括对外部一些文化产品的记录。这些作品往往兼有历史、文化、文学和宗教等学科特征, 诸如数量众多的纳西族东巴经、瑶族的还盘王愿经、彝族的毕摩经、傣族的贝叶经等, 不单单是狭隘意义上的经文, 更多的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抄本在表现形式上, 具有地域性特点, 会入乡随俗或因人而异, 有的是原版抄录, 有的是据情况增减, 有的则可能是模仿性的再创造, 因此也使抄本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与生命力。这些抄本会成为学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民族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参考。但是, 少数民族手抄本与历史上留存的海量汉语文献相比, 显得比较薄弱。从这个意义上讲, 全面深入地发掘整理少数民族民间古籍手抄本, 也是民族文化资料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由于民间古籍手抄本的数量巨大, 而抄写的内容与质量也有很大差别。一般而言, 只有通过认真鉴别并科学发掘整理的抄本, 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可以利用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在此, 以《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为例, 对少数民族民间手抄本的资料学建设加以探析。

　　(一) 手抄本本身的文化价值

　　手抄本发掘整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选择一个好的蓝本。所谓的“好”有几个基本标准, 即时间上具有相对久远的历史传承, 内容上能够代表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形式上表述清楚具有民族特色。这几个标准是使之成为研究民族民间经典古籍的客观基础。例如, 从《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内容上看, 布洛陀文化是壮族文化的代表性传统文化叙事之一, 而“麽经”则可以算作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该影印译注本通过对13部麽经经诗的细致整理, 实现了对文化始祖布洛陀事迹相对完整的记忆与叙述, 具体描绘了布洛陀开天辟地、创造万物、消解灾难、安排秩序、倡导伦理、规范道德和传授生产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内容, 塑造出布洛陀作为壮族文化始祖、无所不能的智慧神和倡导文明礼仪的道德神形象, 较具体地“记录了人类从蒙昧时期走向文明社会的历史变迁, 展现了壮族语言文字体系的原本风貌和源远流长的文学根基, 反映了壮族麽教从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演化过程”, [2]12全面呈现了壮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在民间文献中, 蕴藏着一个国家和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 作为与社会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载体, 民间文献是民众自我教育的生动课本, 是提高国民素质的特殊教材, 更是民众寻求文化归属与精神家园的丰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 民间文献的功能和价值又远远超出学术领域, 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3]因此, 麽经布洛陀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史学价值, 将成为研究壮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佐证性资料。

　　(二) 抄本的稀缺性

　　目前之所以要对民间抄本抢救性整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稀缺性, 而这种稀缺性又往往会导致它的濒危性。麽经抄本的使用与传承一般是由老一代麽公向下一代麽公单线式传授。以前在壮族农村地区麽公传抄布洛陀经书的情况较为普遍, 但由于抄本一般纸质较差, 容易虫蛀腐蚀, 不利于长期保存, 再加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对手抄本重视程度不够, 以及古老抄本不易识读等原因, 造成历史上的手抄本大量遗失。目前各地存世的麽经已经非常少见, 关于年代久远的原抄本更是飞凤毛麟角。值得欣慰的是,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南部大石山区偏僻的壮族村寨个强屯, 发现了该村存世的232本抄本, 抄写年代最早的《咘洛陀造麽叭科》, 是400多年前农氏麽公班第一世祖农布秋在明朝万历四十四年 (公元1616年) 的抄本, 最晚的《目连经土语卷》是民国十年 (公元1921年) 的抄本。《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收录的麽经抄本13本, 均属于单一麽公家族世代传承的珍贵版本。对这些时间跨度数百年经书经典抄本进行抢救式整理, 无疑会弥补麽经经书传承体系研究资料方面的很多缺憾。

　　(三) 手抄本整理体例的规范性

　　关于少数民族古籍整理, 在学术界普遍认可并接受“科学本”的做法, 即整理出的古籍要包括原文字、汉族直译、汉语意译和拉丁语注音几个部分。“麽经布洛陀”以方块古壮字抄写, 但这种文字普及率不高, 即使很多专业研究者在阅读中也存在困难。《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在影印译注中有以下做法值得关注, 首先将手抄本原文照原样尺寸拍照影印, 使读者能够了解麽经的原来面貌, 保证了手抄本的真实性。其次, 与影印件相对应, 在译注页分为五个层次:1.译注页第一行是原文的印刷体古壮字, 对原抄本内容忠实记录, 对麽经原文不做任何删减或增补, 让使用者在新语境下认知原抄本;2.第二行为拼音壮文, 让使用者能够了解壮语发音, 为研究者对壮族麽经的语言、语研究提供相应的语料;3.第三行为通行的国际拉丁语音标, 以便于更多读者的准确拼读;4.第四行设计为汉语直译, 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抄本原文的语法规则以及壮文经诗的韵脚韵律;5.第五行为汉语意译, 有利于不熟悉壮语的读者更便捷有效地把握抄本所表达的意义。应该说, 这种更加完善的译注, 符合今后少数民族经典传统文化的数据库建设中多项指标要求, 在少数民族古籍的资料学建设中值得学习和推广。

　　此外, 民间手抄本整理作为一项科学的成果产出, 兼采众长与集体参与也是重要的成功经验。任何一项重大的成果往往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120多万字体现出集体学术攻关的强大力量。从参与者构成看, 既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田阳县文化和体育局和田阳县布洛陀文化研究会的指导与参与, 有黄明标, 杨兰桂等本土专业文化学者的精心整理与研究, 有古籍手抄本保存者的沟通与建议, 同时还有语言学、文字学、影印学等社会学术界的参与和互动等等。这种重学术又接地气的古籍抄本整理方法, 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最终文本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也在根本上保证了文本的资料学价值。

　　二、手抄本的发掘整理有助于文化探源与本土文化研究

　　纵观以往民族民间文化研究学术史, 学人们对于民间古籍的关注特别是数量众多的抄本利用一直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这也可以说是文化探源特别是地方性本土文化方面的一个缺憾。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布洛陀口传史诗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被誉为壮族文化百科全书和创世史诗。那么, 如何将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进一步挖掘利用, 全面深入地展开研究, 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可以说积极发掘尚未被人们广泛认知的民间手抄本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路径。这些存世量日趋减少的手抄本, 只有被科学地发掘整理出来, 才能被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作为壮族传统民间古籍蕴藏的文化精粹、智慧成果和特色资源, 这些资源是就像埋在地层深处的宝藏, 经过整理才能发出金子的光芒。例如, 其中叙事中提倡的规矩意识, 对当今的行为规范仍具有训导意义;经诗中所涉及的古老乡规民约体现生态保护思想, 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会有启迪;经诗中关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智慧与经验的技术, 对当前文艺生产与创新都会大有裨益。这些古籍抄本不仅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也是新时代文化繁荣进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力源泉, 成为我们不忘初心、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重要文化依据。

　　关于发掘民间手抄本材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究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 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 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议, 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也。”[4]36借助于《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所列抄本中的有关文化始祖的母题分析, 可以发现中国各民族关于文化祖先塑造的一般规律。关于布洛陀经诗的资料采集, 以往已出版若干出版物和研究成果, 如张声震主编的《布洛陀麽经影印译注》8卷本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年版) , 覃乃昌主编《布洛陀文化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年版) , 梁庭望、廖明君著《布洛陀——百越僚人的始祖图腾》 (外文出版社2005年版) , 以及农冠品编《壮族神话集成》 (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等, 《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中出现的许多母题都可以与以往成果形成相应的补充或印证, 如描述的祖公布洛陀和祖婆姆六甲的“下凡结婚繁衍人类”“下凡后造万物”“开山造田”“告诉后代做禳除”以及“布洛陀造天造地”“布洛陀管人间”“布洛陀制定秩序”“布洛陀断案”等, 在描述上既有共性, 又有细节上的不同。而通过与其他地区流传的《布洛陀造人间天地》《布洛陀神功缔造人间天地》《布洛陀造火》《布洛陀造米》《布洛陀造牛》《布洛陀造桥》《布洛陀造屋》《布洛陀的封将坛》等神话传说的对比, 就会发现, 无论是布洛陀作为开天辟地创世神的描述, 还是布洛陀与万物起源和文化发明有关的非凡业绩, 都表现出布洛陀文化在不同壮族地区的广泛流传, 同时又存在叙事方面的某些地域性差异。

　　通过《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中的麽经手抄本还可以发现, 壮族与汉族文化广泛交流与深度融合。诸如经诗中所描述的龙神、土地神、皇帝、金銮殿、目连救母和古人汉王造祭祀等等, 字里行间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这种情形在其他有关布洛陀的民间口头神话传说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壮族神话《姆洛甲叫崽女分家》中说, 姆六甲生的十二个崽女长大后, 姆六甲为了让他们分家, 各自创立家业。就拿出犁头、弓箭、书本、背篓和叉子等器物, 让他们第二天随意挑拣, 结果老大把犁头扛走, 到田坝去犁田, 变成壮人;老二选择弓箭, 变为猎人;老三选择书本变成汉人;老四选择背篓, 变成傣人, 等等。[5]5-6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德保县的《盘古歌》则说, 盘古造天地之后, 神农造田地, 鲁班造鱼虾, 周公造道理, 圣人造知识。把汉族中的许多神话人物与壮族的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另则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神话《花和姓》中说, 古代有叫“花”和“姓”的两兄妹大洪水后结婚繁衍人类, 生黄色皮肤的孩子, 取名黄帝, 于是天下就有了黄帝的子孙。[6]348-349这一观念的产生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 表现出壮族神话的叙事传统具有骆越文化与华夏文化相融合的特征。笔者和一些考古学者2017年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大明山一带的武鸣区马头镇元龙坡和安等秧的战国古墓群遗址考察时, 一些考古学者认为, 这一带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铜卣和铜戈等, 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是骆越古地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文化墓葬群, 并且与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物制作方法颇为相似, 表明古代骆越民族在3300年以前的商周时期就与北方民族有着相应的交往联系。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与文化融合反映在《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手抄本中是自然的事情。

　　一部优秀的民间古籍抄本其主体应该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表现出的如下几个方面的传统文化值得关注, 一是对世界万物的积极探索精神, 如《造天地》《造牛羊造狗》许多篇章中都涉及天地三界、万物的产生, 并以朴素的想象表达出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积极思考。二是对文化祖先开天辟地的崇敬, 如年代最早的《咘洛陀造麽叭科》开篇所说的“三个三皇记”。三是对人生仪礼的阐释与弘扬, 如《目连经》《皇曹麽请土地》《告诫子孙》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歌颂;如《婆媳生怨》《麽叭启始》《麽兵叭麽叭共卷》等篇章对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互帮互让的宣扬等。四是对人类要有所敬畏的劝导。在很多地方都流传着“头上三尺有神灵”的老话, 意思是告诫人们时刻反省自己, 不能心无约束。这在《造万样》《麽兵咟宿科》《麽尽除》等篇章中都有反映, 诸如天惩不孝子和雷劈恶人的故事对维系良好的生产生活生态具有劝导作用。

　　当然, 一个有价值的手抄本还往往蕴含中大量的本土文化。在《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中, 也可以看到许多值得研究的地域性的文化表达, 如《目连经》的演述环境是布麽举行超度亡母灵魂, 具体诵唱时则要历数母亲生前的恩德, 告诉后人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子女的艰辛, 包括诵唱“十月怀胎”歌, 更是把母亲孕期遭受的痛苦表现得如泣如诉, 从而达到教育后人多行孝道感激母恩的效果。而在《皇曹麽请土地》经诗中, 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地区的神灵概念也有区别, 如“皇曹”即“王曹”, 是水神与民间女子婚生的儿子, 他长大后英勇善战, 战死疆场而被奉为在阴间专门掌管非正常死亡灵魂的鬼王;再如该经诗中的“土地”也与汉族地区所说的土地神有所区别, 在壮族民间信仰中他的职能是专门负责带路传令。由此可见, 手抄本不仅保存了人类史前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文化记忆, 而且不少作品还反映了一个民族或特定群体的独具特色的历史叙事。壮族围绕人文始祖布洛陀积淀出一系列神话传说和相关联的文化, 这些文化与壮族生活的各个领域息息相关民族文化, 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可以作为研究地区性传统人文历史的重要依据。民间手抄本文献的这种基础性是理论探讨和理论创新的一个珍贵资源, 也是当今学术强调“眼光向下”, 关注基层, 注重田野的必然要求。

　　三、手抄本的发掘整理是连接经典文献与口头传统的重要桥梁

　　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而言, 学术界一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路径, 一个是阅读分析已经出版的历朝历代的相关文献, 另一种则是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了解观察活生态的口头资料。事实上, 在已出版的文献与口头传统之间还存在像手抄本这样一种处于二者之间的文化载体。这个载体也可以看作是经典文献与日常口头之间的交集或桥梁。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很多学者对于大量散布于民间的少数民族手抄本资料很难做出全面系统的考察, 这一方面与手抄本的保存、流传、发掘和利用的实际困难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学术界甚至文化管理部门对这类资料发掘整理的不重视不到位存在直接关系。

　　关于口头传统与文字文献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许多过度注重经院式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 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以汉字为代表的文献书写代表了文化大传统;与之相反, 也有学者提出“所谓文化大传统, 就是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传统。与之相对应, 文化小传统就是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这样重新定义文化的大、小传统, 能够刷新我们对文化的认知, 重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文化观。”[7]。事实上, 无论文献还是口头传统, 二者从来都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生存状态, 并且在文化发展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互动融合, 并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将许多文化观念潜移默化在中华文明的构建中。由此看来, 介于二者之间的民间手抄本可以在大、小文化传统的沟通中发挥出一定作用。

　　如果进一步观察口头传统与文字文献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 不难发现民间手抄本在二者之间的重要作用。可以从许多民间抄本中发现经典文献与口头传统互动融合的蛛丝马迹。例如人们对明代罗贯中的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进行溯源分析时的结论, 一般认为蓝本来源于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 而《三国志》所记录的三国故事在魏、吴两国时期已有史载, 如官修方面有王沈的《魏书》、韦昭《吴书》, 私撰文本有鱼豢的《魏略》, 这些文献只能说是陈寿写作时依据的基本素材, 更多的则是民间口传的一些史实。古人的许多文献都是以抄本的形态流传的, 既然是抄本就会有不同的版本, 有的在传抄中发生增减, 也有的会融入抄写人个性化成分。直至非常晚近的时期, 抄本的形式在民间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口传艺人都非常普遍, 这方面的实例举不胜举, 诸如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的《梅葛》、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咪麻》、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创世古歌》《亚鲁王》、拉祜族《牡帕密帕》、纳西族的《黑白战争》等, 都有不同的民间抄本或口头版本。再如蒙古族艺人传唱的乌力格尔、满族的说部等, 也有不同的抄本, 由此在抄本的基础上而形成新的文献或新的口头作品。就像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在不同民族传抄过程中会有新的加工, 有的为了适应听众的审美需要会加入新的母题, 有的则会的删减一些难以表述的内容, 像蒙古族好来宝讲唱的本子对《三国演义》的许多情节都根据本民族欣赏特点进行了更改, 突出了活泼生动和机智幽默的特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吴刚博士介绍, 自清代始, 《三国演义》里“长坂坡赵云救主”的故事进入达斡尔族和锡伯族说唱之后, 都经过了不同抄本的加工与改造, 赵云形象在达斡尔族乌钦《赵云赞》、锡伯族乌春《救阿斗的故事》中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对赵云的语言、服饰和行为等都做出相应的本土化改造, 实现了内核不变前提下的再塑造, 也共同成就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勇士形现象的民族认同。《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也是如此, 为学者进一步观察研究布洛陀文化的古壮字文献和民间口头传统提供了很好的桥梁。

　　抄本在连接经典文献与口头传统的同时, 也建构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传承与发展规则。壮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历史渊源悠远。壮族主要聚居在南方, 东部有广东省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西部有云南省有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由于聚居区分布广泛, 地理生态、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周边文化环境存在很多差异性, 导致布洛陀神话及传说的异常丰富, 流传着关于布洛陀事迹的不同抄本以及口头文本异文, 不同的麽经抄本中关于“布洛陀”名称的汉语译文也在不同神话版本中被译成不同文字, 常见的如“咘洛陀”“布洛朵”“黼洛陀”“布碌陀”“抱洛朵”“保洛陀”“布罗托”“陆陀公公”等。由于抄本的流传渠道不同, 整理者文化背景存在一定差异, 对“布洛陀”原生含义的解读方面也有不同说法, 如有的人认为是布洛陀是先民中的“头人”, 有的人认为布洛陀是“山里的老人”、“山洞中的老人”, 有人将其译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智慧老人”, 还有人将“布洛陀”三个字的字音解构, 认为“布”是对“有威望的老人”的尊称, “洛”是“知道、知晓”的意思, “陀”表示“很多、很会创造”等等, 种种不一。这种情形在其他民族文献与民间抄本也普遍存在, 如中国各民族神话或传说叙事中, 经常出现“盘古”“伏羲”“三皇五帝”等文化始祖形象, 但在具体翻译整理中又出现很多不同的说法, 像“盘古”“盘王”“盘瓠”的混用, 像“伏羲”“神农”“炎帝”的互转, 仅“伏羲”名称, 在不同的写本中就出现了“牺”“必羲”“宓羲”“庖牺”“包牺”“炮牺”“牺皇”“皇羲”“太昊”“太皞”“瓠系”“虑戏”“虑羲”“伏义”“伏依”“伏希”“伏戏”“伏牛羲”等20多种。至于“伏羲”的身份, 在不同的文献、抄本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如关于“伏羲”的来历, 就有“地生伏羲”“伏羲是地神的儿子”“伏羲是神的儿子”“伏羲是天师的儿子”、伏羲是巫师的儿子”“伏羲是玉帝儿子”“大圣生伏羲”“华胥生伏羲女娲”等, 在壮族文献或口头传说中关于“伏羲”的就有“伏羲是种田人的儿子”“伏羲兄妹生于穷人之家”“伏羲是第四代神”等不同说法, 这种现象表明印刷文献、手抄本与口头讲述之间的相互转化与互动是客观存在的, 正是这种客观事实导致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博大精深。

　　如何深入研究各民族传统文化建构中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传统的吸收与贡献, 以及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探索与创新, 关注民间手抄本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猛进, 许多残留于民间的古籍手抄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起步晚、底子薄, 古籍资源分散、文种多样、形制复杂, 毁损流失情况严重。特别是在工作开展过程中, 还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机构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因此,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普查、整理、修复和翻译等基础性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8]在新时代全面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背景下, 在积极推进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进程中, 强化少数民族民间古籍手抄本的发掘、整理与利用, 必然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转载。文中注释与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