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典籍浩如烟海，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宝库。目前，纳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古籍就达1000余册。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典籍，有多少走出了国门，为异域读者所知晓呢？

　　在日前召开的第17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魏清光带来的一场专题报告，向人们呈现了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之惑。

　　现状：“走出去”的数量少，内容存在诸多问题

　　据魏清光统计，从清末至今，我国只有11部少数民族典籍被翻译至国外，包括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其中，被译介最多的是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它曾被翻译成5种语言，在8个国家出版，出版时间前后跨度长达100多年。

　　其余的几部少数民族典籍，大都只在一两个国家出版发行。如《萨迦格言》《蒙古秘史》《福乐智慧》等都只译成了英语；《阿诗玛》只译成了日语。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典籍只用7个语种输出到15个国家。

　　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少数民族典籍来说，目前“走出去”的典籍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数量少、语种少还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典籍的译者全部为外国人。也就是说，这些典籍是外国译者选择的结果，它们“走出去”带有“被动色彩”。

　　由于译者为外国人，翻译后的这些典籍难免在内容上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译者做了大量删改，不能保证典籍的完整性。如Arthur Waley翻译的《蒙古秘史》删掉了98节，几乎占到了近35%的比例。

　　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问题，译者和出版方根据出版国的价值观对典籍内容进行了选择。学者李正栓曾指出，塔尔库1997年推出《萨迦格言》英译本的政治倾向明朗，“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大于文学目的”。

　　显而易见，这样的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并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

　　政策：中层规划未与顶层设计对接，“走出去”得不到资助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中央都有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顶层设计，而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性文件中，曾提出“做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古典民族史诗的整理出版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扩大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等内容。

　　在去年底印发的《“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丝路书香’工程，扶持外向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优秀出版物面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译出版，每年资助翻译出版150种左右图书。”

　　遗憾的是，在我国目前的对外出版工程中，并未将少数民族典籍纳入，中层规划与顶层设计出现了脱节。资料显示，始于2004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截至2015年已资助输出中国图书3749种，“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项目仅2015至2016年间就资助了985种图书。而这些国家资助的国际出版工程中，却没有一部少数民族典籍。

　　不仅如此，《大中华文库》出版有汉族典籍翻译作品百余部，也没有涵盖少数民族典籍。显然，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另外，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的途径单一。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允许个人申报之外，其他国际出版工程只允许出版社申报。这就限制了社会参与和民间力量投入到对外文化交流中，不利于构建多层次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

　　对策：做好基础性工作，制定好“走出去”的路径规划

　　既然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是势在必行的，那么该如何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呢？魏清光认为，除了国家有关方面要重视这一问题，并将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纳入国际出版工程享受国家资助外，还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做好少数民族典籍的基础性工作。一是加强少数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虽然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可诸如门巴族尚无一部完整的典籍问世，布朗族也仅有一部典籍出版，这主要是由于相关基础性工作缺失所致。二是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培养更多民语翻译人才。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一大困扰是翻译工作。由于能把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为外语的人凤毛麟角，目前能做的多是民译汉，然后是汉译外。但是，就民译汉这个环节来说，时常能发现翻译的错讹。因此，打好少数民族典籍民译汉的基础就显得非常重要。三是做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选题工作，要选择那些体现公平正义、捍卫真理、伸张正义、兼爱非攻、立己达人、亲仁善邻等体现普世价值的作品。

　　其次，要做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路径规划。一方面，顺应我国经济交往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将“走出去”的目标锁定在我国对外投资较大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卢森堡、新加坡、英国、德国等。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持续升温。据统计，仅今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这3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就多达586篇。另一方面，则要瞄准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因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周边国家具有“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共通性，让少数民族文化走向周边国家，可以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

　　在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韩国政府在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战略之前，韩国图书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的很少。而在2001至2007年，韩国就有53种韩文图书被译为汉语，在我国出版发行。我国有不少朝鲜语翻译人才，应该说将汉语翻译成韩文推向韩国，是大有潜力的。

　　民族典籍是民族的根与魂，是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应当引起更多重视。通过翻译，对少数民族典籍进行文化阐释，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其精神、理念的当代价值，再通过国家扶持推动其“走出去”，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丰富饱满的中国形象，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