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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少数民族古籍 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访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李冬生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4-10-20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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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9月,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左)与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出席《回族典藏全书》首发式并揭幕。


1996年5月,时任国务委员、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中)出席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

  2008年6月,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杨晶(左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右一)考察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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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历程:扎实起步 不懈探索

  记者:您好,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载体,对其进行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意义重大。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少数民族古籍是什么,其不同于汉文古籍的特殊性在哪里?

  李冬生: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以及古代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文献典籍、口头传承及碑刻铭文等。少数民族古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文字类,包括用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文书、文献典籍和碑刻铭文,以及用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文献典籍和碑刻铭文;一类是无文字类,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口头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资料。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都留下了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古籍。

  说到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我简单概括几点,就是内容丰富、版本多样、载体特殊、传承奇特。内容丰富是指其涉及宗教、文学、历史、语言、医学、天文历算等各方面;版本多样是指由于不同民族文字的差异、不同抄写人的笔录差异等因素影响,造成同一种古籍有不同版本;载体特殊是指由于各民族生活的环境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制作古籍时所使用的载体材质和装帧形式多种多样,如傣族的贝叶经是书写在贝叶上等;传承奇特主要是指口传古籍,这是由于一些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承文化。

  记者:对于如此庞大而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国家是怎么保护的呢?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发展历程。

  李冬生: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整理古籍、编纂目录的传统。从西汉时的《七略》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朝历代都有汉文古籍目录版本存世,但是,却从未对各少数民族的典籍文献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其间发现、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古籍。

  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强调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并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给予支持;要为从事整理民族古籍的专门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自此,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正式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4年7月,在国务院设立了由国家民委牵头、教育部等十几个部委共同参与的全国性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民委。1989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负责履行国务院赋予的组织、协调、联络、指导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的行政职能。

  到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百余个州(地、盟)及有关县建立了相应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蒙古、藏、彝、回(南方片和北方片)、满、壮、朝鲜、白、瑶、侗、苗、土家、畲等14个民族分别建立了相应的跨省区古籍协作组织。

  30年来,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具体指导下,各地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始终把“抢救”放在首要位置,扎实推进保护、抢救、搜集、普查、编目等基础性工作。国家民委先后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从“七五”到“十二五”重点项目的几个五年出版规划,推动了少数民族古籍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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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成就:抓住机遇,成绩斐然

  记者:从全国到地方的各级古籍工作机构建立以后,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制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绩?

  李冬生: 30年来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1985年、1996年和2010年,国家民委分别召开了三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出台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实施意见,正式将“三救”(救人、救书、救学科)作为主要任务。在此指导下,各地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了一大批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古籍:从口传资料到碑铭、石刻;从贝叶经文、竹木简牍、丝帛素书到活页函本、线装典籍;从经、史、文、哲到天文、地理、医药、工艺、美术;从契丹文、女真文、吐蕃文、西夏文、和阗文、察哈台文到我国现有的各民族文字古籍。搜集到的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极为珍贵,有刻本、印本、抄本、写本,还有孤本、珍本和善本。近年来,抢救、整理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达千万余种(部、件、册)(不含馆藏及寺院藏书),包括许多具有历史代表性和学术资料性的孤本、珍本和善本,公开出版了数十万种。数千种少数民族古籍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同时,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分阶段、分地区地多次召开业务工作会和专家研讨会,举办多种类型的业务培训,积极加强同民族院校的合作,重点做好古籍传承人培养和保障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共有少数民族古籍专兼职人员五千余人,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初步形成。

  为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纳入国家保护体系, 1997年,国家民委正式启动实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项目。这是一部收录我国55个少数民族及古代民族文献典籍、碑刻铭文、口传资料等现存全部古籍目录和内容提要的目录学巨著,相当于少数民族的《四库全书》。由于此项目意义重大, 2006年、2012年连续两次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目前,已有34个民族卷完成编纂出版,其古籍赋存底数基本摸清,其余各民族卷的编纂工作均在有序进行。

  进入“十一五”时期,我们进一步依托高等院校的科技和人才资源,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在西南民族大学建立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二者将成为推动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迈向科学化、持续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已经申报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随着少数民族古籍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保护管理的要求越来越突出,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联合编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这是我国首次编制关于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国家级行业标准,将为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保护和有效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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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经验:高度重视,完善机构

  记者:30年来,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取得了如此振奋人心的成绩,其中有些什么好的经验?

  李冬生:我国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虽然起步晚、底子薄,但经过30年的开拓发展,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科学认识少数民族古籍的意义、作用、价值,是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基本前提。少数民族古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资源,见证了中华各民族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格局。要把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才有可能有效地推进这项事业持续深入发展。

  (二)中央和地方的重视是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保证。自1981年陈云同志提出发展古籍事业的一系列建议后,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关心和支持。特别是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中,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地位和基本任务。“十一五”后,连续出台的若干专项文件,从中央政策层面对这项事业的发展给予了有力保障。

  (三)完善机构,加强指导,是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有效途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基础薄弱,必须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理顺工作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30年来,国家民委始终把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作为发展古籍事业的重要任务,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少数民族古籍组织机构,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逐步完善工作运行机制。

  (四)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确保少数民族古籍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启动以来,在对民族地区的老专家、老艺人和古籍传承人积极落实政策,组织调动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融入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队伍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民族院校的沟通和交流,积极探索培养少数民族古籍新生力量的有效途径,努力建立并完善分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了少数民族古籍人才梯队建设。

  (五)扩大宣传,建立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是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社会保障。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是一项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广开渠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此项工作。近年来,通过大力宣传引导,一大批专家、学者、文化机构、社会人士加入到少数民族古籍保护行列,为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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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挑战:古籍流失,人才缺乏

  记者:您上面提到过,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请简要介绍一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李冬生: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总体发展形势是好的,得到了中央的政策支持,但仍未完成然摆脱“坐冷板凳”的状态。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有限,地方有关部门和领导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少数民族古籍资源和古籍人才双重流失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缓解,专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学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救人、救书、救学科”依然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一)少数民族古籍人才严重缺失,“救人”难在后继乏人。

  1.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大多年事已高,后继乏力。散落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多为民间艺人、巫师或宗教职业者掌握和保存。“文革”期间,他们曾被视为“四旧”、“牛鬼蛇神”而遭到迫害,许多人不敢再继续从事古籍传承工作。随着这些传承人的数量减少,加之年轻人对内容相对晦涩的少数民族古籍不感兴趣,大批少数民族古籍有可能成为无人能识的“天书”。

  2.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人员青黄不接,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由于人员编制、经费投入等多种原因的限制,全国实际上专门设立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地方古籍办)的省(区、市)只有十几个。同时,由于精通民族古籍的老专家日渐减少,青年一代愿意投身这项事业的人才有限,目前能够管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精通民族语言文字的专业人才更是稀缺,人才断层现象明显。

  (二)少数民族古籍数量日渐减少,“救书”工作紧迫而艰难

  1.群众保护意识淡薄,少数民族古籍流失严重。在一些边远、偏僻的地区,群众不知道少数民族古籍的价值,一些珍贵的少数民族古籍常常被用来陪葬、焚烧或直接流入民间销售。同时,由于缺少过硬的保护手段和管理措施,在边疆民族地区,一些不法分子非法收购、倒卖、走私少数民族古籍的活动日益猖獗。近年来,广西有许多瑶族古籍被外国人买走,云南有不少东巴经书被偷运到海外,贵州有一些苗族古籍及传统服饰被欧洲人低价收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每年仍以上千册(卷)的速度流失。

  2.缺少政策资金支持,“救书”工作困难重重。一方面,千百年来,由于少数民族古籍多被民间艺人和寺庙自行收藏,其赋存、保护和整理的条件与汉文古籍相比,相差很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古籍的载体和传承方式具有特殊性(如傣族的贝叶经、无文字民族的口传古籍),许多地方所搜集的少数民族古籍已经残破不堪。此外,少数民族古籍还存在一个翻译环节。因此,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基础工作难度远大于汉文古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很难有效推动。

  (三)少数民族古籍学科建设基础薄弱,发展受阻。由于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起步较晚,缺乏专门人才,使得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起步较晚,专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学科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规范化的学历教育难以进行,因而当前还只能以短期业务培训和在职教育为主。当前,“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在着手建设少数民族古籍学科,但仍面临着学科申报困难、师资力量短缺、研究基础薄弱、专业性要求高、招考方式特殊等诸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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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机遇:筑牢基础 打造精品

  记者:从您的介绍中,我感到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者肩上担子的沉重。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那么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李冬生:虽然我们还面临着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但是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局来看,机遇还是大于挑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要 “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十八大也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要努力把握好政策发展的新趋势,找准突破点,乘势而上。具体来说,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扎实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基础性工作。各地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力度,认真做好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抢救、普查、登记、整理、翻译、出版工作,重点加强对散藏在民间的古籍和口头传承古籍的保护、抢救、征集、整理工作,全面了解各地少数民族古籍的底数存量和分布流传情况。继续做好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未完成部分的编纂出版工作。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古籍保管条件。

  (二)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纵深发展。加强对少数民族古籍的研究利用,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古籍学科体系建设。继续做好“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建设,搭建少数民族古籍信息交流平台。同时,积极开展交流合作,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运用和推广,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在出台《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定级标准体系和古籍管理规范体系建设。

  (三)继续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少数民族口传古籍传承人的培养工作。继续做好“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根据少数民族古籍学科的特点,将培养通用型管理人才与专业型研究人才、在职培训与学历教育、理论学习与调查实践结合起来。要在招生规模、招考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探索有利于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的新路子。

  (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精品力作。在做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这一重点文化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挖掘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优势项目,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古籍品牌力作。

  (五)大力做好少数民族古籍宣传工作。广泛深入基层,积极组织讲座、展览、培训、研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普及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知识,提升公众的保护意识。利用好社会力量和媒体渠道,向公众展示少数民族古籍的精品力作和古籍工作的优秀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4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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