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和积累了独具魅力和神韵的优秀文化，以繁荣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各民族传统文化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的相互交融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少数民族古籍就是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4年，大陆成立了首个抢救、保护民族古籍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立了由国家民委牵头，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少数民族抢救、整理、保护单位，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对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的体系。

　　少数民族古籍

　　少数民族古籍是指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古代书册、典籍和口碑古籍。

　　少数民族古籍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历史、地理、经济、文字、艺术、医学、法律、哲学、农技、宗教、历法、军事、政治。流传形式主要包括：碑铭、拓片、文书、档案、方志、谱牒、民俗乡规民约和口耳相传等等。

　　少数民族古籍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各民族文化遗产的总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古籍的分布及主要特点：主要散藏在民间、边远民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分布在全国各地及国外;

　　历朝历代都没有大规模地进行整理过;

　　文献和口碑资料(非物质文化)内容丰富，数量巨大，被世人称为浩如烟海;

　　民族成分多、分布广、仅大陆就有55个少数民族、未识别民族、历史上已消亡民族等;

　　涉及多领域专家学者和组织层面。

　　少数民族古籍的类别。少数民族古籍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及少数民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用汉文记载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无文字类的少数民族古籍主要是口碑古籍，指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留下来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

　　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传播交流过程中，少数民族古籍发挥了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少数民族古籍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价值已超出了自身专业范畴，往往代表了一门学科、一个阶段，甚至一个时代，再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事实和历史走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古籍蕴藏着丰富的历史学知识，充实了其历史和文化的内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少数民族古籍作为必要的补充，仅仅依靠汉文古籍，就不可能得到全面而完整的记录。少数民族古籍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客观描述，在宏观层面上是真实反映历史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少数民族古籍有着许多突出的不可替代的成就与贡献。

　　大陆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现今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可以与《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相媲美，它们以宏大的篇幅、精湛的语言、丰富的内容，展示了草原民族和高原民族的历史风貌、雄健的气魄和炽热的情感。

　　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古籍所蕴含的内容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它们在海内外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充分证明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内涵。值得一提的是，元、明、清及民国中央政府赐封西藏地方政府最高权力的金印、金册，还成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从这一角度着眼，少数民族古籍除了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以外，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少数民族古籍提供的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有利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把各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妥善保存下来，不至于失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少数民族古籍内容广博，涉及领域众多，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大多是汉文文献没有涉足的，它所记载的每一项内容相对汉文文献都是新鲜和充满生命力的。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汉文文献所记载的历史大多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作记述有欠公允。经过长期的反复承传，这些文献的记述又往往被视为事实而得以播散。因此，就出现过一些不够客观和错误的认识和看法。随着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欠缺将会得到弥补，历史将会更完整地再现出真实的面目，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也必将随之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

　　少数民族古籍是各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映射，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方法。在远古时期，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其适应社会的方式、观察客观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也会不同。游牧民族看到的动物种类就比农耕民族多，渔业民族看到的水生动物就比山地民族多。在思维方式上，有的民族整体性思维强一些，有的民族则偏重于对事物作具体分析。就是同一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差异。

　　在原始宗教古籍中，神本主义明显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人本主义逐渐兴起，观察问题的视角和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得人们对自然界、社会及人类自身的认识也更趋于客观、准确。民族古籍对此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作了广泛而大量的记载。因此，从人类认识史的进化角度考量，借助民族古籍提供的信息，对有关少数民族先辈思维活动的视角、方式、特点加以诠释和总结，从而提高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更全面把握，更真实地认识客观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古籍，能够提炼和反映少数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意识。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必须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所继承和发扬，这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一个重要条件。

　　通过进行保护、抢救、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工作，反映中华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光辉历程，以密切中华各民族源远流长、血肉相连的民族关系，繁荣民族文化。这对增强民族自强、自立、自尊、自信意识，推进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维护统一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成果

　　伴随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体系逐步的确立，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有少数专家学者开始将关注转移到少数民族研究领域，陆续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其间保护、抢救、挖掘了一批珍贵的民族古籍。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全面地对少数民族古籍社会历史和语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进行了全面的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工作。在调查过程中，抢救、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口头传承的古籍，为进一步全面开展好民族古籍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是近二十年，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果之一是在各地建立、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古籍机构，加强对少数民族古籍人才的培养，使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1984年，国家成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专门机构(1989年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并针对民族古籍工作的现状，提出了“组织、联络、协调、指导”各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的任务，由此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目前大陆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百余个州、地、盟建立了相应的少数民族古籍机构，有14个民族建立了省区协作组织，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从上到下基本理顺了工作关系，扩大了信息交流范围，取得了工作上的主动权，使全面组织与宏观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果之二是制定规划，确定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稳步地发展。

　　自1986年开始，我们制订并实施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七五”、“八五”、“九五”、“十五”4个五年规划。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召开大型学术会议，推进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进程，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呈现出分阶段、有计划地稳步发展的态势。

　　“七五”规划是在机构初建、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制定的，针对抢救任务重、专业人员少、经费不稳定的情况，“七五”规划提出把“救书、救人、救学科”作为民族古籍工作的基本任务，把抢救、收集作为重点，力争在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摸清少数民族古籍的种类、数量，为整理和出版奠定基础。同时努力保持各地重点项目总数和经费的基本平衡，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基础上，为整理出版准备了必要的后续力量。在计划部署上提出先抢救、收集，再编目，再整理出版的步骤。从实施情况看，完成率介于70%至80%之间。此外，针对回族、满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壮族、彝族等民族的古籍跨区域分布的特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有关省区协作组织酝酿、研究、策划了一些较大的联合攻关项目，打开了协作局面。由此看出，“七五”规划加强基础建设的基本目标是符合实际的，计划安排也是妥善的。

　　“八五”规划以整理、翻译、出版为重点，以综合研究和适时宣传为辅，对收集任务重的一些省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各有侧重。“八五”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突出了“先整体，后局部”的思想，稳定、充实、调整、改善已有的总体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适时扩大规划任务的内容和范围，加强了实施对策;组织机构从最初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展到现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相应的保障机制。

　　“九五”、“十五”分别规划确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这一跨世纪的民族文化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不仅是一部综合性的具有多功能学术价值的巨著，而且也将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一套新颖而全面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资料，是诸多领域科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书。据专家论证，其库容量将超过《四库全书》。这一项目的确立，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强烈反响和关注。

　　上述4个五年规划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从实施的纵向过程来看，又是相互衔接，循序渐进的。由于规划合理，目标明确，效果显著，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稳步发展。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果之三是大力培养人才、开展多方合作。

　　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通过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工作，有组织地吸引和带动一批社会和学术界的研究力量投身于少数民族古籍事业中来。中央民族大学还设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本科班，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为少数民族古籍队伍不断增添新鲜血液，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人才紧缺的问题。大力培养人才，提高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整体水平。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在经费扶持方面、加强宣传交流方面、动员多方合作方面也加大了力度。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果之四是做好抢救、整理工作，加大出版力度。

　　20年来，我们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散藏在民间的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古籍，对一些因年深日久或纸质脆变，或虫蚀蠹蛀的少数民族古籍进行了保存技术处理，部分地方还花大气力改善了收藏条件，严格了管理。就收集品类而言，从结绳记事、说唱口碑到碑铭、石刻，从贝叶经文、竹木简策、丝帛素书到活页函本、线装典籍;从经、史、文、哲到天文、地理、医药、佛藏、工艺、美术等等;从契丹文、女真文、吐蕃文、西夏文、和田文、察哈台文到我国现行的各民族文字古籍，品种繁多，包罗万象。收集到的民族古籍版本珍贵，有刻本、印本、抄本、写本，其中孤本、珍本和善本更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在整理、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在抢救、挖掘少数民族古籍的同时，择优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精品古籍。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抢救、整理了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近百万种(部、件、册)(不含馆藏及寺院藏书)，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孤本、珍本和善本，并公开出版了5000余部。从质量上来看，在出版的古籍中包括一大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古籍，代表作当属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现今世界上最长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它是与世界著名的《荷马史诗》相提并论的优秀作品。

　　数百种少数民族古籍获得诸如图书奖等大量奖项，西藏自治区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藏通史》获得大陆最高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古籍办出版的《布洛陀经诗译注》获广西第二届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和广西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内蒙古古籍办出版的《四部医典》获得国家卫生部二等奖、《江格尔》获8省区蒙文图书奖;宁夏的《清真指南》、《正教真诠》、《西夏纪》等五部书获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甘肃省《安多政教史》等7部书籍分别获得15省市(区)图书出版金质奖等;中央民族大学古籍办整理出版的《西域周文志》等9部民族古籍被评选参加了1992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华古籍节”。

　　纵观这些古籍的整理、出版、研究具有坚实的功力和精彩的创见，蕴含有各类知识和巨大的信息量，民族特色浓厚，版本珍贵，极具学术和实用价值，反映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的综合实力，集中体现了当代出版少数民族古籍的专业层次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表明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研究体系已初步形成。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发展

　　经过几十年各民族学者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保护工作成绩斐然。展望未来，我们将同各地各界学者们共同携手，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以求发展。

　　“救人、救书、救学科”

　　救人。民间知识分子年事过高，相继去世，他们带走了一批民族的历史文化。(许多珍贵的口碑面临失传的危险。如纳西族古籍传承人老东巴们、彝族古籍传承人老毕摩们谢世时将古籍带走。)

　　从云南纳西族东巴古籍的整理翻译到《东巴全集》的出版，再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的出版，东巴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走过了20年的风风雨雨的历程，他们大多数人已从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他们把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事业，献给了民族古籍。人生有几个20年，我们听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所长赵世红先生介绍，在1983年民族古籍座谈会上当时有60个东巴到会，如今已屈指可数。他还介绍说，东巴文化研究所曾聘请的10个东巴，为了纳西族古籍事业，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如今大部分的东巴已经谢世。

　　因而由于民族古籍工作的特点，这项工作后继乏人的现象极为严重，救人及培养人才已成为民族古籍工作重中之重。

　　救书。经过20多年的抢救、搜集资料，有的缺乏基本保护措施，文献资料毁坏严重，口碑资料整理得不及时，原始磁带严重老化等。

　　就西藏自治区内的藏文古籍来说，其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并分散，由于全境交通道路不便，物价偏高，这为藏族古籍的抢救、搜集、整理带来了很大不便。尤其是整个藏区其藏书量为各民族之冠，但是对于藏文古籍从未进行过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整理，以至竟无人能够知道藏文古籍的准确数目。由于在历史上曾遭到浩劫，许多古籍成为绝版。保存下来的藏文古籍中有很大一部分也已是海内外的罕见的孤本、珍本，其中有些古籍甚至到了濒临失传的地步。其他民族也很多是这种现状，因此“救书”也成为民族古籍工作的当务之急。

　　救学科。由于民族古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经20年开拓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学科建设却仍处在初始阶段，并缺乏培养、培训机制。同时，汉文化和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制约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发展。民族文化领域面临着学习、使用特别是各民族高层次文化专家学者严重失衡，甚至有的民族文字、文化已基本没有人懂。而后继培养(学科建设)机制还未形成，势必造成民族文化严重流失和发育不良。目前，少数民族古籍中近50种文字有很多年代久远，这些历史文献将成为天书，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因此，加强培养培训工作，建立民族古籍学科建设迫在眉睫。

　　“救人、救书、救学科”是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全面开展的基本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始终不能放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同时，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人才培养、加大宣传力度和完善出版措施。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大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力度

　　抢救散藏在民间的和流失到海外的古籍。要对散佚在民间的和流失到海外的一些珍贵文献、口碑、民族古籍要进一步加紧抢救、挖掘和整理，面向民间、基层和海内外有志之士一起采用征集(捐献式收购)、复印、拍摄、电脑照排等现代科技手段，以濒临失传的古籍以现代化的方法保存下来。

　　抢救馆藏的古籍。要以馆藏民族古籍为重点，结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作继续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普查、鉴别、登记工作。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完整准确地反映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的全貌。

　　整理出版精品古籍。实施精品战略，重点审定，不断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为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建立项目

　　我们在现有的基础和学界的支持下，尽快筹建一批发展项目，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学”学科、建设健全民族古籍的管理体系、建立民族古籍信息数据化工程(创建“国际少数民族古籍目录数据库协作中心”)、制定民族古籍保护法和少数民族古籍“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等，以保证少数民族古籍持续不断的发展。

【作者简介】李冬生，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