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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1-07-14  作者: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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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长孺文集》终于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该文集全八卷,不少分卷都收有唐先生关于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高屋建瓴,见微知著,将吐鲁番文书披露的历史信息汲取到极致,现在重读,仍能感受唐先生学问的广阔境界和深厚素养。而唐先生从事吐鲁番文书研究,时间其实并不太长,大约从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古墓群进行过13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晋—唐文书。而在此之前,学术界能够见到的吐鲁番文书,只有法国马伯乐编撰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考释》和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撰的《西域文化研究》中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二册。因此,学术界对这批吐鲁番文书期望甚殷,希望能够早日整理出版,推动“吐鲁番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先生对《文书》整理工作自然也是极为重视,将《文书》整理作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始于1975年整理组成立,终于1996年最后一部图书出版,前后经历了22个年头。《文书》整理地点,除唐山大地震后短暂迁往故宫和上海外,一直都在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唐先生作为整理组组长、项目负责人、全书主编,基本上始终其事。

  我是1981年9月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开始参加《文书》整理工作的。1988年前,唐先生基本每年寒暑假都来北京,主持整理工作,我是主要接待者和协助者。1989年后,整理工作大致告一段落,唐先生不再来北京,我有工作问题,不是写信请教,就是去武汉大学汇报。直至1994年10月14日唐先生病逝前,我与唐先生一直保持着工作联系。因此,对唐先生整理《文书》的情况,应该说比较了解。

  唐先生主持整理《文书》,如同整理古籍,要求十分严格。此外,从个人风格来说,有两个特点:

  一是亲力亲为,不当挂名主编。

  这是唐先生的一贯作风。记得1982年,我和林小安兄商议创办不定期室刊《出土文献研究》,我给唐先生写了一封信,想请唐先生当主编。同年5月4日,唐先生给我回信,说:

  来函读悉。本室出版这本刊物是有条件的。但我决不能当主编,这一点我早就和王东明同志(素按:王东明先生时为古文献研究室行政负责人)说了。挂名不做事、不负责是很不好的。目前中央进行调整机构,我觉得一个精神就是名实相副。既是主编就必须审稿,至少审难以立即决定的稿,我的眼力、我的时间已不容许我增加这一方面的负担了。……

  可见唐先生对当主编“挂名不做事、不负责”是很不赞同的。唐先生主持整理《文书》,所有文稿都要亲自过目,最后定稿尤其要亲自参加。在现存《文书》早期文稿档案中,随处可见唐先生批改的文字,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唐先生学识的渊博,更可以看出唐先生对文稿审读的认真负责。特别是最后的定稿。1980年后,由于《文书》初稿已经完成,整理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先生领导陈国灿、朱雷、程喜霖三先生负责最后定稿,吴震先生负责出版前的校对,李征先生负责全部图版的摄制。还记得当时唐先生每年寒暑假来北京,与陈、朱、程三先生在一起进行最后定稿的情景。唐先生当时眼睛已极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三先生中的一人读文稿。唐先生聚精会神地听,觉得释文有问题,就让李征先生将原件取出,自己亲自核对;觉得解说、注释有问题,就口述应该如何修改。我在一旁看着、听着,感觉获益良多。

  二是见仁见智,尊重不同意见。

  唐先生是位极为谦逊的长者。《文书》初稿将要完成时,唐先生就提出《文书》要出版两种本子:一种是释文本(有文无图,又称简装本),十册,为征求意见本;一种是图文本(上图下文,又称精装本),四册,为最后的定本。唐先生后来也多次提出,要整理组成员注意收集学术界对释文本的意见,以便作为图文本修订的参考。我参加《文书》整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受李征先生安排,将释文与原件对校。1982年1月初,我校订《晋阳秋》残卷,通过查证史籍,有一些想法,给唐先生写信作了汇报。同月20日,唐先生给我回信,说:

  来函悉。所述《晋阳秋》古写本校正之例,似有理,但我手头无录文及照片,须核对决定。所云“原件残缺不可识,甚至无墨痕,录文径作某字”,疑“整理者参照其它文书来判定”。按条例不能以他件填补,如果有点画可寻者,例于外加囗,决不能径补。至于无丝毫墨迹可寻者,只能作缺文。如你上举《晋阳秋》“齐”字,如果要补,就应作 。如果不能决定则作 。

  最后唐先生还是尊重了我的意见,同意按我的想法在释文本中作了适当处理。后来我编辑图文本,唐先生要求我根据图版对释文进行最后校订。唐先生曾特别对我说:“你在编辑本书时,务必要将图版与释文对校。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校。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我校订出来的问题,如何修改,最后仍须由唐先生亲自审定。1994年春,唐先生已经卧病在床,还请陈国灿先生将我关于《文书》图文本[肆]的校订意见读给他听,并逐条进行审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书》释文本整理出自众手,“墓解”、“题解”、“注释”等文字风格各不相同,我做了一些统一文字的工作,唐先生都同意并采纳了。

  这里顺带提一下,国家文物局曾有规定,出土的文物文献资料,没有公开出版,个人不允许先写文章发表。唐先生对此是严格执行的。关于这条纪律,我刚参加《文书》整理工作时,唐先生就对我有所交待。1982年5月4日,唐先生给我写信,还专门提到:“我们规定,没有发表的文书,一律暂时不发表文章。”因此,至少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当时整理《文书》,还是后来整理《新中国出土墓志》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都没有违反过这条纪律。而当时有位某先生,要来整理组抄文书,唐先生说有上述纪律,不敢同意,竟然引起一些无稽流言。唐先生无可奈何,同意某先生抄了一些文书,仅提出希望不要先写文章发表,但某先生并未遵守,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1983年11月1日,唐先生给我写信说:“我年已七十,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是希望把文书整理工作及身完成而已。我觉得有的同志很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参加这工作,总以为我有所图,那就只好由他去说了。”1985年5月5日,唐先生给我写信又说:“我只希望身前及见吐鲁番文书全部出齐,也算完成了一件事。”都是有感而发。

  我们知道,原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是国内整理出土文献的专门机构,曾经主持过不少出土文献的整理,但成为完璧者却寥若晨星。从多卷本项目来说,1975年成立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三个整理组,到目前为止,《银雀山汉墓竹简》(计划出版3卷,仅出版第1、2卷,文物出版社,1985、2010年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计划出版6卷,仅出版第1、3、4卷,文物出版社,1981、1983、1985年出版)均未出齐,仅唐先生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十册、图文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1~1996年出版)堪称完璧。我保存的60余封唐先生来信,主要都是谈《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至今重读,仍能感受唐先生一切为了繁荣学术的拳拳之心。

  王 素(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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