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

抢救被热水泡过的古籍。

　　自从4年前我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以来，政府的重视、专家的提倡和大众的关注使得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2006年6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作名录公布；2007年6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公布；2008年6月，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作名录公布……我们的“文化遗产日”总是与这些“名录”裹挟而来。

　　今年的“文化遗产日”也不例外，6月11日，文化部公布了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4476部古籍，以及入选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62家单位。其中，馆藏大量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中国民族图书馆名列其中，同时，该馆的17部古籍文献也榜上有名。在这个长长的名录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文化遗产保护者们到田野普查、收集资料、更新保护设备、进行研讨等等不懈的努力；也看到了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就在这样的努力中，从民间来到了图书馆，又被列入名录，最终走进公众视野。


　　将散落民间的古籍摆在书架上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内花园式庭院之中，有一个馆舍面积4500平方米，拥有国内少见的上下层封闭式书库，以收藏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为主的图书馆，这就是中国民族图书馆。1986年，刚刚参加工作的吴贵飙在这里接到了图书馆分配的第一项任务：征集水书。

　　那时候，中国民族图书馆里只藏有两册水书，少得可怜。吴贵飙是水族人，对水书比较熟悉，在家乡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他的父亲认识几个水书先生，于是，征集更多水书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交给了吴贵飙。

　　那些散落在民间能称得上古籍的，不是深埋地下，就是已经成了压箱底的传家宝，收集起来非常困难。中央民族大学古文字专家黄建明教授曾经在自己的田野调查记录《文字苦旅》中讲过许多故事，以证实在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古籍更是难上加难——原因就是少数民族总是有一些本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据吴贵飙讲，水书先生（看懂水书，能与鬼神对话的人）的习惯是：书用烂了要直接扔掉，新书要手抄完成。另外，水族人认为水书很神秘，不能让外人看见，即使是水族人之间传阅，也得举行仪式才能交接。对于这些困难，吴贵飙只有软磨硬泡，这可能也是做少数民族文化田野调查的学者普遍使用的办法。

　　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征集工作，吴贵飙想起了水书先生韦景彝。1988年，吴贵飙从三都县里乘车，一直到没有路又步行两个多小时才到了韦景彝的家——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寨。当年韦景彝70多岁，是第三代水书先生，“文革”时，他把水书藏到了更加偏远的山洞里。吴贵飙跟着他跑遍周围的山洞，竟然真的找到了当年藏匿的水书。但韦景彝和他的家人死活不愿意把书交给吴贵飙。吴贵飙在他家住了两个晚上，跟着他诵读水书，学习水书，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最后，韦景彝同意吴贵飙把书背到县城复印，装订好后，将复印本送还给他。吴贵飙说，2003年他再回到三都的时候，韦景彝老先生已经过世，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徒弟从他那里继承了复印本拿来手抄，并且徒弟又收了徒弟。

　　吴贵飙还想起，在贵州独山县一个水书先生家里，他曾经看到80多册水书，大长见识。那位先生是水书第13代传人，他的水书很完整，不仅有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也极高。吴贵飙将这些书分类拍照，带回北京做研究。事隔20几年，吴贵飙与他仍旧经常联系，而且他一直惦记的是，如果老人临走了，还没有徒弟愿意学习，按照水族的习惯，水书就要作为陪葬，跟随老人一起长眠地下。

　　吴贵飙从1986年到1988年间，共收集了水书178册，之后，他就走上了行政岗位，自己的收集工作暂时中断。20多年来，中国民族图书馆的其他同事仍旧在征集古籍的一线辛勤工作。如今，吴贵飙担任了中国民族图书馆馆长的职务，据他介绍，经过不断地征集，现在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文献中有不少国内外罕见的各种民族文字写本、刻本、金石拓片、舆图，还有年代久远的稀世真品、菩提叶写本等。其中民族文字古籍有藏、蒙古、满、彝、水、壮、维吾尔等文种，仅古藏文经典就有3000多函，数万种之巨。这些古藏文珍品中有《三传密经》、《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本生事迹》、金写《丹珠尔》等。其他民族典籍精粹有蒙古文《成吉思汗格言》、彝文《西南彝志》、水文《正七》等。

　　几经努力，申报成功

　　1996年5月，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提出编纂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开创了民族古籍工作的新局面。借会议的东风，中国民族图书馆也更加积极地投入古籍保护的工作中。为了更好地整理和管理这些古籍文献，中国民族图书馆在2001年建成了局域网，开始自建中文新书书目数据库、期刊库和少数民族文字新书书目数据库，从采购编目到对外借阅全面实现了计算机化和无卡片管理。先后购买安装了民族类万方电子期刊库、超星电子图书、阿帕比电子年鉴和知网社科类电子期刊库等电子文献约50万册。

　　然而，就在这样的稳步发展中，2005年11月，中国民族图书馆却遭遇了建馆近50年来的最大灾难——民族文化宫一个主热水管道炸裂，导致热水外流，浸泡了图书馆——堪称图书馆镇馆之宝的20多万册珍贵文献，包括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大藏经和一些线装书等国宝级文献，都被水淹或熏蒸。

　　那是让吴贵飙寝食难安的一个冬天。为了尽快抢救古籍文献，中国民族图书馆综合运用了常见的几种水湿文献的抢救方法，特别借用了文物界常用的低温干燥法，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部水湿文献的抢救重任，为以后的系统修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吴贵飙当时在被浸泡的古籍中看到了自己当年亲手收来的水书，心里一阵惋惜。“水书是写在构皮纸上的，就是一种用树皮制作的纸，它的韧性比较好，所以阴干后恢复了原貌”，吴贵飙说：“好在我们少数民族的古籍纸质大多数都很好，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用自己民族独特造纸法自制的纸张，大大保护了文字的本来面貌。”

　　从那以后，中国民族博物馆改善了对书库的管理。吴贵飙说：“从硬件、物理隔绝来讲，把地下通道都堵死了；从书库本身恒温恒湿来讲，投入了将近100万元做了书盒、书套，把书保护起来。特别是藏文典籍，我们做了樟木箱子进行保护。”

　　2007年底，国家开始实施古籍保护计划，中央民族图书馆积极申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国家征集古籍名录。遗憾的是，因为“大病未愈”，在2008年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审批的时候，中国民族图书馆没有入选。好在这并没有影响馆藏的《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菩萨本行经三卷》、《三传密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藏文）、《西南彝志》（彝文）、《逢井》（水文）等6种古籍入选2008年3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第一次申报未成功，中国民族图书馆积极争取，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为第二次申报做准备。2008年底，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组织制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入选标准》，2009年4月开始评审第二批珍贵古籍名录。负责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评审工作的史金波向记者介绍：“在评审工作中，我们对各地、各单位申报挑选后的440种古籍，都会先阅览熟悉申报资料，会上认真评审，一件一件对照文字和图版资料，反复琢磨，初审后又将资料不清、存在争议的古籍，向保存单位了解情况，进一步斟酌研究。最后请专家复审遴选后上报。”终于，中国民族图书馆的17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本身也入选第二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吴贵飙向记者谈到具体的改进办法：“原来我们书库比较拥挤，外文书、古籍都混在一个书库里，今年2月，民族文化宫的领导找了另一个地方，用1个月时间把我们的中央书库调整成完全放古籍的书库，这样基本条件就满足了。然后我们把古籍重新整理分类，现在按经史子集重分，重新排架，又用1个月时间也完成了。在设施上，灯、换气等都按照古籍保护的要求进行了逐步完善。”评审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对改进后的中国名族图书馆给予充分肯定：“中国民族图书馆从2005年遭灾到现在，短短几年，进步很大。”

　　现在，中国民族图书馆整个中央书库采用了恒温系统，恒湿系统也正在建立。在文献的复制、使用上，吴贵飙介绍：“我们的服务方式一直是面向全社会。在保护文献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会尽可能满足研究者的需求。 ”

　　进入更先进的古籍保护时代

　　如今，我国已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两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入选的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已经纷纷开始行动起来，借着文化遗产保护热加大保护力度。在网络时代，任何知识信息得到充分利用的前提，是看其能否转化为数字化信息资源。要弘扬中国各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必须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建设高水准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信息资源，让民族文化信息在信息时代、在世界文化领域中占有自己的位置。目前，中国民族图书馆的“民族文字古籍文献数字化保护技术应用研究”正在积极研发之中。

　　另外，早在2008年已入选重点保护单位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也开始着手进行扫描工作，为建立数据库做准备。中央民族大学古籍部的李婷博士向记者介绍，现在该馆的古籍文献可以办证浏览，如需复印则收取适当费用。而不久的将来，一旦数据库建立，读者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浏览文献全文。

　　通过名录的评审工作，我们了解到，少数民族珍贵古籍遴选的潜力很大，有不少十分珍贵的古籍尚未申报。古籍文献虽然是古老的东西，但是对它的保护还是一门新的学科，保护的方式还需要不断摸索。而古籍保护也是应时代要求产生的学科，它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而存在。古籍虽然是不可再生的，但是，古籍的保护工作正在发展，正在进入到更现代，也更受到重视时代 。 　(本文图片由中国民族图书馆提供)

相关 链接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指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古代书册、文献典籍和口头传承及碑刻铭文等各类文献的统称，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经济、医学等领域。

　　少数民族古籍的年代界定

　　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年代界定与汉族古籍有所区别。汉文古籍一般下限定为1911年，而少数民族古籍下限可延伸到1949年。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印发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写纲要中明确规定：“（一）1949年以前成书并已流传使用的民族古籍，皆属《总目提要》的收录范围。（二）1949年以后按原文抄录或复制的古籍，原件已遗失者，新抄本或复印本也属《总目提要》收录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