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彝文是彝族使用的一种单音节表意的文字。彝文创始于柯时何人，无从稽考，仅有一些民间神话式的传说，如传说是孔子造的，说孔子右手造的是汉字，所以汉文自右向左，左手造的是彝宇，所以彝文的自左向右。这是由于彝文与独体汉字相似而有此传说。见于史志记载的如《滇系·杂载》说“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田可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组”。“爨字”即彝文。这和仓颉造字传说同样是查无实据，不必多费唇舌去争论这类问题。虽然彝文文献年代可考者，仅及明代，但不能说彝文创始于明代，有如汉字创始年代不可考。今所见的汉文文献，最早的是殷代的甲骨文，我们却不能说汉字起源于殷代，这和考证语言起源问题一样，尽管语言学家根据文献材料考证秦汉以前的上古音，但却不能说汉语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人类有了记录语言的文字时，而语言已不知有若干千年的历史了。我们还是从现存文献年代及考古资料，实事求是地逐步考证彝文较早的年代。

二

     我初次见到彝文是在1939年春随李方桂先生到云南路南县尾则村调查撒尼彝语时，看到传教士邓明德（Paul Vial）编的《撒尼法倮字典》（Dictionrraire Francais Lo— Lo Diaiecte Gni）。邓氏是法国天主教神甫，他在1880年就到云南传教，五年后就来到这个不足百户的撒尼人村落，建立天主教堂传教几十年，这部字典就是根据撒尼彝语文编纂的，于1909年在香港出版，该书前部为语法，后部为字典，每字下附注彝文，这是第一部彝语文字典。   

    继之法人李埃达（Afred Lietard）的《阿兮倮语语法概要》（Notions  de  Grammaire  Lo—Lo，dialecte  A·Hi载  T．P．Xll，1911，627—663）d’ollone的《中国非汉人的文字》（L’ecritures despeuples non—Chinois de La Chine 1912 Paris）书中所收苗文，实为彝文之误。当时我所见国外关于彝文的记载，仅此数种。而且所记多为彝文单词，不见彝文经籍著录。

    我国最早记录彝文的史册，当推明清两代官办会同馆和四夷馆所编纂的多种对译辞书，总称《华夷译语》其中有《倮罗译语》五种，均匀分门排列的彝文单词，每词下分汉义、汉字、注音三项，国内学者对《华夷译语》中的各种语言有不少的研究，关于《倮罗译语》的研究则少见，闻宥先生早年曾写过《倮罗译语考》，当时可谓绝响。近年日本京都大学西田龙雄教授于1979年出版的《倮罗译语的研究》应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保罗译语》，并汇集多方面的彝语古今珍贵资料，加注国际音标，条分缕析，加以比较，可谓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倮罗译语》的著作。       

    我们知道彝族有古老的彝文，并有丰富的经籍和珍贵的文献，以往中外学者研究彝族语文，由于资料的局限性，研究成果大多有字无文。1936年丁文江的《爨文丛刻》问世，中外学者才知道彝族有丰富的古籍，而且对研究人文科学有重要的价值。   

    “爨文”就是彝文，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平南中“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晏、爨、孟、量、毛、李为部曲”。又说：“亮受其俊杰建宁（今昆明县）爨习、朱提孟炎及获为官。’可知爨原是当日这八种大姓之一，现在所保存的大小爨碑，爨龙前面碑在陆良，作于刘宋大明二年，爨宝子碑在曲靖，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碑称大亨四年），都是在彝族的区域以内。爨宝子碑不知道是谁写的，爨龙颜碑是爨道庆写的，这两个碑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我们可以想见诸葛亮平南之后，彝族的大姓，如爨习的子孙，汉化程度之深了，从什么时候起爨由姓氏而变为族名，最早见于樊绰《蛮书》的名类篇，记述西爨为白蛮，东爨为乌蛮。并说“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卢鹿蛮部落”。“卢鹿”即旧时称彝族为“罗罗”的转音，可见唐代即已称彝为爨了。明清以来的汉文方志中多称彝族文字为“爨字”，如《天启滇志》卷三十《爨夷条》“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可见爨文之称由来已久了。   

    《丛刻》中共收《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十一种经典。据自序中说“爨文丛刻共十一种：除去《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先生从四川西部带回来的以外，都是我自己从云南贵州所搜集的罗罗文”。可见，丛刻所收的彝文经典可以概括川黔滇彝族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关于丁文江先生收集、整理、翻译这部彝文经典的经过，他在《丛刻》自序中说的很详细，摘录如下：   

    民国十九年冬天，我从四川到了贵州的大定，因为得到了赵亚曾先生在云南被害的消息，没有心绪再做地质的工作，同时又因为约好了黄汲清先生在大定会齐，不能不在那里等他。同行的曾士英先生看见我闲居无事，哀悼懊丧，极力劝我想法子消遣。于是我才再着手研究罗罗（即彝族旧称，下同）。一面测量他们的体格，一面搜集他们的书籍。第一部搜集到的是《玄通大书》，是内地会教士斯密特小姐（Schmidt）替我用八元钱买来的，内地会里有一位罗罗狮傅’，能读经典，可惜他不通汉文，不能翻译。其后有人介绍一位罗文笔先生，他已经七十岁，少年时曾经应过县考，他自己说原来白夷家（白罗罗）本不懂罗罗文。五十岁以后信了耶稣教（先在内地会，以后转入安息会），想用罗罗文翻译圣经，才发奋学起来，他带了一本《帝王世纪》来给我看，我请他逐字讲解，才知道大部分是水西安家的历史。大定原是水西土司的地方——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之西，是明朝最有权力的土司，最后为吴三桂所灭。书从宇宙开辟讲起，到吴三桂攻灭水西为止。   

    很多人只知道丁文江当时与李四光、翁文颖都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丁先生还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拓荒者，我们从他的自叙中知道他收集、整理、翻译彝文经典是出于偶然的机会，但在少数民族语文和民族本身同样是受歧视和压迫的黑暗时代，像丁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竟然不畏艰险，毅然深入彝区，收集整理经典，在那时为保存彝族文化，到今天为发扬彝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如此，丁先生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不株守一隅，涉足社会科学的领域，可说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的先驱。   

    《丛刻》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解放前，我在史语所语言组研究彝族语言文字时，首先研读《丛刻》，发现其中限于当时的条件和译者水平，标音和译文，多有不妥之处，尤其用注音字母标音，既不准确，又不通行。因此有必要重加增订。

三

    增订的愿望蓄之已久，直至1981年春由中央民族学院邀请贵州、云南、四川的彝文学者来京，共同进行增订任务，可喜的是《丛刻》原译者罗文笔的儿子罗国义时年七十多岁，由于家学渊源，对彝文经籍有深厚的根底。我们对原《丛刻》做了改、补、增、减、换、调几方面的工作：如改原注音字母为国际音标，这样标音更准确，适应面更广，便于中外学者研究彝族语文。改正原《丛刻》中的错误译文，如彝族重要经典《祭龙经》误译为《权神经》等。补译原《丛刻》中未曾翻译的《玄通大书》和《千岁衢碑记》》。增编了新发现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和《明成化钟铭文》与原编《千岁衢碑记》合编为《金石彝文选》，列为“增订《丛刻》”中编译的《天路指明》，实即《指路经》，由于传抄杂入重复部分的《指路经》，把它删掉。原《丛刻》中四川的《夷人做道场用经》一篇，文章质量较差，改换《呗耄献祖经》，按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调整原《丛刻》中各类经书的先后篇目。   

    《增订丛刻》较原《丛刻》本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三倍多，译文也较准确易懂，尤其随文注释，可以加深理解文意。《丛刻》中的十一种经籍，除记载彝族原始宗教的祭神礼俗如《献酒经》、《祭龙经》、《指路经》以及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外，重要的是有关历史的记载，许多是信而有证的史料。如《古史通鉴》即原《丛刻》中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书中记述彝族从希慕遮到笃慕的三十一代父子连名世系。笃慕约为西周末年蜀洪水时期人，原居于成都平原，当时因避洪水，率领其部族迁往滇东北的洛尼山，其后裔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习称“六祖”），分别向滇南、滇西、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黔西南以及黔中一带发展。书中除概述“六祖”分支外，着重记述其第六支系默部（德施氏）的罗甸水西从慕齐齐至安胜祖八十四代的世系，还把各代主系的母亲名字记下来，这是彝族历史记载的一个特点。书中还有专题记载彝族地方政权古罗甸水西的疆域四至以及这个奴隶制小王国对其所属土地、民奴和仓库的管理。最后一章记述了清康熙三年云南王吴三桂平水西，杀灭安坤以及其后吴三桂反清，安坤之子安胜祖率反兵复仇，打败吴王，收复水西地的清况，直到康熙三十七年，安胜祖死后绝嗣改土归流为止。   

    “增订《丛刻》”新增《金石彝文选》部分，铭文记载的年代，都是明代镌刻的彝汉文合壁的金石文物。本编辑录并译注了贵州省大方县在古罗甸水西时期遗存的彝文金石铭刻三篇：

    1．《千岁衢碑纪》是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为贵州宣慰使安万铨捐资兴修衢道而刻制的。千岁衢系开山劈岭，削岩凿石而成，彝语称为“阿东巨”路，在贵州省大方县城西二十五公里，属该县马场区白布公社。衢道起于白布小寨石帏杆，终于鼠场公社大石板，长六百二十余丈。路成后，天梯沿崖上，险道变坦途，贩旅往来，人人称便。碑纪刻在衢道旁边的岩石上，系凿岩为碑，等分两幅，一幅刻汉文，一幅刻彝文。因年久风化，有些文字已模糊不清。汉文载入志书，全文犹存。彝文志书未载，仅就碑记转录其可见部分译为汉文（译文见《增订缀文丛刻》上册209页）。   

    2．《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碑刻，在大方县鸡场和黔西县洼水两个公社间的大渡河桥头上，有彝文、汉文两面碑刻并立。彝文碑记是记载罗甸水西彝族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全文工900余字，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长的明代彝文碑铭。增订《丛刻》除译注彝文碑记外，并附有汉文碑记（彝文碑记锋文见《增订缀文丛刻》上册197页）。   

    3．《成化钟》是明代成化年间的铜钟。钟面有彝文和汉文，彝、汉文均注明该钟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乙巳岁四月十五日丙寅吉旦”，钟体全高135厘米，口径110厘米，厚1厘米，重约300公斤。钟顶高36厘米，有一只六脚钟耳，两面中柱脚均注饕殄头形，钟耳两旁原各有钟角一只，均被拆毁。上部高18厘米，四方各有一幅八封铭文，八封四周的云、雷纹间夹有两对“日”、“月”图案。中部高56厘米，周围有彝、汉铭文八幅。上、下各四幅，每幅高19厘米，长54厘米。其中仅上三幅的文字基本完整。彝文占二分之一弱，汉文占二分之一强（彝、汉铭文见《增订缀文丛刻》上册213一214页）。   

    以上三种金石铭刻，都是明代贵州罗甸水西地区的文物。从金石铭文所记载的事迹，都是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从中可以考查彝族古代社会历史和宗教活动。据彝、汉史志所载，罗甸王国在东汉以后建立于今贵州西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即今大方、毕节、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和六盘水待区的一部分。在强盛时期，曾发展到清镇、修文、贵阳以至都匀。其政治中心即王国的首府，长期在白乍戈，即今大方县城。元朝以后，罗甸又称“水西”，因其地处乌江上源鸭池河、陆广河之西，蒙语译称“亦奚不薛”。曾设顺元宣抚司，其首领经中央王朝封为宜抚使。明以后改顺元宜抚司为贵州宜抚司。继又改称宜慰使，封蔼翠为贵州宜慰司。从蔼翠其妻奢香到安贵荣、安万铨以及安国亨、安疆臣、安晓臣等共18代，均经明王朝册封，世袭贵州宣慰使。宣慰衙门设在贵阳，而他们在水西地区，一向称王。据《大定县志》卷五《水西安氏本末》（下）所载：“安氏自汉主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六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中朝，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自称为趣慕，一作苴慕”。彝语苴慕，即君长之意。据彝文史书记载，罗甸国的建立，可远溯到公元1世纪40年代汉光武帝年间，正值罗甸开国君长勿阿纳从云南东川进入贵州辟土建国的时期。勿阿纳之世，曾从柯洛发展，拥有今毕节地区的大部和六盘水特区的一部，并延伸其势力到古糯（贵阳）以至租义歹（亦称都匀洞），即今都匀；而他和他的儿子纳阿宗两代，仍以河洛为据点，至其五世孙妥阿哲，即汉文史书所称济火，于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助诸葛武侯南征封罗甸王，住于陇更，即今贵州毕节。至西晋中叶，妥阿哲（济火）的孙子必额莫翁，又移住白乍戈，即今大方城。   

    明初，勿阿纳的47世孙陇赞蔼翠，于洪武四年（1371年）入朝，六年（1373）年封为贵州宣慰使，位在贵州地区的各宣慰使之上，蔼翠死，其妻奢香袭贵州宣慰使职，死后追封为顺德夫人。   

    蔼翠之后，传12世至安尧臣，均世袭为贵州宣慰使，尧臣之子安位，传四世到安胜祖为水西宣慰使。安胜祖死后，没有儿子继承，贵州总督王继文上疏给清朝皇帝，请准停袭，罗甸水西王国至此改土归流。   

    罗甸水西从济火至安胜祖相传59世，历时1400余年的历史。   

    从上述安氏在水西的发展史来看，可见在历史上安氏曾长期统治水西一带，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很多部落民族都在他的奴役下。据《大定县志》记载：“水西有四十八土目，安氏而外，沙、杨、潘、陆皆倮甸裔也；其次为黑种；又其次仲家、仡佬、花苗、白苗、蔡家子、龙家子、六额子，皆役使于土目，佃其田者皆曰佃户。”[1]就连邻近地区的汉族也在他的管辖之内，正如碑文所记“彝创的权令，汉法之而行，有高大的形象，荣传四方”。   

    水西彝族土司所以能镇压各部落民族，主要是明王朝利用大奴隶主土司势力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剿抚兼施，取得苟安局面。正如上述水西彝族统治者陇赞蔼翠及其妻子奢香、儿媳奢助三次入朝，并把她的儿子蔼翠陇第送到京师大学学习，可见与明中央王朝的亲密关系。在汉文化影响下，彝族文化大为发展，因而今存许多金石文物和彝文经典多出自大方一带，这是可以理解的。   

    除上述贵州现在存世的明代彝文金石铭文外，云南禄劝明代凤诏土司记录凤氏谱氏的《镌字崖碑记》也是彝汉对照的大型碑刻。此碑镌于禄劝县法宜则村一块高达数丈的峭壁上，刻有彝汉字种文字，两方为汉文，一方为彝文。第一方汉文刻石题曰“凤公世系”，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禄劝州知州徐进所题。第二方汉文刻石题曰“武定年民府土官知府凤世袭脚色”。彝文刻石主要记述凤土知府家庭盛衰史，[2]1941年我亲临观摩时，字迹犹清晰可辨。我曾将碑文拓存，其后又走访了武定凤氏后裔，看到该碑文底本，与碑刻吻合。后经我介绍给北京图书馆收藏。

 四

    据我所知，明代彝文金石刻文存世者，仅上述数种，但彝文手抄本则较多，过去彝文经书多掌握在彝族呗耄（祭司者）手中，而通晓彝文的也是他们，彝文经书也靠他们世代传抄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彝文经书大多是手抄本，木刻本很少。我所见的较早刻本是1943年在云南武定县茂莲乡土署中所藏的一部用彝文翻译《太上感应篇》的母题再加阐述的木刻本，连残存的十数方彝文雕版一并藏在土署的藏书楼中（现该书及雕版均藏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中）。   

    彝文翻译的《太上感应篇》，每一主题下结合彝族社会生活和习俗加以彝文释义与解说，这对研究彝族语言文字固然是一部可贵的资料，而在解说中所记的彝族的社会生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巫术宗教，以及心理情态等弥足珍贵。这部书我在1947年译为汉文，并写了一篇《倮译太上感应篇》序，刊登于当时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主编的《边疆人文》，其后全书译文未及付印，因故原稿佚失了。于1986年由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聘请禄劝彝文经师张兴、唐承宗和我与范慧娟同志重新翻译此书，译名《劝善经》译注，分上下两册，于1986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文说过，彝文经籍主要是手抄本，刻本很少，这本木刻本彝文《劝善经》算是今世仅存的最早彝文刻本了。书中以道家《太上感应篇》的章句为母题，于每章之后加释义与解说，如开卷第一篇先用彝文译《太上感应篇》卷首“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为母题，再加彝文“注释”，如“太上是指主宰宇宙的官，祸是指灾祸，福是指福禄，门是指屋门、城门、所有的门。召是指以后找得”，然后以彝文“解说”，“这行文意呢，太上曰‘世界上祸福无门，你学恶，就入灾祸门；你学善，就入福禄门，灾祸福禄，人们找哪个，全在人们自己去找，说的就是这个”。 [3]  

    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手抄本彝文古籍多为记述原始宗教的五言体祭经，而这部《劝善经》则以散文叙事体说理，这不仅是彝文文体的一大解放，而且是第一部结合彝族风俗生产习惯等心理道德观念宣传道家教义，可谓借题发挥。该书全文约22900字，是今存彝文古籍中内容丰富、字数较多的一部著作。   

    《劝善经》的年代，似产生于上述明代水酉罗甸王国安氏土司时代。在这个时期，明王朝利用大奴隶主土司势力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剿抚兼施。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下，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不堪压迫的彝族和其他被统治的民族人民经常反抗作乱，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一方面加强镇  压，一方面利用宗教作为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代表道教思想的《太上感应篇》，宣扬天道奖善惩恶，不许“违逆上命”、“暗侮君亲”  一类教义，正合乎统治阶级的意愿。查日本影印明万历丁酉年刻  《贵州通志》全书共二十四卷，其中“艺文志”著录有《感应篇》一册，  万历乙亥巡抚何起鸣刊。按纂修方志条例，书籍著录主要刊载当地  学人著作，或与地方有关书籍，若只有一般汉文《感应篇》似无刊载必要，意或此即彝文译述的《感应篇》。   

    上面说过，我所见的《感应篇》是云南武定县茂莲乡土署中刻本，此书最初可能刻于贵州，其后云甫土署中翻刻。而今存彝文《感应篇》》有不同版本，如北京图书馆入藏的《感应篇》就有四、五种不同的版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明代纂修的《贵州通志》艺文志中与《感应篇》并列的还有《夷字演》一书，该书至今未发现，估计原书已佚失。幸《贵州通志》载录。似为原书的一部分，通篇为汉夷文对书，原文右行为汉文，左行为夷文。   

    《夷字演》是研究明代彝文形体和彝汉对音的珍贵资料，也是今存世界最早的彝汉文双语教材的发轫。

五

     由于彝文经书大多是手抄本，流传民间就容易佚失和破损。今传较早的手抄本多为清代及近代抄本。而明代手抄本据我所知，有年代可考的有《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是今存彝文手抄本经书中最早的一部，似为稀世之珍。   

    这部经书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杨成志先生赴滇调查民族情况时，在距昆明二十里，西乡夷人的昭宗村访问一位66岁的著名砚爸（巫师）李森时赠给他的。据杨先生说，当时云南学者袁家毅等称其为“空前发现的实物”。经书内容为《土俗经》、《祈雨经》、《遣虫经》、《火荐经》等几种经书的总编，现为经摺板夹装。书高37厘米，阔31厘米。原书前后残缺。尚存58页，能清晰辨读的彝文约有32000余字，汉文约有130字。行文左行直书，每页12路，每路35—37字不等。书中篇目和内容都有残缺和间断的现象。文中主要是诗歌体的五言句，读起来朗朗上口。部分经文末尾有彝汉对照的抄书年代，抄书地点和抄书人姓名，如该手抄本第3页注：嘉靖肆拾肆（1565）年白土村住居书手李芳幼年肆拾陆岁抄写土俗经书上下共陆卷俱全。第13页注：嘉靖肆拾伍（1565）年十月在于三碗村山头内李芳腾写遣虫经书。第14页注：嘉靖肆拾伍（1566）年天寅朔在于三碗村山头遣虫书手李芳腾写土俗此经上下六卷俱全。第48页注：隆庆三（1569）年书手李芳腾写朵喜爸火荐经书在卷。[4]   

    我们所见的彝文手抄本，一般很少注明抄写年代及抄写人姓名，而此经详细注明抄写年代，地点及抄写人姓名。足证其非赝品。流传四百余年。为研究彝族原始宗教、礼俗、哲学、历史、地理、文物、版本和彝文源流等的珍贵资料。   

    解放前，中外学者收集的彝文金石铭刻，年代最早的是云南禄劝县刻有彝汉两种文字的《镌字崖》，是明嘉靖十二（1533）年的刻石。建国以后，在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明代成化年间的铜钟，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铸造的，较《镌字崖》年代早48年，较上述其它刻石年代早约半个多世纪，是迄今存世最早的载有彝汉文的古钟。

    以上所举的彝文金石铭刻及手抄经书，都有年代，地点或抄写者的姓名可考，总之，都是明代文物和文献。诚如学者当时看到《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时说“核计抄经时代距今三百六十载有奇矣！近人搜集古书，动辄宋粱以明契，往往得数叶残编，珍如拱壁。夫刻本且如此，况抄本乎？……洵古本之极可宝贵者也。”

六

    建国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强调发展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在继承发扬民族文化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1981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国家民委为抢救彝族历史文献，特发出（79）341号文件：“彝族历史文献需继续搜集和整理研究。请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为了落实此项任务，首先要发挥现有科研组织机构的力量……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根据自己的人力和藏书的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且迅速付诸实施。”为此，全国各族地区及有关科研单位学校，大力搜集彝文经籍文献，发掘有关文物。各有关地区成立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大量彝文古籍，如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的《西南彝志》全书二十六卷，三十余万字，是一部彝文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历史、哲学、科学、天文、工艺、宗教等各方面。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发掘翻译了彝文医药书，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编译局和云南古籍整理办公室及禄劝彝文翻译组也发掘翻译了不少的彝文经典。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于1981年成立彝文翻译组，曾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知名的彝族经师，用科学方法整理翻译彝文古经籍。彝文经文以国际音标注音，逐字意译，然后逐句翻译，并加注解，先后翻译出版了上述《劝善经》，增订《爨文丛刻》以及彝文古本《阿诗玛》等，并曾把我40年代在云南武定地区为北京图书馆收集的五百余册彝文古籍，以及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博物馆所藏的彝文经书分类编目，编成《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在每类经书之前加以简明提要，说明经书内容。该书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彝族地区的659部彝族文献的书目。在这659部彝族文献中有《历史书》、《哲学书》、《文艺书》、《历算书》、《作斋经》、《作祭经》、《指路经》、《占卜书》、《百解经》、《福禄书》等。编目的目的，原拟先编北京地区收藏的彝文经书，以此号召全国及国外彝文藏书陆续编目。以期编成彝文经书总目，便于学者查索、研究。 

    彝族文献古籍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语言文化互相影响，因而研究汉族语言文化离不开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离不开汉族语言文化。各学科的研究有互补作用。尤其是传统文化，往往在汉族现实生活和古籍中已经消亡，而在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古籍中，以及口承文学中，还完好地保存着，这对于研究各学科都有验证互补作用。如长达百万行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有丰富的古代民族交往的关系史，填补、验证汉文古籍记载的不足或纠正不实之处。史诗中有许多方面与汉文史籍记载的史实相合。如史诗记载“南诏之役”起于“回鹘之役”之后的一段时间，并倚重回鹘投诚名先巴，墨茹子而告捷。就时序来说，符合历史进程，就具体情节来说，存在这种可能性，在这里或许史诗可以充实史记。[5]   

    又如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近一世纪以来，南诏史的研究深受中外学术界的关注。许多研究成果对探讨西南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但对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多从历史文物、风俗习惯去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傣族说”、“白族说”、“彝族说”等。   

    我们据彝文文献记载，对照《新唐书·南诏传》等记载可以看出，南诏职官机构的建置多仿效唐制。南诏建政之初，设“坦绰”、“布燮”、“久赞”之职为南诏之辅宰大臣。统称“清平官”。随着势力的壮大，为加强军事力量，增设“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又根据涉外事务的需要，设“六曹长”主外司公务，其后扩充并升级为“九爽”。再后为适应农牧业发展的需要，在主粮仓、主牛、主马的三托职官之上设一督爽统之。上述职官制度深刻地反映了南诏政权机构的建设情况。其组织机构和职名不仅体现了统治制度与统治者的意图。而且也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统治民族的语言事实。以上职官名称以及《南诏传》中所有的官名如“六曹”、“九爽”等都与现今彝语及彝文经籍中所记职官名称音义相合，实属同源。中外学者从南沼的历史文化考证提出南诏王室族属为彝族说，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云南武定彝语及其它方言与有关南诏历史文化记载中的汉字对音的词语进行对比，除少数词语音变但仍有一定的对应规律外，大部分词语都与南诏语相同或相近，这种现象是非彝语支其它民族语言所可比拟的，因此我们认为南诏语言属彝族语言。而非其它民族语言。这是南诏王室族属为彝族说的又一论据[6]。

七

    彝族古代金石铭文中的彝汉文，并非对照。汉文多为建桥立碑的经过和功德，而彝文则多记载历史。如上述云南禄劝明代刻石《镌字崖》彝文主要记述风诏士知府家庭盛衰史。又如明代《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碑中汉文只记水西安氏土邦修桥的便民功德，“泐之以垂不朽云”。而彝文则从远祖六祖说起，历数世代丰功伟绩。洋洋数千字。这是罕见的彝文字数较多的石刻。   

    近世中外学者考证彝族古代史者，多从汉文史籍中钩沉。往往妄自附会。据增订《爨文丛刻》中《古史通鉴》即原《丛刻》中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记载彝族远祖希慕遮至笃慕三十一世以及笃慕之后“六祖”（武祖、乍祖、糯祖、恒祖、布祖、默祖）分支；具体叙述彝族第六支系默部慕齐齐后裔，直到罗甸水西安胜祖的八十五代。此八十五代全以彝族父子连名制相沿而下，如《笃慕源流》中记载：“一世希慕遮，二世遮道古，三世古珠诗，四世诗雅立，五世立雅密。六世密喳拐，七世喳拐作，八世作雅旦……”并于《君代母系》记载从道慕尼至笃慕的十八世母亲的名字，以及默部慕齐齐至奋老陇古的八十世母亲的名字。《古史通鉴》后附《彝族远祖及罗甸水西世系表》即按八十五代上推至公元前十四世纪中期下至公元十七世纪中期。   

    上述史料虽不可尽信，但从父子连名制的世代绵绵不断，相传八十五代，似不为无据。彝族礼俗同支叙谱。至今仍是以父子连名口传世系，录存供研究彝族史者参考。                            

 八

    彝文古籍不但卷帙浩繁，而且涉及各个学科，如历史、哲学、文学、医药、生理卫生、天文地理、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原始宗教、占卜梦书等。其中不少为彝汉文化交融的作品，如《宇宙人文论》中关于宇宙观、阴阳五行、干支、八卦等哲学论著，大多与汉文古代哲学思想近似。近年来发掘翻译了大量彝族古代文学，有些从彝文古本翻译出来的，有的从口承文学中记录整理翻译出来的，如撒尼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有彝文古抄本及民间口头流传的。还有《勒俄特衣》、《玛木特衣》、《妈妈的女儿》、《洪水泛滥史》、《创世纪》等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可喜的是贵州王子尧等四位同志，近年来他们陆续出版了彝族古代诗人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布麦阿纽的《论彝诗体例》和布阿洪的《彝诗例话》等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展示了彝文古文献整理翻译的一个新的领域，填补了彝族文学批评史上的空白。

    据翻译整理者在《论彝诗体例》后记中对刻书作者布麦阿纽的“初步考证，大概是生存、活动于两宋之间的人，约晚于举奢哲、阿买妮五、六百年”。按此推算举奢哲、阿买妮约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彝族诗论家。果尔，则彝族古代文献较上述现存最早有年代可考的明代金石铭文等早近千年。据此，彝文的创始当更早于这个时期了。这确是彝文考古的可喜信息。

    本文访古所记，以今存世的彝文古籍文献有年代可据者仅上及明代，其无确实年代可稽者则付阙如，以俟来者之考证。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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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定县志》卷五，《前事志·水西安氏本末》。

②详见张传剽云南武定禄劝两县彝族的碑记，雕刻与祖简》，《文物》》1960年第6期。

③据彝文译引，参见《彝文劝善经译注》，马学良、张兴等译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④关于手抄经典的详细情况及经书内容请参阅中央民族学院彝族教师朱崇先：《一部珍贵的明代彝文手抄本经典》，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1990年10月。

⑥ 详见黄文焕；《（格萨尔）历史》，《格萨尔研究集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6] 详见马学良、朱崇先，《从语言论证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云南民族学院报》199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