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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中国女性为自己创造的文字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0-12  作者:宫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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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女书

    1982年,中国湖南都庞岭山区的一位老妇人对我说,她上一辈的妇女会写一种“蚂蚁字”,因为形体像蚂蚁而得名。这种文字只传女人,不传男人,当地又称为女书。在中国古代,只有男人才有资格去读书识字,而妇女只能呆在家中,所以妇女把汉字称为男书。她们将女书写在扇面上、巾帕上、纸上和书上,也有人把女书织在花带上、花被上。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这一带每个村庄都有能够读写女书的妇女,许多家庭也收藏着女书的纸扇和巾帕。但是在“文革”中,女书被作为“四旧”统统烧掉,任何人不准保留收藏,所以就找不到女书原件了。人们都说,女书早已失传了。真的失传了吗?真的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了吗?我带着疑问调查和寻找。

·蓝色的少女·

    从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走出5位少女,她们排成一条直线,沿着河边的小路,去小镇赶集。她们浑身上下穿戴着青一色的蓝:蓝色的衣服、蓝色的裤子、蓝色的布鞋、蓝色的头巾。每人提着一个竹篮,竹篮上盖着一块蓝布。她们好像一片蓝色的云在飘,一股蓝色的风在吹。去小镇的马路很热闹。男人们骑自行车,车架上装满了土特产,有生姜、甘蔗、凉薯、烟叶,还有嗷嗷叫的猪。女人大多步行。有排队行走的姑娘,有拖儿带女的中年妇女。中年妇女也是全身蓝。有的背着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那背孩子的布兜兜也是蓝色的。
    布兜兜上有几条彩色的花带,系在妇女的肩上和腰上,那上面有许多像文字符号一样的图案。我请这位中年妇女停步,问她这些花带是哪里来的?她说是她自己织的。我问这些图案是不是字?她说是字。据她的母亲和老一辈的妇女说,这些图案是瑶族古代的文字,现已失传了,没有人认得它们了。少女身上也有花带,有的系头巾,有的系裤腰。我终于找到了线索。

·奇特的相遇·
   集市旁的大树下,并排蹲着5个少女,每人面前的地上放着一个小竹篮,用蓝布盖着。她们就是刚才我遇到的那一片蓝云,那一股蓝风。我走过去,蹲在一个少女面前,手指着篮子,问她卖什么?那少女满脸通红,一声不吭。我控制不住好奇心,一下子将篮子上的蓝布掀开了。你猜里面是什么?里面什么也没有!把空篮子放在集市上干什么?当我掀开蓝布时,那个少女像受到电击一样猛地站起来,扭头就走。其他4个少女也站起来,吃惊地看着我,其中一位少女将掀开的篮子放在我面前。我的疑惑一个接一个。为什么篮子里是空的?为什么她生那么大的气?为什么把篮子送给我?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人,拉我走到旁边,问我是哪里人?我赶忙拿出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他自我介绍是公社书记,请我到公社办公室去坐。
   平地瑶是中国瑶族的一个支系,它的婚俗多姿多彩,其中一种叫“篮子招亲”。招亲的家庭一般只有女孩没有男孩,需要招郎上门,给女方的家庭传宗接代。办法是提着篮子到集市附近等候。若有男青年看了中意,就掀开篮子上的蓝布,表示喜欢她。姑娘跑回家,男青年提着篮子去追,恋爱的序幕就拉开了。我初来乍到,不知风俗民情,但愿那位姑娘和他们的家庭能够原谅我的好奇和鲁莽。
    最早提供女书线索的,就是这位书记,他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江永县白水村,那个地方的妇女们会写一种奇怪的文字,她们将文字写在扇面上,然后拿着扇子唱歌。他小时候亲眼见过这种文字,当时他已小学毕业,但扇面上的字几乎全不认识。

·白水村的蓝布帕·
    一天清晨,白水村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里,一位年老的寡妇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小木盒,木盒里有一个红布包,红布包里珍藏着一块蓝色的布帕。展开布帕,上面用黑墨水写满了蚂蚁一样的字。老人看着这些东西流下了眼泪,因为这块布帕使她回忆起年轻时的一位结拜姊妹。为了这份友情,她在“文革”中冒着被批斗的危险,保存了这份女书。她叫何西静,年轻时丧夫,痛不欲生。她的结拜姊妹胡池珠常常来安慰她,关心她,还写了这篇女书来劝导她。她们常常坐在一起读这篇女书,这使她的生活重新充满了快乐。在胡池珠的帮助下,她变得勇敢、坚强,顽强地活到了今天。不幸的是,胡池珠先她而过世了,再也没有人跟她一起读女书了。时间一久,她也不会读这些文字了。这篇女书巾帕虽然没有被破译,但是却可以看出这种文字的某些特点:它是一种修长的倾斜字体,呈菱形框架。一般右上角为字的最高点,左下角为字的最低点。书写格式是自上而下,从右向左,没有标点符号。书写工具是毛笔。有些文字就是汉字,有些文字是对汉字加减笔画而重新造成的新字,有些文字像花带、花被上的图案。

·八旬老妇高银仙·
    又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居住在蒲尾村的高银仙老人家里。老人一头白发,气质高雅。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许多珍贵的女书。
    书写女书的载体包括纸、书、巾、扇四大类,高银仙称它们为女纸、女书、女巾、女扇。女纸是写有女书文字的纸。纸的形状有长条、方块等,纸的颜色有红、白等。大的女纸平时迭起来收藏,用的时候展开。女书是写有女书文字的书本,从几页到几十页厚薄不等。大小相当于现在的32开,纸型多用黄草纸或薄型毛边纸。女书全部是手抄本,装订很好,不易脱落。女书中另有一类“精装本”叫“三朝书”。三朝书有布制的封面和封底,上面有彩色丝线缝绣的各种图案。内芯多为宣纸,每页四角贴有用红纸剪成的花样。三朝书一般是作为礼品互相赠送的,所以才制作得这样精美。女巾有布织的,有绸缎的,有白色、蓝色、红色、黄色的。女巾上的文字有的是用毛笔写上去的,有的是用彩线绣上去的,四周或四角配有花鸟图案,传说女书文字最初是只绣不写的。女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一面绘制山水,另一面写有文字,有的扇面是两边画花鸟而中间写文字。这些琳琅满目的女书物件,个个好像女红和工艺品一样精美。
    高银仙和她的结拜姊妹唐宝金为我们一篇一篇地读。因为是当地土话,我听不懂,要借助翻译。她们的音调忽而高亢,忽而低沉;有时像朗诵,有时像唱歌;当她们唱到陶醉的时候,忘记了周围有人在观看,有人在录音。女书作品几乎全部是诗歌式的文体。七言体占绝大多数,少数是五言体和七言杂五言体。有叙事诗、抒情诗、敬神诗,有三朝书、通信、结交书、传记,有哭嫁歌、山歌、儿歌、谜歌,还有用女书翻译改写的汉字韵文诗。
    1983年7月,我的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上公开发表,它立即引起了学术界、新闻界的广泛注意。这篇论文的发表是女书作为文字被发现的标志。

女书猜想


    传说汉字是上古时代的苍颉创造发明的,那么是谁创造发明了女书文字?为什么要创造女书文字?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些问题,我首先要请大家听下面几个在当地流传的故事。

·宫女造字·
    不知是哪个朝代,江永县有一个女子,山歌唱得好,女红做得好,有许多的结拜姊妹,大家在一起过得很愉快。由于长得很漂亮,有一年被选到皇帝身边做宫女,离开了乡亲姊妹。这位姑娘在皇宫后院里过着极其孤独冷漠的生活。她在那个充满狡诈与杀机的环境中寝食不安、惊恐万状,日夜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和结拜姊妹。为了表达思念之情,她根据做女红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信托人带回家乡,并转告那些与她一起做女红的结拜姊妹怎样去识别这些字的意思。从那以后,这种文字就在江永县的妇女中广泛流传开来。

·盘巧造字·
    很久以前,江永县桐山村诞生了一个名字叫盘巧的姑娘。她3岁会唱歌,7岁会绣花,长到18岁,没有一样女工不精通。周围一带的姑娘都喜欢与她结拜姊妹。有一天,盘巧独自在山上割草,官府的猎队发现她长得很漂亮,就把她抢到道州府去了。盘巧在官府中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非常渴望有人来这里救出自己。终于有一天,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根据过去与结拜姊妹们一起织花边、做鞋样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一天造一个,3年造了1080个字。用这些字她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回家乡。姊妹们最先认出这些字,得知她原来被关在道州府里。她们的亲人赶到道州府,将她接回。此后,这种文字广泛流行,代代相传,直到如今。

·九斤姑娘造字·
    古时候,桐口村有个姑娘生下来9斤重,大家叫她九斤姑娘。长大后,她女工做得好,歌唱得好,聪明能干,居住在几十里以内的许多姑娘都是她的结拜姊妹。结拜姊妹之间交流感情,互通信息,需要通信,但是大家都不识字。九斤姑娘很聪明,她创造了女书文字,从此以后结拜姊妹之间就用女书文字书信往来。
    这些故事都很优美,也很神秘,哪一个更真实呢?查看江永县历史,曾有两个当地美女被选入皇宫。五代时期的楚王马殷,在江永县选中石枧村的周氏姑娘入宫。初为宫女,后封王妃。马殷死后,她削发为尼,回家乡建了佛殿,专心修炼。明末永历皇帝从广东肇庆移驾桂林,路经江永县时,选中莲塘村姑娘为宫女。永历皇帝死后,她削发为尼,回到家乡。是不是这两位宫女中的一位创造了女书文字呢?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进一步证明的材料。
    盘巧与九斤姑娘显然是同一个人,因为两个人都出生在桐口村,都擅长唱歌和女工,都喜欢结拜姊妹,都是根据女工图案创造了女书文字。宫女造字的传说很浪漫,但并不十分可信。盘巧造字相对而言可信度大一些,因为江永县上江墟的确有一个桐口村,桐口村里的确有盘姓的居民生活。
    根据调查和研究,结合以上这些传说和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书文字是当地的一个女性创造的,她擅长唱歌与女工,有许多结拜姊妹。她遭遇过一次人生的重大灾难,而后创造了这种文字。这种文字与女工图案似乎有某种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大胆地猜想:女书最早的一批文字可能就源于女工图案;女书的产生与当地结拜姊妹的习俗有不解之缘,它的功能主要是满足结拜姊妹之间的文字交际需要,例如交流感情、互通信息、书信来往等。

抢救妇女的圣经


    中国妇女曾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被剥夺了学习文字的权利。几百年前,当江永县妇女以天才和勇气,创造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系统时,真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法国一位女权主义者说中国女书是世界妇女的圣经,说明了它的神圣性。

·传播·
    可以想象,女书文字曾经得到过广泛的传播,给当地妇女带来无数的快乐和自豪。从今天收集到的女书作品看,女书文字主要流行在江永县东部、道县南部等地区。但历史上的流传地域很可能比这个范围大得多。近年来,在广西钟山县发现有人收藏女书,在南京也发现了太平天国年代的女书铜钱。有人反映,上世纪50年代曾在湖北恩施地区亲眼见到过写有女书文字的巾帕。
    江永县花山庙曾经是当地妇女用女书祭祀女神的重要活动中心。历史的记载证明,至迟从清代嘉庆年间以来,这里香火特别旺盛,女性来这里赛祠——每年农历五月初十,她们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高声唱歌,响彻山林。

·兴衰·
    从1982年以来,笔者收集了几十万字的女书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清末或民国初年的作品,可见女书文字的鼎盛期正是那个时候。高银仙是民国初年学会女书文字的。据她回忆,当时江永县上江墟乡的每个村庄,都有一批精通女书文字的高手。每年五月花山庙庙会的前夕,许多妇女请这些高手代为书写女书纸扇巾帕,付给费用。有些集市上还有女书纸扇巾帕出售,可见当时女书之兴盛。
    江永和道县的妇女,60岁以下者只有个别人还能识读女书文字。可见,在上世纪30年代,已没有多少妇女学习女书文字了。为什么民国初年女书还那么兴盛,20年以后就忽然衰落了呢?一个原因是“文革”的反封建运动使妇女走出家庭,走进社会,结束了过去的封闭状态。二是妇女中会讲官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多,单一使用土话的妇女越来越少。三是与妇女教育的开始和逐渐普及有关。
    民国二年,江永县创建了第一所女子学校。江永县女子学校诞生的那一天,就预示着女书的衰落。在江永县女子小学里,女书也曾与汉字有过交锋。杨梅新老人是江永县城关杨家村人,1913年出生。10岁进女子小学读书,学习了两年。她说,当时在学校里,课堂上学汉字,下了课就学女书。女书在上江圩和桃川比较流行,从那里来的女学生都带着女书唱本,大家一边唱一边学,唱多了也就认识了许多女书文字。在当时的农村,有些女孩子一边学汉字,一边学女书,义年华就是其中一例。然而到了上世纪30年代,小学在各乡已基本普及。只要父母同意,个人愿意,女孩子就可以进学校念书,传统的学习女书的热情已逐渐被进学校学汉字的热情取代。这个时候,虽然上一代的妇女还兴致勃勃地唱女书写女书,却不知不觉地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女书的存在是以封建礼教隔绝男女之间正常交往为前提的。江永县的妇女,婚前被锁在闺房中做女红,称“楼上女”。婚后三天即回娘家,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生孩子以后到了婆家,不能下地劳动,只能在家纺纱织布。女人和男人被分成两个天地,女人只能与女人交往,形成一个“女儿国”,女书正是这个女儿国的产物,它在女儿国中通行,起了交际和娱乐的作用。当妇女走出女儿国以后,女儿国的文字——女书就不可抗拒地走向衰落了。

·抢救·
    我与人合作破译了许多女书作品,编写了女书字典。字典收集整理了大约1000个女书单字。我出版了《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主编)、《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与赵丽明合作)、《女书——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等4本学术著作,发表了几十篇研究论文,到美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保加利亚、泰国等10多个国家去做学术演讲。
    但是最令我关心的是抢救女书不使它灭绝。因为根据人类学的观点,每一种文明都包含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作为文明重要标志的文字,更是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价值,况且女书是全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
    1986年,笔者从江永县将高银仙老人接到湖北的武汉居住约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高银仙撰写了大量的女书作品,丰富了女书文化宝库。同时,在高银仙与语言学家的配合下,女书所记录的语言——江永土话的音系被整理出来。这为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女书文字奠定了基础。
    1987年,江永县政府支持义年华老人在桐口村办了一个女书培训班,教会了一些年轻女孩子读、唱、写女书文字。这年冬天的盘王节上,女孩子们表演了女书演唱的节目,深受国内外学者和瑶族代表的欢迎。
    1990年,陪同香港商人欧阳先生调查女书现状,协商抢救女书的方案、方法和资金问题。这一年,高银仙去世,义年华离家出走。在笔者的建议和努力下,江永县人民政府付给高银仙家属一定的安葬费,付给义年华每月一定的生活费。
    1992年,受湖北电视台委托,我与湖北电视台柳小满、马竹共同撰写了1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行客女书》。
    1993年,受南京电影制片厂委托,我写出电影剧本《女书劫难》故事梗概。
    1995年,与湖南省妇联的杨部长一同前往江永县,协商由中南民族大学、湖南省妇联、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政府三家联合成立抢救女书工作小组与抢救女书基金会两个组织的事宜。
    1996年,我在中南民族学院举办了首届女书学习班。参加者除中南民族大学的专科生、本科生以外,还有武汉大学的本科生。2001年,笔者参加由中南民族大学和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提出抢救女书的规划与建议。
    2002年开始,我为江永县女书学堂编写《女书速成课本》。(责编:梁黎)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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