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书是水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在水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笔者在我国水族聚居地采访时发现，由于历史的变迁，工业的发展，汉文化传播的日益深入，水书赖以传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传承人青黄不接、研究队伍人员匮乏等问题成为研究和传承水族文化的瓶颈——

 
贵州民族学院收集的水书
 
 
 
“水书先生”面临消亡

  　“水书先生”是指那些能看懂水书，“能与鬼神对话的人”，被称为“鬼师”或“师人”。专家学者们以“先生”冠之，表明了对他们的尊敬。这是因为，每位“水书先生”的头脑，就是一座水族文化知识的“活宝库”。
　
 　  蒙熙能是水族地区较为出名的“水书先生”之一，现在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无偿帮助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水族文化。
　
 　  几年来，蒙熙能准确破译了水族古文字，促使荔波县档案馆近年来在水族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在水书中找到夏陶神秘符号，推断出水族先民可能来自夏代，水书可能与《周易》有密切联系等，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兴趣和关注。
　
 　  荔波县档案馆馆长姚炳烈感慨地对笔者说：“尽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是地地道道的水族人，但因从小没有学过水族文字，看不懂水书。没有这些‘水书先生’，我们的研究将无从下手。”
　
 　  或许是为了迁徒的方便，千百年来，水书和水族古文字的传承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传承，即祖传和选择徒弟传授。无论是哪一种，都只传男性，不传女性。
　
   　祖传方式是从祖辈传到父辈，再由父辈传到子辈，一辈辈往下传。一般传授的条件是，所传的子辈不仅自己愿意接受，而且还必须具有接受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择徒传授是“水书先生”的儿子不愿意学或不具备条件学的情况下，“水书先生”才选择徒弟进行传授。选择徒弟比选择儿子的条件要高得多。这个人首先应该是品性好、大家公认没有劣迹；在同辈人中，有一定威望。重要的是要看他的生辰八字是否硬朗。据说“这样对鬼神才有威慑力，不怕被鬼神纠缠”。
　
 　  水书和水族古文字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在传承过程中，有固守祖宗遗训的，稳固保留了大量古文字；也有为解决现实巫事活动中的难题而发展了不少的变异字。在现今的水族社会中，在立房造屋、接亲嫁女、丧葬祭典、出行农事、节日喜庆、消灾避邪时，水族群众依然以水书作为依据，以祈求安康、顺利和幸福。

“水书先生”正在研读水书

　  水书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学院研究员潘朝霖说，“文革”时，水书被视为“迷信”、“鬼书”、“牛鬼蛇神”而惨遭焚书的劫难，不少明清时期抄写的水书被抄没焚烧。“水书先生”为求自保，将水书烧毁，还有的把水书埋在土里或藏在山洞里。而不少专家学者对搜集的水族古文字，也不敢整理研究而散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但仍有许多非常执着的“水书先生”，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了大量水书和水族古文字，并让其流传发展至今。
　
 　  因此，“水书先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财富。一个“水书先生”，就是一座水族传统文化活生生的图书馆。一个“水书先生”离世，就是倒掉了一座无法再生的水书图书馆。抢救水书，如果不首先抢救“水书先生”，不解决水书传承断层问题，不解决水书传承的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水书的抢救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水书流失严重

  　 笔者在水族地区看到，赶集小贩竟公开摆摊收购水书。姚炳烈说，由于这些小贩收购价比档案局的收购价要高，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生活本来就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水族群众，就选择小贩了。其实水族同胞是非常敬重水书的，但是为了生活、为了给孩子交学费，不得已而卖掉。
  　
   　面对水书流失状况，专家们无不忧虑。据他们所知，集市上的小贩，仅仅是最底层的一个销售链条，中间还要经过多人之手，许多水书就这样流失出县、出州、出省甚至出国。
　　改革开放以后，受经济利益驱动，许多嗅觉敏锐的商人、文人和当地人也操起了这一行业，走村串寨、摆摊设点收购民族文化各类工艺品。由于地方财力弱，政府收购价远远无法与商贩竞争，专家、学者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文化瑰宝流失而无可奈何。
　　自愿无偿为档案局工作的许多老文化人，则长期坚持走村串寨收购水书。今年已近70岁的原县档案局局长蒙熙儒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为了民族文化遗产不被流失，我们再苦再累也情愿。只是现在收书比过去难多了，过去一天可以收四五十本，多的时候可以收100多本，现在是几天才碰到一本。政府如果再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水书流失就会愈演愈烈。”

 
水书传承后继无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较精通使用的民间水书先生绝大多数已年逾古稀，而年轻一辈又少有致力于水书研究的，这给水书及水族古文字的传承带来很大难度。
　
　  蒙熙能忧心忡忡地对笔者说：“现在多数年轻人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愿意学习水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水书先生’的培养就更是难上加难。”
　
　   据调查，在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聚居地区，7岁至16岁的水族子女已无人能识读水族文字；中青年中仅仅是极少数读书人对水书略知一二；全县60岁以上的“水书先生”就占90%。
　
 　  姚炳烈说，老一辈的“水书先生”年纪都很大了，很多受人尊敬的“水书先生”，还没有找到继承者就已经过世。“水书先生”过世时，由于家族内没有继承者，家人会把水书作为祭品烧掉或陪葬。因此，水书及水族古文字正面临失传危险。
　　近些年来，随着贵州各级政府抢救水书工程的不断推进，水族地区一方面加紧对水书的收集整理、注录破译，一方面加快培养继承者。如三都县拟编写水书教材，在水族地区小学阶段增设水书学习内容，融合现行的双语教学法，聘请民间较精通的“水书先生”讲课，让水族孩子们从小熟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然而，令潘朝霖研究员担心的是，培养水书及水族古文字的继承者，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目前征集到的水书，仅仅只是水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水书内容都存在于“水书先生”脑中，靠口传心授，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又不愿意学。水书继承者的后继无人，预示着水族古文字濒临消亡。因此，对水书及“水书先生”的抢救已是刻不容缓。

 
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遗产

  　 潘朝霖分析说，水书等民族文化严重流失的原因有：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缺乏健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二是政府有关部门缺乏足够的征集经费，征集的价格难以和小商贩竞争，持书者受利益驱动就高弃低；三是持书者因生活困难，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四是持书者对政府部门征集水书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五是水族地区之外对水书收藏或倒卖的需求量增大。

专家收集的彩绘水书

 　  潘朝霖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历史遗存，也是民族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强调文化的差异性，绝不能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目前的情况是，滋养传统民族文化的土壤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抢救、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已刻不容缓。
　
   　有关专家建议，应从法律层面加强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尽快制定、出台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系统的法律制度，只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第三十八条和《文物保护法》第十章第二条第五款有所提及。
　
  　  ——地方财政要大力支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只有有了经费的保障，才能把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做好。
　
  　  ——发挥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遗产收藏保护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文化抢救、保护的组织、指挥和管理工作；具有收藏保护职能的博物馆则要把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瑰宝征集进馆，给予最佳保护。在征集、抢救和保护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还要通过文字、图绘、录音、摄影、摄像等手段注意对无形精神文化遗产的抢救。
　
  　  ——营造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具有民族文化氛围的民族聚居地建立民族生态保护区，如民族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艺术之乡等。对民族文化进行立体保护，是民族文化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最佳手段之一。
 
      ——处理好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一方面，很好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包装、宣传、促销，并组织引导民众自我保护和传承，防止资源枯竭；另一方面，引导民族地区老百姓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文化价值，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中得到经济效益，以实现对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自我传承、自我整合、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