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菲尔德女士于1893年出版、1912年再版的《中国童话》一书，系其以口述录记为方法，从汕头当地民众口头中记录下来的民间故事集;菲氏创编、串联全书的故事“射失之箭”，显示了菲尔德以不同视角交织呈现地方社会、女性内部知识的努力，亦集中体现了她对中国女性接受教育、自主择偶、救己助人的理想寄托。菲尔德以特定群体(女性)口头叙事作为采录对象，以现代的田野作业方式进行录记，构筑了《中国童话》在民间故事学术史上不应忽视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菲尔德；《中国童话》；口述；汕头女性；民间叙事

　　图片阿黛尔·玛丽安·菲尔德(Adele Marion Fielde，1839－1916)系美国传教士、社会活动家、女性主义者。1872年，菲尔德因在泰国传教期间参与打牌、跳舞等活动，有违传教团的规定，被遣送回美国，回美途中经停中国汕头，受到牧师耶士摩(William Ashmore)夫妇的邀请。1873－1883年和1885－1889年间，除1883年在上海处理出版事宜，菲尔德在汕头地区居住了近16年。菲尔德关注中国的方言与中国人的性格、生活等，出版了五部相关书籍。她首先出版了《汕头方言初阶》和《汕头方言词典》，以期为浸信会在潮汕地区的传教活动提供语言便利。1884年，菲尔德回美休假时，出版了《塔影:中国生活研究》。1889年，菲尔德结束在浸信会的服务工作，离别中国，西经印度、近东等地回美国。回美后，她于1893年出版《中国夜谭》，该书于1912年再版，再版时改名为《中国童话》。为便于讨论，下文均称为《中国童话》。1894年，菲尔德又出版《中国一隅:在中国人之间生活的考察》。中国学界在谈及菲尔德时，多关注其在编纂方言词典方面的成就，如詹伯慧、张振兴在其主编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著作条目》中收录了词条《汕头方言词典》，林伦伦、张坚呼吁对有关潮汕方言的英文文献进行搜录与研究。仪式实践研究方面，聂利以菲尔德的传教生涯及其回美之后的生活为中心，考察了菲尔德在科学研究、女性主义与文化比较三方面的成就。胡卫清、李期耀则着重关注菲尔德的传教活动与经验。基于前述研究，聂利以菲尔德《塔影》一书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为中心，认为菲尔德在该书所呈现的是等待救赎的中国女性形象，是为菲氏传教服务的，而《中国童话》一书则反映了菲尔德向西方建构的女性形象的变化。在故事学领域，《中国童话》一书也受到若干学者的关注。较早注意到该书的学者应为赵景深，1925年，他曾撰文评价《中国童话》一书，从民间故事分类及研究的角度总结了菲尔德编纂该书的得失。20世纪70年代，美籍华人丁乃通在编写《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时，将菲尔德的《中国童话》作为重要书目，和当时丁氏在美国所能搜集到的民间故事资料一起，对中国的民间故事进行了类型整理，丁氏还在该书导言中赞扬菲尔德在搜集时的科学精神。2017年，张志娟在梳理海外中国民俗研究的学术史时，认为该书系“第一本以现代田野作业方式采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童话研究者洪汛涛、陈蒲清等也在有关童话的学术史梳理中，关注到《中国童话》一书。2019年，林雪莹亦就菲尔德《中国童话》一书的田野作业方式进行考察，初步总结了菲尔德的田野调查意识与成果。尽管如此，《中国童话》在近现代中国民间故事搜集史、学术史上的价值，包括该书在菲尔德研究中的应有地位，仍然缺乏充足的讨论。自赵景深1925年发表那篇简短的书评之后，在国内学界迄今似未见到研究它的专题论文，不少史论专著也付之阙如。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原书是以英文在国外出版，国内长期以来没有中文译本，以致未能引起更多的故事研究者注意所致。本文以《中国童话》为中心，结合菲尔德在华期间的活动及其有关中国的著述，考察菲尔德口述方法的形成、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与呈现，以及《中国童话》所体现的理想中国女性形象，兼议该书的学术史价值。

　　一、以口述为方法:从自然语境中获取故事和地方知识

　　在出版《中国童话》首版之前，菲尔德已经出版了有关汕头方言学习的《汕头方言初阶》《汕头方言词典》。《中国童话》中的40个故事，是她在语言学习与传教过程中从口头搜集到的众多故事的一部分。与大多数传教士一样，菲尔德学习汉语主要是为其传教服务:“我满怀希冀……要用汉语赞美神。”1866至1872年，其在泰国曼谷传教时，便在汉语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方面用力甚勤。1873年到达汕头地区后，更得以扩大与中国人的交往范围，日积月累，其汉语(潮汕方言)水平已经纯熟到接近母语，在当时的在华外国人中无出其右者。语言能力消弭了交流的障碍，为其搜集口述故事和了解当地的地方知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进入汕头初期，菲尔德的传教工作并不顺利，根据她的描述，彼时中国人里，“一千位女子中，识字的大概只有一个”，而且，汕头地区有根深蒂固的信俗传统，且当地人信奉多神，从婚丧嫁娶到日常生活小事，都有丰富多样的神可以祭拜，菲尔德对此撰有专文《各式各样的迷信》。因此，传教士们的工作要从口头布道开始，经由口头交流切入，通过聆听女性的个人经历、给予心灵慰藉而获得当地部分女性的信任，信道者随之接受洗礼，成为新的女传道(Bible－woman)。作为汕头当地人的女传道们在菲尔德开设的女传道学校中学习，而后进入乡间山中，向更多的本地民众宣道。在这个过程中，故事成了打开彼此心扉、拉近关系的一种媒介。个人经历的叙事，关于他人生活的叙事，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交织，展现的是女性对生活不同面向的认知。“自然”是菲尔德口述录记的突出特征，虽有搜集故事意愿在先，但并不刻意为之，故事的叙述通常伴随其他话题而来，很多时候故事是在日常生活的自然语境中获得的:1873年至1889年间，笔者有意或不经意间听到了这些由不识字的人们用汕头方言讲述的故事。在许多个夜晚，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东隅，当与杏眼女子们和孩子们一起缓舟而行，或坐在某间昏暗的棚屋内时，这类故事为笔者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菲尔德力求还原故事讲述原貌，尽可能逐字逐句记录。她在《中国童话》首版出版两年后，发表了《中国民间故事的特质》一文，在该文中，她谈及故事是从口述中速记下来的，足见其对保证口头叙事记录准确性的努力:一旦获知线索，我就安排讲述者独自为我复述，我用罗马注音快速记录下来，这样可以记录完整的字句，而不是故事大意。在菲尔德观察的众多潮汕民俗风情中，又以女性民俗为主，包括妇女的地位、包括订婚在内的婚姻及婚姻法、裹脚的习俗、女性独有的信仰(如供奉掌管生育的不同神灵的信俗活动)、溺杀女婴、不同家庭角色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如女儿和母亲、女孩和外婆及奶奶、儿媳和公公、儿媳和婆婆)、女性的不同社会身分(如尼姑、神婆)，等等。菲尔德甚至得以走进下层女性内室之中访谈闲聊，对潮汕女性的生活体认堪称深入。基于这些观察，菲尔德的结论是，中国女性的生活是压抑的，她们富有生活的智慧，知道如何用最少的布料剪裁出舒适、合身且保暖的衣服，知道如何用最少的银子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中国的女性在爱情方面收获甚少，但她们的亲情、友情并不贫乏。所有这些，在《塔影》《中国一隅》和《中国童话》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有意识地搜集口述民间故事之前，菲尔德的“初衷只是获取潮汕口语方言资料”。“百姓们并不识字，但他们有海量的民间知识，这些知识影响着他们的性格、行为、习俗和思想。从经验中获得的智慧在谚语中积累和传播，每个人都像堂吉诃德的仆人一样讲求实际。”19世纪末在潮汕地区广为流传的俗谚，在菲尔德的编著当中多有述及。而《中国童话》中的民间故事，更是“展示了已在中国盛行了几个世纪的观念、习俗与境况”。这些俗谚、故事，都是民间口头叙事的客观记录，菲尔德试图通过强调口述录记，来确证材料的直接性、准确性和可信度，而非凭空杜撰和随意改写。贯穿《中国童话》全书的叙事“射失之箭”也是菲尔德在有意识地还原故事讲述的场景:夏夜饭后的学堂、学生赶考路上歇脚的旅店、赶考结束返乡的小船中、家庭内部讨论事情时、女子出嫁前女性长辈叮嘱的一刻，等等。

　　二、从夜谭到童话:女性演述的口头传统

　　传道之职使菲尔德游历丰富，以汕头为中心，她的足迹遍及附近许多村庄，女传道培训学校的女子们也会带回许多民间故事和个人经历叙事。故此，菲尔德除出版有关汕头方言的语言学著作外，随后出版的便是当地女子口述的个人经历和民间故事。如果说《塔影》是菲尔德倾听汕头当地女性“自己”的故事的成果，那么《中国童话》则是对当地女性讲述的“他人”故事的记录。简言之，《塔影》《中国童话》都体现的是菲尔德以异域“他者”的身分，对潮汕女性民间口头叙事演述的观察、记录和总结，所呈现的是晚清时期在地方民众中生生不息的口头传统。《中国童话》的书名经历了从“夜谭”(nights’entertainment)到“童话”(fairytales)的变化，前者强调故事演述的场合与功用，即故事用于晚间的谈笑娱乐，后者更突出其故事性与虚构性。1925年，赵景深在撰文评述该书时，将其第一版较早地译为《中国夜谭》，并认为该书体例或仿阿拉伯民间故事总集《天方夜谭》。菲尔德是否有意仿效《天方夜谭》的体例与故事编排方式，或有此可能，然笔者目前目力所及，尚难以确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串联全书的“射失之箭”，确实使该书对异域受众而言更具可读性、趣味性。《中国童话》第一版的副标题为“杏眼民众讲述的四十个故事，以浪漫故事‘射失之箭’为串联”(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Actors in the Romance of The Strayed Arrow)，第二版副标题缩改为“杏眼民众讲述的四十个故事”(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Actors)，都突出了故事是由“杏眼民众”讲述的。不论是英文语境中的“Almond－Eyed”，还是从中国古代延续至今的“杏眼”一词，都是形容女子大而圆的美目，故而，该书副标题实则揭示了《中国童话》这本故事集的重要特征———女性叙事。菲尔德为何侧重女性口头叙事?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她在汕头期间，因传道之职，女性是其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主要群体，另一方面，菲尔德在1884至1885年回美休假的2年中，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费城自然科学学院接受产科教育和科学训练，1889年其离别中国，经印度、近东和欧洲回美途中的经历，加上回美后从事的多项活动，都使她逐渐游离基督教信仰救赎一切的观念，更倾向于通过社会活动来为女性谋取权益和福利，这种前后观念转捩带来的结果之一便是:从已有的经历和材料中发掘女性的闪光点。因此，1893年菲尔德出版《中国童话》的首版时，便有意识地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出发，来呈现汕头地区的民间故事，尤其是由女性讲述、同时关乎女性生活的故事。所以，在编选、翻译过程中，菲尔德是带有一定主观意向的。菲尔德搜集的故事多来自生活贫苦的女性，19世纪中后期汕头乡间女性的生活境况是菲尔德的关注所在。彼时汕头妇女生活封闭，特别是乡村地区女性的流动甚少:“大部分女性只能看到她们出生和嫁到的村庄。她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那些世界对她们来说就像火星一样……老妇们很少离开自己的村子，年轻的小姿娘们也甚少离开自己的家。”菲尔德及其学生在外出宣道时，若去到较远的村庄，或是倾听者希望多听一些宣道的消息时，菲尔德或女传道们便会留下吃晚饭和住宿，更进一步的交流也在此间发生，“女传道们所做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在用餐时间和夜间，在同她们一起吃饭和住宿的女性中完成的”。因此，菲尔德能够与特定的家庭形成稳定乃至亲密无间的关系。女性叙事的特点在于多关注婚姻与家庭生活，尤其是家庭关系的处理、孩子的生育抚养、家庭经济的安排，亦不乏童趣。《中国童话》所收录的40个民间故事，仅是菲尔德在汕头期间搜集到的众多故事中的一小部分，被选入的故事多关涉女性，如聪慧妻子对傻气丈夫的引导、母亲对傻儿子的教育、择偶与订亲。深处闺中的女性藉由民间故事，传达她们的所思所想、持家之道、知识智慧。作为传教士，“拯救中国女性”是菲尔德传教十余年的旨归，她不可避免地带有将其信念普宣广传的愿景，这种愿景之急切尤为体现在其日记中流露出的对部分中国女性的失望中。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童话》所呈现的女性境遇并没有《塔影》所显露的那么令人窒息，相反，民间故事中的女性聪慧机敏，总能巧妙解决困难、跳出窘境。菲尔德在汕头期间，潮汕民间男尊女卑的传统根深蒂固，溺杀女婴的做法甚为普遍，通常家里只留下一个女孩，而且她很可能在家庭需要时变成交换粮食或土地的商品。在此种背景下，《中国童话》聚焦当地女性口头叙事，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百余年前中国一隅的女性们生动鲜活的生活图景，在民间故事搜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更显珍贵。

　　三、“射失之箭”:菲尔德的理想中国女性

　　《中国童话》的扉页致辞为“献给中国女性，从1873年到1889年，她们是我在艰苦工作和应有娱乐中挚爱的伙伴。”女性是菲尔德编撰这本故事集的重要维度，她如实记录了当地女性讲说的民间故事。但颇为特殊的是，秉持如实记录原则并身体力行的菲尔德，却自行创编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故事“射失之箭”，用它将40个故事如串珠般系联起来。这一创编的添笔或招致诟病。从现代民俗学的科学搜集整理角度来看，编者用自己创作的故事将民间故事串联起来，确有画蛇添足之感。然而，若将“射失之箭”置于菲尔德有关中国的著述尤其是《塔影》和《中国一隅》来考察，便能发现，“射失之箭”是为了呈现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和家庭生活，同时集中体现她对中国女性心理的认知，这些认知来自于与菲尔德朝夕相处的诸位女传道的亲身经历。比如，“射失之箭”中，金花在出嫁前对未来婚姻生活的隐忧，其实是许多女子的共同心理阴翳，因为女子出嫁后，她们的幸福通常由婆婆的性情所决定。菲尔德希望中国女性能够接受教育，通过智识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乃至命运，无疑有幻想的成分，但是不涉宣教，没有把希望全然寄托于基督教教义与信仰，这对于菲尔德来说，能跳出己任，当属不易。首先，“射失之箭”映射了汕头当地的生活，当中有诸多来自菲尔德与当地女性交谈的内容，例如，菲尔德培养的女传道陆快将家庭比喻为一只桶，“射失之箭”中则借小男孩之口委婉道来:“一个家庭就像一只桶，为了形成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要在适当的位置上各司其职。桶箍箍住桶板，桶板撑起桶箍，如果任何一个部分失灵，那么这个整体就会七零八落。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依靠他人而存在。”菲尔德以故事嵌套的方式，在“射失之箭”中加入了更多其他叙事，反映汕头民间智慧乃至中国人处世哲学的俗语、谚语，也散见于故事之中。如林雪莹所述，“射失之箭”是菲尔德试图还原故事演述语境的尝试。但同样重要的是，珍珠身上暗含了菲尔德心目中理想中国女性应具备的品质。《中国一隅》似是《中国童话》一书的注脚，许多内容可以联系起来，有的表述也甚为接近，例如，珍珠和金枝在学堂的生活就可以和《学堂与学堂教育》一文联系起来看。此外，1918年史蒂文斯(Helen Norton Stevens)出版的菲尔德传记中也提到，菲尔德自认为其有关中国的书籍中，第二重要的是《中国一隅》。事实上，《中国一隅》所涉社会话题并不多，但菲尔德的论述都尽可能客观、中立，或许因为如此，她认为《中国一隅》更能体现中国人(其实主要是汕头民众)的性格与生活特点。其次，菲尔德借“射失之箭”的故事主人公珍珠，来传递其对中国女性的期待。接受教育、自主择偶、救己助人，是菲尔德寄托于珍珠的三个闪光点。在《中国童话》的背后，其实有着沉痛的中国女性生活背景。《塔影》中的女性是令人怜悯的，而“射失之箭”中的珍珠是具备知识和勇气、拥有浪漫爱情的女子，珍珠的母亲夏夫人也和蔼可亲，凡事尊重珍珠的想法。而且，珍珠父母并无生子弄璋的传统观念，珍珠作为独生女也并未受到任何虐待，其家庭和谐共处、思想开明。珍珠运用自己的智识，通过飞箭传书的方式，试探心上人的想法，尽管中间有插曲，但最终仍然实现了爱情婚姻的圆满结局。收获爱情和美满婚姻的珍珠，与受丈夫打骂、受婆婆欺凌、受环境桎梏的现实汕头女性，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在珍珠的父亲夏先生入狱后，商量对策的是珍珠、夏夫人、外婆和亲戚们;在故事行将结束之时，珍珠和家人帮助金花与松鸡订婚，夏夫人教习金花如何成为一位称职的妻子。女性救援男性、女性帮助女性，“射失之箭”的角色互动关系中，反映的是菲尔德的期愿:希望中国女性不仅能找到真实的自己，还能以己之力帮助同样身处困境的女性和身边的男性们。然而，菲尔德的理想中国女性也有局限，即女性的社会角色没有超出相夫教子的范畴———珍珠和金花最终回归家庭。这与菲尔德的个人经历有无法分割的关系。菲尔德25岁时与好友的哥哥齐考特(Cyrus Chilcott)牧师订婚，1865年乘船从美国前往香港与齐考特完婚。不料，未婚夫在她从美国出发后不久，就已在泰国染病身亡。菲尔德继续前往泰国，成为传教士以继承未婚夫的事业，此后终生未嫁。尽管她一生成就斐然，但菲尔德多次表达，家庭是女性生命的核心，她认为，家庭应是女性生活的重心，成为卓越的母亲是她们获得持久尊重的来源。根据聂利的研究，菲尔德在《塔影》中所呈现的女性是等待救赎的，这一点菲尔德也有自述:“从来没有一群女性，比这些中国女子更需要帮助。”聂利认为，从《塔影》到《中国童话》，所反映的是菲尔德“向西方建构的中国妇女形象的变化”。笔者认为，不能单纯从出版时间先后遽下结论。虽然《中国童话》的出版时间较《塔影》晚，但40个故事的搜集、记录和翻译是菲尔德在汕头传教期间进行的。因此，这些故事反映的是《塔影》中苦难女性的另一面，即彼时的女性日子艰辛不易，但她们口头演述的故事却妙趣横生、充满生活智慧，女性角色达观、坚韧、聪敏，两者共塑了这些女性现实生活/虚拟叙事的立体形貌。同时，不能将《中国童话》的内容简单归一，因为与40个口述录记的故事不同，“射失之箭”是菲尔德脱离如实记录准则、有意虚构的叙事，藉此反映菲尔德理想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如果讨论菲尔德对中国女性形象构建的转变，恐怕只能从她创编的以小姿娘珍珠为中心的“射失之箭”故事中去找寻踪迹。菲尔德对中国的认识有其局限性，但她对中国女性所抱有的情感更多的是同情悯惜和期许。菲尔德一生行走过许多国家，而她最为热爱中国女性。与当地女性的深厚友谊和诚挚助人的心意，促使她在1884至1885年回美休假两年后再度返回汕头，尽管1885年回到中国后，由于身体原因，她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的居留。

　　四、《中国童话》的学术史意义辨析

　　“无心插柳柳成荫”，菲尔德或许未曾想到，在记录下这些民间故事的那一刻，她已经在女性民间口头叙事这个“中国一隅”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末民初正是近代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发轫期，民间故事这一文类吸引了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许多学者的注意。国内较早关注到《中国童话》的赵景深先生是童话研究界的先驱学者之一，1925年，赵景深为《中国童话》撰写书评时仅23岁，褒贬之中，或有偏颇。他对菲尔德的批评主要是从自己的童话观出发，认为菲尔德对趣事、传说、童话的界限分得不清。赵氏早期将童话视为神话的转变与遗存:“研究文学，不能不知道神话，神话是文学的起源，而童话又是从神话里转变下来的。”所以赵氏在评价菲尔德《中国童话》时，那些人们口中较为晚近的生活故事，便不在其“童话”观的领域内:“童话集最多只能把神话、传说、趣事都包进去，像那些发生最迟的‘故事’(没有一点从神话转变下来的痕迹，只是偶然的实事)，我以为只是一种像新闻一般的记录，与民俗学无关。”后来的许多学者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童话搜集史时，都延续了这一批评。事实上，民间口头叙事是菲尔德对这40个故事的唯一定位。菲尔德是一个搜集者而非故事学者，她关注的重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口头演述的故事，至于这些故事中有哪些、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童话”，如何规整分类体例，恐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结合菲尔德的其他著述，她甚少提及“童话”，更多地使用“民间知识”(folk－lore)、“民间故事”(folk－tale)这类说法。即便在当时的学界，对于民间故事和童话等民间散文体叙事文类的分类和内涵定义，也是说法众多，莫衷一是，包括赵景深对童话的理解，也有前后变异模糊不定之处。学界一般认为，直至1913年周作人发表《童话研究》等，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故事学研究的发端。要求一个在此之前20余年的先行故事搜集者在学理上周全明晰，恐怕是过于苛求。菲尔德的故事中，有些具有神奇性、幻想性，有些则是平实的生活故事，书名标题没有使用folktale而使用了fairytale一词，可能如周作人在讨论名词时所说:“至于Fairytale(神仙故事)这名称，虽然英美因其熟习，至今沿用”，菲尔德或许考虑这一词汇在当时的英语世界语境中更为人所知，会吸引更多读者。因此，不妨将《中国童话》一书从童话名实的辩论场中抽离出来，放在民间故事集的论域中看待。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盛期，出于了解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人特点的需要，加之学习汉语于西人而言并非易事，因此，此时传教士群体对中国民俗事象的搜集虽数量可观，但较为零散，且以采集琐细的民俗事象居多，如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记录谚语俗语，出版了《汉语谚语俗语集》(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韦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记录儿歌童谣，分别出版了《北京的歌谣》(Pekinese Rhymes)和《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而菲尔德记录的是故事，仅就民间故事而言，又与皮特曼(Norman H.Pitman)的《中国童话集》(Chinese Fairy Stories)、戴遂良(Léon Wieger)的《近世中国民间故事》(Folk－lore Chinois Moderne)不同，她的故事是亲自从口述中采录下来的。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赵景深、李小峰等人都在努力探索童话的意义范畴和研究路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民俗学方法的童话研究。而在征集民间童话和故事时，赵氏也赞同《妇女杂志》“只求其真实”“希望做到照着农夫村妇的口吻写下来”的理念，菲尔德《中国童话》正好符合这一标准，故赵景深先生虽有上述批评，但仍称扬菲尔德的《中国童话》较皮特曼的《中国童话集》更具价值。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童话》是以英文在国外出版，其对当时故事学界的影响，反不及意大利韦大列以中英文对照或全中文出版的《北京的歌谣》和《中国笑话集》(Chinese Merry Tales)。丁乃通先生对菲尔德《中国童话》一书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影响之评价较为客观:“某些外国民俗学者，如埃德勒·费尔德(Adele Fielde)，在搜集中国民间故事方面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也许还使他们感到了自己的责任。”丁乃通的名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菲尔德的故事集成为重要的来源材料，被丁氏援引作为故事类型例证的故事有28个，涉及36种故事类型。当然，菲尔德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认识也有局限，例如她认为“在中国人的生活安排中，没有浪漫情感的立足之地，导致其故事传说的情感贫乏。”这与其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环境局限和接触面有关，难免以偏概全。此外，作为一个身分多样、身世多舛、思想多元的传教士，受到时代等因素的影响和局限，菲尔德在作品和现实中、在当时或后期有时显露的对中国文化的某些偏见，对中国女性的矛盾情感，乃至有种族主义之嫌的看法，也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另当别论，但我们不应以此否定其在19世纪末在中国民间故事搜集方面做出的贡献。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童话》一书的意义，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清末搜集民间故事的外国人里，菲尔德能够从口头方言中记录故事，还原地方故事口头讲述原貌，而非从古典文献中撷取选编，这是该书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传教士所出版的民间故事集的主要特征，也无意中开创了颇具现代学科意味的田野作业方法之先例。在其故事搜集完成30余年后，歌谣运动的参与者们还在就搜集方法原则讨论纠偏，菲尔德早已付诸实践的现场如实速记、并注意故事讲述语境的作业方法，确实树立了领先的典范;其二，该书在美国出版，为海外了解中国民间叙事的内容和特点提供了一个窗口，与民国初期学者们(如孙毓修等)热衷于迻译“引进”外国童话等相反，菲尔德向国外英语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且是从民众口头中搜集而来的第一手故事;其三，菲尔德以自撰故事串联多种民间叙事，这种通过民间叙事的摹写、创编，以达成整合知识、寄托期许、增加读趣等多重目标的手法，在对民间文学资源利用方面，颇具超前意义;其四，身为异国女性，克服生活环境的重重困难，致力于搜集女性民间口头叙事，发掘中国传统中下层女性群体的“缄默知识”，菲尔德应当是前无古人的第一位。在中国民间故事搜集史、学术史上，应当有菲尔德《中国童话》的一席之地。

　　原文刊载于《文化遗产 》2022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