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文化资本的提炼与积累是民族进行文化话语表述和建构文化话语权的基础。城市艺术节可以在当代节日场域中，完成从文化资本积累到话语权建构这一连续的过程。在城市艺术节场域中解读此过程，将为我国在学术领域解决文化艺术本土化与现代性的转化问题提供有效的着力点，从而为解读如何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艺术对话新秩序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文化资本; 文化话语权; 艺术节场域;

　　城市艺术节作为全球化城市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得到了公共领域的关注和追捧。各种主题形式的城市艺术节层出不穷，但研究者辨析和阐释其节日属性和功能的工作开展得还远远不够。面对这一现实，应对其在现阶段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分析，以促进将城市艺术节置于民族文化全景中加以明确和发展。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为城市艺术节的理论建构开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其中提出的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模型，对分析城市艺术节建构文化话语权等方面多有裨益。文化在进入艺术节场域的同时便被强化了其资本的属性，文化资本是城市举办艺术节的根基，它在城市艺术节中能够得以较充分地创造和积累；文化话语权是城市艺术节必须大量创造与占有的权力，向内是城市艺术节能赋予节日参与者或作品的最主要的权力，向外是形成跨区域文化间互为阐释、形成对话关系的保障。本文将试图辨明城市艺术节对文化资本积累和话语权建构能起到卓有成效的助推作用。

　　一、城市文化资本：被客体化的历史性积累

　　由于城市形成过程和结构属性相较于自然村落或乡镇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城市往往缺乏富有根性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本是区域快速城市化发展中的软肋，文化资本的历史连续性、地方性等都会有所欠缺，而以艺术为主题的节日恰恰可以弥补这些欠缺。城市创造文化资本需要经历的是通过各种积极的举措对文化进行客体化积累的过程。城市艺术节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实现文化资本的创造与积累。

　　从城市艺术节的内容结构来看，艺术的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已知的再现，更是对未知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期许，其中包含的对现代性的认识与再造行为，都对城市文化资本积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在城市语境中，艺术作品和艺术传统需要不断被艺术家利用来勇敢尝试新的实验，阐述艺术与城市时空的逻辑关联，由点及面，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城市文化艺术内核，从而形成对城市文化艺术资本的创造与积累。所以，艺术节场域可以创造让城市文化得以沉淀、激活并形成历史性积累的节日模式。艺术节场域使得城市文化在特定的场域结构中被客体化对待。

　　从城市艺术节的举办过程来看，城市对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历史性的。举办城市艺术节不应是偶发的社会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积累过程。城市可以在举办的每一届艺术节中，汇聚文化元素、总结经验、积累文化认知、塑造文化形象、书写城市文化的历史。例如，乌镇戏剧节自2013年开始，主题分别为“化”“承”“明”“眺”“容”“茂”“涌”。每年围绕主题，戏剧节的内容都会相应有所调整，形成了对城镇文化形象连续性的书写脉络。所以，城市文化需要在连贯的艺术节概念中被抽象出来并加以明确，它可以通过艺术节场域被施加到具体的事项(含事件，包括场域中的行动者及行为、文化活动、文化符号、文化艺术作品、文化权力关系等)中，并成为城市艺术节的集中表现对象或文化情境。

　　从城市艺术节的受众来看，城市艺术节场域中的行动者是文化资本的承载和创造者，亦是文化话语权的争夺者。艺术节场域赋予了行动者创造、使用与交流文化资本的权力与义务，同样，也将必要的文化资本传输给了行动者，增大了文化资本的体量，加速了文化资本的流动。艺术节场域赋予行动者以城市文化的印记，使得城市文化在人们争夺资本权力的过程中深入人心，并且在行动者身上得以储存。所以，城市艺术节场域可以将差异化的或模糊的城市文化，具体(象)到场域中的行动者身上，促使行动者在差异性中寻求内在的统一，以行动者为载体继承和书写城市文化历史。这是通过艺术节将城市文化资本客体化的又一重要方式。

　　所以，城市艺术节的特殊节日属性决定了其对文化资本的巨大创造和积累能力。它进行文化积累的方式是多元而有效的，值得更多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它可以通过场域内的资本间转换来实现文化资本积累。

　　二、场域资本结构转型与文化话语权争夺

　　场域中资本具有可传递性，不同资本类型之间具有可转换性。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资本转换是个横向流动的必然过程。城市艺术节中存在着丰富的资本类型，其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体量和影响力占主导。资本的历史性积累意味着扩大资本总量，而资本间转换是在当下资本总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来分析的。资本在场域中的相互转换是场域中资本流动与权力结构改变的先决条件。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所以当这种劳动在个体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其集合占有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以具体的或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1个人或团体可以通过个体(劳动)进入集体的方式来创造或占有资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城市艺术节场域的组织形式表现了文化艺术进入场域并实现资本化，以及资本间转换形成的积累过程。

　　城市艺术节场域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间的转换流动过程，实现的是不同资本的平衡与发展，并将促使城市资本结构转型。在城市建设中，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逐步平衡，将更有益于城市文化话语权的持有。“资本的不同类型的可转换性，是构成某些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在社会空间占据地位的再生产)。这些转换及从转换工作的角度和(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特定状态下)转换自身固有的损失的角度来看，是代价最小的。”2所以，资本积累和资本转换共同形成的是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今城市艺术节正逐渐成为地区或国家软实力营销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城市艺术节场域中，资本间的转换往往是为争夺更多的文化话语权而采取的策略。

　　(一)争夺文化话语权的现实意义

　　字面上理解的文化话语权是以语言为中介实现目标的一种权力，有时候也可以被狭义地理解为发言权。但广义上讲，文化话语权其实是以特定文化价值观为基础，以有效的体制机制或规则为平台，使得外界在充分而有效的交流中，能够了解进而理解并自愿帮助文化主体呈现的一种权力。文化话语权的最大优势在于，它通过文化艺术的方式产生影响力和感染力，所以它是能够处于统领地位的、能够影响人们思想的力量。

　　城市艺术节场域中，针对文化话语权产生的争夺意识、采取的策略和开展的行为，存在于各种不同层面的关系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组织之间、群体组织之间、群体组织与权威机构之间、个人与权威机构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等等，都存在着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而进行争夺的前提在于内部资本的积累和资本间的转换强度和程度。比如，场域中的一部分行动者认为，“谁拥有庞大的市场资源，谁就拥有消费资本的主导性和话语权，消费可转化为生产的指向与产业的规模，主导着资本的存量与流量，形成资本与市场的交换能量与组织系统”3。所以，他们坚持通过对市场的占有率来支配艺术节场域中的资本走向，从而获得利润以及控制场域资本结构的话语权。而对于大多自由参与艺术节的行动者而言，艺术节场域使人们直接或间接地花费了经济资本，但是这种对经济资本的投入并不一定是等价交换的，而更可以作为是人们在场域中投资了一种特别的能力和一种可以后天获得的性情，而由此产生的收益就是获得并维护这种能力和性情。特别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性情本身就是这个场域资本的组成部分。投入、转换、获得更多的资本，也就意味着在艺术节场域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二)艺术节场域中的文化话语权争夺行为

　　1.艺术节场域内部的文化话语权争夺

　　资本占有与权力争夺是艺术节场域存在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持续革命的逻辑是艺术节场域的运行规律。在艺术节场域内，文化创造者持有象征性权力。在艺术范畴内，大多数的艺术样态是被少数人研究、识别过后呈现出来的即时成果，选择、创造的主动权多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因为，在当代人们接受、欣赏一种艺术成品的时候，往往并不清楚它是如何发生、发展而来的，对艺术符号的识别与理解程度也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因技能带来的区隔使得大众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也会变得更简单和粗暴，例如借助消费购买的方式占有。但是，城市艺术节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城市艺术节中更多参与者的互动、发声甚至参与创造，是对文化话语权的关注和占有行为。当然，城市艺术节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评奖、选拔机制、投资赞助等策略，也是一种创造争夺文化话语权条件的形式。场域中的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旨在维持或变更场域中的力量构型，而艺术节场域中对资本的利用和再创造正存在于争夺的过程和结果中。

　　2.对艺术节场域外部的文化话语权争夺

　　首先，艺术节场域在城市空间中进行的宣传与动员，是在场域外部获得文化话语权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我国艺术节的宣传渠道主要是以电视、报纸、网站、手机及户外物理宣传作为主要推广途径，宣传效果明显，传播范围广泛，其模式和手段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历年翻新。例如，围绕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重点活动，山东省中国艺术节筹委会累计组织了90余次集中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近20场。中央、省直主要新闻媒体在重要位置、重要版面、重要栏目播发大量重头稿件，对“十艺节”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报道。“十艺节”筹办期间，境内外媒体原创和转载有关报道达9万多篇次，百度搜索结果超过303万条4。有效的宣传方式有利于点燃社会各界参与支持艺术节的热情，唤起公众对艺术节的关注和认可，在为艺术节创造强有力的舆论支持的同时，也使其在公众间占有了文化话语权。

　　其次，城市艺术节场域使得地方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得以并置。在当下，制约文化话语权形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地方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被区分对待，即往往会出现自己的文化资源却成了他人的文化资本的情况。这就造成了他人在消费我们的文化资源的情况。“如果文化资源是我们的，文化资本是他者的，是知识资本产业组织系统的自主创新与创新要素输在了起跑线上；如果市场资源是我们的，消费资本是他者的，是消费资本组织产业系统的自主创新与创新要素输在了起跑线上。”5现如今，从大中型艺术节的演出交易会上就可发现，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贸易逆差，文化引进的多、输出的少。这是一个今后在城市艺术节场域作用下需要且可以扭转的局面。艺术节场域具有将本土文化资源和资本得到并置的条件和能力，因为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是艺术节场域得以形成的基础，亦是行动者在场域内发挥作用的条件。所以，城市艺术节需要努力加大对优秀文化产品的交易和输出，在引进国外经典的同时，更应注重把优秀文化推荐到国外，减少我国的文化贸易逆差。通过城市艺术节的组织方式，将地方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并置的优势就可以凸显出来，而邀请的外部文化资本也能够被清晰区别开来，以构筑具有丰富地方性知识的节日场域，从而实现对文化话语权的充分占有。

　　最后，城市艺术节场域是国际社会中非正式的外交渠道。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交往不仅通过政治外交渠道实现，更多的是由非正式的外交渠道进行沟通与交流，例如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而这些非正式渠道才是国家或民族主体间实现文化认知与建构的主要途径。多数城市艺术节场域选择以世界文化艺术交流为目标，建构的就是国家间交流与往来的非正式的外交渠道。这个渠道以国家通过艺术节场域建立的属于自己的话语平台为基础，由在文化艺术领域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实现。

　　(三)艺术节场域形成文化集权资本及特殊权力

　　当然，有一种对文化话语权占有的极端形式是，艺术节场域容易在城市文化艺术发展中形成类似于垄断形式的场域。布迪厄在分析国家资本垄断时阐释道，城市对于不同资本的集中化过程相伴而生的就是相应的不同而多样的场域的兴起和巩固，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特定资本，准确地说就是中央集权资本(Statist Capital)。布迪厄对国家资本垄断展开的理论架构可以借用到艺术节场域可能产生的对城市文化资本构成的文化中央集权资本的分析上。艺术节场域能够对城市复杂而多样的资本进行整合，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就是由艺术节场域产生的文化集权资本(除了文化资本的集中外，还包括与文化所有相关的资本，例如文化制度资本、文化关注度资本、文化市场资本等的集中),这种资本通过在场域中的积累，可以使得权力者(包括权力组织)对不同的资本，特别是文化资本和文化市场资本的流通与再生产施展权力。城市文化集权资本拥有巨大潜力所产生的吸引力，远远超出其他类型资本。它作为一种元资本，可以对其他不同类型的、场域内甚至是场域外的资本及结构(例如转换比率)实施支配权力，由此这种元资本确定了艺术节场域对城市文化资本拥有的特殊权力，即文化集权资本的权力。占有这种资本，可以赋权给场域中的行动者，亦包括文化话语权。

　　三、新型文化话语主体关系形成与多元话语权并置

　　(一)公众文化话语权：新型文化话语主体形成

　　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就需要尽可能让公众成为国家文化资本的主要载体和文化形象的移动主体。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到：“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6对公众文化话语权的树立，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赋权理念的根本体现。

　　城市艺术节面向公众的组织形式，意味着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融。一般而言，文化话语主体普遍以与文化相关的专业人士为主，他们主导着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城市艺术节场域中，除了专业人士以外，公众作为新兴公共文化的话语主体而存在。普罗大众形成了对文化话语权的分散。城市艺术节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文化艺术的创作中，使大家都可以分享集体的文化成果，创造集体的文化资本。另外，公众在城市艺术节场域中发声，也丰富了场域内文化话语主体的差异性，为形成多元的文化对话模式提供了支持。新型文化话语主体的产生，让公众占有一定的文化话语权，使得不同主体之间可以在经验感知意识上相互解释，促进不同主体的相互认知，促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和谐氛围。

　　(二)建立文化话语新秩序：多元文化对话

　　1.以人气为本

　　城市艺术节作为集体性的艺术节庆活动，人气是支撑其发展的动力。人多且杂的地方才会有“声音”,才能发现更多的问题，才能促成更多的对话，才能形成更多的思考与交流，才能更充分地使市场商机凸显，等等，益处良多。2013年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艺术总监刘文国在被采访问及有关上海国际艺术节大众化理念时表示：“面向大众确实是上海国际艺术节始终坚持的理念。因为文化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群众来分享。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平民文化；无论是传统经典，还是先锋探索，任何艺术都要找到自己的知音。上海国际艺术节在成为融汇中西、沟通海内外的国际艺术交流大舞台的同时，也通过平民票价、街头巡演、艺术家进社区等一系列惠民举措，建立了艺术和百姓之间牢固的联系，为大众搭建了亲近艺术、享受艺术的平台。以不断的创新向艺术节‘参与人群层次全覆盖’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7。参与人群层次的全覆盖，是时代文化发展赋予城市艺术节的使命，只有做到全覆盖，才能聚拢人气，城市艺术节才能真正为建立文化话语新秩序产生作用。

　　2.以文化的多元共存为理念

　　城市艺术节场域以文化的多元共存为基本理念，允许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甚至可以将存在争议的文化艺术形式也囊括在内。例如黎巴嫩布鲁特阿尔伯斯坦国际艺术节近20余年的节日主题，基本都加入了全世界不同的地名(如下表),以地理位置划分文化艺术类，在横向对比中开展文化互动交流。该艺术节在同一个城市，用了多年的时间，充分对各种时兴的文化艺术理念或者异域文化艺术进行实践与探索，形成了文化多元共存的理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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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形成多元文化对话模式

　　城市艺术节场域形成的是针对话语对话的开放性空间。一种文化具有其特定的结构和价值观，文化在发声的时候是对自我文化观念和价值的表达，这种表达是在形成对话的模式中实现的。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为了阐述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本概念，提出了“对话理论”,他把对话看作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在巴赫金看来，人们的话语总是对某种观点或价值观的表达，但这种表达可以在人与人的对话过程中实现其功能。各种差异化的声音通过对话的形式，构成的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张力的复合体。对一个人如此，文化与文化之间也如此。民族文化在对话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和形成差异化的张力。当今世界上100余个记录在案的艺术节是各地域文化的代表，也是差异化文化的载体。他们用文化艺术交流互动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整个世界形成了由艺术节构成的公共对话空间，各种文化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的是多元文化对话的格局，同时建构的是世界文化交流与对话、文化资本与文化话语权争夺的场域。所以，多元文化对话模式，被纳入到了正在自主化的艺术节场域的逻辑之中，并且证明着遵守场域秩序的要求的有效性。

　　(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话语权

　　一直以来，文化资本被不平衡分配的结果，即是形成了公众针对文化艺术产生的区隔。城市艺术节场域打破了由文化资本分配不均产生的群体划分关系，它形成的文化艺术共享模式以及其对政治、经济、生态、社会生活等方面所起到的调和作用，对城市权力关系结构具有重构的意义。艺术节场域对城市社会群体关系重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公众文化话语权的建构。

　　对话语权的占有是思想领导权得以实践的路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与早期领袖之一葛兰西在监狱中撰写的《狱中札记》,对无产阶级通过何种方式争取“文化领导权”即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讨论。葛兰西从20世纪20、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强调了社会中的文化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夺取真正领导权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了大众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是文化领导权获取的主要途径。不能片面地认识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并不能仅指一方对另一方的教育与争取，文化领导权存在于相对的位置关系中。“在我国，中国特色博弈的时代，谁掌握了先进文化，掌握了文化真理，谁也就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8。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在城市艺术节场域中就是要让公众一起讲好中国文化艺术的“故事”,而艺术节场域是公众共同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的集中式场域，它有助于在国家公共空间中最大程度上动员社会文化资本力量，共同编织、讲述中国故事。

　　城市艺术节场域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公众话语权方面，具体表现为“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并存。在此场域中，公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和执行力获得文化话语权等权力。文化艺术生产者在艺术节场域中可以不通过来自公众区隔产生的绝对的压制与被压制关系而获得收益。

　　1.城市艺术节贯彻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民本思想使中国人更易于建构属于公众的文化话语权。城市艺术节发生于城市公共空间中，这些公共空间也将城市生活空间囊括进来，在美化生活环境的同时为公众提供了更开放、更便利地参与到城市文化发展与建设中的机会。另外，艺术节在活动题材、内容上，比起其他单打独斗的文化艺术活动，更注重贴近公众社会生活，题材更接地气。城市艺术节中的群众文化活动、惠民活动、各种免费便民措施，都为贯彻民本思想作出了贡献。城市艺术节场域中的现实表明，其具有贯彻民本思想的条件和能力，使得文化建设真正将群众的自主选择和实践智慧囊括在内。艺术节允许更多的人发声，从而动员起最广大群众的文化艺术思考和文化艺术实践行为，与此同时，也将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发展面貌较为全面地展示给世界。

　　2.城市艺术节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话语权的形成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文化是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社会意识形态相结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以进入到其他社会组织形式中的重要载体。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充分综合的文化理论体系，但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中，还是有不少研究者试图总结马克思文化理论的话语逻辑：“其现实前提与可能基础是现实的人与现实生活实践活动的统一性；实践旨趣或主题在于文化自觉与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等核心价值目标及其现实化路径的探寻；逻辑路径与方法论则是基于‘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相结合的社会总体性批判。”9就人与实践活动的统一性、“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相结合的社会总体性批判、对人的自由解放等核心价值目标实现路径的探寻这三点，都可以在城市艺术节场域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

　　在当代，城市艺术节可以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话语权的形成。艺术节场域受制于权力场域，国家意识形态可以在城市艺术节场域中实现其作用。另外，城市艺术节场域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可以强化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化引导和舆论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被引导产生的。城市艺术节通过文化艺术活动柔和的表达方式，可以使公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坚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公众对文化艺术的共享与参与中，获得社会普遍认同的效果。

　　3.城市艺术节场域关于文化意识形态建设

　　城市艺术节为形成成熟的文化意识形态提供便利。文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于文化立国的一个基本问题。进入21世纪后，文化不仅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部分，还有成为城市结构核心的趋势。但是，不少城市中的人对作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核心的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认识是不足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曾说，不要惧怕中国崛起，因为中国没有内容生产的话语权，没有文化输出的内容生产基础。她认为中国不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与内容生产的创新基础，那么就是一个无声的国家，因而是不会崛起的10。虽然对此观点不敢苟同，但由此可见，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与以内容生产为主的文化领土的扩展息息相关，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任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失败，都将导致文化的空心化与内容生产的精神枯竭”10。中国要在全球化的复杂性中获得建设自己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动性，就必须依靠像城市艺术节这样的公共性场域，在重构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国家体系方面采取措施，将内容生产的话语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4.后艺术节效应服务大众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筹委会提出了“后十艺节”效应，点出了城市艺术节之于当代社会发展应产生长效机制，持续性地为地方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基点、空间和助力，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长期战略目标。艺术节不仅仅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短时间内的社会事件，它更激发了人们努力建设文化生活环境的意识，培养了城市文化环境建设的惯性，明确了城市文化话语权力的关键性作用，政府以及整个社会都需要继承性地延续艺术节带给城市文化艺术发展的作用。

　　总之，从以上对城市艺术节文化资本积累与话语权建构的分析不难看出，城市艺术节所发挥的持续性的时代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容小觑。城市艺术节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多元性、前瞻性和延展引领性，是有效汇集、创造、积累文化资本的场域，且在此基础上，它还可以成为开展创造、争夺、明确文化话语权的场所。城市艺术节对文化资本积累和话语权建构发挥的作用值得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作者简介： 刘晓，女，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城市艺术节研究、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管理。;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艺术节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CZW05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7)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理论学刊》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