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 世纪 30 年代，文艺工具性理论应时代要求而生，该理论强调文艺的工具性体现在对最广大人群的文化作用上，而这种文化作用是在人群对文艺的参与过程中产生的。现今，文艺工具性理论对文化艺术发展的现实仍具有指导性作用。要真正发挥文化艺术对社会的实际功能，就需要群体在对文化艺术的交流、互动中赋予文化艺术鲜活的发展动力。当代城市艺术节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是使文化艺术兴盛的新起点。以集体带个人、以群众文化带个体的艺术创造，将会对文化大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国际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举办至今， 依托地域文化特色积极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艺术展演活动， 由此促成的艺术与人近距离的接触，为人们对文艺生活形成普遍的、近距离的感知、认同与参与提供了切实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发挥文艺工具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城市艺术节; 文艺工具性; 群众文化活动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保证，让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得到更有效的保存以及持续的发展，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注意的关键点。对此有人认为文艺如果要发挥真正的现实作用，就需要让文化精英的异军突起带动整个文艺发展的节奏; 也有人认为文艺需要由市场进行筛选，应尊重文化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标准; 亦有人认为文艺的生存必须有国家资金与政策的支持和有力调控; 更有人本着悲观论的态度认为文化艺术创作已经到了辞旧迎新的阶段。但事实表明，以上观点对于民族文化艺术自身的良性发展是不怎么适用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里，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文化产业”概念深入人心。各地方将原有的传统文化资本与当代先进的艺术展演方式相结合，组织了会展、集市、论坛、文艺演出、交易会、文化艺术节等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当地文化形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艺术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较普遍的问题。例如，对地方传统文化的理解片面化，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甚至是破坏性的，办活动过于形式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地方文化、艺术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健康发展。

　　我们应该对发现更有利于保护与发展文化艺术道路的话题展开讨论。城市艺术节作为当代城市现代节日的代表，在发挥文艺工具性对现实的意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兴起的城市艺术节，例如中国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将艺术展演形式与节日庆典概念进行组合，以其开放的视野、综合的主题、灵活的展演形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得到普遍关注，它可以为人们寻找对文化艺术进行有效保护与发展的出路提供参考依据。

　　一、文艺工具性是对文艺现实性展开理论实践的成果

　　从1930年开始，关于文艺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就被争论不休。这个问题时刻提醒着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文化艺术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要时刻对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看待文化艺术发展进行及时的反思。我党老一代文艺理论家周扬早期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把文艺看成是政治的一定形式，认为文艺与政治目的紧密相连。1933年5月，周扬发表的《文学的真实性》毫不掩饰地喊出了这一口号：“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942年5月，延安文艺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方向性问题。《讲话》正式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等明确的文艺政策，并在周扬的理论基础上纠正了文艺服务的对象，为根据地文艺建设铺平了道路，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的核心文艺政策。当然，1942 年《讲话》的发表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讲话》是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战时期，毛泽东作为领导人，从群体的立场和实际出发，通过对根据地各种文艺现象的观察、审视而得出的结论。他试图通过集中文艺界力量的方式，提倡人们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与现实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文艺创作，从而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战救国宣传，具有鲜明的统战性质。因此，其文艺观必然要突出政治同文艺的关系以及政治对文艺的要求。这一应现实需求创造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观，相对忽视了对文艺规律的探讨，将反映工农兵的文化生活等同于反映真实生活，将文艺“服务于人民”和“服务于政治”二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必然联系。所以，当时国家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观的理解，是以政治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对各种文艺形式的相对刻意创造。在当代，群众对于文艺的需求和理解要远远超出政治这个范围。

　　现在看来，文艺的工具性不是某种社会或历史力量外加于文艺的特点，而是文艺在人的本体论上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相连的固有属性。在笔者看来，文艺的工具性可以被理解为在对文艺现实性展开理论实践的过程中得出的成果。所以，对于“如何看待文艺”的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文艺是什么、为什么的层面上，更多的应落脚在文艺怎样更好地服务现实的问题上，也即是说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文艺服务的主体、对象和立场是什么，更关乎文艺是在什么情景、什么条件下发生，并且更实际、有效地服务现实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路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文艺的作用即对文艺工具性的重新理解和阐述，关乎社会文艺建设与发展的整体努力方向。文艺如何做到为人民服务，现在看来已经到了可以达成阶段性共识的时候了，即组织能够让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的文艺活动才能真正服务于人民，文艺的参与性集中体现了文艺工具性的现实意义，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找到合适的发生点。

　　二、作为集体性行为的艺术审美活动

　　艺术对于现实发挥着真实的功能。“美的本体论功能在于它沟通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2]不能否认，对美的追求，历来是作为人们在具有理性基础上的感性需要而存在的。大众本身就具有参与到艺术体验中的原发动力。人们对于艺术的欣赏是一种相遇，是观者与作者、观者与作品、观者与观者在交流中的邂逅。当谈到艺术的时候，人们会习惯性地将“艺术”同“美”画上等号，即使是一时无法被理解和接受，或是以丑的形式表达出美的概念的艺术作品，参观者也会根据既有经验试图从中找到美的意味，否则即会认为它不属于艺术的范畴。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能被冠以“美”的标签，所以这些艺术作品仍然等待着不一样的评价声音和历史的检验。所以，艺术中的“美”与现实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立或相辅相成的关系，更在于艺术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理想覆盖到了现实的体验之上，而成为人们对现实的一种可欣然接受的理解途径。

　　现如今，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影响着人们看待艺术的态度，那就是艺术被普遍认为是存在于艺术创作者、艺术工作者、艺术批评家等小范围内的“奢侈品”，与多数人的工作生活之间存在距离，所以艺术成了少数人特权的象征和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对象。诚然， 黑格尔对艺术消逝性的论述提醒我们，现代艺术不会再像在古希腊世界和它所描绘的神性世界中那样，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却可以得到不言而喻的理解，不再具有被人们膜拜的神性的艺术本身却具有了不确定性的特征。艺术作品的指向性变得越来越模糊，艺术的现实意义被很多人认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同时， 艺术创作也从过去的团队合作形式中脱离出来，更多地成为以个人为创作单位的单一化行为。艺术作品成为个人意志的形式化的具现，这样的形式化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手法的极端化上，例如画作里随意的线条和夸张的用色使人们难以理解，更体现在对自我意识有意的相对极端的扭曲和变异中，例如舞台上令人不舒服的言语或者暴露的着装，它们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却构成了人们看不懂的艺术作品。由此反映出作为相对保守的符号化的传统艺术表达形式与现代艺术家的挑衅行为分裂，导致了艺术作品与审美性的脱离。这对希望用生活经验和自我领会力来理解艺术作品本身的观者来说，产生的只能是被艺术的怪诞冲击后的排斥。在这样的艺术作品中有两样东西是相互背离的，即人们具有的历史性的传统意识和现代艺术家的艺术思想追求相背离。我们要克服这样的背离。

　　克服上述艺术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的背离的有效方法是：努力构建集体性的审美经验互动方式。人们都有对比和评判现实的习惯，都倾向于通过选择与互动参与到集体生活中，而集体性行为对审美经验的产生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理解一部艺术作品本身意义的过程并不能作为人们欣赏它的根本目的，欣赏艺术作品的目的还应在于创作者、接受者在不同的情境中寻找它的“真实意义”，而要寻找艺术的“真实意义”，就要求人们将对美的体验运用到集体性的交流中，在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对艺术的感性认知。由此，艺术的“真实意义”才能在现实中得以补充甚至升华。

　　三、艺术节是发挥文艺工具性现实意义的有效途径

　　(一) 节日庆典的社会功能转型

　　节日庆典不仅是人们生活中具有标志性的特殊时间，它更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节奏、行为规范和思维情感。中国的节日富有深厚的历史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历史脉络中，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逐渐形成、潜移默化的，各种节日观念通过相对稳定的过节形式，慢慢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塑造了人们对历史、传统知识、意识观念深层次的认同感。

　　传统节日对于现代人而言，产生的是当代人与前人一脉相承的心理机制。“节庆就是一个被赋予了特别意义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人们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意义、体验时光；它产生于先民对宇宙神圣懵懂混沌的感悟，与时令交替和宗教信仰有着内在的关联。单就中国而言，节庆’可以说是时令与神圣崇拜交织而生的产物。”[3]人类最早在传统节日中形成的风俗活动同原始崇拜、风俗禁忌相关，宗教对传统节日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和影响。所以，传统节日往往有协调人与其他外界关系的作用，它调节的是人与人、人与天、人与神怪的关系，人们更注重在传统节日当天与天、神进行沟通，其普泛意义上的仪式和禁忌，是人们不言自明的文化隐密。然而，如今当传统节日的宗教色彩慢慢褪去之后，尤其是在发达城市里，现代节日对城市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节日之于传统节日最大的不同是，它更多的是以娱乐消费为主题，处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植树节、劳动节、建军节等。现代节庆文化不再是有着严格结构和明确神圣性隐喻的集体活动，它从农村来到城市， 从宗教、王权回归到民间，由崇高归于平凡，甚至摆脱了各类传统节日形式而造就了城市人们在闲暇时间中进行消遣的特殊节日空间。

　　(二) 节日与文艺的关系

　　自古节日庆典与文化艺术展演密切相关。不论何时，人们都倾向于用艺术的方式抒发对节日、对生活的态度。在传统节日里，过去人们在节日仪式上载歌载舞娱神，剪窗花、贴对联、做花馒头等，形成了富有代表性的节日艺术习俗；现在人们欢聚一堂观看电视晚会，欣赏灯会、扭秧歌、踩高跷，等等，形成了新的渡过传统节日的艺术方式。而现代节日更充斥着关于文化艺术展演的丰富内容，电影、音乐会、话剧、文艺晚会、嘉年华活动等各类与节日相配套的文化艺术活动层出不穷，人们为了过现代节日而参与到各种文化艺术事件中，以此寻找节日的现实意义。节庆的精神内涵与内容形式本身就具有让人们参与共享的内在诉求，文化艺术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使节庆文化得以共享的有效方式。所以，节日庆典是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发挥文艺工具性的有效途径，它为文艺的大众化表达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三）城市艺术节的发展现状

　　近30年间，基于节日与艺术间不可割裂的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文化场所、文化设施相对完善的一线城市，出现了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艺术节， 这些艺术节对地方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国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毛泽东文学艺术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它们都在打造民族节庆文化品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地方知名度、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起到了开放性的促进作用。各地方开展的城市艺术节，无疑成为当地文化、经济发展以及树立地方形象的强大助力，同时也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但是，城市艺术节发展至今，也同其他现代节日一样，被错误地作为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捷径，文艺的工具性被狭隘地对待。过去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 是一段时期内文化发展转型过渡过程中的基本模式，但是，文化再作为发展经济的附属品而存在，就会造成今后发展的瓶颈。城市艺术节庆活动成为地方文化发展普遍面临的重负和尴尬。随着国家对地方艺术节投入的逐年增加，多数艺术节的影响力却逐年递减，以艺术节为代表的现代节日庆典成了为满足外来者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心理而刻意制造、拼凑出的民俗文化景观。节庆的形式同质化、关注参与度低、缺乏群众基础、刻意模仿和讲究排场的势头日盛等问题突出，使得在中国一时兴起了以节庆为幌子的文化霸权。所以，如今既然文化艺术作为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关键已然取得共识，那么人们就应该转换思想，强调“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新理念，找好主次，才能更有效地保证经济与文化的齐头并进。

　　四、城市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阐释文艺工具性的现实意义

　　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符号，不仅是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艺术性表达，还是人们生活质量、精神面貌、群体风气的直接体现，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标志。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陈圣来先生曾这样评价过艺术节：“艺术节就是一场精神聚餐，情感集会，愉悦分享，品位追求。艺术节是一个城市的集会与狂欢，通过艺术节这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融合整个城市的各种元素，调动和焕发城市各个层面的光彩，丰富与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内涵，使城市更具吸引力和包容性。”[4]这句话点出了文化艺术节是城市中以文化艺术为对象、具有集体参与性特点的节日形式。所以，在艺术节的话语体系中，文化、艺术不仅是供市场开发用来提升经济效益的工具，更应该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满足大众主观的需求，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艺术的创造与共享过程中，这是艺术工具性的现实意义的集中表达。

　　城市因其开阔的视野、完善的硬件设施、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而成为促进文化艺术发展的有效场所，它为艺术节的举办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与空间。上海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大都市， 在促进都市文化、艺术发展方面表现出了极为突出的一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自1999 年起至今已举办了17届，它被定义为我国最高规格的对外文化交流节庆活动之一，成为全民参与文化、艺术创作的舞台。其中，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活动(简称群文活动)，与专业性较强的艺术节其他组成部分不同，群文活动以全民参与为主要组织形式，秉承“人人参与艺术节，人人享受艺术节”的活动宗旨，一直延续至今，在动员大众积极参与艺术节、促进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文化艺术共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文化艺术不仅仅是文化精英、艺术家彰显自我思想与魅力的专属工具，同时也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城市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作为艺术与节日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了解和促进社会群体文化、情感和审美需求的最便捷、有效的途径。群文活动覆盖了上海的各种社区、市民家门口的广场、公园、校园、绿地、剧场、文化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外来务工人员工作和生活的集聚地等公共场所，百余项各类型的文化艺术活动轮番上演，其中包括主题诗歌征集朗诵会、市民艺术大展、城市文化广场展演、城市民族民俗民间博览会、农民工欢乐节、主题故事创作讲演大赛、基层特色文化大展示、优秀群文原创节目展演等，还会邀请世界各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优秀民间文化资源与本市团队同台展示交流。群文活动将人与城市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用文艺的形式表现文化的力量， 让大众成为文艺创造、文艺表现以及文艺享受的主体， 使人们在参与中实现深切的艺术价值享受。城市艺术节群文活动作为社会集体性的文化艺术类事件， 对于文艺工具性的现实意义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群文活动有利于突出人们在集体性活动中的主体意识

　　艺术节集中展演的艺术作品和文化活动来源于并且镶嵌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与文艺工具性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一致的。城市通过组织艺术节群文活动， 不仅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艺术欣赏和创作中来，更是要通过此种方式培养人们参与艺术审美创作的主体意识。通过群文活动，文艺欣赏已经不仅仅是“富人的聚会”，而是变成了城市居民都可以参与的集体场所。在这个场所里，艺术家结合城市生活经验进行创作与分享，观众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并最大程度地获得参与艺术交流的机会。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将文化艺术创作与交流的权力分享给了更多的人，充分发挥了文艺工具性之于现实的意义。

　　（二）群文活动有利于人们在文艺展演中“辨识”自我

　　文艺创造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是以服务人的生活和表现人的主体性为主，在于解放人的思维。文艺的工具价值是艺术生产所创造的人的精神财富和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形态，始终指向人的自由解放之终极目的。通过节日对人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理论知识等进行解释，有利于使人们产生自我认知与集体认知的效果。人主体性的自由彰显才是现在文艺创作的主题。所以，通过举办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解放人们的思想，打破观念的束缚，共同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去，从文化接受者转化到文化参与创造者的位置上，形成全民文化动员，这是以一种可持续的姿态来进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力途径，对于文化保护与传承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三) 群文活动有利于人们对城市文化内涵进行解读

　　不同的历史阶段，文艺总是在宗教目的、道德目的、政治目的以及市场商业目的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工具性。“工具”理论看似具有一定的功利倾向，但却应该得到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对待，文艺的“工具”作用不能与现实的发展方向相背离。节庆活动作为集体记忆的衍生物和创造者，对地方性历史、文化遗产起到的是传承、解读与再现的作用。著名人类学家吉尔兹曾指出：“关于艺术的讨论不应仅限于技术层面或仅与技术有关的精神层面上，它更重要的是大量融汇地导入和其他人类意图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着力维系的经验模式上。”[5]所以，当艺术节发生在城市中时，它就不可避免地对这个城市具有解读意义，它体现的是地方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文化要素的集中呈现，它是与特定的生活范式相协调的。群众文化活动中的创作者、表演者、节日组织者有选择性的创造，映射出的就是他们对当地历史、文化环境的理解，艺术节的地方性特色是地方文化发展的活力点与契机。

　　五、结语

　　从文艺的政治工具说向开放的文艺工具理论观的转向是历史的必然过程，它符合文艺理论发展的根本需要。新的文艺工具理论的现实意义将落脚在对文化艺术的集体性参与模式上，而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同时，这也向今后文艺理论的具体定位及操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挑战。文艺的工具价值已不能被视为是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的政治工具，而是艺术生产所创造的人的精神财富和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形态，它始终指向人的自由解放使命。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