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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论城市艺术节话语体系中文艺工具性的现实意义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9-20  作者: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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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20 世纪 30 年代,文艺工具性理论应时代要求而生,该理论强调文艺的工具性体现在对最广大人群的文化作用上,而这种文化作用是在人群对文艺的参与过程中产生的。现今,文艺工具性理论对文化艺术发展的现实仍具有指导性作用。要真正发挥文化艺术对社会的实际功能,就需要群体在对文化艺术的交流、互动中赋予文化艺术鲜活的发展动力。当代城市艺术节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是使文化艺术兴盛的新起点。以集体带个人、以群众文化带个体的艺术创造,将会对文化大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国际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举办至今, 依托地域文化特色积极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艺术展演活动, 由此促成的艺术与人近距离的接触,为人们对文艺生活形成普遍的、近距离的感知、认同与参与提供了切实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发挥文艺工具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城市艺术节; 文艺工具性; 群众文化活动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保证,让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得到更有效的保存以及持续的发展,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注意的关键点。对此有人认为文艺如果要发挥真正的现实作用,就需要让文化精英的异军突起带动整个文艺发展的节奏; 也有人认为文艺需要由市场进行筛选,应尊重文化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标准; 亦有人认为文艺的生存必须有国家资金与政策的支持和有力调控; 更有人本着悲观论的态度认为文化艺术创作已经到了辞旧迎新的阶段。但事实表明,以上观点对于民族文化艺术自身的良性发展是不怎么适用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里,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文化产业”概念深入人心。各地方将原有的传统文化资本与当代先进的艺术展演方式相结合,组织了会展、集市、论坛、文艺演出、交易会、文化艺术节等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当地文化形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艺术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较普遍的问题。例如,对地方传统文化的理解片面化,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甚至是破坏性的,办活动过于形式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地方文化、艺术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健康发展。

  我们应该对发现更有利于保护与发展文化艺术道路的话题展开讨论。城市艺术节作为当代城市现代节日的代表,在发挥文艺工具性对现实的意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兴起的城市艺术节,例如中国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将艺术展演形式与节日庆典概念进行组合,以其开放的视野、综合的主题、灵活的展演形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得到普遍关注,它可以为人们寻找对文化艺术进行有效保护与发展的出路提供参考依据。

  一、文艺工具性是对文艺现实性展开理论实践的成果

  从1930年开始,关于文艺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就被争论不休。这个问题时刻提醒着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文化艺术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要时刻对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看待文化艺术发展进行及时的反思。我党老一代文艺理论家周扬早期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把文艺看成是政治的一定形式,认为文艺与政治目的紧密相连。1933年5月,周扬发表的《文学的真实性》毫不掩饰地喊出了这一口号:“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942年5月,延安文艺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方向性问题。《讲话》正式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等明确的文艺政策,并在周扬的理论基础上纠正了文艺服务的对象,为根据地文艺建设铺平了道路,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的核心文艺政策。当然,1942 年《讲话》的发表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讲话》是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战时期,毛泽东作为领导人,从群体的立场和实际出发,通过对根据地各种文艺现象的观察、审视而得出的结论。他试图通过集中文艺界力量的方式,提倡人们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与现实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文艺创作,从而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战救国宣传,具有鲜明的统战性质。因此,其文艺观必然要突出政治同文艺的关系以及政治对文艺的要求。这一应现实需求创造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观,相对忽视了对文艺规律的探讨,将反映工农兵的文化生活等同于反映真实生活,将文艺“服务于人民”和“服务于政治”二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必然联系。所以,当时国家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观的理解,是以政治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对各种文艺形式的相对刻意创造。在当代,群众对于文艺的需求和理解要远远超出政治这个范围。

  现在看来,文艺的工具性不是某种社会或历史力量外加于文艺的特点,而是文艺在人的本体论上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相连的固有属性。在笔者看来,文艺的工具性可以被理解为在对文艺现实性展开理论实践的过程中得出的成果。所以,对于“如何看待文艺”的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文艺是什么、为什么的层面上,更多的应落脚在文艺怎样更好地服务现实的问题上,也即是说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文艺服务的主体、对象和立场是什么,更关乎文艺是在什么情景、什么条件下发生,并且更实际、有效地服务现实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路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文艺的作用即对文艺工具性的重新理解和阐述,关乎社会文艺建设与发展的整体努力方向。文艺如何做到为人民服务,现在看来已经到了可以达成阶段性共识的时候了,即组织能够让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的文艺活动才能真正服务于人民,文艺的参与性集中体现了文艺工具性的现实意义,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找到合适的发生点。

  二、作为集体性行为的艺术审美活动

  艺术对于现实发挥着真实的功能。“美的本体论功能在于它沟通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2]不能否认,对美的追求,历来是作为人们在具有理性基础上的感性需要而存在的。大众本身就具有参与到艺术体验中的原发动力。人们对于艺术的欣赏是一种相遇,是观者与作者、观者与作品、观者与观者在交流中的邂逅。当谈到艺术的时候,人们会习惯性地将“艺术”同“美”画上等号,即使是一时无法被理解和接受,或是以丑的形式表达出美的概念的艺术作品,参观者也会根据既有经验试图从中找到美的意味,否则即会认为它不属于艺术的范畴。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能被冠以“美”的标签,所以这些艺术作品仍然等待着不一样的评价声音和历史的检验。所以,艺术中的“美”与现实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立或相辅相成的关系,更在于艺术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理想覆盖到了现实的体验之上,而成为人们对现实的一种可欣然接受的理解途径。

  现如今,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影响着人们看待艺术的态度,那就是艺术被普遍认为是存在于艺术创作者、艺术工作者、艺术批评家等小范围内的“奢侈品”,与多数人的工作生活之间存在距离,所以艺术成了少数人特权的象征和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对象。诚然, 黑格尔对艺术消逝性的论述提醒我们,现代艺术不会再像在古希腊世界和它所描绘的神性世界中那样,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却可以得到不言而喻的理解,不再具有被人们膜拜的神性的艺术本身却具有了不确定性的特征。艺术作品的指向性变得越来越模糊,艺术的现实意义被很多人认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同时, 艺术创作也从过去的团队合作形式中脱离出来,更多地成为以个人为创作单位的单一化行为。艺术作品成为个人意志的形式化的具现,这样的形式化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手法的极端化上,例如画作里随意的线条和夸张的用色使人们难以理解,更体现在对自我意识有意的相对极端的扭曲和变异中,例如舞台上令人不舒服的言语或者暴露的着装,它们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却构成了人们看不懂的艺术作品。由此反映出作为相对保守的符号化的传统艺术表达形式与现代艺术家的挑衅行为分裂,导致了艺术作品与审美性的脱离。这对希望用生活经验和自我领会力来理解艺术作品本身的观者来说,产生的只能是被艺术的怪诞冲击后的排斥。在这样的艺术作品中有两样东西是相互背离的,即人们具有的历史性的传统意识和现代艺术家的艺术思想追求相背离。我们要克服这样的背离。

  克服上述艺术在审美过程中产生的背离的有效方法是:努力构建集体性的审美经验互动方式。人们都有对比和评判现实的习惯,都倾向于通过选择与互动参与到集体生活中,而集体性行为对审美经验的产生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理解一部艺术作品本身意义的过程并不能作为人们欣赏它的根本目的,欣赏艺术作品的目的还应在于创作者、接受者在不同的情境中寻找它的“真实意义”,而要寻找艺术的“真实意义”,就要求人们将对美的体验运用到集体性的交流中,在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对艺术的感性认知。由此,艺术的“真实意义”才能在现实中得以补充甚至升华。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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