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文学艺术,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作家文人的创作,而忽略了那些来自民间、少有明确署名的俗文学。事实上,除了以作家、文人为代表创作出的雅文学,民歌、民谣、地方戏、弹词、宝卷等多种多样的俗文学类型占据着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20世纪以来,过去曾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受到鲁迅、郑振铎等一批学者的重视,中国俗文学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近30年来,大量俗文学新材料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俗文学研究拓宽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局。

　　中国古代文学雅俗共存

　　“雅”与“俗”作为文学艺术的一对审美范畴,自古有之。“一般认为,雅、俗文学之别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文本形态,雅文学精致典雅,俗文学通俗浅近;二是思想意识,雅文学展现文人情趣,俗文学反映民间意识;三是传播范围,雅文学在文人阶层内部传播,俗文学在百姓之间广为流传。虽然以上区别并非绝对,但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两种文学类型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与艺术特点。”南京大学教授苗怀明介绍说,俗文学主要包括小说、戏曲、说唱三种类型,此外还包括民歌、谜语等。

　　在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雅、俗文学可谓平分秋色。“中国俗文学有其特殊性,例如通俗浅显、注重趣味性和知识性、多种文体互相借鉴影响、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等。”在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车振华看来,与雅文学相比,俗文学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传播手段更加灵活,既有通过书本的案头阅读,也有酒肆瓦子、歌台舞榭上的艺术表演,走街串巷的艺人可以将其传播到城市、乡间的每一个角落。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期发展演进过程中,雅、俗文学并非截然对立、泾渭分明,反而呈现出相互补充、彼此交融、双向互动的特点。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伏俊琏举例说,《楚辞》中的《九歌》本是民间祭礼仪式的乐舞歌辞,由于屈原对其修改,并配以“九歌”乐曲,这才形成了雅乐歌辞。“在宋元时期,文人群体加入到戏曲、话本等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来,至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说唱文学、民歌大盛,俗文学逐渐成为文学主体。”车振华补充道,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发展是在雅俗之间斟酌、推敲而会通适变的。

　　苗怀明认为,一方面,俗文学以其质朴、纯真、鲜活的特点,对文人群体产生巨大吸引力,不少文人自愿加入到俗文学的创作中来,他们的参与提高了俗文学品位,丰富了俗文学的创作手法,使俗文学朝着雅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雅文学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也会受到商业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向通俗化方向靠近。苗怀明进一步表示,“雅、俗文学的互动关系启示我们,俗文学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是一种内部演进,也是与其他文学文化因素互动变化的过程。只有秉持着这种观点,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

　　俗文学研究成为独立学科

　　尽管占据着我国古代文学的半壁江山,但因时代局限,在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下,俗文学始终难以被载入史册。伏俊琏发现,汉成帝时期,由学者刘向主持古书整理工作时,大量俗赋被排除在外,以至后人以为汉代只有大赋蔚蔚。清代俗文学虽发展鼎盛,但官修《四库全书》时,小说、戏剧、俗曲等宋元以来盛行的俗文学同样没有被收录进去。

　　直至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俗文学研究热潮兴起。“以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资料被发现和研究为开端,胡适提出‘俗文学’之说,突出俗文学资料的重要性。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王国维的戏剧研究以及鲁迅、胡适的小说研究,都激发了学术界对俗文学研究的热情。”车振华告诉记者。郑振铎有针对性地进行成体系的俗文学研究,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正式确立。

　　近30年来,得益于大量包含俗文学的新材料的发现,俗文学研究成为重要学术增长点。伏俊琏介绍说,在悬泉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出土文献中,均有俗赋发现,这让我们认识到,除了大赋,汉代还有数量众多的民间俗赋。再如,北大简、水泉子汉简对研究汉代歌谣的价值;敦煌简、居延新简、悬泉简对研究通俗讲唱文学的价值;汉代画像砖、画像石及相关壁画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乐舞百戏、乐府诗歌的价值。

　　在车振华看来,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俗文学研究有两点比较引人注意:一是说唱文学研究逐渐升温,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几部集大成式的说唱文学文献汇编,为说唱文学研究纵深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对中国俗文学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和探讨。近年来,俗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也得到了加强。苗怀明表示,在研究视野上,学术界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献资料,关注中国俗文学在海外的翻译与研究,国内研究与海外汉学融为一体;在研究时段上,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俗文学给予了特别关注;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查阅考证书面文献外,开始重视田野调查,关注俗文学的实际生存状态,逐渐从平面研究向立体观照转变。

　　在历史文化情境中研究俗文学

　　学者们在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领域内,探索着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创新道路。伏俊琏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期间,关注写本文献的物质形态、结构细节、集结方式、传播类型等。在他看来,这是在新材料挖掘殆尽、传统研究模式后劲不足的情况下,对新方法的主动探索。

　　系统整理总结中国俗文学研究史料已成为学界共识。苗怀明告诉记者,未来几年,他计划出版《中国通俗小说书坊资料汇编》《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等著作。“旨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宽文献搜集范围、渠道,拓展研究地域、时间,将工作做得更加完备到位。”

　　俗文学有其自身独特性。受访学者表示,中国俗文学研究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俗文学往往在文化仪式中生成、传播,因此俗文学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本,不能脱离它生存的文化生态。尤其宋以前的俗文学研究,要重视其原始写本的整体信息。”伏俊琏表示。车振华也提出,要重视俗文学故事的发生、演变和传播历程及背后成因,重视俗文学作为民俗学和地域文化资料的重要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