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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依汗·卡德尔]元代维吾尔儒学的光大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7-11-29  作者:热依汗·卡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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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元代维吾尔人进入中原和江南后,对元代儒家思想的发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汉人和南人儒士受到歧视的状态下,维吾尔人不仅积极呼吁并劝诫统治者“以儒治国”,而且身体力行,倡导并推行儒家思想的传播,为元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元代 维吾尔儒学

 

  有元一代,维吾尔儒学发达,涌现出像安藏、阿鲁浑萨里、合剌普华、廉希宪、贯云石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促进了元代儒学的发展。

  蒙元时期,统治者调派了大批维吾尔精英帮助治理辽阔的疆域。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曾指出:“在文明的人们中,穆斯林(尤其是塔吉克人)和维吾尔人,不仅在本族,而且在所在的国家管理国家大事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当地的王公贵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1] 成吉思汗的第十三代后裔阿布尔哈兹·阿拉布莎·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汗也曾说:“成吉思汗及后裔所统治的河中地,呼罗珊,甚至伊拉克等地掌玺、尚书、财政官员,几乎都是维吾尔人。”[2] 美国学者卡特也说道:“在成吉思汗诸孙的统治下,波斯王国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会计和重官都是畏吾儿人。”[3] 而中国元代,更有大批维吾尔人担任着从国师、宰相、尚书到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要职。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早在成吉思汗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因归顺成吉思汗,其亦都护被成吉思汗收为第五子。由于高昌回鹘王国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其文化亦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儒学与摩尼、佛、基督交融相处,共同成为社会的文化元素。许多维吾尔文化人,对于儒学不仅熟悉,而且认知程度很高。比如宋末元初的畏兀儿人家铉翁,其先世居北庭,后进入内地中进士并为官。家铉翁“幼颖悟,自命不凡,脱去纨绔习,修孔氏之业,读文公之书。应江浙进士举及格,闽宪闻其才而辞之”。[4] 家铉翁先任常州(今江苏武进县)知州,继任浙东提点刑狱,进入朝廷后任大理寺少卿。临安陷落,南宋灭亡,家铉翁因拒绝投降被羁押河间,成为元初在中国北方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人物。家铉翁著有《说易》、《春秋序例》、《孝经解义》等书,可惜已散失。还著有《则堂文集》16卷,至今只留下残本。现存《春秋集解详说》10卷和部分诗词文,分别收入《宋诗纪事》、《全宋词》、《宋代蜀文辑存》。

  元朝初年,如何治理国家成为忽必烈重要的政治考量。维吾尔人安藏劝其以儒学之道治理天下,还将儒家政书《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篇》、《资治通鉴》等译成用回鹘字母拼写的蒙古文进献给忽必烈。安藏“世居别失八里,幼习浮屠法,兼通儒学”。[5] 他劝诫忽必烈:“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任贤忽贰,去邪勿疑。”[6] 安藏的建议为元初的政治清廉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维吾尔人阿鲁浑萨理以广博的学识和语言天才受到重用。史说“阿鲁浑萨理,畏兀人。祖阿台萨理,太祖定西域还,时从至燕。会畏吾国王亦都护请于朝,尽归其民,诏许之,遂复西还。精佛氏学。生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7] 阿鲁浑萨理也向忽必烈建议集贤纳士,儒学治国。忽必烈不仅采纳了阿鲁浑萨理设置集贤馆的建议,此后又在阿鲁浑萨理奏请下,设立了国子学,即后来国子监的前身,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人才。

  合剌普华是岳璘帖木尔之子,其父岳璘帖木尔曾被成吉思汗聘请为教授诸王王子的国师。因岳璘帖木尔通晓儒家经史,而且品性正直公正,后被任命为主管中原诉讼的大断事官。合剌普华不仅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正直不阿的品性,而且接受了父亲很好的维吾尔文化和儒家经史的教育。他很年轻的时候便成为商山铁冶都提举,后忽必烈攻南宋,又被选为行都漕运使。江南平定后,他上疏给忽必烈:“亲肺腑,礼大臣,以存国家之体。兴学校,奖名节,以励天下之士。正名分,严考课,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币,却贡献,以厚生民之本。”[8] 希望用儒学治国。

  合剌普华的后代更是熟读经史,以儒业兴家。

  合剌普华长子偰文质以不忘祖出漠北偰辇河而取偰为姓,幼年时随父母居住粤南,10岁时母亲重疾,遵医嘱而割股救母,时人赞其“忠、贞、孝三节备一身”。成年后在江南从政,始终反对苛政和贪腐,即便遭遇广西暴乱,也坚持攻心为上。他坚持以民心向背为谋政考量的儒家思想,并身体力行实行养护民生的政策,为他赢得了很好的政绩口碑。偰文质育有五子,在他的培养下皆中进士,以“一门五进士”称颂江南。

  偰文质长子偰玉立,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进士,至正年间任泉州路达鲁花赤。元代泉州为世界第一大港,贸易发达,市井繁荣,偰玉立任泉州最高长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忘教育。偰玉立在泉州期间“筑城浚河,为捍卫记。而复兴学校,修桥梁,赈贫乏,举废坠,政绩甚多,郡人立祠祀之。”[9]

  三子偰哲笃,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曾参与《辽史》的编撰,担任《辽史》编写提调官。鉴于当时贪腐成风的官场恶习和钞币混乱的货币政策,偰哲笃曾提出“变钞法”,希望不要与民争利。这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本希望通过革除旧钞之弊恢复元朝经济,稳定社会不安,但由于国库空虚而使“变钞”归于失败,并受到政治迫害。

  偰哲笃长子偰逊受父亲牵连而远避高丽,因与高丽恭愍王曾在元廷侍太子于端本堂,故受到优待,被封高昌伯,改富原侯。后李成桂灭高丽建立朝鲜王朝,推行崇儒抑佛政策,偰逊长子偰长寿因精通儒学而受到重视。偰长寿帮助李成桂在朝鲜推行儒家教育,编纂儒学启蒙《直解小学》。《李朝实录·太祖康宪大王实录》称:“……判三司事偰长寿乃以华语解释《小学》,名曰《直解》,以传诸后。今学者无他师范,唯以《直解》一部为习。”[10] 而偰长寿儿子偰循则奉旨组织编纂了《三纲行实图》,从朝鲜和中国的忠臣、孝子、烈女中甄选110人事迹,图文并茂,以弘扬儒家倡导的忠孝节义。

  鲁明善,维吾尔人,以父字鲁为姓。其父迦鲁纳答思学识渊博,很受器重,曾任皇太子的辅导教师,是通习多种语言的著名翻译家。鲁明善自幼受其熏陶,儒学素养很深。他认为,“农桑衣食之本,务农桑则衣食足,衣食足则民可教以礼义,民可教以礼义则家国天下可久安长治也。”[11] 为了指导农民生产,他编纂《农桑衣食撮要》,“凡天时地利之宜,种植敛藏之法,纤悉无遗,具在是书。”[12] 后人将此书与官颁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并列为元代三大农书。

  在元代,被称为“廉孟子”的廉希宪影响很大。廉希宪,维吾尔人,1231年出生于燕京,他出生的时候正巧父亲布鲁海牙被任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父亲便以官职为姓,为他取名廉希宪,从此,他的子孙后代便以廉为姓。

  廉希宪是元代名臣,官至宰相,但一生刚正清廉,有人常将其与宋代的范仲淹相提并论。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正是廉希宪的一生写照。

  廉希宪好读儒家著作,手不释卷。忽必烈还没有做皇帝时,听说了廉希宪的才华和品德,在他19岁时招到身边做侍奉。廉希宪渊博的学识和优雅的举止,让忽必烈十分赏识。一天,廉希宪正在阅读《孟子》,忽必烈突然要见他,他急忙揣着书进宫应召。忽必烈见他拿着《孟子》,就问他书里讲些什么,他便将孟子的人性本善、重义轻利、仁政爱民等思想讲给忽必烈听。忽必烈听后赞不绝口,并称赞廉希宪:“好一个廉孟子啊!”从此,廉希宪便以“廉孟子”著称。

  “廉孟子”自己爱读书,也对读书人一往情深。《廉希宪事略》中讲,廉希宪任平章政事时,中书右丞刘整登门求见。廉希宪正在读书,并不理会。刘整再央求求见,廉希宪才让刘整进门,既不让座也不和刘整说话。刘整站了一会儿,觉得没趣,请求退去。廉希宪才说:“这里是我的私人宅院,有什么话,明天到我的政事厅。”

  刘整刚走,一群穷困儒生前来求见。廉希宪急忙跑出大门热情迎接,亲自引入客厅,相视而坐,并命人拿出酒菜与这些穷书生对酌。他不仅认真倾听穷儒生们诉说所遇困境,而且记下他们居住的地址。

  元朝初年,宋朝遗落下来的汉族儒生因为不受重视,不仅所学得不到施展,而且穷困潦倒。第二天廉希宪就向忽必烈进言,请求改善儒生的地位和生活保障,并自掏腰包为那些想回南方的儒生做盘缠。

  廉希宪的兄弟们对他的做法不理解,问他:“皇上非常倚重刘整,你为什么那么怠慢他,而江南那些穷秀才,你却恭恭敬敬以礼相待?”廉希宪说:“我是国家大臣,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天下的轻重。刘整虽然地位高,但他刚刚归顺朝廷,不能让他趾高气扬,所以要挫挫他的锐气。而那些不得志的读书人,都深通儒家经义,希望能够被朝廷重用,为国家效力。当今国家起于北方,礼法微薄,我要是再不尊崇读书人,那么儒家经义将被扫地出门了。”[13]

  元军进驻江陵后,廉希宪做行省长官,下令严禁抢劫百姓,严禁杀害俘虏。他还对归附的南宋官员量才授官,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以保持市井繁荣。同时组织开渠挖井,恢复农业,发放粮食,救济饥民。地方秩序稳定后,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赠书一万四千卷,并亲自授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致用。

  南宋灭亡后,许多南宋旧臣带着金银去巴结元朝官吏,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更要罪加一等了。”[14]廉希宪是一位尊崇儒术的政治家,他恪守儒家仁政的思想。他曾说:“统治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他还说:“奸人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15] 当时的人说他“非诗书不陈于上前,非仁义不行于天下”,[16] 并成为后来文人的榜样。

  元代著名诗人贯云石的母亲是廉希宪的侄女,幼年的贯云石随母亲常在廉家走动,廉家的好儒之风对贯云石影响很大。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牙是元代开朝的重要将军,作为猛将之后,贯云石曾“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17]贯云石深知自己不能胜任地方长官,于是将官位让给弟弟忽都海牙。仁宗尚未即位前,闻其以爵位让弟,感叹曰:“将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贤者邪!”仁宗登基后,27岁的贯云石就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是一个能直接向皇帝提供政治见解、参予制订国家政令的要职。贯云石以仁政之法上疏条六事:一曰释边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国本,三曰设谏官以辅圣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勋胄,五曰定服色以变风俗,六曰举贤才以恢至道,希望仁宗能够积极推动清明政治以治理国家。

  元代因为担心汉人和南人通过科举而超越蒙古人和色目人,所以废止了科举制度。为了广罗人才,贯云石积极谏言恢复科举考试,并与翰林承旨程文海一起起草科举考试规章与科目。贯云石认为儒家思想同样适用于元朝的政治治理,因此提出将《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四书作为考试方向,并呼吁汉人、南人同样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被国家遴选提携。

  为了积极普及儒家文化,贯云石还作《直解孝经》,以当时的白话方式通俗易懂地解说儒家经典《孝经》,开创了古文白话翻译的先河。举例来说。《孝经》原文:“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而贯云石的《直解孝经》则白话翻译为:“孔子徒弟,姓曾名参,根前奉侍来。孔子说:‘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以这个勾当顺治天下有(蒙古语助词,相当于“啊”),百姓每(们)自然和顺有,上下人无怨心有。你省得(懂得)么?’曾子起来说道是:‘我不省得,怎知道着(呢)?’孔子说:‘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有。教人的勾当先以这孝道里生出来。’”贯云石充分掌握了带有蒙古语尾音的元大都的市井俗语,将生涩的古汉语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出来,并请人做了15幅插图,辑成《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刊布。他在序言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人之行莫大于孝”,“是故《孝经》一书,实圣门大训。”贯云石希望通过普及《孝经》而使国家上下和顺,尊卑有序。《直解孝经》对普及儒家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元代维吾尔人进入中原和江南后,对元代儒家思想的发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汉人和南人儒士受到歧视的状态下,维吾尔人不仅积极呼吁并劝诫统治者“以儒治国”,而且身体力行,倡导并推行儒家思想的传播,为元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俄)巴托尔德:《七河史略》。转引自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2] 阿布尔噶哈:《突厥世系》,汉文转引自海热提江·乌斯曼《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3] (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4]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6《送家铉翁序》。

  [5] 柯劭忞:《新元史》卷192《安藏传》,北京,中国书店,1988。

  [6] 同上。

  [7] 宋濂:《元史》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8] 宋濂:《元史·合剌普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9]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7,“秩官·泉州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0] 《李朝实录·太祖康宪大王实录》,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11] 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

  [12] 同上。

  [13]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 宋濂:《元史·廉希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 同上。

  [1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7] 宋濂:《元史·贯云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作者简介:热依汗·卡德尔,女,维吾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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