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景观设计师或工程师在将地方文化再造与展示的同时，也将其“景观化"与 “ 符号化"。在此过程中，景观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多样性与意义。山西万荣笑话的“原生态"形式具有污名化的色彩，在改革开放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场域中，为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形象的重塑，这一黄土地上的口头传统被逐步去污化，被“发明”与“再造"为地方文化的象征符号，在进行“传统的再造”的文化再生产中也实现了权力再生产。

　　关键词：万荣笑话；污名化；文化景观；符号资本

　　1935年，伟大的社会学家诺贝特斯•埃利亚斯（Nobert Elias)在关于胡格诺教徒的研究中，将犹太人逃离德国与胡格教徒驱离法国相比时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污名化也就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这种单向的权力关系随着两个群体互动关系的不断发展而最终深化，刻板印象也就形成了。污名的存在并非污名者的问题，而是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的缺陷所致。而随着社会管理制度的变化，这种污名化基础上所建构的刻板印象、成见与歧视也会发生变化，乃至于原初被污名群体这样的族群文化符号还被构建为地方社会振兴的重要工具，最终成为民族一国家现代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万荣笑话的“原生态”形式植根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改革开放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场域中，为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形象的重塑，这一黄土地上的民间口头艺术被“发明"为地方文化的象征符号，在进行“传统的再造"的文化再生产中，也实现了权力再生产。

　  万荣笑话的生成语境：从自然生境到文化认知

　　万荣县古称汾阴，位于山西省西南、运城地区西北部的峨眉岭上，黄河与汾河在县西的庙前村口交汇。东靠稷王山脉与闻喜县、运城市毗连，西隔黄河与陕西省韩城市相望，南依孤峰山同运城市、临猗县接壤，北眺吕梁市与河津市、稷山县为邻。如今的万荣县是由万泉、荣河二县在1954年合并而成的。

　　光绪七年（1881）的《荣河县志》记载，“汾阴之民，性善诙谐，滑稽多智"。这样的民性，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一脉相承，战国时期著名的鬼谷子、苏秦、张仪与这块土地关系密切。据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万泉县志》和光绪七年（1881）的《荣河县志》记载，鬼谷子当年传道授业的地点就位于现在万荣与临猗交界的大嶷山上，古称云梦山。而张仪的故里就在嶷山脚下万荣县的张仪村，至今当地还保存着张仪早年活动的遗址和传说，并且由张仪村还派生出周围东张、西张、南张、北张等村落。现在张仪村还存有张仪墓冢群、饮马池、点将台等遗址。从张仪村往西三十余里，就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汾阴后土祠。传说张仪受鬼谷子指点后，从峨嵋岭的老家出发，走后土祠内秋风楼下的古道，经汾阴渡，过黄河，西人秦国，直奔长安。后来这条道就被称之为“张仪古道"，也是当时晋国（魏国）人秦国的主要通道。张仪到秦国擢升宰相后，想到云蒙山报答师恩，但因该山在魏国境内，秦魏失和，故未能实现夙愿。《史记•张仪列传》中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亡人也。"万荣这一区域孕育了这些纵横家、舌辩之士，反过来在文化传承上也必定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万荣笑话在山西晋南地区叫做“万荣憎"，“憎"又被写作“挣" “诤" “争"等，争论不一，为此当地用万荣二字的合写字“"来代替，在方言中读 zèng。对于zèng的考证，当地学者王雪樵认为， “憎"用来表现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愤恨、讽刺和控诉，是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的最好体现；“争"则是争辩、好讼、讲偏理，包含着傻干、蛮干、咬死理的味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用一句话很难概括；“挣”是漂亮美好之义，笑话冠以此名，本身便具有正话反说的俏皮、幽默、诙谐之趣，犹如将花脸称作“净"，“可爱"骂作“可憎"，义皆相反而成。据《万泉县志》记载：“人民质朴、俗尚节俭、男务耕耘、女勤纺织、不作商贾、好祀鬼神。明邑令符嘉训县志序，北望平阳（临汾）、西望蒲坂（永济），知斯为唐虞古都。其地民勤俗俭，井深路僻。《禹贡》谓： '土深水厚，地瘠民贫，邑称最焉' 。"《荣河县志》也记载：“水深土厚，风俗节俭"。如果从风俗习惯上来说，两地大同小异，但是就其民性而言，则“城东的万泉人比较守旧，乡情观念浓厚，常常留恋男耕女织 。。。。而城西的荣河人思想比较活跃，敢闯敢干，争强好胜，人称'憎气'，实为'争气'。现今形成一种争上游，创一流的'万荣精神'。"也就是说，城西的荣河地区更加符合万荣笑话产生的土壤。

　　作为资源的万荣笑话：从污名化到去污化

　　民间口头叙事作为民众心理结构的一种物化形态，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特定历史阶段民众的生活风貌及心路历程。关于万荣笑话的起源，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万荣笑话源于明末清初时期荣河镇谢村的“七十二憎"。历史上，谢村就是荣河人口较多的村庄（2015年总人口数为 3300人），且位于万荣（荣河）到临猗县的交通要道上。1926年，荣河县尚无公路，交通运输主要依靠谢村南坡的一条车马大道，南来北往的客商很多会在该村住店歇息。且村民“性善诙谐"，爱讲笑话，经过来往客商的互相传播后，广泛流传。万荣笑话起源于谢村还有一个经典笑话为证。

　　祁氏二争 立碑为证

　　晋南有个临河县。临河县有个祁家庄。祁家庄有个人叫祁二争。这个祁二争脑子缺根弦，经常说些痴熊话，干些愚蠢事，人们背后都叫他祁二愣。

　　这一年清明节，祁二争扫墓祭祖，见人家坟头墓碑林立，好不风光，便也想给祖先树一块德行碑。于是，他把河东高匠王万年请到家里。祁二争刻薄吝啬，招待王万年太差劲，粗茶淡饭，少盐没味，而他们一家却是酒肉鸡鱼，吃得满嘴流油。王万年气愤不过，便想报复一下。他知道祁二争是个二愣货，便把自己的大名刻到石碑中间一一一“先祖河东金石名师王万年德行碑"，却把主人的名讳刻到碑的右下侧——“不孝男祁二争叩首敬立"。刻好碑后，王万年说：“请祁掌柜过目。"祁二争根本不懂碑碣章法，心想名师刻碑还能有错？便装模作样地瞧瞧看，点头称赞说：“嗯，不错，挺好！领银子去。"竖碑那天，宾客盈门，大家一看，都愣住了，又不好说破，于是，只好当面赞颂，背后讥笑。祁二争却乐颠颠地口念歪诗一首：

　　先祖德高望重，今日立碑为证。

　　从此祁氏二争，定然人人尊敬。

　　从此，“祁氏二争立碑为证"便成为笑话，祁家庄人人口传，一直流传到四社八村，妇孺皆知。

　　这则笑话采录于谢村，由于其带有污名化的色彩，所以在整理加工、重新创编的时候将县名、村名做了技术处理。而“污名（stigma）的特征损坏了主体的身份，把完整意义上的人降低为不完整意义的人，把人变得不那么人了。"

　　对谢村人来说，这“七十二憎"的故事是一种烦恼和耻辱，可谓是谈“憎"色变。后来，过往的客商来谢村再要听要讲“七十二憎"时，村民们知道后就气冲冲地成群跑去，非要让客商们讲完“七十二憎"才罢休，把客商们吓得趁晚上就溜走了。谢村人越是禁忌说“七十二憎"，外边传得就越快。因为这“七十二憎'，村里人常常和邻村的人起冲突。小时候，大伙割草成群，常常结伙和荣河、郑村、吴村、北里庄等土地连片的邻村娃打架闹事，距离远者，隔沟对骂、打口战，较劲者，飞沙走石、扔东西、砸对方，甚至刺刀见红，手脚并用，赤膊上阵的事屡屡发生，我也曾被打伤住过院，这其中的原因便是我们是“憎村娃"。那时外村人都说“谢村憎憎气，干敲锣鼓不唱戏"，都不愿把姑娘嫁到本村，担心会染上“憎气"。当我到运城上学时，因为我来自谢村，还常遭到别人嘲笑，被大家起了个绰号叫 “下憎"，上课时还被老师教训道，“怎么你憎气发了，白天睡觉哩！"

　　历史上谢村经常和周边村庄发生利益纠纷。在资源争夺过程中，谢村依仗村大人多，周边的小村不得不忍气吞声。在此状况下，这些村落的民众采取了“弱者的武器"，将“憎气"这种本属该区域的文化特质附加于谢村人身上，并把这标签逐渐地放大，在污名被不断建构的过程中，许多本属于其他地方的笑话因子也被挪用过来，随着 “笑话树"的不断叠加，谢村被污名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刻板印象也就形成了。

　　1954年万泉、荣河两县合并时，县委书记王沁声在干部会议上一再强调一条纪律：“荣河人不准说万泉县喷水洗脸，万泉人不准叫荣河憎，说了不利于团结，要受到批评处分。”改革开放后，谢村人外出经商，在生意场上偶然讲些笑话调节气氛，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效。由此，他们得到启示，谢村憎还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万荣县某水泥厂厂长在拜见某部级领导人时，敬奉的名片上的头衔就特别引人注目：“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运城万荣县。国营三文水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在此，万荣笑话从“谢村憎"成为“荣河憎"乃至“万荣憎"，污名化的色彩也逐步去除，成为了这片黄土地上的开心果，以及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欢乐剂、润滑剂与粘合剂。

　　2000年，时任县委书记卫孺牛将“憎"提升为万荣人争强好胜、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之后，与万荣笑话相关的书籍、光碟开始大量出版。这些书籍、光碟不仅开始在广大民众中相互传阅，而且成了地方政府迎来送往的赠品。但是在谢村，这些相关万荣笑话的出版物却激活了许多老年人记忆中的伤痕。2006年，万荣笑话博览园筹建的时候，他们坚决反对建在谢村，觉得那是在侮辱谢村糟蹋谢村。直到2010年，谢村老协会组织这些老年人到阎景村的李家大院、中国万荣笑话博览园、运城的舜帝陵等地方游览参观后，他们才逐渐明白“谢村憎”是一种民俗笑文化，是高品位的文化金矿，是新时代的民族幽默。这种黄土地上的幽默之花，还可以被用来发展经济，因而他们对“谢村憎"的看法也有所改观。而今，他们也在积极筹措资金，想在谢村建立一个万荣笑话博物馆。可见，“七十二憎”的发展轨迹正是地方民众恨憎、谈憎、写憎、喜憎、看憎的复杂心路历程的写照。

　　文化景观的发明过程：从地方气质到文化资本

　　文化景观是由认知者复原或“发明"的，正是在被认知、描述与展示过程中，文化景观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多样性与意义。将万荣笑话景观化，对其进行复原或发明的过程中，多种力量通过“符号动员”的方式加人到地方经济活动中，以此希望来分享“资本"所能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社区繁荣。

　　（一）万荣笑话的博物馆化

　　“博物馆”表面看来是对历史故事的客观叙事，但实际上，它是精心安排，其展品、介绍、描述，乃至于整个话语体系受到政权掌握者的严密控制，被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纳人其框架。这样的分析，也适用于万荣笑话博览园。无论是建设的缘由，还是建设的社会环境，都明确无误地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在这个博览园里，每个“展品"，从设计到布局均是在不断的思考中“发明"与“再造"出来。在此过程中，被改造的地方文化也成了民族一国家以及全球化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10月，在政府的支持和商家的投资下，由深圳市榜样旅游项目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编制的中国万荣笑话博览园在阎景村落成。规划面积8亩，由A区（欢乐广场），B区（笑话王国），c 区（笑话产业园）三大功能版块构成。博览园以“中华笑城，笑满华夏"为主题，包括笑话大门、笑话喷泉、万笑墙、万笑河、笑话街、欢乐广场、笑话大舞台、笑话迷宫、笑星馆、哈哈屋、笑话茶座、幻影笑话剧场、模拟笑话图书等设施，是以笑文化为特色的文化旅游区，也是中国首家以笑为主题的游览园。然而，上述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博弈。对于县政府将万荣笑话博览园建在阎景村的举措，作为万荣笑话发源地的谢村村民们便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政府的开发建设与民众的利益诉求之间产生了矛盾。谢村民众认为，既然万荣笑话的发源地在谢村，笑话博览园当然应该建在他们那里，但是县政府却选择了距离谢村较远的阎景村建立笑博园。由此引发了村民的不满，当他们向县政府反映意见的时候，县政府也承认谢村是万荣笑话的源头。尤其是运城市市委领导到谢村视察时，还专门就此事给谢村题写了 “中国笑文化之根"七个字，并在“根"字上加了一点，意味着要将笑文化不断发扬广大。尽管村民们表示想建立谢村的笑话博物馆，但是缺少资金。对于此，地方政府解释说，将笑话博览园选择建在阎景村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万荣憎"在谢村大多数人看来是贬义和侮辱性的，如果建在谢村，担心会引起一些村民的不满；另一方面，阎景村的李家大院是万荣的重要景点，将笑话博览园建在李家大院的北面，这样把两个景点捆绑在一起，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参观。

　　（二）万荣笑话的产品化

　　《万荣笑话宣传手册》中写道，“憎气被认为是万荣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是藏智显愚的灵气，是掩拙偷巧的机敏，是强者的人格力量，是智者的诙谐幽默，是进者的佯攻奇袭，是退者的以守为攻。万荣人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得到了精神文化的享乐。正所谓万荣笑话遍全国，全国笑话数万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万荣县委、县政府把笑话列入“打文化品牌，扬经济风帆"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开发。1999年7月 15日，万荣县举办了首届万荣笑话大赛，取得圆满成功，之后将搜集整编的万荣笑话印制成图书和台历。2000年，编印了万荣笑话苹果卡、万荣笑话名片、扑克等，为万荣笑话搭起了与经济联姻的桥梁。2001年，县委提出建“笑话王国"的目标，县文化局专门成立了“万荣文化产业开发部"，采取了“全员参与，集资人股，股金分红，风险共担”的方法，全系统15人集资了5万元，开发出了万荣笑话扑克。随着图书、光盘、扑克、手帕等万荣笑话的相关产品全面上市，2001年，李克荣、李廷玉等六位热心万荣笑话开发的人士集资10万元，在县礼堂对面建立了万荣笑话村，里面设置了茶座、演讲台、光盘播放等区域，还摆放了笑话故事中的实物、残碑及开发的系列产品等，于当年的“七一"向社会开放。2009年，八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主要研制开发笑话系列文化产品，包括连环画、漫画版光碟、挂历、台历、名片、随身卡、餐巾、IC 卡等，还有中高档的文化礼品，已经上市的有笑话笔、笑话手表、笑话伞、笑话玩偶等。此外，中央电视台、山西电视台、黄河电视台等都专门录制了万荣笑话的专题节目。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与形象的重塑。

　　“原生态"的万荣笑话具有污名化的色彩。近代化以来，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特质逐渐被放大，甚至演变为地域歧视的符号，被污名化为族群整体的性格特点。在此境遇中，在外域民众看来，讲述万荣笑话的当地民众都是愚昧可笑的，该地域的每一个个体仿佛犹如万荣笑话文本中的人物一样偏执傻气。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浪潮中，万荣笑话的文化资源价值被发掘，成为振兴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名片。2008年6月还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进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6月12日，在全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万荣笑话博物馆入选山西首批“非遗“专题博物馆。

　　然而，在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与符号资本转换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商家、民间艺人和地方民众这些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充满了博弈。其一，对于政府来说，景观的发明是创建国家和社会认同感的核心工具，因此地方政府希望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在商家看来，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当然希望他们扩大经营，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利，不能做亏本的生意。为了让万荣笑话产品更好地走向市场，他们不仅注重产品的多样化、精品化，还致力于把原本用方言讲述的笑话产品进行普通话的加工，以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进而向全国市场迈进。其二是民间艺人的无奈。在大众传媒的冲击下，万荣笑话的传统表现形式面临困境，令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陷人窘境。在此情况下，民间艺人潘新杰编排了笑话剧，将万荣笑话搬上了舞台，进一步推广了万荣笑话的传播，但是囿于经费有限以及其他问题，剧团的发展较为坎坷。其三，在文化表演的经费问题上，民间艺人王克勤也曾陷入两难境地。他说：“过去，我在暑假办培训班的时候，许多孩子都来我这儿学习表演笑话和说学逗唱的技巧，孩子们学得都很开心。每当笑博园有一些重要的客人或者大型旅游团队来的时候，政府经常让我去讲笑话，我也会带孩子们去表演。孩子们表演得都非常好，可是也不能总让孩子们免费演出啊，时间长了家长们也会有意见的。”而在处理上述问题时，政府也陷人了尴尬的境地，摆在他们嘴边的经常是“我们在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结语：“传统的再造”与文化的再生产

　　民众是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万荣笑话的传承最终要靠当地民众来实现。在从文化符号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中，万荣笑话实现了从污名化到去污化的转轨。在被塑造为地域文化的符号，实现了“传统的再造"和文化再生产的同时，也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自信心，推动了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语境中，景观设计师或工程师将原本土得掉渣的、极富原生态的地方文化进 行创作、管理、设计，并将其“景观化"与“符号化”的同时，也按照自我的设计，实现了其权力再生产。在万荣笑话被塑造为文化景观的实践中，交织着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其实质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文化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占据社会权力的集团及其社会成员，试图以当代文化再生产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再生产的运行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保障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连续垄断文化特权。所以，当代文化再生产研究的实质，就是揭示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特权的延续和再生产程序及其策略"。在这里，文化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工具性手段，是作为“引诱资本之物"团而存在的。市场化试图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了消费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的文化 “理想"。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地方性文化必然要远离其原来的生存背景。在被再生产为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后，富有个性、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逐渐沦为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不论是笑话博览园的建立，还是一系列文化产品的发明，都是按照市场逻辑来实践的，如今被发明与改造为文化景观，被符号化的万荣笑话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不得不将许多地方语言、地方知识，以及特殊语词去除掉，在万荣笑话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也愈加失去了其特有的个性，最终成为了与其它地方的笑话没有什么区别的产品。在万荣笑话从地方性知识提升为地方文化名片的同时，其作为文化资本的作用被逐步突显。一方面，万荣笑话被开发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的同时，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且文化景观是一种有形且可触摸的事物，被认为是保存记忆的必须要素。通过将其以符号化的形式和内容呈现，可以达到唤起和固化民众记忆的目的。在此意义上，万荣笑话文化景观的发明与再造，有助于地域文化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角逐中，万荣笑话这样的文化符号被异化为争夺文化权力的工具，文化传承的主体被淹没其中。有鉴于此，在从地方文化到文化资本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必须对文化传承的主体给予重点关照，才能避免产业化过程中文化内核缺失问题的发生。

　　作者简介：谢红萍（1980一），女，山西侯马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间叙事。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A1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首发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