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孟和宝音博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 戴光宇博士 

　　朝克先生在阿尔泰语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早已为学界同人公认，并在各种媒体报刊上先后刊发一系列述评、评价、评论，给予很高认同和肯定。特别是，对于朝克先生从语言学角度提出的“东北亚学说”、“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等创新理论学说，在国内外阿尔泰学，以及相关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和学术影响力。说实话，朝克先生在此学术领域确实做出了令人鼓舞的突出贡献。 

　　一、“东北亚学说”之论 

　　根据朝克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在他的学术论著里提出的理论观点，像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那乃语、乌德盖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埃文语、埃文基语，以及日本北海道的乌依勒塔语、蒙古国的察嘎坦语等，均和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有同根同源关系，是属于同一个语族的语言。在此理论基础上，他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思路，结果他的学术研究涵括了整个东北亚诸民族语言。然而，支撑他的这一研究思路的主要就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也自然成为强有力地支持他的“东北亚学说”之理论依据和立脚点。再说，他在国内外刊发或在学术会议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里论述的日本语、朝鲜语、日本的阿依努语、蒙古语族诸语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或对比研究，进一步强化了他在“东北亚学说”学术的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从语言学角度不断完善、不断深度推进“东北亚学说”或者说“东北亚共有论”学术理论体系。在他看来，由于东北亚以及北极圈（环北太平洋地区）的诸民族或族群使用的语言种类繁多，语言之间关系又十分复杂而变异性太大，结果语音对应关系远比亚欧大陆其他地区语言丰富得多。这不仅与我们现已掌握的数量可观的不同民族或族群人口及其语言使用者有必然联系，同时也和一直以来固守古代民族语言底层结构或受其影响而形成的语言独特结构特征等有关。在它看来，特别是那些自身语言结构关系十分复杂，语言结构特征十分突出而独到，语言使用人口不多的民族或族群，基本上均处于几个较大民族相互接触交融的边远地区。就以满通古斯诸民族而言，他们中就有一些跨境民族，就是居住在我国境外的满通古斯诸民族的语言文化，同我国境内的蒙古语族诸民族、突厥语族诸民族以及朝鲜族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层次亲缘关系，其语言文化中不同程度地保留这些民族古老的共同特征与记忆。对此进行深度科学讨论，对于探索我国境内北方民族的起源，尤其是论证东北诸民族的历史来源及其发展迁徙的历史脉络均具非常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朝克先生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而在美国和北欧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访问期间，广泛接触和阅读有关北美爱斯基摩语、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诸民族语，以及北欧的萨米人使用的语言，并作了十分有意义而学术价值的实地调研，搜集到相当可靠的第一手学术资料。在此基础上，朝克先生在国内外撰写刊发了有关爱斯基摩语、印第安诸语、萨米等与我国阿尔泰诸语，特别是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蒙古语族语言间存在的共有关系的学术论文。这也是，朝克先生提出“北极圈语言文化关系论”之学术理论的立脚点和重要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朝克先生从事阿尔泰诸语研究已有30余年时间了，他在个人学术成长的历史岁月里，一直以来十分关注我国阿尔泰诸语学术理论的创新，以及学术视野、学术思路、学术范围、学术研究、学术话语的不断拓展和突破，以此不断打造我国在此学术领域及其学术理论方面的代表性、引领性、权威性和话语权。朝克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留学期间，就十分关注日本北海道网走地区的乌依勒塔语及其北海道阿依努语研究，以及20世纪以后不同年代搜集整理的各种口语资料。结果他惊奇地发现日本北海道的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与我国阿尔泰诸语间存在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诸多共有关系，甚至发现这些共有关系直接涉及到这些语言共同的历时。但是，日本学术界一致认为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与我国阿尔泰诸语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一观点成为日本学术界学术权威及其语言学界的共识和定论。在这种情况下，朝克先生博览有关乌依勒塔语和阿依努语原始口语资料及研究著作，进而获得了弥足珍贵而详实可靠、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就这样，到日本留学还不到一年的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的北方语言学讨论会，以及日本东方学学术讨论会、北海道大学语言学会等权威性学术会议先后宣读了《论日本阿依努语和通古斯语词汇关系》(日文)[1]、《论日本阿依努语及阿尔泰语的关系》(日文)[2]、《论日本乌依勒塔语及满通古斯诸语共有关系》等学术论文。他的这些具有独到建树的学术论文的先后发表，有力驳斥了日本语言学姐曾经提出并固守的“日本北海道阿依努语及乌依勒塔语同阿尔泰诸语无关系论”之错误理论，为建立他的“东北亚学说”以及“东北亚语言文化共有关系论”学术理论的构建打开了全新思路。与此同时，他还在国内外连续刊发了，从语音学、语音变化论、词汇学、构词学、词义学、词法学、语法学、句法学、语法形态论等学术角度，对于日本阿依努和我国阿尔泰诸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论日本阿夷努语和通古斯诸语共有词的元音对应规律》[3]、《论日本阿夷努语和蒙古语元音对应规律》[4]、《论日本阿夷努语和蒙古语共有词的辅音对应现象》[5]、《论日本阿夷努语和阿尔泰诸语代词的关系》[6]、《关于日本阿依努语及鄂温克语传统的共有名词》（日文）[7]、《论日本阿夷努语和鄂温克语共有动词》[8]、《日本阿夷努语与阿尔泰诸语格形态研究》[9]、《关于日本阿依努语及阿尔泰诸语的关系》[10]等。其中，在《论日本阿夷努语和鄂温克语共有动词》一文里，列举了86个日本阿依努语固有动词同鄂温克语动词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了这些动词词根词根及词干乃至相关词缀方面出现的共有关系，进而否定了日本语言学界提出的阿依努语属于前缀类型的语言,没有后缀结构的错误观点。同时，有力证明了这些语言在构词形态论方面，包括语音形态论和语法形态论等领域存在共有关系。另外，他还在《日本满学会》、《东亚诸语研究会》、《日本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东亚语言研讨会》、《日本宗教学会》等学术讨论会上，还先后发表《论日本阿依努语与满语语法关系》[11]、《论日本阿依努语及阿尔泰诸语深层语法关系》[12]、《论日本阿依努语言文化同满通古斯诸民族语言文化》[13]、《日本阿依努人与鄂温克族宗教语言比较研究》[14]、《论东北亚诸民族语言文化及其宗教信仰》[15]等论文进一步深度探讨了日本阿依努语及阿尔泰诸语间存在的错综复杂而多层次、多角度、多范围的语法关系，以及语言文化关系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具有很强的创新型、独到性、开拓性、引领性的学术论文，以及其中包含的学术观点，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使日本的语言学界，包括日本历史、宗教、文化学界，通过朝克的全新理论观点对日本阿依努语及阿尔泰诸语的关系，乃至他们之间存在的历史渊源问题等产生了极大兴趣，进而一味追求“日本阿依努语同阿尔泰诸语无关系论”学说及其理论的专家学者，也开始站在朝克先生的学术立场，用朝克先生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观点重新审视这些语言文化间存在的语音、词汇、语法，包括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关系。尤其可贵的是，在一些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中还设立了《日本阿依努语与阿尔泰诸语》课程，以此传授朝克先生提出的相关学说及理论观点。 

　　其次，朝克先生在日本留学和开展学术交流期间，大量阅读并搜集整理了日本北海道网走地区曾经使用过的乌依勒特民族语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在国内相关学术刊物及学术讨论会上先后发表，将日本乌依勒塔同阿尔泰诸语进行比较的一系列学术论文。特别是，把日本乌依勒塔语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作比较研究的论文引起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尽管日本学术界，一直怀疑日本的乌依勒塔语同我国境内的阿尔泰诸语有关系。而且，在他们看来，该语言跟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间可能有历史渊源关系。尽管如此，日本学术界还未发表像朝克先生那样用极其有说服力的语言资料科学论证它们亲族关系的学术成果，以及用十分强势的理论观点提出它们间存在的亲族关系的论文。比如说，朝克先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等大学召开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上先后发表《论日本乌依勒塔语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关系》、《论日本乌依勒塔语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代词关系》、《论日本乌依勒塔人和通古斯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共性》、《关于乌依勒塔语与鄂温克语语音关系》等学术论文。同时，1994年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东西方语言文化交流国际会议》上发表《关于日本乌依勒特人和鄂温克族语言文化的共性》一文，论述了这两个语言在传统的生产生活工具的称谓、自然物及自然现象的说法、动植物及宗教信仰用语等方面存在的共有关系，以及各种早期图案、画纹、象征物、信仰内容和形式等文化符号、信仰活动方面存在共有关系。另外，在国内还发表《论日本乌依勒塔语保留的词首辅音》[16]之论文，同阿尔泰诸语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以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为例，科学论证了乌依勒塔语中保留的词首辅音ｐ、ｘ、ｓ、ｎ等。进而他明确提出，乌依勒塔语口语资料里保存的这些词首辅音，同属于阿尔泰诸语早期词首使用过的古音。对于这些词首辅音的比较研究，科学论证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在内的阿尔泰诸语词首辅音，将会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及理论依据。 

　　朝克先生精通日语，在日本用日文撰写出版了《索伦语基本例文集》[17]、《鄂温克语基础语汇集》[18]、《中国满通古斯诸语基础语汇比较》[19]、《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基础语汇比较》[20]、《通古斯诸民族及语言》[21]、《鄂温克语语音形态论及名词形态论》[22]、《基础鄂温克语》[23]，以及一系列有独到建树和学术观点的论文，充分展示出他雄厚的日语功底和用日文精辟阐述自己观点和理论的学术水平。在这里，说他的这些用日文撰写出版的学术成绩的目的是，主要想说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这些成果，包括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日本阿依努语、乌依勒塔语同阿尔泰诸语比较研究的论文，都给日本学术界和懂日语日文的专家学者，充分认识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朝克提出的“东北亚学说”提供了相当理想而厚重的资料基础和理论依据。由于精通日语日文，而且他在日本读研究生期间还听过日本著名古日语专家大野晋教授的课程，对于古代日语有了一定了解的他开始研究日语及阿尔泰诸语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国内外发表了《日语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动词关系》（日文）[24]、《论日语蒙古语族语言的词汇关系》（日文）[25]、《关于日本语和鄂温克语内存在的共有词》[26]、《论日本语与达斡尔语拟声拟态词》（日文）[27]、《关于日本地名中的“田”字》[28]等。毋庸置疑，朝克用汉文和日文在国内及日本刊发的论著强有力地论证了日本的阿依努语、乌依勒塔语及日本语同阿尔泰诸语间存在的，极其复杂而深层次的多层次、多反面、多范围、多角度的历史渊源关系及共有关系。众所周知，在日本除了日本人之外，作为原著名的只有阿依努人和乌依勒塔人，他们使用的母语同阿尔泰诸语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同源关系，并关系到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关系到他们传统文化及其宗教信仰。朝克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说明“东北亚学说”理论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科学性，同时也为日本语言归宿问题的进一步深度讨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朝克先生在阿尔泰诸语和朝鲜语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突出贡献，也成为他“东北亚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韩国的阿尔泰学专家成百仁教授和金周源教授等一致认为，朝鲜语同阿尔泰诸语间存在渊源关系，还刊发过一系列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论著。朝克先生十分认同他们的这一学术观点，并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作客座教授期间，就在该校主持的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会上先后发表《论朝鲜语及阿尔泰诸语的关系》、《朝鲜语及通古斯诸语的名词关系》等学术论文。另外。2000年、2004年、2011年分别应邀去韩国首尔大学、首尔外国语大学、韩国庆北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韩国阿尔泰学会》时，先后发表《论朝鲜语和蒙古语固有词词义关系》、《关于朝鲜语及鄂温克语同源动词》、《论朝鲜语及阿尔泰诸语同源词》等学术论文，从词源学、词汇学、构词学、词义学、传统语言文化学等学术视角，论证了朝鲜语与阿尔泰诸语间共存的历史渊源关系。由此有力推动了朝鲜语及阿尔泰诸语研究工作，也为他的“东北亚学说”提供了可靠理论依据。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出的是，朝克于2000年由日本东北大学出版的《通古斯诸民族及其语言》（日文版）一书里，从通古斯学的理论层面对我国通古斯诸民族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埃文基、埃文、涅基达尔、那乃、奥罗奇、乌德盖、乌利奇、奥罗克诸民族，以及蒙古国的察嘎坦人、日本的乌伊勒塔人等使用的语言，乃至他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展开了全范围论述。 

　　综上所述，朝克先生在我国东北地区阿尔泰诸民族研究，以及将这些民族语言同日本阿依努语、乌依勒塔语、日本语，还有同朝鲜语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埃文基、埃文、涅基达尔、那乃、奥罗奇、乌德盖、乌利奇、奥罗克诸民族，蒙古国的察嘎坦语等之间进行的语音学、语音形态论、词汇学、词义学、词源学、语法学、语法形态论、语言演化论和变异学角度刊发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对于他提出并建构的“东北亚学说”提供了十分坚实而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这也是东北亚地区学术同仁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主要理论依据。对此日本权威性《学术通讯》[29]里写道：“朝克不断拓展的学术视野与思路，从语言类型学及其比较研究学理论视角，论证了日本阿依努语及其北美的爱斯基摩语之间存在的共有关系，进而不断推进该学术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使这些本来就被认为是十分冷门的学科变得非常活跃和有生命力。这也是该学术的新突破、新进展”。 

　　二、“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之论 

　　朝克提出的“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学术观点同样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特别是，得到国际相关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比如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著名阿尔泰语学专家尤哈·杨虎嫩教授(Juha·Janhunen)、俄罗斯著名通古斯语专家布拉托娃(Bulatuwa)教授、美国著名印第安学专家杰姆森教授（jamsen）和通古斯语专家格林伯尔教授（Lenore Grenoble）及林塞教授(Lindsay whaley)、日本著名满通古斯语学专家津曲敏郎教授、韩国著名阿尔泰语学专家金周源教授等的好评。 

　　首先，朝克于1997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崔尼提进行学术交流时，大量接触到北美印第安语和北美及北欧的爱斯基摩语方面的口语调查资料，以及相关分析性学术成果。同时，他有幸到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生活区域，接触到懂母语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并得到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口语资料。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时，分别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崔尼堤大学以《印第安诸语与阿尔泰诸语名词关系》[30]、《印第安诸语与阿尔泰诸语相关语法关系》[31]等为题的专题学术论文。在这两篇论文里，他主要论述了印第安诸语及阿尔泰诸语的极其古老而传统的名词术语中，在语音、语义、语法等方面表现出的共同要素。回国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32]发表以《访美散记》为题的短文，总结了这次美国学术之行的收获与感想，包括在印第安人的早期文化历史符号中，同我国北方诸民族密切相关的一些因素和实例。后来，他在国内的《民族研究》、《满语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先后刊发《论印第安诸语和满通古斯诸语中共有的宗教称谓》[33]、《关于通古斯诸语和爱斯基摩语共有名词》[34]、《关于俄罗斯的涅基达尔语、埃文语与埃文基语》[35]等学术论文。进一步论证了这些民族语间存在的相关性。他在《关于通古斯诸语和爱斯基摩语共有名词》之文里明确指出，虽然传统语言系属分类把爱斯基摩语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分别归为两个不同语系，但在语言学、文化学、人种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却有相当深层次的相关性。他在文中，充分发挥词源学、构词学、词义学、语音学全新研究方法与手段,对于通古斯诸语和爱斯基摩语的41个古老又传统的名词，展开十分有价值、有意义、有建树、有突破性的学术研究和讨论，进而科学论证了这些名词的共有关系。在他看来，这些语言中出现的公有关系，无可回避地提示学术界，在远古时期这些民族间有过的深层接触往来或共同的历史来源。他提出：“随着人类自身的成熟与时空距离的不断拉近，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网络的不断普及，当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面临着无情挑战和冲击。那些曾被历史传统、封建王朝、强大疆域概念或政治概念所界定的诸多研究领域、研究范围乃至研究对象，还有那些学科概念、学术关系以及学术理论开始让人们重新思考与推敲。不同国家、地区、民族间曾有过的、诸多不切实际及伪科学的障碍日益减少的今天，世界各国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与接触日益频繁，从而过去被忽视的诸多学术命题不断呈现在专家学者面前。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边远偏僻地区的古老跨境民族而言，当今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对于它们历史定位及来龙去脉的讨论显得更有学术理论价值。”所以，对于朝克来讲，科学论述这些共有词的来源关系、构成原理、音变规则与使用现状有其特定学术意义。这一研究不仅拉近了我国通古斯诸民族及爱斯基摩人间的情感关系，同时对这些民族起源与迁徙的讨论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自然也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讨论和科学阐述中发挥应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科学价值。当然，这也为朝克提出的“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学术理论打下较理想的基础。另外，在他的《论印第安诸语和满通古斯诸语中共有的宗教称谓》一文里，对于印第安诸语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宗教称谓中出现的具有很强的传统性、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和有影响力的萨满、鹰、熊、太阳以及自然神等方面的宗教名词与信仰术语为例，科学论述了它们语言的底层结构中存在的共有关系。这也是，在北美印第安语、北美和北欧爱斯基摩语同我国东北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领域首次提出的全新意义的学术观点，也是从语言类型学、宗教信仰学、北极圈语言文化学角度第一次科学阐述了“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之论点。也是他第一次，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用详实可靠的理论依据驳斥了西方语言学界提出的：“印第安诸语和满通古斯诸语在发生学上毫无关系”之学术论断。 

　　其次，在北京召开的《萨米人文化节暨北方民族生活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朝克就面对从瑞典、挪威、芬兰三国来的萨米语言文化学专家学者，以《论萨米语和通古斯诸语的共有词》[36]为题发表了论文。他在论文里，主要以自然现象、动植物、人体结构、基数词、驯鹿文化等方面的相关名词术语为例，深度探讨了生活在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的北极圈北欧萨米人的语言，同生活在我国东北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通古斯诸民族语言内出现的共有名词。进而科学阐释了，同样是以寒温带和温寒带地区山林地带自然牧养驯鹿为主，有其悠久而传统的驯鹿文化语言历史的萨米人及其通古斯诸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语言中存在的相关性。再说，朝克先生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期间，还在该大学召开的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交流会，以及在挪威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先后以《关于萨米人驯鹿词语同通古斯诸语的关系》、《论萨米语和阿尔泰诸语的词汇关系》、《萨米人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同满通古斯诸民族语言的深层结构关系》、《萨米语及鄂温克语有关语法关系》等学术论文。同时，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还以《北极圈萨米人、爱斯基摩人、通古斯诸民族语言文化关系说》为题开讲专题讲座。另外，于1997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做客座教授期间也以《论萨米语与满通古斯诸语的共有词》为题作过专题讲座，于1999年8月17日在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还以《北极圈诸民族驯鹿文化及语言——以中国和俄罗斯通古斯诸民族及萨米人为例》为题作过专题学术演讲。他在这些专题讲座及学术演讲里，主要阐述了北极圈民族或族群的语言文化中有史以来传承的，以牧养驯鹿产业为核心，在特定地域环境、气候条件、自然因素、社会生活、生产关系、物质基础、生活氛围中，用它们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弥足珍贵而极其特殊的符号系统，以及对于这些符号系统开展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朝克还在我国及其美国、蒙古国、日本先后多次召开或参加《东西方国际研讨会》、《东西方跨文化国际会议》、《古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等学术讨论会上，先后发表《论东西方寒温带地区诸民族语言的关系》、《论北极圈诸民族语言文化的类同现象》、《北极圈诸民族或族群历史文化与语言的相关性》等一系列学术论文。比如说，2008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召开的《第16届人类大会》，以及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先后三次召开的《东北亚诸民族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朝克均以“东北亚学说”与“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为主题进行大会专题发言，不断阐述(1)东北亚诸民族及北极圈诸民族语言文化关系，(2)东北亚诸民族及北极圈诸民族传统语言文化的传承、多样性变异、文化冲突及融合的作用其结果，(3)东北亚诸民族及北极圈诸民族传统经济及后现代工业经济的冲突与相互结合，(4)东北亚诸民族及北极圈诸民族古老信仰与现代宗教思想的冲突与融合，(5)东北亚诸民族及北极圈诸民族共同体的本质与大一统世界发展格局中的特殊定位，(6)东北亚诸民族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和谐共存，(7) 东北亚诸民族及北极圈诸民族传统生活理念与现代生活理念的冲突与内在关系,(8)呼伦贝尔森林草原的保护及东北亚地区诸民族或族群的传统环保意识,（9）从我国东北人口较少民族的变迁看东北亚诸民族及北极圈诸民族的历史性变迁等学术内容和理论观点。 

　　以上所述，朝克用自己搜集整理并掌握的东北亚诸民族语言文化资料为基础，并以大量阅读和整理的十分丰富、极其珍贵而有价值、有说服力的语言文化学资料为理论依据，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专题讲座、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将我国东北满通古斯诸民族和蒙古诸民族语言文化同北美及北欧的爱斯基摩人、北美的印第安人、北欧的撒迷人，以及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通古斯诸民族语言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或对比研究的学术论文、学术讲座等。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大胆而创新型地提出“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学说。以此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阿尔泰诸语研究事业，特别是有力拓展的我国满通古斯诸民族语言文化学术境土和领域，同时也把他的“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之学说推向了国际学术舞台。毫无疑问，朝克为了提出这些创新型学说和理论，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和努力，他走过北美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区，他去过北极北欧萨米人的生活区，他阅读和搜集整理了北极圈诸民族语言文化方面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早期研究成果，他还和美国、北欧、蒙古国、日本、韩国的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及专家学者开展有关北极圈语言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与课题，在一些大学还开讲过专题课程[37]。可以说，他的付出和艰苦卓越的努力，以及他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得到学术同仁的认同和好评。[38] 

　　三、与上述两个学说密切相关的其他学术业绩 

　　朝克先生自从1982年初到中国社科院从事民族语言工作以来，一直潜心研究我国北方民族语言，特别是对于阿尔泰诸语及阿尔泰诸语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方面做出了十分辉煌的学术业绩。正因为在此学术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学术视野使他认识到东北亚诸民族语言中存在的诸多共同要素，甚至与它们的历史来源密切相关的语言成分，进而展开一系列富有独到见解的科学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亚学说”，也就是“东北亚语言文化共有论”学说，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北亚诸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事业。再说，也是在他的阿尔泰诸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以及东北亚诸民族语言文化研究视野及其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这一全新的学术论点，从而将我国阿尔泰诸民族语言研究，尤其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推向了横跨欧亚的学术舞台，推向了国际学术界，使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充满了活力、生命力、影响力和创新力。由此也带动了该学术领域的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那么，作为朝克这些学术理论的重要支撑，或者说作为坚实基础的阿尔泰诸语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9] 

　　首先是，体现在阿尔泰语学所涉及的语言内部，以及其他相关语言间进行的比较研究方面。而且，突出表现在他所刊发的《20世纪阿尔泰诸语研究》、《蒙语牧业文化特征》、《关于中蒙边界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分析》、《新巴尔虎右旗语言文化教育现状分析》、《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民族语言》、《蒙语和满通古斯诸语代词比较》、《论蒙语和满语的语音关系》、《论蒙语和满语的共同构词成分》、《关于蒙古语和鄂温克语的元音对应规律》、《论达斡尔语中的满通古斯语借词》、《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人名与语言文化关系》、《论呼伦贝尔诸民族的“马”称谓》，以及他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蒙古族源与蒙古帝陵综合研究》，还有他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的《阿尔泰诸语形态语音论》、《阿尔泰诸民族语言文化共有特征》、《阿尔泰诸语研究及办法论》、《论阿尔泰诸语人称词缀共性》、《蒙语和满语共有词的元音关系》。还有他在国内外研究生教育中开设《阿尔泰诸语研究方法》、《阿尔泰语诸语的关系》、《阿尔泰语学》、《阿尔泰诸民族语言文化》等课程方面。另外，在这里还应该提出的是，朝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先后召开三次国际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每次的会议上都有120-160名左右的国内外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及阿尔泰学专家学者参加，有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发表论文。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三次的国际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强化了理论研究和创新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了满通古斯学在国际学术中不可忽视重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在此学术领域中应有话语权和学术引领作用。 

　　其次，体现在他对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以及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形态论、语法形态论视角进行比较研究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绩。其中，就包括《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1997)、《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2014)、《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2014)、《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2014)、《满通古斯语及其文化》(2000)、《中国满通古斯诸语基础语比较》(1997)等研究专著，以及在《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史论》、《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北方民族语言变迁研究》、《中国民族题图集》、《中国语言地图集》等重大项目或研究课题中，全面介绍我国满通古斯诸民族语言现状和研究情况。另外，国内外学术刊物上用汉、蒙、日、英、朝鲜文发表《论满通古斯诸语的历史研究》、《通古斯诸语研究历史》、《关于21世纪的中国满通古斯诸语研究》、《关于国际通古斯学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论满通古斯诸语研究的理论意义》、《关于满通古斯诸语的分类及其特征》、《关于通古斯诸语语音结构特征》、《关于满通古斯诸语的辅音结构》、《论满通古斯诸语的语音变化规则》、《论满通古斯诸语格形态及其功能》、《论满通古斯诸语形容词级》、《论通古斯诸语的 bugada 》、《论通古斯诸语拟声拟态词》、《论通古斯诸语及文化》等，对我国满通古斯诸语进行分析性、专题性、理论性、概述性研究的论文。同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中国满通古斯诸语研究》、《关于21世纪中国满通古斯诸语研究》、《中国满通古斯诸语使用情况分析》、《早期通古斯语言文化特征》、《满通古斯诸语语言文字研究之价值》、《论满通古斯诸语构词系统的音变规则》、《论通古斯诸语语法词缀音变规则》、《通古斯诸语的后置词》、《通古斯诸语的拟声拟态词》、《中国通古斯文化及其社会价值》、《关于满通古斯诸民族宗教》等学术论文。再说，他主持并参与的与此相关的国内外课题有《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国语言接触研究》、《语言类型学研究》、《我国各民族语言音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文献数据库系统》、《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纲要》、《中国民族语言文字资料数据库》、《中国北方民族古代字研究》、《满通古斯诸语现状》、《古代通古斯研究》、《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通古斯诸语句子结构类型》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同美国、加拿大、芬兰、荷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完成了有关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全面分析论述的撰稿工作。还应该提到的是，朝克在国内外进行讲学时，给研究生开讲《满通古斯语学》、《满通古斯语研究》、《满通古斯语言与文化》等课程。 

　　    再就是，他的研究思想、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成果也体现在他对于满 

　　通古斯语族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及其方言土语展开专题性、理论 

　　性、创新型研究方面。其中，主要包括《现代满语口语及其资料分析》(2008)、《现代满语 

　　研究》(2008)、《现代锡伯语口语研究》(2008)、《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语言文字使 

　　用现状调研》(2008)、《鄂温克语形态语音论与名词形态论》(2003)、《鄂温克语参考语法》 

　　(2009)、《鄂温克语研究》(1995)、《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研究》(2016)、《鄂温克语音及基 

　　本词》(1991)、《通古斯鄂温克语研究》(2016)、《楠木鄂伦春语研究》(2008)等用汉、日、 

　　英文撰写出版的独著或合著的研究专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科教性、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 

　　等方面的成果《鄂温克语教程》(2016)、《满语366句会话句》、《锡伯语366句会话句》 

　　(2014)、《鄂温克语366句会话句》(2014)、《鄂伦春语366句会话句》(2014)、《索伦鄂 

　　温克语会话》(2016)、《通古斯鄂温克语会话》、《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会话》(2016)、《赫 

　　哲语366句会话句》(2014)、《鄂温克语三方言基础语比较》(1995)、《基础鄂温克语》(2005)、 

　　《索伦语基本列文集》(1991) 《索伦鄂温克语词汇》(2016)、《鄂温克语民歌歌词》、(2016)、 

　　《鄂温克语谚语》(2016)等等。另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用汉、蒙、日、英、朝鲜等文刊发的学术论文由一百二十余篇。这些从语音学、语音形态论、 

　　词汇学、构词学、词源学、实词学、虚词学、语法学、语法形态论、名词形态论、动词形态 

　　论、句法学、语言接触学、语言变异学、濒危语言学等理论视角，专题性研究女真文、满语、 

　　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学术论文，充分展示该学 

　　术领域具有的代表性、前瞻性、理论性、创新型和应有的学术话语权。这里还应该着重提出 

　　的是，朝克通过对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全面系统、深入广泛、细致认真、 

　　客观详实的理论探讨，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乃至阿尔泰诸语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新 

　　的语音形态论、名词形态论、动词形态论、濒危语言研究论等全新的学术理论。这些学术理 

　　论，在阿尔泰语学界也被认为是基础理论或创新理论方法。 

　　总而言之，我国著名阿尔泰学专家朝克先生的学术贡献和业绩，主要分为（1）“东北 

　　亚学说”的提出；（2）“北极圈语言文化相关论”的提出；（3）阿尔泰语学领域“语音形态论”、“名词形态论”、“动词形态论”的提出；（4）“濒危语言研究论”的提出。以及在我国北方民族语言研究领域方面突出表现在：（5）北方民族语言综合性研究和比较研究；（6）阿尔泰诸语比较研究；（7）满通古斯语族语基础研究、比较研究、描写研究、理论研究、形态论研究；（8）满语满文及满文资料研究；（9）女真文及其资料研究；（10）锡伯语口语研究：（11）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及其方言土语研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