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地理学的精髓，也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原理，在于使文学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由此产生“边缘活力”、“太极推移”、“南北朝效应”等十大命题，从而实行六个“贯通”：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文学地理学展开了四个领域与四种效应：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与“七巧板效应”，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与“剥洋葱头效应”，三是族群分布与“树的效应”，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流动与“路的效应”，从而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的“一气四效应”的基本原理。这些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旨在从真实、全面而深刻的层面上，提供一种历史文化哲学，从而对中华文明生命力千古不绝、中华民族由众多的具体民族融合成一个总体民族的文化根据、中华文明的文化动力学系统等，给出一个坚实、深入而生动的说明。提高对自身文化根本的解释能力，是文化自觉，也是彰显现代大国能力的体现。

　　The essence of the literary geography, the primary principle is to connect literature with "geogas", to revive the life and origin of the existence of literature. Based on this, originate ten propositions such as "edge vitality", "Taichi goes",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effect", ect. Hence the practice of six "perforations" in the aspects of past and present,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different geographic areas, land and sea, refined and popular culture, and various diciplines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erefore, literary geography unfolded four areas and four effects: firstly, regional cultural type and Tangram effect; secondly,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dimension and onion peeling effect; thirdly,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ree effect; and fourthly, transfer and flow of cultural spaces and the road effect. Hence the formation of basic principle of "stretch four effect". The revel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se propositions aim to provide a profound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o grant a solid, deep and vivid explanation of the time-honored vit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er ged by numerous ethnic groups, and the cutural dynamic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ility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basis of ones own nation is both a 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capability of a modern power.

【日 期】2012-12-20
【关 键 词】文学地理学/地气/十大命题/六贯通/一气四效应/现代大国能力literary geography/geogas/ten propositions/six perforations/stretch four effects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70(2013)02-0016-10

　　一、点亮文化、做大学术的方法论实践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地方的、民间的和民族的大量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境和思想维度，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蕴含的生命活力。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思路，即在过去文学研究注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和深化空间维度，展开了与中国文化特质相关的诸多空间要素;文学地理学的精髓，也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原理，在于使文学接通“地气”，恢复文学存在的生命与根脉。这些命题和原理，都获得了愈来愈广泛的共识。可以说，近年的许多引人瞩目的学术突破和建树，都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都是我在十几年前，开始提倡“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时想象不到的。

　　大概在新世纪降临伊始，我曾经在北京香山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地图是在对汉族文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我当时作了一个判断：如此绘制的文学地图，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点亮文化，做大学术，是我同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此后的努力，就是200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第一次作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的讲演，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讲演集，随之陆续发表了系列讲演、系列论文和若干著作。这些论文最近汇集为50余万字的《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

　　文学地理学思路的形成，并非拍着脑袋的空想，也非挦撦外来观念的皮毛，而是包含着长期学术实践中，上下求索、苦思冥想的心路历程。其实，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早就有所呈露，这一点也被学界的朋友指认出来了。不少同行认为，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除了采用文化学、鉴赏学的视角之外，文学地理学的情结也很值得注意。情结也许有吧，但其时尚没有自觉的文学地理学意识，只不过我做学问总是从文献着手，在1980年代读过大量的现代文学原始书刊，做了几十本笔记。要把这些材料转化成井然有序的文学史著作，就必须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和潜在的结构，自然而然地也就聚合成京派、海派、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华南作家群，上海孤岛、香港、台湾，大后方、解放区、战区，连左翼文学也细分出上海、南京、北平，沦陷区分述东北、华北等等地域区分和作家群分。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文学史写作中，可能还算得上首倡。如此区分，来自对作家作品的吟味和考察，以作品鉴赏勾住作家的心肝脾肺。因为作家一旦从自己原初记忆和深受感染的生活出发进行写作，他就会以地域文化捕捉外来流派，对外来流派进行地域文化的染色。这就是“地气”濡染洋风。这正如鲁迅所说，人不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他们一旦留在地球，就不能排除“地气”对其文学写作的感染。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家群体的划分及其文学特征的勾勒，潜在着的就是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文化框架和学术思路。它是系统搜寻、沉思默察、自然融会的结果。

　　也许由于有这么一个学术底子和它产生的后坐力吧，1990年代进入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不久，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就逐渐走向自觉。比如研究古代小说时，探讨《穆天子传》的三晋因素和魏国信仰;研究《楚辞》时，注意它与黄河文明不同的长江文明特征;研究李白、杜甫时，致力于揭示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的长江文明、西域胡地文明、中原文明的因素。在这些论著中，诗学、叙事学与文学地理学往往是错综为用，以综合思路抵达创作的生命原本的。为此，我在全国各省市进行了不下200个古代现代文化遗址遗迹的田野调查，用脚步丈量大地上的文化血脉和山川精魂，搜集了大量地方文献、图幅、照片、故事，与当地学人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文学地理学的各地资源和脉络，也就在丰富的积累中变得清晰起来。因而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中，加上“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的副题，突出了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维度。我兼治少数民族文学后，获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一些重要学者的帮助，积累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上档次的资料，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此得到更充分施展的机会。在阅读和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陆续提出了“边缘活力”的原理，以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与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关系，“太极推移”中巴蜀与三吴为两个“太极眼”，《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南中国海与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等一系列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十余年间化作系列讲演和论文，对探索所得的文化原理和文学通则，作了比较认真的论证。这些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旨在从真实、全面而深刻的层面上，提供一种历史文化哲学，从而对中华文明生命力千古不绝，中华民族由众多的具体民族融合成一个总体民族的文化根据，中华文明的文化动力学系统，给出一个坚实、深入而生动的说明。

　　二、诸子还原与人文地理学

　　在担任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后期，即新世纪头十年后半期，我开始关注中国文化源头上的原创期，关注先秦诸子和周秦两汉文化，包括诸子、经史、出土文献。先秦诸子还原研究的一些进展，也得益于文学地理学维度的展开。在对诸子发生学的考察中，这个维度的重要性，几乎等同于历史编年学、史源学、职官和姓氏制度、民俗民间口头传统、考古简帛材料，以及文本生命分析。它们各司其职，不可或缺。缺了哪一项，就仿佛瘸腿的螳螂，爬得愈远，跟目标的偏离就可能愈大。因为诸子是在各地域文化板块上汲取“地气”，包括列国文献、原始信仰、口头传说、民俗礼仪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大书，文学地理学就成了进入诸子知识来源和发生学的极好途径。

　　比如，为何在先秦诸子书中，惟有《老子》书存在母性生殖崇拜?比如《老子》第6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若从语义学上确认“牝”是女性生殖器，岂不就是母性生殖崇拜的重要证据吗?吕思勉、冯友兰都看到这个秘密，外国也颇有汉学家以此做文章。那么，这种女性生殖崇拜由何发生?离开老子故里的母性生殖崇拜遗风，离开陈楚边缘之地的氏族活动状态，而是只从汉人整理过的典籍中强说老子在庄子之后，就无法激活史籍留下的材料片段，从而在生命过程的缀合中对老子这种“坤乾文化”、而非《周易》的“乾坤文化”，进行发生学的追踪。比如《史记·老子列传索隐》在解释老子“姓李氏”时，引葛玄曰：“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这属于母系氏族的姓氏制度。《老子》书中，称“天下母”是唯一的，涉及“父”则称“众父(甫)”。这都可以看作老子出自母系氏族留下的痕迹。老子出生的陈国故地(河南淮阳、鹿邑)古为“太皞之墟”[1]，太皞即伏羲，至今犹存伏羲之母华胥的“履迹舞”、太皞陵下有求子的“摸子洞”，尤其是绘有五彩斑斓的女阴图案的“泥泥狗”，可见母性生殖崇拜之风尚可寻踪。由此可以证得老子哲学的原始性。

　　从原始氏族信仰上，论证清楚《老子》的母性生殖崇拜的发生学原因之后，再去读唐朝道士吴筠讨论《服气》的文字：“夫元气之术，上古已来，文墨不载。须得至人，歃血立盟，方传口诀。只如上清禁诀，玉函隐书，百家诸子，诰传词文，乃至老君秘旨，内外黄庭，灼然不显不露。五千真文略述，只言元牝门，谓天地根，似显枝叶，本蒂深密。”[2]可以发现，道教已将《老子》的“坤乾文化”引向服气修炼。敦煌抄本《老子想尔注》如此解释：“‘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者，欲也。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牝者，地也。体性安，女像之，故不掔。男欲结精，心当像地似女，勿为事先。‘玄牝门，天地根’：牝，地也，女像之。阴孔为门，死生之官也，最要故名根。男荼亦名根。‘绵绵若存’：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年以知命，当名自止。……‘用之不勤’：能用此道，应得仙寿，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这里又将《老子》的‘坤乾文化’，引向男女交媾以益寿延年，但是还多少保存着母性生殖崇拜的遗痕。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三十二《杂修摄部》，则用注解方式进行发挥：“《老君道经》曰：谷神不死(河上公曰：谷，养也，能养神不死。神为五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肾藏精，脾藏志。五藏尽伤，则五神去矣)，是谓玄牝(言不死之道，在于玄牝。玄，天也，天于人为鼻。牝，地也，地于人为口。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藏于心。五气清，为精神、聪明、音声、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出入人鼻，与天通，故鼻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藏于胃。五味浊，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出入于口，与地通，故口与地通，故口为牝也)。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根、元也。言鼻口之门，乃是天地之元气所从往来也)。”这里的母性生殖崇拜遗痕，仿佛已经引导到人与天地精气和魂魄的气息交流，作为一种修炼术了。如果我们认识了《老子》坤乾文化的发生学，就可以为梳理它日后在神仙修炼术中的流变，提供坚实的根基;反而言之，梳理这种学术变异，也增强了我们以文学地理学返回《老子》坤乾文化发生学之必要性的认识。

　　再比如，庄子是谁?他为何把自己的书写成这个样子?他既然是宋国蒙地一个穷愁潦倒的卑微的“漆园吏”，在贵族教育盛行的当时，他“于学无所不窥”[3]的知识从何而来?他有何等身份，可以支撑他与王侯将相的傲慢对话，而不被拒绝、驱逐或拘捕?作为一流大国统治者的楚威王为何派大夫迎聘庄子，准备委以重任，而庄子似乎要逃避杀身之祸，不愿当牺牲用的牛，而甘为“曳尾于涂中”[4]的乌龟?这些都仅仅是寓言吗?超出真实身份的底线无端编造自己的身世经历，岂非有骗子之嫌?因此，离开勾稽《史记》及《通志·氏族略》的材料，对庄子是楚庄王远隔了二百余年的庶出后裔，是从楚国流亡出来的疏远贵族家族的后代身份的考证，就无法通解以上“四大疑案”，更无从解释庄子为何写楚国故事多神奇，写宋人多笨拙、甚至卑劣，无从解释宋国任其废置为漆园吏，而蒙泽湿地却造就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5]，在孤独中对草木虫鱼充满童心的想象。楚地、宋地的人文地理学考察，可以指引我们走近庄子。

　　走近庄子之后，我们再读唐诗，如白居易的《读庄子》：“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凰终校胜蛇虫。”刘长卿《同姜濬题裴式微馀干东斋》：“世事终成梦，生涯欲半过。白云心已矣，沧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养太和。春风骑马醉，江月钓鱼歌。散帙看虫蠹，开门见雀罗。远山终日在，芳草傍人多。吏体庄生傲，方言楚俗讹。屈平君莫吊，肠断洞庭波。”李群玉《昼寐》：“筠桂晚萧疏，任人嘲宰予。鸟惊林下梦，风展枕前书。正作庄生蝶，谁知惠子鱼。人间无乐事，直拟到华胥。”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陆希声《阳羡杂咏十九首·观鱼亭》：“惠施徒自学多方，谩说观鱼理未长。不得庄生濠上旨，江湖何以见相忘。”知人论世，就可以在诗中读出许多有关庄子观鱼、辨梦的逍遥、清新而亲切的趣味。再读明人笔记，如明代李绍文《云间人物志》卷三“嘉靖间人物”记何良俊，“厌弃制举义，耽嗜古文，博综九流，研味四始。拔贡太学，宰相怜其才，拜南翰林孔目。……寻谢官归，纵浪烟霞水石间，覃志著作。晏息处名‘四友斋’，四友者，维摩诘、庄生、白傅与公为四友也，公自为记。晚嗜声伎丝竹，寝兴必先奏乐。”又读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三谈论“梦之真幻”，谓“孔子梦周公，志也，不言文、武。庄生蝴蝶，寓也，不言鲲、鹏。今人学为儒者，必曰梦孔子。学佛者，必曰释迦大士。学老者，必曰广成、老聃。真耶?幻耶?是乃梦梦耳!”这也可以获得另一番超出尘俗、临风亲月、体验真幻的清旷胸襟。总之，诸子还原，打通了古老智慧与现代心灵互相滋润和启迪的通道，如清溪畅流，点点滴滴渗入心头。

　　又比如，《孙子兵法》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左传》和当时其他官方史籍没有记载孙武，盛年孙武写“十三篇”之前并无战争历练，这部兵法中与孙膑传的记载有不谋而合之处，难道《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同穴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自然使此类臆测不攻自破了。其实，这些问题的破解，必须从人文地理学、家族姓氏制度入手，从孙武所属的齐国田氏巨族之庶支的将门家学出发，发现《孙子兵法》的家学渊源，包括其祖辈战场指挥的艺术，进而考察军事世家对近百年与齐国相关的重要战役，齐、晋、楚争霸的战争较量的评议，这样才能对一位年轻的兵法奇才，一下笔就写成“千古兵家圣典”和旷世智慧书的历史可能性，作出有理有据的现场还原和深度阐释。

　　在清理孙武家族文化的时候，我们发现司马穰苴与孙武，同属齐国即将取代“姜齐”的田氏巨族之庶支，他们属于叔祖侄孙辈。《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记司马穰苴开斩蔑视军纪的宠臣庄贾，拒绝齐景公派遣使者持节赦免的命令，义正词严地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紧接着卷六十五《孙子列传》，孙武训练女兵，斩杀无视军纪的吴王两个爱姬，拒绝吴王阖闾求情时也断然表示：“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相邻两卷两位将军言辞相似，并非太史公语言贫乏，而是它们与《孙子兵法》类似的理论一样，都来自齐国一个显赫将门的家学。有了从文学地理学上获得的对《孙子兵法》与齐国田氏庶支之关系的认识，我们再来读《孙子兵法》，再来读后人对兵家兵法的言论，就可以获得一种智慧发生学的制高点。有意思的是，后世有识之士多少已经感觉到，司马穰苴与孙武之间的军事思想或执法行为，存在着相通之处。唐朝刘肃《大唐新语》卷一记载：“张九龄，开元中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利，送就戮于京师。九龄批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龄之先觉，……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这条材料也为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录入，重复出现中书令张九龄的批语：“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人皮日休《春秋决疑》也说：“古者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若穰苴之斩庄贾，孙武之僇官嫔，魏绛之辱杨干，是也。”其后《旧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以及宋人王谠《唐语林》卷三，王溥《唐会要》卷五十一，孔平仲《续世说》卷四，都记载了这则掌故和张九龄将司马穰苴与孙武相提并论的话。宋人曾慥《类说》卷三十九则说：“张良所学，《六蹈》、《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直至民国初年，蔡锷《曾胡治兵语录》卷六还记载胡林翼语：“自来带兵之员，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他们并未发现司马穰苴、孙武出自同族，但他们都感觉到二人严厉的治军原则，一脉相通。一旦从文学地理学、先秦姓氏制度的思路上，破解他们之间的因缘，破解《孙子兵法》知识发生学的奥秘，问题就豁然开朗，而将我们对中国古代兵学的源流，也将获得更深刻的认知。

　　由于文学地理学等学术方法的介入，导致诸子研究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诸子著述，面对两个传统，一个是相当有限的书面文献传统，另一个是浩如烟海的部族、民族口头文化传统。诸子使学术下行至民间，从山泽川流的精魂、民间口传传统、民俗仪式事象、家族文化传承中，体验和发现天地之道、人伦真谛、战争智慧和政治拯救原理，创造出他们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蒸霞蔚”[6]的充满着勃勃生机的思想体系。这种原创思想，与他们的知识来源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和巨大的拓展，存在着深刻的关系。他们从民间口传传统中，汲取了黄帝、尧舜禹传说的智慧，这是穿透数千年茫茫岁月的具有原型性的群体大智慧，以此作为思想原创的支撑点，必然对那些文字记载的“王官之学”产生道术裂变甚至颠覆的效应。春秋战国之世，原创思想的大规模崛起，是以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作为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的。因而后世学人不应脱离思想发生的真实而复杂的过程，拿来一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理论观念，简单地将之谥为“伪托”，而应该如实地看到，这种浩瀚的、长期为官方文字忽略了的民间文化资源，是诸子学术产生的丰饶的土壤。因而也不应简单地重复“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在本质上是反王官之学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大地的恩赐。返回思想发生的土壤，接通思想生成的“地气”，舍弃文学地理学的维度，就可能一事无成，或者南辕北辙。

　　还应补充一点，就是如何提高和振兴“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的命题。这是我们“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命题。一个现代大国应该激活和培育自主的原创能力，当然要开拓现代世界视野，但也大可不必在思想理论上任凭外国人提供说法，我们只需鹦鹉学舌。我们应该提升对自身典籍、巨匠、文化特质、历史过程的解释能力，形成系统的学理体系与话语体系。西方文化之所以成为强势文化，除了经济、军事、历史等原因之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身的典籍、巨匠、文化特质、历史过程，在文化复兴以来的数百年中，形成了自己的学理体系与话语体系，并将自身体系解释为具有“普泛性”。这种体系性的言说，就是一种力量。在现代大国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需要“碎片化”的是那些陈陈相因、或拾人牙慧的理论框架，而不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根底，更不是从这种深厚的文化根底上生长出来的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使自身文化的根系和大树“空心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我们应该以现代性意识和创新性方法，激活数千年文化遗产内蕴的活力，使之可以生气勃勃地感动现代人的心灵，使之成为我们与当代世界进行对话的浑厚精深的文化底气。这种文化解释能力，实际上也是现代大国能力的体现。

　　三、文学地理学的十项命题

　　一个有眼光的学者在选择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的时候，不妨思量一下自己多种可能中何为最有价值、最有潜力的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虽无如此大本事，但对自身学术的战略性发展，进行一番思量、运筹、规划，不至于摸到象身就是墙，摸到象腿就是柱，还是值得的。尤其是你的人生和学术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自从1998年我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人生方式和学术方式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何在变中求进，是我面临的难题。我当时曾经引用《诗经》的一句话，聊以自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也是一种断章取义。原本是比较纯粹的学者，面临新的职责需要全力履新，不负托付之时，应该如何使原有的学术不中断，又有新的推进，并非一件轻松的事。不久，我就发现，自己面对的不仅是中国文学贯通古今的资源，而且接触到大量原本陌生的全国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学、文化材料，这激起我的新鲜感和好奇心。有新鲜感、好奇心，就有了学术探险的动力。我的脑筋常常在急转弯，或古或今，或汉族或少数民族，或文学或文化，在如此广阔领域进行筋疲力尽的漫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肤浅和惶惑之后，终于发现堡垒不是没有可能一个又一个地攻破。更进一步的追求，就是对广阔时空中辗转所获，进行更高学理层次的整合。于是，笔者就提出了“大文学观”的命题及予以整合，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并予以展开。为了使大文学观不至于凌虚蹈空，而回到脚踏实地，达至血肉丰盈、神采焕发，就必然要进行一番文学地理学的探索。

　　这十余年，是我学术上的紧要关头。十年并非短，孔子就是以十年为关节点，描述其生命境界的，有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的说头。元人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杂剧中，让它的主角一上场就说：“受十年苦苦孜孜，博一任欢欢喜喜。”明初赵撝谦，于洪武年间徵修《正韵》，罢归后，出任琼山教谕，赋诗云：“文字声音叹久讹，十年辛苦事研磨。谁云沈约知音甚，未许扬雄识字多。鲁鱼从今堪辨析，鼎鼒由昔费摩挲。总怜朋旧微锺子，归卧云山看薜萝。”也就是说，十年辛苦换来的，也许是欢欢喜喜，也许是冷冷清清。置欢喜、冷清于度外，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我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文学生存状态、发展动力、创新机制、审美形式，尤其是它们在文学地理学维度上的呈现形态，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逐渐形成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起码有十项：

　　(一)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强调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指京师;四方，指诸夏四方诸侯，其实还应扩展到蛮夷，他们都是追求小康生活的。郑玄笺云：“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京师者，诸夏之根本。”应该说，在民族共同体发生过程的早期，以“中国”的理念作为凝聚力的象征，具有特殊的意义。历经炎黄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部落联盟和中央政权的聚合效应，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具有巨大吸附力的核心，为秦汉以降的大一统格局立下根基。没有这个核心理念的认同，多部族民族的碰撞冲突，就可能造成力量的耗散崩裂，难以形成这么一个“一统多元”的民族共同体。所以《荀子·致士篇》说：“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川渊者，鱼龙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无边缘，也就无核心。“一统多元”的民族共同体构架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发展得愈益牢固、壮大、辉煌，就需要调动和发挥边远民族的“边缘活力”，使其多姿多彩的充满野性强力的创造，反馈回赠于中原，在碰撞中激活已经开始懈怠、陈旧、老化、衰颓的中原文化。“边缘活力”原理的提出，完善和点醒了“一统多元”共同体的民族间“辐射—反馈”动力模型。进一步需要描述的是这种“辐射—反馈”动力模型的运行轨迹：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存在着“由上而下”的轨迹;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由下而上”的运行轨迹，总体运行轨迹是“漩涡型轨迹”。由此揭示了中华民族百川归海、见贤思齐、有容乃大的“总体文化哲学”。

　　(二)在解释南北文化融合时，揭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的结构性动力系统，由此揭示中华文明数千年不曾中断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奥秘。中华文明为何五千年不曾中断?过去的解释，一般强调儒学思想造成中国社会秩序的超稳定结构，或者儒、佛、道三教的交融互补。这不妨说是部分原因。但问题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和轻松。在中世纪，北方的沙漠草原区域兴起了一个草原帝国。善于骑射的马背民族，作为“上帝的鞭子”，驰骋在从兴安岭一直到欧洲的大草原上，南下冲垮了很多农耕民族，唯独中华文明根基依然牢固，岿然不动。难道游牧民族的骑兵来了，你抱手鞠躬，宣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就翻身下马，向你打躬作揖吗?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华民族文明是“双江河文明”，黄河文明加上长江文明，这样，中华民族的腹地就大了，多民族碰撞融合的回旋余地也大了。这两条江河具有丰富的生存屏障、众多的资源和人口、多姿多彩的文化智慧以及广阔的回旋余地。比较起来，古埃及文明只有一长条的河谷绿洲，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马其顿人、阿拉伯人的侵入，就导致原有文明的中断。中东的古巴比伦虽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两河流域，但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比它大了七倍，腹地大，底气就足，在民族博弈和发展中提供了进退的余地和回旋应对的弹性。在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靠一道伟大的城墙很难挡住精锐的骑兵，平时能挡得住，还可以在长城沿线开关贸易，但是草原帝国一旦统一漠北，大举南侵的时候是挡不住的。长城挡不住，能够挡住的就是向被称为“天堑”的滚滚长江，因而中国几度出现“南北朝”格局。无论南朝、北朝都以正统“中国”自居，这就产生了文化融合中的“南北朝效应”：胡风南煽，久居而中原化;衣冠南渡，开发南国而沾染蛮风，然后归于一统而实现更为博大的南北融合。应该看到：“南北朝效应”，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奇观，使之形成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包容了本来的文化和新来的文化，而在更高的层级上进行兼容创新。反观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太极推移”，当会想起《易经》中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出现了一种文化生命的实践哲学。紧张感，就是生命感。因为边缘活力，因为周围有四夷，汉族才有紧张感，有生命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多部族和民族(包括一批古民族和今存的56个民族)在数千年间不断地以各种态势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扮演着一幕幕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历史悲壮剧，从而衍生出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思想学术和审美文化创造，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太极推移”中，中华民族兼容了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包括旱地农业和稻耕农业，以复合型的文明形态，经受住各种风雨考验，磨炼了自己应对危机、重新振兴的生命韧度和能力，形成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亲和与血肉深情的“民族间文化哲学”。

　　(三)在探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太极推移”的过程中，揭示巴蜀和三吴是两个功能有别的“太极眼”。进而探究了巴蜀在秦汉以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的关键作用，即“谁得巴蜀，谁得一统”。秦人拥有巴蜀，开发天府之国，以经济实力的成倍增长，支撑着统一六国的大业;汉高祖以汉中巴蜀为基地，依靠三秦晋齐之师，挫败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司马氏篡魏，先取蜀汉，后灭东吴;北朝乘侯景之乱据有巴蜀，杨坚统一北方后，消灭仅有三峡以下江南地之南陈，势如摧枯拉朽;宋太祖取代后周之后，先取后蜀，后伐南唐;金未能灭南宋，因为始终未能进入巴蜀，游牧之师在长江下游强渡，必遭覆顶之灾;元灭金之后四十年西征，取巴蜀、大理国，实际上已经过江，灭南宋如探囊取物。巴蜀是用武的太极眼，三吴是弘文的太极眼。“泰伯开吴”成为华夏入蛮夷、蛮夷归华夏的文化共同体形成形态的杰出典型。开吴之举，从陕西岐山到太湖流域，牵动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对角线，其历史文化效应简直改变了文明发展的形态。太湖流域及泛长江三角洲，在长期的南北“太极推移”、家族迁移和经济开发中，赋税甲天下，进士文化之盛甲于天下。宋元以后，这个太极眼作为经济文化中心，对全国产生了辐射感染作用，提高了文明的文化素质。

　　(四)华夏文明的发育而挤压西羌、三苗分别从西线或东线向南迁徙，使云贵、湘西、川西发生了文化“剪刀轴”效应，并延伸出茶马古道一类“剪刀把”，这些都对当地民族的文化、文学状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民族文化争奇斗艳的后花园，这个文化区域保存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诸多“文化活化石”，古歌传说、节日祭典、歌舞音乐、傩戏百艺、信仰民俗、图形文字、图传碑刻、经卷与服饰，汉应劭《风俗通义》之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于此地保存得最是繁盛，奇特中闪烁着神秘的光泽。“太极眼”、“剪刀轴”的说法，都是以总体文明观察具体文明，揭示了地域板块在文明整体中地位与功能的效应。

　　(五)将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定位为“江河源文明”，既有高原文明的原始性、崇高感、神秘感，又存在于东亚文明、中亚文明、南亚文明的结合部，藏族文明、蒙古族文明的结合部，带有混杂性、流动性、融合性的特征。由此提出公元前那一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中国史诗。在史诗类型学上，谓荷马史诗是海洋城邦史诗，印度史诗是热带森林史诗，中国史诗则有高原史诗、草原史诗、山地史诗等丰富形态。另如突厥史诗《乌古斯传》、回鹘长篇诗剧《福乐智慧》、蒙古带有史诗特质的历史文学杰作《元朝秘史》，作为旷世国宝、国际显学，都应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写作视野。

　　(六)与研究中国新疆与中亚的西域学相对应，探讨了对中国东北、沿海、台湾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文化联系进行研究的“东域学”。主要研究通过海路和陆路，使汉字典籍文化、儒学、佛学在东亚土地上流通、吸收和另创。东域学包括“文化东亚”、“经济东亚”、“政治东亚”等层面，探究所谓“汉字文化圈”所经历的近百年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

　　(七)提倡海洋区域文化研究。设立“南中国海历史文化研究”重大项目，以近四五百年来澳门、香港、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福建、上海、江浙的文化、文学为中心，揭示西学东渐催化中国近代化进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荷兰、英国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也发现一个老大陆，引起全球文化的碰撞、汲取和剧变。世界史只讲新大陆的发现，潜伏着欧美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随着东亚崛起，南中国海研究所接触的问题将成为世界史的重要问题，其价值的重要性可以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驾齐驱。

　　(八)开展对主要经典和主要作家的文学地理学个案研究。在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碰撞融合的文化背景中，超越中原文化中心立场，关注出土文物文献，展示《诗经》、《楚辞》的文学地理维度，对《楚辞》一些关键篇章及《文选》著录的宋玉赋的著作权和著作年代，进行深度考证。比如，屈原的《天问》开端发问词用一个“曰”字，“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如陈本礼《屈辞精义》说：“曰字一呼，大有开辟愚蒙之意。”根据上古书籍制度，如果开头二字与篇题相同，就省略开头二字。因此和篇题相承，就是“天问曰”，是屈子借天代言，“天”是以下三百七十四句，一百五十八问，一千五百六十四言的主语。以天问人，就将人所制造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置于理性的质疑之中，并且可以将人为时间和事件随意拈来。又根据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天问解题》所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以此为据，可以揭示《天问》的时空错乱，并非错简所致，乃是以楚国壁画的时空自由措置的审美方式为诗。证以王逸之子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其间的神话怪物，时空错杂，“上纪开辟，邃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躯”之类，乃是西汉王族重现的楚风壁画，与屈原在一百多年前见到的楚先公先王祠堂的壁画，是一脉相承的。又证以地望离鲁灵光殿不算太远的武梁祠西壁的东汉石刻，证明屈原在人类诗歌写作上第一次使用时空错乱，是从中国古老的美学命题“诗画相通”进入这种原创思维的，与两千年后西方意识流作品，从深度心理分析进入时空错乱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尊重自身文化的原创，乃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采取的态度。

　　另外，就是对李杜诗学的研究在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大背景上，加入西域胡地文明，展开对李白、杜甫的诗歌特质和文化基因的独辟蹊径的解读。比如研究李白的长江文明加胡地文明的特征，有必要考订李白出生地。据族叔李阳冰在李白去世当年，受托付为李白著作写《草堂集序》，交代李白的家族为“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中叶获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以李阳冰的身份，这里攀缘权贵的作风或许有之，但家族迁移的路线不必造假。李白去世后56年，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找到李白的孙女，得见李白之子伯禽手疏残纸，因之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称李白乃“凉武昭王九代孙”，“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神龙初，潜回广汉”。这与李阳冰的说法相吻合。李白有诗云：“安西渺乡关，流浪将何之。”[8](《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他把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当作“乡关”，诉说着流浪的滋味。西域碎叶城，是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大将军裴行俭、王方翼所筑，武则天圣历二年(699)以阿史那解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守碎叶，这在李白出生的前两年。此后不久，西突厥占领碎叶，解瑟罗率领部民六七万人迁移到内地，李白五六岁时，大概也是随着这股移民潮到了四川内地的。李白的崇拜者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始娶于许(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颇黎。”李白子女的这些名字，不是取义于儒家经典，而带有相当浓郁的胡地风味。据此解读李白诗颇多胡人气息;在“胡夷之伎”、胡乐胡舞流行长安的时代，他的诗多能被入乐歌唱;李白在长安的娱乐场所，并非“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9]的软绵绵的平康里，而是胡乐胡舞火辣辣的胡姬酒店，就可以深化对李白何以能够代表胡气颇浓的盛唐气象的理解。

　　(九)激活、深化和拓展对中国文化之根本的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将人文地理学、先秦姓氏制度的方法，置于与文献学、简帛学、史源学、历史编年学、文化人类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先秦诸子及其相关文献进行生命分析和历史还原，廓清和破解两千年来学术史上遮蔽了的、或没有认真解决的许多千古之谜。据《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四书的统计，其中着手解决的千古之谜就有三十八个。对诸子学术发生过程的透视，发现“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之类，并不能成立。诸子面对有限的文献传统及浩瀚的民间口头传统，虽然对王官之学有所汲取，但更为本质的是诸子引入民间资源，包括黄帝、尧舜禹传说，民间风俗信仰一类资源，打破王官之学的一统局面，使“道术将为天下裂”[10]，从而打开了中国思想自由原创的大时代。对诸子的此项重要贡献的发现，与文学地理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

　　(十)这些命题汇总起来，就指向“重绘中国文学(或文化)地图”的总命题，它要求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这六个“贯通”引导出三个学术方法的原理：在文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在原本关注核心动力基础上，强化“边缘活力”;在坚持文献坚实的前提下，强化对自身文明和审美的深度解释能力。

　　上述十项命题的探讨，从各个角度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和方法。正如一位友人所说，文学文献学与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文化的缺一不可的一双眼睛，缺了一个，就成了“独眼龙”。宋人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如此记述骁勇盖世的李克用：“武皇眇一目，世谓之‘独眼龙’。性喜杀，左右小有过失，必置于死。初讳眇，人无敢犯者。尝令写真，画工即为捻箭之状，微瞑一目。图成而进，武皇大悦，赐与甚厚。”我们大可不必做李克用之徒，忌讳或粉饰“眇一目”的缺陷，而应该擦亮双眼。有一道地气、两只眼睛、十项命题，才能把文化典籍当做生命的痕迹来解读，真切地追问：你是谁，为何将著作写成这个样子?我们应该改变人文学者不如破案警察的状态，看到一只脚印，只知道用尺子量量它的长短、位置，把材料当做死材料，还自以为最讲“实证”;重要的是增强对文献的透视力和解释力，从一个脚印上分析出作案者的高矮、胖瘦、年龄、步姿，甚至参同其他痕迹，破解其作案的动机。人文学术，以探寻文化生命为基本。文化经典的生命分析，是对研究者能力的挑战和实现。一旦具有这种生命分析的能力，看似枯燥的研究，就转化为享受智慧盛宴之乐事。

　　四、接通地气是文学地理学的根本

　　对文学地理学方法的应用，还有一个“隔与不隔”的境界区分。文学地理学并不是只给文学者填上籍贯和生平轨迹，对之进行排队、归堆，其余还是套用思想性、艺术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简单框套强作图解。这样写成的著作，令人感到难免有些隔膜，似乎只是把文学史按照人物籍贯，肢解成八大块，肢解的结果失去了生命的神采。“隔”中夹杂着生搬硬套，“不隔”才是融会贯通。融会贯通方能使文学的文化解读和生命分析，变得坚实深刻，生机蓬勃，从而升华出自成体系的原创性学理机制。

　　文学地理学的根本，在于使文学接上“地气”，考察土地的气息，包括山灵水怪，草木精灵，气象民风，由此产生的原始信仰和原始思维方式，以及民族家族代复一代的文化承传和流动等等，对文学者的精神渗透、滋育和植入文化基因。古代文献讨论“地气”者甚多，涉及以“地气”生人文。“地气”一词，最早见于文献，是《周礼·考工记》：“橘逾淮而北化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涉及地气制约着物种分布和变异。“地气”的“气”字相当关键，它连通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连通着对文学地理学本质的把握。《淮南子·主术训》说：“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太一之精，通于天道。”这就把地气的讨论，引向天道的哲学思考。顺着这两条路线，唐人张九龄《感遇》诗，将地气对物种的影响，引申到人心的体验：“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唐人符载《锺陵东湖亭记》则在天地人的三才结构中，体验地气与生命的关系：“天气郁则两曜不明，地气塞则万物不生，人气壅则百神不灵。”其余地气之说，以不同方式指向物候、人性和习尚，指向生存环境与人心的互动、互生、互成。如宋人刘子翚《栽果》诗如此写橘：“南北由来地气偏，凌寒松柏但苍然。踰淮种橘今为枳，岂比中人性易迁。”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说：“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地气也联系着人的情感波动和审美方式，晚清陈衍(石遗)为郑孝胥(苏堪)《海藏楼诗》作序，则将地气与诗相关联：“大抵作诗亦随地气，山川秀蕴，则触处成吟。”地气，天地、人心、习尚、审美，如此富于跨越性的命题，使得文学地理学成为一个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分支，需要以“地气形态”、“人地关系”理论进行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这其中，只有增强寻找和破解由“地气”植入的文化基因的敏感，才能揭示文学文献生命的秘密。

　　在使文学连通地气的基础上，文学地理学展开了四个领域：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对应于四大领域，文学与地理的因缘，产生了四种效应，即：(一)区域文化之间的“七巧板效应”，板块色彩不同，不断组合出新的文化分体特色与文化整体景观;(二)文化层面剖析的“剥洋葱头效应”，互相间离而又包容，瓣瓣均可长出葱翠的生命新叶;(三)族群分布的“树的效应”，根深叶茂，枝杈横生，构成民族、家族文化基因的传承、杂交、变异;(四)文化空间转移和流动的“路的效应”，山回路转，奇峰耸立，形成不同的文化中心与文化过程。这就是文学地理学的“一气四效应”的基本原理，由于它们的交互作用，形成生机勃勃的文化生命脉络，以及气壮山河的文化景观和文化过程。

　　文学地理的研究维度，早已存在。一百年前，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就说：“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诸如此类，堪称文学地理学之嚆矢。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则从“善乎《吕览》之溯声音”、“《诗》篇三百，则区判南北”讲起，谓“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其眼光扫视两千年，气势不凡，惜乎尚未及于精深。

　　而梁启超则著有《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诸文，从宏观的理论原则上立论，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11]。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以降这一百年间，相关著述不可谓不宏富，近时则更是林林总总，势头令人振奋。关键在于不要以贴标签为能事，要以精深的专家之学或通人之学代替泛泛之论，而且要增加连通“地气”的深度，激活文学脉络的内在生命，从而强化我们对自身文化及其内在精神的解释能力。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考究，可以发现，文学地理学方法的深度介入，不仅使文学、文化研究增加了新的材料，拓展了新的视野，而且注入了新的智慧，展开了新的文化哲学境界。

【参考文献】
[1]《左传·昭公十七年》，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23页。
[2]《全唐文》卷九二五，吴筠《服气》。
[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3页。
[4]《庄子·秋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5][10]《庄子·天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79、562页。
[6][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7]《论语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8]李白：《江西送友人之罗浮》，《李太白全集》，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17页。
[9][唐]孙棨：《北里志序》。
[1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原文出处】《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期第16～25页

　　【英文标题】The Creed of Literary Geography: Connecting Literature with "Geog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