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故事和讲述。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家”刘德方为例，以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为基础，具体从讲述环境、讲述意识、讲述行为、讲述内容和讲述风格等五个层面描述和分析他在乡村和城市不同的生命处境和故事演述，阐释其移居城市前后的讲述变化和文化转型，以期为中国民间故事和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抢救和保护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刘德方;乡村;城市;故事讲述;文化转型

　　刘德方，1938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谭家坪村。以他为代表的下堡坪民间故事于2006年被批准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下堡坪乡共流传有民间故事2000多则，刘德方能讲其中的400多则。自1994年被民间文艺工作者发现以来，刘德方一直备受学界和媒体关注。1999年，出于保护刘德方及其故事的考虑，在当时的宜昌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领导的关怀下，刘德方被安排在县文化馆工作和生活。2006年，刘德方民间艺术研究会在夷陵区成立，刘德方成为这一组织中的重要工作人员，也是地方新农村文化建设和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主要对象。面对这样的身份转变和角色变化，刘德方说：“只要有人愿意采录我的故事，我就愿意讲，就愿意把我知道的所有故事都讲出来，来服务社会，回报社会”[①]。

　　童年时的家境富裕、少年时的家道衰败、青壮年时的苦难境遇和晚年后的幸福眷顾，刘德方的人生注定是一部充满血泪与欢乐的传奇。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从阶级身份重压下的痛苦挣扎到作为各级政府和民众关注的“明星”，刘德方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着他的故事和故事讲述。

　　讲述环境

　　下堡坪乡是一个多山多丘陵的地区，也是一个较为封闭落后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世世代代从事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产，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包括民间故事讲述十分频繁。夏秋时节，人们常在打谷场院或田间地头，在劳动间隙或不太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程中讲故事。冬闲时期，人们又会围着火炉，或晒着太阳，谈古论今，吟诗作赋。

　　刘德方自小生活在传讲故事的环境里，较之他人，他对民间故事更为偏爱，更为敏感。聆听故事、记忆故事是他儿时忘却病痛，寻觅快乐的主要方式，学故事、讲故事则是他日后开解心情，与人交往的重要手段。20世纪50、60年代，夷陵区各项建设工程接连上马。来自各乡各镇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劳动之余，生活单调，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家就围拢过来日白、讲经[②]。关于大集体年代搞建设，讲故事的情景，刘德方仍然记忆犹新。

　　讲故事就是那么聊天，热闹。修公路就是争把椅子坐。你看，搞大型建设一般都是冬天。冬天，个咋呢，修公路的人又多。你像这一点儿屋要睡他妈二三十，又没得火箱。那住人家老板呢，一个房里那么多人，谁个烤火呢，一住百把人，有时候个咋子七八十人，几百人。那谁个烤火呢?黑了，放了工了，晚饭一吃，会讲故事的那些子人就搞把椅子在火垅旁边，讲故事的就烤火，不讲故事的就不烤火。我就争把椅子坐，个狗日的，就是这么个好处。再一个也消磨下时间，解愁散闷，人搞闷见了，大家几个哈哈一打呀，就一抹了之了。[③]

　　讲故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是老百姓生活中最常见、最便捷、最轻松的娱乐方式。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走到一起，形形色色的故事便随之汇聚起来，讲述的场面也格外壮观和热闹。他们你一个、我一个地比着讲，赛着说，讲演气氛就高涨了，更能激发思想。这时，大家既是优秀的讲述者，又是倾心的听众。讲述者与听众和谐、完美地配合，高质量的作品比比皆是，民间故事被演绎得精妙绝伦。

　　进城以后，刘德方讲故事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耕地劳作，不再与熟悉的乡亲邻里朝夕相处，而是在城市里过着上班族的生活，应对领导、专家的考察，出席各种文化工作会议，出入旅游、商贸等活动场所。对刘德方来说，讲故事不再是一种自由、自发的行为，而更像是一份自觉承担的“工作”。

　　情形一：接受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考察与检验是刘德方成名后的重要职责。“到文化局以后，我先后接待组织了八次专家的考察，新闻记者的采访至少是几十次。每次专家来考察，从我们区里面的专家黄世堂，市以上的就从王作栋开始，然后到国家的，包括刘魁立先生、贾芝先生……专家考察、研讨会一共八次。”[④]2000年，宜昌县召开一千多人的四级干部会，会后，刘德方上台为领导干部们讲故事。2007年，下堡坪乡赵勉河村召开选举大会，还请刘德方回村子讲故事以提高参会率。

　　情形二：参加各种形式的文艺表演以传扬故事是刘德方进城后的重要工作平台。1999年进入县文化馆以来，刘德方就参与了各类文艺演出，从而将民间故事搬上了艺术表演的舞台。同年10月，宜昌市举办三峡国际旅游节，在著名旅游景点车溪的“灯火夜”上，刘德方受邀讲故事。2000年农历八月，中国三峡总公司邀请刘德方在接待中心歌舞厅为员工传讲故事，并作为中秋文艺晚会的重头戏推出。2001年，刘德方任小溪塔民间艺术团(后改名为“刘德方民间艺术团”)名誉团长，随团在城乡各地开展民间艺术活动，负责故事的讲演和宣传。

　　情形三：在旅游景区面对游客，适应需求传讲故事是刘德方播撒故事的重要渠道。2000年秋天，车溪风景区的乐老板专程到县文化馆邀请刘德方到车溪讲故事。在那里工作的四个多月里，刘德方天天为南来北往的游客讲故事、演皮影戏、唱山民歌。2001年夏天，晓峰马铃岩风景区的李老板接刘德方到景点讲故事，当特殊导游。2002年春天，三峡古兵寨的张老板邀请刘德方去讲故事，借以提高旅游景点的文化品位。[1]

　　以上三种情形是刘德方迁居城市后讲述故事的基本环境，它显然区别于先前乡村生活中讲故事的自在状态，带有鲜明的“舞台表演性”。

　　讲述意识

　　于命运多舛、见多识广的刘德方而言，讲述环境的变化势必引发他敏锐的观察和细心的揣摩，进而影响其讲述意识的变化。

　　我们原来在农村，红白喜事啊，农村叫日白。我原来讲故事是你讲一个，我讲一个。那个时候，人啊就是表现自己。一个是爱好，一个是表现自己会讲故事，也不管讲得好不好，都爱讲。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专家来评啊，那种场合就是听了几个哈哈一打就过去了。我们那个时候怎么知道讲故事吃香，只是调节气氛，整天劳动啊，活跃下气氛。[⑤]

　　我的妈说我爱听别人唱啊，爱听别人讲。我妈说你记些子就当到饭了啊?我妈就这样说我。那个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在现在还真能当得到饭。[⑥]

　　刘德方的这席话清晰地表明他已经认识到故事讲述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而且被国家、学者和媒体，甚至是普通老百姓视作是一种文化传统而加以保护和研究。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刘德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获得了新的谋生方式和各项荣誉。

　　我们就是说以这个东西消除我们的苦闷。那个时候，我们成分不好哇，把你弄起去整一顿，斗一顿，日白佬把你噘(骂)一顿，你死也不得死，你还有受的。只有以这些东西来化解我们的悲痛。我就是这么度过来的。不然，我怎么记得这么些东西，我也对这个事蛮爱好，我用这个东西解除烦恼，我还用故事活跃这一方。[⑦]

　　讲故事对于农民刘德方来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尤其在那特别的岁月里，讲故事既是刘德方消愁解闷的方式，也是他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效途径。此时，刘德方同与自己一样从事相同生计，有着共同爱好的村民们一起，在和谐、自然的氛围中竞相争讲，既表现自己，又协调关系。在故事讲述现场，听众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故事传承的主体和核心，没有听众，故事讲述活动就无法展开，故事传承的文化链条就会断裂。[2]对此，刘德方深有感触。

　　讲故事的时候，过得蛮快活啊，也不觉得疲劳。粉白(讲故事)粉上劲了，他也不记得饿了。讲这些东西呢，要几个人都会讲。它呢你一个，我一个，它可以提高这个记忆。你在讲，我心里就在想，那你这个故事一落款(结束)，我要讲个什么玩儿陪你。那么你一个人讲呢，它有些单一。日白还是要有个群体。但是，你不会讲呢，也还要像你们这样会捧场的。对这个捧场，它你只听，不笑，他也觉得没意思，没得这种气氛。这个捧场人你一听到这个讲到，一落款了，你一笑，他这个讲的人也有兴趣，那么你也开心，你也有兴趣。那这一组合呢，那么我愿意讲呢，你就愿意听。你说是不是?它这也有个组合问题。[⑧]

　　刘德方认为，讲故事要看对象，要能灵活应变，要善于加工改造，这是讲故事人的功夫，也是故事赢得听众喜爱的根本。

　　对于领导讲故事，我心情是好的，但是有一种拘束。……没想到现在国家对民间的东西这么重视啊，还要抢救保护。我们要有一种态度啊对待领导，保护抢救。人家对得起你，你就要对得起人家。我能记得10个，恨不得写11个出来，那我才对得起人家。我也不是争多大个名誉，但是领导推荐啊，专家认可啊，这个名誉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事先啊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就回报社会，把这个东西讲好。如果有人愿意学的，我们也愿意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他，那么我们后继有人。老一辈传给我们，我们再传给下一代，不忘记我们意识的根本。在旅游景点讲故事主要是迎合。他们呢说你给我讲个荤的，我就讲个荤的;你给我讲个素的，我就讲个素的;你给我讲个长的，就讲个长的;讲个短的，就讲个短的;再讲一个就再讲一个，根据客人的要求。讲故事最长就半个小时，一般十几分钟，人家叫你讲，对你还是个锻炼，也是个宣传。[⑨]

　　到了城市，刘德方成了唯一的故事讲述者，他的听众就是慕名而来的领导、学者、记者以及观光的游客。虽然刘德方也下乡深入基层，但是，这时他在老百姓的眼里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德方子”了。因此，作为宣扬和保护的品牌，刘德方讲故事就渐渐演变为一项义务、一种工作。这样的意识和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刘德方的故事传承和故事讲述。

　　讲述行为

　　讲述行为的发生是和讲述环境、讲述意识相互作用、彼此依托的。讲述环境变了，讲述意识变了，讲述行为必然出现相应的改变。

　　有着多年故事讲述经验的刘德方接触和交往了不同地方、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这促使他更加自觉和理性地去认识民间故事的讲述及其功能的发挥。在他看来，讲故事不是简单地转述某件事情，也不仅仅是好笑、好玩的，而是一种学问。

　　讲，还是有一种学问，老师讲课讲得好，讲故事跟教授讲课一样的。根据实际情况，语气轻呀缓呀慢。我们就是说自己还要闷在心里研究，哪么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哪么把这个故事讲得受人家欢迎，哪么提高自己的档次，提高自己的水平。没有人教，自己摸索。[⑩]

　　如今，移居城市的刘德方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琢磨讲故事的方法和技巧了。他出入各种场所，见过不少世面，完全能够审时度势，选择故事，提炼故事，创造故事，以增强讲述的实效性和趣味性。有一次夷陵区开妇联会，大会组委会请刘德方去讲故事。他想参加会议的都是女同志，所以他就选了《姑娘选夫婿》，果然讲述效果极佳，气氛融洽。“故事讲完以后，把些个姑娘们搞得大笑。也就是说，讲故事要对症下药，它才能提高人家的积极性，人家才喜欢听。再比如碰到搞企业的老板，我也跟他们编一些故事，那就是荤故事，那就是讲完全是好笑的。”[11]

　　“看场合讲故事”是刘德方进城后故事讲述行为方面的最大变化。因此，在一定情境下，为了达到故事讲述的目的，刘德方难免要进行预先的设计，并且有意识地总结一些讲故事的规矩和程式，以便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游刃有余地面对各类听众，处理各种关系，恰到好处地展演故事的魅力。

　　现在档次高些。那我们过去在农村讲故事，做活啊，往那个田头一坐，坎子上一坐，那我们就日个白，乱说一通。到城里来了，档次提高了，在哪些方面呢?一个是语气，再一个是那个节奏，再一个那个场面。那个人啊要有计划，你走到哪个场子，那就是个什么形象。你说是不是?再说一个，那主要是分场合，主要是看场合。这个讲故事呢，你看啊，有几回那个外头的专家考察，事先就点。听荤的，我就讲荤的;听素的，我就讲素的。……你这个人走路啊就要识了前头识后头，有时候还要识左，有时候还要识右，你这个人往那一放，你就要晓得我是搞什么的，人家有时我是演节目，有时我是讲故事，我说我是来陪客、陪领导，那么你心里就要有个底，紧开言慢开口，呵呵。[12]

　　刘德方说，过去在农村，不大注意这些因素，“碰到荤的就是荤的，个咋，碰到素的就是素的。跟这个吃饭一样，捻菜，筷子一持，捻到什么玩儿，就是什么玩儿。” [13]与此同时，他认为，讲故事应该尊重讲述者，在讲演的过程中，听者尽量不要随便插话，要做一个虚心的听众，否则会影响到整个故事的讲述。故事讲完之后，大家可以尽情地讨论。

　　你像讲故事，本身是人家讲的故事，我记得，那你就不要插，还是尽(让)人家讲完。有的最喜欢呢，个咋子，在中间插，我最不喜欢这样的人。他这样的人就是不礼貌。那么，你讲完了，可以说，我们两个共同来把这个故事凑完整一下。或者再说你这哪儿是掉了，那还是掉了几句什么话，哪儿掉了就再添。那么，人家落了款了，你再把宝贵意见提出来。[14]

　　为推出刘德方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夷陵区文联主席杨建章对此表达了他肯定的看法：“他现在有三个提高啊，一个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前是住在深山里面，饥一餐饱一餐，有一餐无一餐。现在是三餐有保证，而且安排得很好，跟城市的人生活质量一样。第二个就是故事讲述质量提高。以前就在田头讲给农民听，大家都很宽容，讲得好还是不好啊，都哈哈一笑。现在和文化人接触，讲故事大家就给他提出哪里讲得好，讲得不好，怎么提高。第三个这个故事质量提高，通过有人跟你整理，这个整理本身有个加工的过程。从他口里来，通过别人的加工再回到他口里去，从他的口里讲出来还是他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内容艺术特色都提高了。”[15]

　　讲述内容

　　作为一位杰出的男性故事讲述家，刘德方的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展现了活灵活现的生活情境，又蕴涵着鞭辟入里的为人之道。在故事中，刘德方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勇，批判游手好闲者的不思进取，教导不学无术者奋发图强，规劝品行恶劣者多做好事，赞扬知书达理、尊老爱幼的操守，鼓励积德行善、诚信守约的作为。诸如“公佬与媳妇”、“女婿与岳母”、“先生与学生”、“小姐与相公”、“县官与百姓”、“财迷吝啬鬼”、“愚蠢呆板的人”、“滑稽聪明的人”等等，都是刘德方口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类型。

　　下堡坪乡传讲最多的生活故事和传奇故事。传奇故事分为地名传奇，再就是一种历史传奇。再就是呢，就是普通的传奇故事。男人喉结的来历呀，分那么三个类型。这故事也是比较多的。最多的还是生活故事，我说，特色产品，刘德方系列的。按我们理解，在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与劳动有关的故事归纳为生活故事。刘德方就是生活故事的杰出代表。[16]

　　刘德方以现实性强的生活故事见长，即便是带有幻想色彩的神奇故事，在他那里也饱含着人生的真知和处事的道理，不愧是“生活的艺术”。《毛狗子精兄弟》[17]讲的就是心地好的小伙子和毛狗子精相互协助，共同成就的故事，它在现实的情节和奇幻的想象中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情感。

　　讲述人的故事与他自身的生活境况和思想观念有着紧密关联。从农村到城市，刘德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必然反映到他的故事讲述内容上，特别是对于创作力惊人的刘德方来说。诚然，以往那些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间故事依然是刘德方故事储存库中的宝贵资源，然而，现今，刘德方在继承传统故事的同时，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生活的变迁，改造着过去的故事，并创作着新的故事。

　　《我是故意说的》[18]很精妙地将社会生活的主题——计划生育，与鄂西地区经典的“三佬姨”故事融合在一起，不仅使之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刘德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既有普通村民在场，也有文化研究者在场，还有领导干部在场。面对这种情景，他精心从自己的故事资源库里挑选了这么一个当地普遍流传的故事类型，即兴改编，不仅迎合了在场人士的口味，而且贴近实际地宣传了政策。诚如在场的下堡坪乡赵书记所说：“刘老旧壶装新酒。他搞些子东西，把政策都说了，深得领导欢喜。”刘德方说：“这个故事还有点文化品味，这个四句子，你没得文化品位，它就要对不住你。”

　　我三不之(时不时)搞些子新的，像这种新的故事，不到县里来，它没得这个条件，没得这个环境，就不会创作。……看到一些现象，我们就在屋里想，就编一个，还要不断创新。[19]

　　刘德方善于结合时代发展和现场情境创作体现新生活的故事。他自己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他是在创新，是在前进，他要将民间故事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而不仅仅是过去时代的东西。

　　我讲一个现代故事啊。有个乡巴佬，现在的公交车有双层，它高头还有一层。他那个乡巴佬赶车去，赶到一个卧铺车，它是两层的。去了，司机把车一停啊，底下坐不下了，就说：“先生，你到高头去坐，底下坐不下了，高头没坐人。”他爬到高头去啊，个咋子啊，高头只有椅子没得人。他就着急，就下来了。司机就问：“你怎么下来了?”他说：“他妈的，你把我当乡巴佬啊，你高头连司机都没得啊，你叫我上去坐。”[20]

　　民间故事本来就是老百姓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思想情感的表达，所以，刘德方适应社会生活变迁，遵循故事发展规律进行新的创作，这正是民间故事生命力的体现。《乡巴佬坐双层车》虽然篇幅短小，但已具备了故事的元素，它的人物形象鲜明，情节结构完整，特别是结尾包袱响亮，生动地展现了发展中的城市市井景象。毫无疑问，这是刘德方渐趋融入都市生活，观察、总结、创作的新成果。

　　如此直观地折射时代生活的新故事在刘德方那里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打麻将的故事、斗地主的故事、晨练的故事等等，均结合现实，描绘生活，寄寓思想，给人以思考。之于热爱民间故事的刘德方来说，他的生命已经与故事交融为一体。即使是十分细微、非常常见的生活情景，都能触发他的故事神经。他及时地捕捉到，并在心中酝酿、充实，使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讲述风格

　　刘德方故事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文学性。他一讲得出来，就有一种文学味。他文采的故事特多。你看，他不是吟诗作对呢，就是四句子;不是四句子，就是测字。这种本身就极有文学性。[21]

　　刘德方的故事文学气息浓郁，特别是在情景描绘、人物刻画、细节渲染等方面，他的民间故事长卷里，看似平实却颇见功底的段子数不胜数，如“窗外竹叶飘，山中树木摇，平地起灰尘，大海翻波涛”;“半夜里北风飕，开门一笼统，黑狗子身上白，白狗子身上肿，咣当一泡尿，冲个大窟窿”;“头戴凤，凤站头，头动凤点头;身穿龙，龙蟠身，身动龙翻身”等等，对仗工整，极有意蕴。

　　刘德方独特故事味的形成得益于他成长的文化环境，得益于他历经的人生历程，得益于他能够熟练掌握各项民间文化活动。刘德方很多历史人物故事、道德教育故事、神话幻想故事都与他熟稔的民间文艺息息相关，如皮影戏、丧鼓歌等，其文采飞扬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精辟入微的情节均体现了刘德方融通多种文艺样式的能力和才华。比如，《三个秀才说三国》[3]就是刘德方在皮影戏《三国》的基础上编讲出来的。

　　从讲述风格来看，刘德方不是“墨守陈规”的叙事者，而是“创造型”的故事家。刘德方储存故事不单凭对故事情节的机械背诵，更是谙熟了故事的结构、章法、程式与套路。他注意观察和积累，随时在讲述中灵活调用与配置。刘德方讲故事喜欢娓娓道来，他不急不慌，仪态自然，思路清晰，结构合理，语言干净，该紧凑的地方不拖沓，该舒展的环节不干瘪。刘德方能够胸有成竹地把握题材多样的故事情节，得心应手地表现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恰如其分地处理曲折多变的冲突矛盾，并伴有适当、得体而简练的身体动作，或是模拟故事人物，或是表抒自我见解。刘德方这种特殊的讲演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故事讲述中。

　　说现在的一些人喜欢打麻将，打牌。(开始进入故事，模仿打牌动作)

　　有一个老的呢打牌上瘾，每天就想打下麻将，他平时打麻将都有一班人。那天他想打麻将，他的牌友有的不在家，他又确实想打，怎么办呢?(边说边作琢磨状)他家里有三个媳妇，他说：“我回去叫三个媳妇陪我打两盘。”他回去吩咐三个媳妇说：“别人都不陪我打，你们手里的活放下，桌子支起来，陪我打两盘。”(模仿对晚辈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三个媳妇想啊，爹打牌啊，叫我们陪啊，我们不得说不陪啊。(转换角色)

　　把活放下啊，把桌子支起来啊，把麻将往桌子上一倒啊，把筛子一甩啊，大媳妇要出了，一摸就摸个二筒。她说：“跟爹打牌打个二筒很不雅观，就说给个妈妈(指二筒，当地人称乳房为妈妈)，说打个妈妈。”妈妈打出去后，爹说要吃，又不好意思要吃了，就一下子兴起。二媳妇、三媳妇等着急了，就说：“爹，你要吃就吃，不吃，我们好摸。”他呢不作声不作气呀，还是吃了一个。一转呢，她的爹呢伸手一摸，摸了个幺鸡。他看大媳妇改了名字，他说：“我也改一个。”他就把幺鸡改个雀牌。他一拿说：“我打个雀牌。”后来这个雀牌打出去以后呢，大媳妇要吃，二媳妇要对，三媳妇要满。她们三个就一争，争得就不可开交了。(这个过程中不断转换角色，模仿各个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内心活动)孙伢子就跑过来了，他说：“爷啊，爷啊，你的雀呀俏得很啊。”(众人哈哈大笑)[22]

　　刘德方讲故事神态十足，故事味浓厚。他的故事逻辑紧凑，衔接自然，他善于将事理的解释和严肃的叙事寄于诙谐幽默的讲述之中，赋予生活常识和人生道理以轻松的话题和深刻的阐释。尽管不少故事是对生活现象的直接描摹，但却饱含着民众的智慧和地方性知识。

　　最早发现刘德方，并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工作，现任下堡坪乡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任的余贵福评价说：刘德方先生出去以后，对他的故事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那就纯粹不像一个纯农民讲的故事。有没有这么一点?昨天那个老头讲的故事，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刘德方先生的故事没得他这个味儿了。他自己还认为越讲越好。但是，在哪个方面好一点呢?那只能说罗嗦话少了。在文化馆里经常演出，演出一场，观众都要听呀，那些伙计在一起，文化馆的伙计毫不客气地要跟他提出来修改意见。因为长期生活在城市，空气呀，什么东西呀，它都没得乡村好，再加上离土了。[23]

　　结 语

　　通过从讲述环境、讲述意识、讲述行为、讲述内容和讲述风格等层面，对刘德方进城前后故事讲述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故事及其讲述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讲述环境从自在状态转变为人为情境，讲述意识由自发表露转变为自觉义务，讲述行为从兴趣式的自由发挥转变为看场合式的有意担当，讲述内容从乡土故事到结合传统创作反映新生活的新故事，讲述风格从多种民间文艺样式的交融到混合了都市气息的凝练表达。

　　被保护起来的刘德方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出入各种不同的场合，面对各类不同的听众，他身兼不同的角色和使命，所以，必须根据具体情状灵活处理，这必然也导致他的故事和讲述的类型化、定型化。在哪些场合讲什么样的故事，刘德方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控，一些故事由于重复讲述，因此他创作得更加丰满，一些故事不常讲或基本不讲，他就生疏了，讲起来也比较吃力，有些甚至遗忘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了刘德方和他的故事，一方面他创新故事的应变能力、驾驭故事的操控能力和讲述故事的艺术技巧提升了，另一方面他传承故事的涵盖面则缩小了。

　　刘德方故事讲述的变化不单纯是他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而是一种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导的社会行为，他的背后有诸多力量，包括各级政府、地方文化人、学者、媒体以及听故事的各个社会阶层等。进城后，不仅刘德方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有一个被迫城市化的过程，而且他的故事讲述也受到了城市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作用。这种作用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故事题材、内容、形象以及讲述意识、行为和风格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刘德方在创新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抛弃故事传统，他依然要遵循民间故事的基本规则，既迎合环境，又发展传统。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

 

　　注释：

　　[①]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8月21日上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刘德芳民间文艺研究会办公室。

　　[②] 湖北省宜昌地区人们称讲故事为讲经，讲述带有吹牛、说大话性质的故事叫做日白。

　　[③]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6日下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文化馆招待所。

　　[④] 访谈对象：杨建章，访谈时间：2007年8月21日下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刘德芳民间文艺研究会办公室。

　　[⑤]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4日下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神仙湾刘德方家。

　　[⑥]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4日下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神仙湾刘德方家。

　　[⑦]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5日晚上，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永顺旅社。

　　[⑧]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5日晚上，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永顺旅社。

　　[⑨]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4日下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神仙湾刘德方家。

　　[⑩]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5日晚上，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永顺旅社。

　　[11]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5日晚上，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永顺旅社。

　　[12]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4日下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神仙湾刘德方家。

　　[13]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5日晚上，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永顺旅社。

　　[14]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6日下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文化馆招待所。

　　[15] 访谈对象：杨建章，访谈时间：2007年5月24日上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刘德方民间艺术研究会办公室。

　　[16] 访谈对象：余贵福，访谈时间：2007年5月26日上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办公室。

　　[17] 刘德方讲述《毛狗子精兄弟》，王丹采录，采录时间：2007年5月25日晚上，采录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永顺旅社。

　　[18] 刘德方讲述《我是故事说的》，王丹采录，采录时间：2007年5月26日上午，采录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永顺旅社。

　　[19]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5日晚上，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永顺旅社。

　　[20] 刘德方讲述《乡巴佬坐双层车》，王丹采录，采录时间：2007年5月25日下午，采录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种菌厂。

　　[21] 访谈对象：余贵福，访谈时间：2007年5月26日上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办公室。

　　[22] 访谈对象：刘德方，访谈时间：2007年5月24日上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刘德方民间艺术研究会办公室。

　　[23] 访谈对象：余贵福，访谈时间：2007年5月26日上午，访谈地点：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办公室。

 

　　主要参考文献：

　　[1]参见杨建章著《奇遇人生》，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169页。

　　[2]林继富著《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3]参见余贵福采录、黄世堂整理《野山笑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