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4日“博物”版发表了余西云教授阐释考古学理论意义，评价张忠培先生考古学“谱系论”的《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演进》一文。

　　余教授在文中说：“张忠培又以大量考古学文化实践与研究为前提，将文化的动态变迁过程概括为‘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揭示了文化演进的普遍规律，使‘谱系论’从一种考古学理论升华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指导意义。”对余教授夸大张忠培“谱系论”在考古学之外意义的提法，笔者深感疑惑。

　　考古学“谱系论”缺少根基项

　　余西云本意是强调张忠培“谱系论”在考古学之外的价值，却使笔者注意到该“谱系论”相对于其他学科“谱系论”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导致的考古学研究视域的局限。如生物学“谱系”包括界、门、纲、目、科、属、种等不同等级。生物学家将不同生物按照上述等级分门别类，建立起生物学“谱系”；语言学提出语系概念，语系下有语族，语族下有语种，形成多等级语言学“谱系”；人类学按照肤色将人类分为黄色人种、白色人种和黑色人种，将全世界数千个民族归纳到人类学“谱系”中。

　　对照生物学、语言学和人类学“谱系”，可以发现张忠培的考古学“谱系”缺少一般“谱系”通常有的根基项，亦即分类最高项。其在生物学“谱系”中是“界”，在语言学“谱系”中是“语系”，在人类学“谱系”中是“人种”。

　　“谱系”的根基项，也即“谱系”中能贯穿最多联系的纵横最长联系。考古学“谱系”根基项，不能来自种类繁多的陶器、石器和墓葬等“短联系”，只能来自种类较少的产业“长联系”。就农业史前考古“谱系”而言，可以将史前中国旱地农业考古若干区域归到同一旱地农业区域中，将史前稻作农业考古若干区域归到同一稻作农业区域中，最终形成农业史前考古“谱系”的完备形态。

　　考古发掘表明，距今5000年左右到4500年左右，长江中游有屈家岭稻作文化北上河南南阳淅川的遗迹，长江下游有良渚稻作文化北上江苏新沂花厅的遗迹。南阳市和新沂市地处历史年代属于稻作农业和旱地农业分界线的北边。距今4000年左右，长江中游有石家河稻作文化消亡时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旱地农业先民到达那里的遗迹，长江下游有良渚稻作文化消亡时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旱地农业先民到达那里的遗迹。稻作农业两个考古文化区域和旱地农业同一考古文化区域两个类型，在相近年代同向运动留下的遗迹，从考古发掘角度为用产业作考古学“谱系”根基项提供了依据。

　　缺项的“谱系论”制约学科发展

　　“谱系”根基项既是“谱系”研究最广阔平台，也是该“谱系”与其他相关“谱系”联系的重要枢纽。考古学“谱系论”缺少根基项，将直接影响考古学理论思维和研究视域，乃至很难发现考古发掘已经提出的某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其一，无法在中国东部将史前考古区域与生态区域对应起来，特别是与冰期、间冰期周期性区域进退关系对应起来，研究大时段考古大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二，无法将史前考古区域与历史时代相同产业（生业）区域对应起来，无法在历史时代不同文化区域之间比较容易探讨的互动关系中，发现史前考古不同区域之间比较难以探讨的互动关系的某些影子。例如，距今8000年前的温暖湿润时期，在历史时代通常是中国农业与狩猎—游牧分界线的长城以北，发现属于旱地农业的兴隆洼遗址和查海遗址；在历史时代通常是稻作农业和旱地农业分界线的淮河以北，发现兼顾黄河流域文化的稻作农业贾湖遗址。这与近代之前最近3000年寒冷干旱时期，狩猎—游牧人口南下中原和旱地农业人口南下长江流域形成逆向对应关系。考古学“谱系”缺少根基项，就很难探讨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重要启发的这类对应关系。

　　其三，无法在史前考古区域划分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口头历史之间寻找对应关系，立足考古发掘构建中华文明起源主体框架。无论中华文明起源“五帝说”，还是不同于“五帝说”的中华文明起源主体框架，都来自神话传说的影子历史。对不同影子历史，只能是看哪种更接近具有绝对发言权的考古发掘。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都可能偏离尊重考古发掘的立场。

　　发展“谱系论”应立足考古学实践

　　以上讨论，无意于否定张忠培先生将“谱系论”运用到考古学的成就。不过，对于余教授认为考古学“谱系论”“揭示了文化演进的普遍规律”，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道路跌宕起伏”问题，解决“将‘现代化’与‘西方化’混为一谈”的问题，解决“在全面西化与固守传统之间摇摆不定”的问题，能指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等一系列提法，则不敢苟同。

　　从夏鼐的“文化定名说”，到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再到张忠培的“谱系论”，中国考古学经历了由引进国外考古类型学，到发展中国特色考古类型学的过程。在笔者看来，张忠培的考古学“谱系论”存在不完备性，表明该理论尚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但要实现考古学“谱系论”的关键性提升，就不能失去考古学理论演进的科学方向，不能致力从考古学之外寻求乃至夸大考古学理论的意义，而应回到考古学领域，立足考古学实践本身。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