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纯声

　　图128和129为激达之头，大小不一，最大者常39.6cm，小者长25.4cm，上嵌花纹。枪身扁平，头尖，两边有口锋，底成一圆锥管套在木柄上。管口的两边，有扁孔，各穿一皮带，带上扣一长8cm的木棒，因刺中熊的咽喉时，熊痛极常前扑猎户，有此二木棒，可抵住他的前窜。 (凌纯声在书中为此图所作说明)

　　图①

　　“激达”是上世纪30年代赫哲人使用的武器。凌纯声复描了《皇室职贡图》中费雅喀人手持激达的情景(图①)，并根据自己实地调查，绘制了激达之头的细节(图②)，线条优美，形制清晰。

　　凌纯声绘制的赫哲族分布图。

　　凌纯声绘制的调查路线图。

　　110年前，凌纯声在江苏武进诞生，中国从此多了一位重量级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70年前，《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成书，成为我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

　　时过境迁，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还在影响着年轻的一代;其著作的纹理脉络和思想内涵还在启迪着后来者——

　　孜孜不倦，毕生致力于民族学的调查研究

　　民族学田野工作是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基石。开展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是中国早期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创建之前，中国学者对于民族学的实地调查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没有掌握民族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已有了一些有关民族调查、采风的著述，但大多比较肤浅。中国学者正规的民族学调查，应始于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1929年4月，新到任的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赴东北地区进行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调查，调查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3个省份，重点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历时3个月，调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凌纯声整理编著的长篇民族志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凌纯声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研究工作，特别注重实地调查。他认为，民族学可以分为记述的民族学(又称民族志)和比较的民族学两种，在中国发展民族学，必须从前者开始，因而他早期的研究活动特别侧重实地调查。

　　凌纯声在法国留学时接受了系统的民族学训练，在国外开展调查时，他注重文化，讲求细致入微，不厌其烦。回国后，他亲身实践，至1934年已积累了5次大型调查经验。193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组织开展全国风俗调查，凌纯声是调查问题表格的主要起草人。在中国民族学起步阶段，凌纯声是最突出的实地调查者，成果丰硕，理论方法上也卓有建树。

　　凌纯声到台湾后继续从事民族学研究，孜孜不倦地进行民族学调查和研究。赴台后，凌纯声在学术上的关注点是传播比较文化，他通过比较凿齿、文面、崖葬、屈肢葬、楼船、干栏等文化特质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存在血缘关系的研究，认为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在远古时期的祖居地应是祖国大陆南方。

　　凌纯声将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民族学事业，为民族学中国化呕心沥血，功绩卓著。在民族学中国化的前进道路上，他迈开的第一步正是进行松花江下游的民族调查，他为中国民族学树立的开创性的历史丰碑正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分布在我国东北三江流域。赫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赫哲族的祖先自古就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繁衍生息，至清初，始以“黑斤”、“黑真”、“赫真”、“奇楞”、“赫哲”等名称见于文献记载，清代和民国年间又常被称为“鱼皮鞑”。各地赫哲人自称不同，原住在下八岔以下地区和乌苏里江畔的赫哲人被称为“赫真”或“赫吉斯勒”，赫哲由“赫真”音变而来。今天提起赫哲族，人们自然会想到那首优美动听的《乌苏里船歌》。70年前，人口很少、鲜为人知的赫哲族被世人所熟知，主要得益于凌纯声发表的民族学名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是正式使用“赫哲族”族称的第一位民族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确认“赫哲”为正式民族族称起到了重要影响。

　　出类拔萃，《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特点鲜明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部通过实地调查完成的民族志报告。作者调查的地域是松花江下游“自依兰至抚远一带”。依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北松花江及其支流牡丹江、倭肯河汇流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置为府，满语称“依兰喀喇”，1913年改县。抚远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北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清宣统元年(1909年)设绥远州，1913年改绥远县，1929年改抚远县。这一调查路线，即松花江下游及同江至抚远段黑龙江沿岸地带，是赫哲族的主要分布区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不仅在国内民族志著作中独占鳌头，就是在当时全世界同类著述中也是出类拔萃之作。

　　博览群书，匡正谬说

　　1929年以前，国外学者对于赫哲族已有不少零散的论著。凌纯声曾留学法国，有扎实的外语及专业基本功，对国外有关中国东北民族调查研究的外文文献十分熟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虽以调查资料为主，但没有忽略对国外研究著述的梳理。

　　该书首先对国外汉学家几成定论的“通古斯为东胡之说”进行了批驳，在第一部分“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现代中国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都是上了欧洲汉学家的老当，毫不置疑地认为：今之通古斯即为古代的东胡。”为论证通古斯不属于古代东胡，他引述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外国文献，涉及当时外国学者有关赫哲族研究的主要论著。可以看出，凌纯声在进行赫哲族调查前做了充分准备，对于外国人的研究情况和论点了如指掌。族源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走出国外一些学者对于赫哲族族源造成的误区，是凌纯声调查赫哲族的一个重要目标，因而他不惮繁琐，把国外研究者的论说全部罗列出来，逐一澄清。他采取由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层层剥离的方法，论证通古斯不是东胡民族，而为东夷的一种;接下来论述东北各民族名称的起源及其转变，着重探讨“赫哲与Goldi(笔者按：俄国人对赫哲族的称呼)名称的来源”;之后，梳理了“中国文献中记载的赫哲”，记述了“现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凌纯声的论述条理清晰，论证有力。能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更需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诚如民族学家李亦园先生对此所作出的评价：《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更重要之贡献，乃在于运用我国古籍之资料，匡正了许多著名外国学者……误认通古斯族即为东胡的种种错误，所以这一本书的出现，正代表着中国学者参与了20世纪最前段……对亚洲东北部民族研究的热潮。”

　　特质鲜明，阐发入微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部完整的科学民族志，可以说是了解赫哲族的百科全书，框架宏大，内容丰富，自成一体。该书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实地调查，章节上划分为“赫哲的文化”、“赫哲的语言”及附录“赫哲故事”3部分。凌纯声特别重视文化，因而文化部分是全书的核心。他把文化又细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小节。实际上，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是口传文化，之所以单列章节，只是为行文方便而已。可以说，凌纯声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观点，通过该书完全表现了出来。凌纯声对于赫哲族文化，既有宏观的架构,又有微观的把握，对于赫哲族特质文化细致入微的阐释是本书一大特色。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展现了方方面面的文化特质，组成了林林总总的文化丛，使人们对于赫哲族文化有清晰透彻的了解。例如，木制饮食器具中，有木盆、木盘、木碗、木杯、木碟、木铲、木勺、木匙等，形成别具一格的木制饮食器具文化特质，与其他类别的木制文化特质构成文化特质群，即文化丛。只有全面细致地揭示出众多的文化特质，才能对赫哲族文化有真实可靠的把握。凌纯声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从每一个文化特质入手，不放过构成文化特质的细小项目。正是由于对文化特质的深入发掘，才能出色地展现出这部别具一格的赫哲族文化大观。该书记载的特色文化精详生动，至今仍是研究赫哲族的桦树皮、狩猎、服饰、萨满、占卜、工艺艺术、交通、口头传承等特色文化最有价值的宝库。

　　才华横溢，身手不凡

　　作为一位优秀的民族学田野工作者，不仅应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得是知识面广阔、才艺精博的多面手。《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展现了作者广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华。凌纯声是人类学民族学者，但他对语言学也相当精通。他在书中引用了许多国外语言学专著，用国际音标给赫哲语注音，合乎学术规范。该书第三部分论述“赫哲的语言”，记述赫哲语音、语法、语汇，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赫哲族语言志，对赫哲族语言研究起到奠基作用。凌纯声了解赫哲族的语言，这对于他关于赫哲族不是东胡的主张无疑有重要帮助。他发现赫哲语中有不少汉语借词，表明赫哲族“许多方面的文化是由汉民族输入的”。他还通过语言找出赫哲族过去的社会制度，例如，赫哲族语言中没有舅舅、姑父、外甥的称呼，对姑母称妈妈，这与存在过母系家族制度有关。

　　凌纯声早年在大学读书时有“东南音乐家”的美称，著有《中学音乐集》。他曾与童之编著出版《霓裳羽衣》歌舞剧本，可见其音乐素养不凡。因而，他能够得心应手地用五线谱准确记录赫哲族萨满活动中的神歌以及27首民歌曲谱，这是不懂音乐的调查者无法做到的。另外，书中关于赫哲族歌舞的记述也非常精彩。

　　凌纯声对于美术绘图也有一定的基础。《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图文并茂，共有插图332幅，今日看来，尤为珍贵。这些插图主要是照片，还有少量历史图片及相当多的手绘线描图。书中采用了《皇清职贡图》7种，《黔苗图》1种，俄国学者乔切尔森著作中的1种。书中载有搜集到的赫哲族的《打围神画像》及山神、娘娘神、龙王神、瘟神、老爷神纸马以及14幅民间剪纸。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请当地赫哲人画了《萨满神鼓鼓面》、《鹿》、《栖貂的树》、《冰上的鱼》，留下了当时出自赫哲人的绘画作品。此外，书中有作者手绘图83幅，线条流畅，精美准确，为理解赫哲族物的文化提供了形象的解说。

　　视野开阔，比较分析

　　赫哲族虽然人数较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三江流域，但赫哲族的历史悠久，在族源上不仅与通古斯古代民族有密切的渊源，还吸收了古亚细亚语族民族以及蒙古族、汉族成分，因而在文化上既有本族的特色，又有多样的交融性。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可以看到，赫哲族与吉利雅克人有许多文化上的共性。对于赫哲族信仰的萨满教，凌纯声在本书中有详细的记述，同时他还与西比利亚(西伯利亚)各民族信仰的萨满形式、器物作比较，分析同异。凌纯声调查赫哲族文化，不是单纯地记录，而是以开阔的视野进行比较分析，使读者能从宏观上更深刻地体味赫哲族文化价值。

　　讲求方法，忠实记录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奠定了凌纯声进行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基础。该书出版后不久，他又编写出《民族调查表格》，并发表了重要的专题论文《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他指出：“作游记式的民族调查工作是很容易的，然而彻底明了土人的习俗和思想并能记载调查的结果详细而精密，则非注意方法不可。”在民族学调查中，忠实记录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由于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理解事物的文化习俗不同，为了准确表述，凌纯声主张“假使问题的范围有发生别解的可能，我们应当用土人的名词”。“不可忽视那土人自愿述说的话”。对于翻译，他特别提醒：“假使这翻译认识你所考察的土人之一，其中的危险是：他常会用他的意见来替代那被问者所答的话。假使他是别族的人，其中的危险是：他常会用他自己的目光来传达一切，而不能字字准确了。”凌纯声在对赫哲族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理念和范式，对于今日民族学调查者来说，仍有宝贵的启迪。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认为这本调查报告“是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反映了“中国民族志专刊应有的水平。”

　　1998年，凌纯声逝世20周年之际，李亦园撰写《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以资纪念，特别论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学术价值。他说：“凌先生的这一次赫哲族调查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也开创了本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作为一部开拓性著作，不可能尽善尽美。一些批评者认为凌纯声的研究没有说明赫哲人是适应怎样的生活环境而创造出文物和制度的，更没有把赫哲人的各种文化现象置于其社会脉络中加以考察，使人无法了解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无法了解其各种制度对社会有何影响或作用。然而，瑕不掩瑜，对于有志于中国民族学的年轻一代，凌纯声及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凌纯声(1902~1978)，字民复，号润生，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6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师从人类学家莫斯攻读人类学、民族学，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学组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边疆教育司司长，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了台湾省，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