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古代突厥文/研究/六十年/概述

　　本文将我国60年来的古代突厥文研究分为起步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普及阶段(20世纪80～90年代)、综合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现在)三个阶段，并介绍了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语言文字学研究60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古代突厥文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此回顾和总结我国古代突厥文研究60年的成就和经验，以期该领域的研究将来取得更大成绩。

　　我国汉文史籍很早就对古代突厥人的文字有过记载，如《周书·突厥传》记载：“其书字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记载：“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除此之外，我国有关古代突厥文文献的记载也远早于国外。早在新旧唐书中就详细地记载过古代突厥文《阙特勤碑》。引《旧唐书》一九四卷载：“阙特勤死，(玄宗)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宫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13世纪诗人耶律铸在其《双溪醉隐集》中也写道：“和林城，毗伽可汗之故地也。岁末，圣朝太宗皇城北，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毗伽可汗宫城遗址。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但直到19世纪末，古代突厥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字，其结构如何，世人并不清楚，它成为一种无人知晓的死文字。

　　我国对古代突厥文及其文献的报导和记载虽早于国外，并拥有浩如烟海的大量有关古代突厥诸民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汉文史籍，但近代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科学文化萧条衰落，社会科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献的科学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古代突厥文的研究也同样如此，虽偶尔有一些有志之士写过几篇文章，但只是简单介绍性的。国外在古代突厥文文献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之时，我国还只是着手于翻译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一工作在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是完全必要且非常重要的，对推动我国古代突厥文献研究起了一定作用，但我国的古代突厥文研究在当时已落后于国外，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各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民族语文的科学研究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逐步发展起来。古代突厥文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可喜成就，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有分量的论著。纵观我国60年来古代突厥文及其文献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1.起步阶段(20世纪50～70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地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步广泛使用。同时，民族语文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随之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古代突厥文文献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此前，一般人只知道《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这五个碑铭，有汉文译文的也仅限于前四碑，而这四碑的汉文译文又都是根据德、英文转译的(由韩儒林、岑仲勉、王静如等先生完成)。对这些译文学者虽有大量的考证，但最终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外文。

　　1958年，岑仲勉根据英文译本改译了韩儒林所译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收入其《突厥集史》下册。1963年，冯家异发表了《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载《文史》1963年第3辑)。该文对吐鲁番雅尔和屯西南洞壁上的古突厥文刻记进行了研究。同年，耿世民在《新疆文学》第1期发表了《谈谈维吾尔古代文献》一文，文中简略地介绍了古代突厥文文献。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国的古代突厥文研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古代突厥文研究也日益蓬勃发展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普及阶段(20世纪80～90年代)

　　这一阶段最值得提起的，是1976年至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受新疆有关方面的委托，开设了第一个古代突厥语班。耿世民、魏翠一、陈宗振等人为该班编写了《古代突厥文献选读》、《古代突厥语文献语法》等八册教材，为我国古代突厥语文研究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现在在古代突厥文研究领域作出较大贡献的许多学者都出自这个班。随着高校招生制度的恢复，中央民族学院、新疆大学等教学单位间或开始讲授古代突厥文文献课程。耿世民先生等编译的《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一分册为古代突厥文文献，将《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磨延啜碑》、《翁金碑》、《阙利啜碑》和《苏吉碑》7个主要古代突厥文碑铭直接从古代突厥文原文译成汉文。这是我国学者独立研究古代突厥文文献的创举。

　　1978年，耿世民先生发表了《谈谈维吾尔族的古代文字》(载《图书评介》1978年第4期)。程溯洛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从回鹘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看唐代回鹘民族和祖国的关系》。1980年，耿世民先生又先后发表了《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古代突厥文碑铭述略》(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0年第3～4期)、《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及其解读研究情况》(载《图书评介》1980年第4期)。1981年，陈宗振先生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1期上发表了《突厥文及其文献》一文，该文对突厥文的发现和解读、突厥文的重要文献、国外研究突厥文的重要著作做了介绍。同年，库尔班·外力在《文物》第1期上发表了《吐鲁番出土公元五世纪的古突厥语木牌》一文。1982年，李国香先生的《维吾尔文学史》由西北民族学院内部印发，该书从文学的角度谈到了部分古代突厥文碑铭及其文学价值。李经纬先生在《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突厥如尼文〈苏吉碑〉译释》，对《苏吉碑》进行了汉译和注释。陈宗振先生发表了《突厥文》一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1983年，林斡先生发表了《古突厥文碑铭札记》(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2期)。同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克由木霍加、吐尔逊阿尤甫、斯拉菲尔等编译的《古代维吾尔文献选》(维吾尔文版)。书中对《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磨延啜碑》进行了转写、现代维吾尔文翻译和注释，书末并附有词汇表。耿世民先生著《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一书也在这一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专章对古代突厥文字母、主要拼写规则及其起源和发现、解读情况做了详尽的叙述。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印发了耿昇先生翻译的《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一书，该书是法国学者勒内·吉罗的博士论文，对《阙特勤碑》、《暾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进行了解读和深入、全面的考证。同年，耿世民先生发表了《古代突厥文》一文(收录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林斡先生编辑的《突厥与回纥史论文选集》，书中收录了部分有关古代突厥文及其文献的论文。

　　20世纪80～90年代古代突厥文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高校开设有关课程，培养了不少人才;二是发表了一些介绍性的论著，对该领域的知识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

　　3.综合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现在)

　　在这一阶段，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与老一代学者形成梯队，并将古代突厥文与汉文史料相结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综合研究。1987年，牛汝极发表了《古代突厥文〈翁金碑〉译注》(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1990年，张铁山发表了《我国古代突厥文文献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设想》(载《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1992年，牛汝极发表了《突厥文起源新探》(载《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一文。1993年，张铁山、赵永红发表了《古代突厥文〈占卜书〉译释》(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994年，杨富学发表了《古代突厥文〈台斯碑〉译释》(《语言与翻译》1994年第4期)。杨氏1997年又发表了《敦煌本突厥文Irq书跋》(载《国家图书馆学刊》1997年第4期)。

　　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在古代突厥文研究领域取得较大成绩的学者之一就是芮传明先生。这一时期，他将古代突厥文碑铭与汉文等材料结合起来，先后发表了《早期突厥与中原王朝“绢马交易”质疑》(《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论古突厥人的早期宗教信仰》(《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3～4期)、《暾欲谷征讨黠戛斯路线考》(《铁道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 和Kara Kum方位考》(《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毗伽可汗碑“远征 事件”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后突厥与突骑施交战地点考》(《史林》1991年第1期)、《后突厥政权“东征”考》(《中化文史论丛》1991年总第47辑)、《“曳落河”与“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西突厥先祖传说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 语原新考》(《学术集林》卷10)等论文。这些成果后来都反映在其专著《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中。

　　《古突厥碑铭研究》是芮传明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除前言、主要参考书目、附录“古突厥碑铭译注”和后记外，正文包括十章内容，分别对后突厥政权早期根据地、“东征”、“西征”、征讨黠戛斯的行军路线、与突骑施交战地点、坐骑名号、族名、官号与称衔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述。该书是20世纪末我国在古代突厥文研究领域难得的一部好著作。

　　进入21世纪，综合性研究在古代突厥文研究领域更为突出，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艾娣雅·买买提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古俗寻绎》(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从腾格里崇拜、圣山崇拜入手，以文化民俗学为视角对鄂尔浑突厥汗国以《阙特勤碑》为代表的几个重要碑铭作了初步分析和探究。欧伟贞的《浅谈古代突厥文与现代维语语法中名词和动词之异同》(《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探讨了古代突厥语与现代维语名词、动词的异同。李树辉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述古代突厥语言和方言。武·呼格吉乐图的《古突厥语与蒙古语语音比较研究》(《民族语文》2002年第2期)对古突厥文献语言和书面蒙古语进行了语音比较研究，归纳和梳理了古代突厥语与蒙古语之间存在的元音和辅音的对应规律。芒·牧林的《古突厥文来源新探》(《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七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对古代突厥文来源进行了新的解释。李志敏的《可汗名号语源问题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重新梳理了关于可汗名号语源问题的东夷说、东胡说、突厥说，使其中的突厥语源说进一步得到证明。耿世民发表了《若干古代突厥词的考释》(《民族语文》2002年第4期)、《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姆森解读古代突厥文一百一十年》(《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丹麦学者汤姆森与古代突厥文的解读》(《民族语文》2006年第6期)，这些论文主要概述了突厥汗国的发展变化历程和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研究情况。阿力肯·阿吾哈力的《突厥如尼文字溯源》(《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将突厥如尼文字与腓尼基文、希腊文和阿拉美文进行比较，指出它们之间存在借制关系，进而对突厥如尼文字的起源及其象形一表意符号等提出了新的观点。罗新的《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介绍了北京大学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走访蒙古国中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的部分历史遗迹。除此之外，罗新还发表了《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译文《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等。

　　韩中义的《北亚突厥百年研究(1900～2000年)》(《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综述了阿尔泰以东的东突厥百年研究情况，其中包括族源、族属、社会性质、经济、语言、文字、习俗、宗教、碑文、官号、与周边各族各国间的关系等内容。孟毅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与哈萨克语言文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通过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文字的考察，探讨了古代哈萨克语言文学的原始因子。刘永连的《突厥立像习俗探析》(《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第1期)认为，突厥立石为像很可能源于刻木为像的形式，并经石桩等形式演化到石雕像，形成自己一部完整的立像习俗发展史。田卫疆的《回纥与漠北草原诸族关系初探》(《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经过对诸多文献的梳理论证，对同回纥有渊源的丁零、敕勒、铁勒、九姓乌护、九姓乌古斯以及突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探索。张文平的《突厥考古学文化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以内蒙古草原地区和蒙古国境内留下的大量遗存为基础，探讨了突厥祭祀性遗址和石圈、石堆墓这些独具特色的突厥考古学文化。洪勇明的《试论古代突厥语造词法》(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将古代突厥语的造词法分为继合法、形合法、约合法、音合法、契合法、转合法、移合法等几种类型。阿布都外力·克热木的《从碑铭文学看唐代与回鹘的和谐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从回鹘可汗碑铭传记考察了唐代与回鹘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交流。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的《阙特勤碑silik一词考》(《语言与翻译》2008年第2期)认为突厥如尼文《阙特勤碑》里出现的silik一词是借用汉语的si(丝)缀接构形附加成分-lik构成，该词语翻译成“丝绸般的”更为恰当。吴玉全的《古代突厥语(暾欲古碑)与现代吉尔吉斯语主从复合句对比分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通过古代突厥语与现代吉尔吉斯语主从复合句在形态和意义上的对比，总结了现代吉尔吉斯语演变与发展特点和规律。王洁、杨富学的《突厥碑铭所见黠戛斯与突厥、回鹘关系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以古代突厥文碑铭为材料，探讨了黠戛斯与突厥、回鹘之间的关系。

　　这里需特别提及的是耿世民先生的《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一书。该书不仅简述了古代突厥回鹘的历史、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情况、现存主要碑铭、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写规则、古代突厥语法等内容，而且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等九块碑铭以及《占卜书》，分别进行了转写、汉译和注释，为相关专业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突厥文研究虽然比国外晚，但经过60年来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论著的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前期的研究。一般性的介绍文章为普及这门学科的知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专业性研究论著则完全摆脱了外文，直接从古代突厥文进行研究。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出现了以文献学研究为基础，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喜人局面。

　　【作者简介】张铁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