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类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由于学术渊源的差别,自上世纪30年代起,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传统:北方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为基地,以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杨堃、林耀华等人为代表,秉持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学结合紧密,被称 为中国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南方则以中央研究院及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为基地,以凌纯声、芮逸夫、林惠祥、杨成志、卫惠林等人为主将,受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具体主义影响深刻,与历史学关系密切,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学派”。这两大传统各有侧重,影响深远,并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互补和呼应,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和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相对于功能学派强调社区方法论、主张社区作为社会缩影的整体性、注重社会构成的功能与结构分析、并以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为己任,历史学派历来以从人类学视角关注历史问题并糅合史学方法为旨趣,着重于探讨社会、文化的变迁,注重史料考据和古今比较,以分析和还原民族或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为目标。在长期的探索中,历史学派人类学在以下传统领域形成了鲜明的流派特色。

　　——中国民族史研究。既关注总体的中国民族史进程及其与国体史的对应关系分析,又关注由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所构成的古今各民族分类、形成、发展、演变的族体史及其与区域文化关系的追溯。由于强调以人类学理论方法分析中国材料,该学派体现出两个方面的整体观。一是人类学的学科整体性追求:践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人类学及民族志的综合研究,因而具有“全域性”的特点,同时又自觉回归历史,主张“人类学是一门用历史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科学”。二是历史—文化的整体观:与功能学派强调社区作为社会“缩影”的整体性相对照,历史学派的整体观注重民族或文化形态必须在历史过程的整体性中加以解释,并在建立民族史的总体框架,以及对历史文献中民族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上贡献卓著。

　　——物质文化研究。以物质文化为界定民族的客观标准,并以物质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变迁来复原民族过程和社会过程,是历史学派另一个悠久而富有特色的传统。从史前物质文化到近现代各民族物质文化,从物的经济到物的习俗,从物的类型比较到物的传播过程,从物的功能、器用到物的观念、象征——历史学派所呈现的物质文化,不仅是构成社会发展史的客观基础,同时也通过寻找“躲在文化背后的民族”还原出“物”与“人”(社会)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不仅创立了南方民族物质文化史的谱系,而且由物质文化特征所抽象出来的概念,诸如“东南区”、“西南区”、“东南—南洋区”、“环太平洋文化圈”等,成为经典的区系类型学说和区域“民族—文化”模型的基础。

　　——从民俗到宇宙观。由于历史学派与民俗学运动在南方的兴起关系密切,两者的交叉互动不仅使民俗研究成为跨学科的试验场,而且促成了人类学、历史学均重视民间文献与民俗生活的方法取向。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民俗的起源、分布、变异出发,兼及相关的“文化丛”分析,在方法上强调文献稽考与实态观察互参互证,主张从社会文化整体和历史发展脉络中揭示民俗的性质,并追求从民俗解析达到对大众思想和观念世界的理解。这些探讨开创性地体现了对“人观”和“宇宙观”的思考,并为打通“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提供了范例。

　　——文化类型与文明史。以物质文化及区域“民族—文化”体系为基础,历史学派初步建立了一种从文化类型到文明史的解释模型。该领域立足于史前物质文化的区系类型,结合文化分析与社会分析,使对各时期国家形态发展史的探讨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既突破了中原中心模式,又顾及了不同文明形态与中原文明的密切互动,以及文明史与国家史的多维关联,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模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些研究对东南区域“民族—文化”体系在东亚、东南亚及环太平洋的“中介”和“通道”地位的界定,为在当代寻求以“天下观”为纽带的本土人类学文明比较研究开启了窗口。 二

　　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功能学派由于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在“传统—现代”的重大变革研究中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由这一传统所倡导的社区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取向。相比之下,由于对历史学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进化论、传播论等早期人类学理论流派已淡出主流,加之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该学派的传统因受到多方挑战而有式微之虞。毋庸置疑,历史学派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的确存在局限,但这些局限多属“时代”的烙印,它“以人类学眼光处理中国材料”的基本立场决定了它是一个可以与时俱进的传统,若在理论更新、视野拓展的基础上自我扬弃,定能寻求与现实需求和当代学术热点的紧密结合,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物质文化研究仍大有可为。物质研究在当代国际人类学的回归,已表明新时期的物质研究与后现代的有益反思并不矛盾。强调物质文化研究的根本性,可以避免把物质与社会文化相割裂,过分强调文化的个体经验、主观直觉从而导致某种“不可知论”的弊病。历史学派在物质的社会属性、物质的文化史等方面多有建树,而物质世界的流动性与意义转换,“物”与“人”的相互生产和塑造,中国传统社会不同时空、不同族群关于物质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与更高层级的社会文化和知识体系的互动关系等等,将极大地丰富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这一组经典关系的内涵,并深化我们对其的理解。

　　第二,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的整体观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历史学派的研究始终围绕“中国的民族、社会与文化”这一大主题,同时又能兼顾整体的综合与单个民族或文化现象的深入探讨,使“整体的局部”与“局部的整体”之间有机的、相对的关系得到了辩证的体现。这一方法既回应了在中国研究中如何做“厚描”的问题,又能有效校正当代社会人文研究普遍存在的“碎化”倾向。相对于社区方法论之于中国“复杂社会”研究的张力而言,历史学派在这方面的矛盾较不明显,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连接“简单”与“复杂”、“小地方”与“大国家”之间的桥梁:历史。而历史和文化的多元和分层及其与中国的整体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则是近年来各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第三,从民俗到宇宙观,仍然是推动跨学科对话与整合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兴起并引起广泛参与和讨论的历史人类学,正是发端于此。由于民俗与宇宙观所代表的恰是“文化”的两端——“表象”与“结构”,因此从民俗到宇宙观的研究,既能打通社会组织与观念世界,也是摆脱“变—不变”二元对立的纠缠、寻求文化及其传承机制的必由之路。对于时下文化遗产热中视“遗产”为“碎片”、或把它抽离出民俗而使之“博物化”或“商业化”的倾向,也只有把“穿越时间的文化”置于从民俗到宇宙观的体系之中来把握,才能纠正其偏颇并充分还原“遗产”作为文化“活体”的意义和价值。

　　第四,作为人类学的立足之本与最终诉求,文化类型与文明史研究,不仅可以突破“国家—社会”框架的束缚,还能打破各种“中心主义”的偏见,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和分析世界秩序的形成演变以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在其中的位置。就近年来一再被强调的人类学的中国化努力而言,在“国家”框架下积累的“地方性”民族志书写,虽成果丰硕,但也面临“太过本土化”的批评。而重返并更新从文化类型到文明史研究的视角,对于把中国人类学引领至更具有“世界眼光”的高度无疑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