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构成相当复杂，不同语族语言划分方言的标准和尺度也不完全相同。本文从方言结构特征、量化分析和语言外部因素等角度描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划分的情况，并且讨论国内与国际学界关于语言识别和方言划分标准与结论的差异。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普遍存在不同地区的方言变体，通常是南方民族语言的方言比较复杂，北方民族语言的方言差异较小;在有些情况下，某些地方话应该确定为独立的语言还是语言内部的方言，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不同民族语言方言的划分可能使用不同的标准和尺度。孙宏开先生1988年曾在《民族语文》发表“语言识别与民族”一文，文章涉及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两个基本问题：

　　1.语言识别和民族识别的关系;

　　2.语言和方言的区分。

　　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即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划分不仅涉及语言的地区分布和结构差异，同时也和语言使用者的民族归属和心理认同有重要关系。因此语言和方言的关系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民族语言的方言不能仅以语言学的方法和标准划分。此外，国内与国外学术界关于方言划分的理论和方法存在明显不同。

　　一　方言划分的特征标准

　　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划分主要根据区别性语言结构特征的分布。任何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都存在普遍性现象和特殊性现象，也即无标记特征和有标记特征。凡语言或方言的区别特征一般都是有标记特征。例如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常以以下无标记/有标记相对立的特征作为方言划分的依据，这些有标记特征总是与特定的语族或语支语言相关。比如侗台语中不送气音/送气音、非先喉塞辅音/先喉塞音、短元音/长元音、零韵尾/辅音韵尾，苗瑶语和某些藏缅语中非鼻冠辅音/鼻冠音、浊流音/清流音，一些藏缅语中单辅音/复辅音、松元音/紧元音、无声调/声调、零词尾/人称—数词尾等常表现为地区变体的分布差异，这些特征在不同语言方言中的表现形式可能代表了语言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所以方言的区别有时反映的是语言的历史层次。

　　1.1　侗台语族　壮语北部、南部方言主要的区别特征为：(张均如等1999，韦庆稳、覃国生1980)

　　区别特征　　　　北部方言　　　　　南部方言

　　清送气音　　　　无　　　　　　　　有

　　r声类　　　　　保持　　　　　　　并入其他声母

声母　　　　保持先喉塞音　　　失去先喉塞音

 动词词头 有　　　　　　　　无

　　第一人称多数　　分包括式和排除式　不分包括式和排除式

　　侗语北部、南部方言的区别特征为：(梁敏：1980)

　　区别特征　　北部方言　　南部方言

　　长短元音　　不对立　　　对立

韵尾-k　　　保持　　　　 、-t或脱落

　　语序　　　　代词—名词;代词—数词—量词　名词—代词;数词—代词

　　第一人称多数　不分包括式和排除式　分包括式和排除式

　　1.2　苗瑶语族　苗语3个方言的区别特征：(王辅世、毛宗武　1995)

　　区别特征　　黔东方言　　湘西方言　　川黔滇方言

　　鼻冠音全清声母　　失去鼻冠音　　鼻冠音+浊音　　鼻冠音+全清音

　　鼻冠音次清声母　　失去鼻冠音　　鼻冠音+次清音　鼻冠音+次清音

　　鼻冠音浊声母　　　失去闭塞音　　失去闭塞音　　 鼻冠音+全清音

　　连续变调　　　　　没有　　　　　简单　　　　　 复杂

　　瑶语4个方言的区别特征：(王辅世、毛宗武1995，毛宗武2004)

　　区别特征　　 勉方言　　　金门方言　　标敏方言　　　藻敏方言

　　塞音韵尾　　 有-p、-t　　有　　　　　鼻音/喉塞音　有-p、-t

　　鼻音韵尾　　 多数有　　　有　　　　　有　　　　　　有

　　清鼻边音　　 多数有　　　无　　　　　有/无　　　　无

　　次清声母　　 有　　　　　无　　　　　有　　　　　　无

　　C-1类复辅音　C-j　　　　 C-j　　　　 C-l　　　　　 C

　　长短元音　　 有　　　　　有　　　　　无　　　　　　无

　　1.3　藏缅语族　藏语传统上分为卫藏、康、安多3个方言，也有学者按地区分北部、东部、中部、南部、西部5个方言，方言间的区别特征为：(江荻2002)

　　区别特征　　北部方言　　东部方言　　中部方言　　南部方言　　西部方言

　　夏河/道孚　巴塘/德格　　拉萨/噶尔　　夏尔巴/宗卡　　拉达克/巴尔提

　　声调　　无　　有　　有　　有　　无

　　复辅音声母　　多　　少　　无　　少　　多

　　复辅音韵尾　　无　　无　　无　　无　　有

　　真性复合元音　无　　少　　多　　少　　无

　　羌语北部、南部方言的区别特征：(孙宏开1981)

　　区别特征　　北部方言　　南部方言

　　复辅音　　　丰富　　　　较少

　　长短元音　　区分　　　　不分

　　卷舌元音　　有　　　　　无

　　辅音韵尾　　多　　　　　少

　　超音段音位　重音　　　　声调

　　屈折形态　　有　　　　　无

　　动词一致关系　与主语、宾语、定语保持　仅与主语保持

　　数量词、形容词做定语　　中心词后　　受汉语影响可前置

　　上述汉藏语系语言方言区别特征的表现形式不仅代表了语言变体的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之间的接触关系对方言分化的影响。

　　1.4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佤语巴饶克、阿佤、佤三个方言的主要区别：(周植志、颜其香、陈国庆2004)

　　区别特征　　巴饶克方言　　阿佤方言　　佤方言

　　元音松紧　　有　　　　　　无　　　　　有

　　浊送气音　　有　　　　　　有　　　　　无

　　清鼻边音　　有　　　　　　有　　　　　无

　　佤语的方言划分主要是依据地域分布：巴饶克方言分布于云南沧源、双江、耿马、澜沧等县，阿佤方言分布于西盟、孟连、澜沧县，佤方言分布于永德、镇康、沧源诸县。佤语是从无声调向有声调转化过程中的语言，但是声调的有无对佤语方言差异的影响并不重要。巴饶克方言的大寨话和阿佤方言的细允话都有声调，但是没有归为一个方言，这大概和不同方言声调来源不同有关。巴饶克方言大寨话的声调和韵母有关，即高调对应于无声调方言的紧元音，低调对应于松元音;阿佤方言细允话声调和声母有相关关系，即高平/低平对应于无声调方言的送气的清音和浊音，高平也对应于清鼻边音和清擦音，部分中平对应于不送气清音，低平和部分中平对应于浊鼻边音。

　　1.5　阿尔泰语系语言　方言差异极其微小，词汇和语法形态的语音差异是区分方言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说不同方言之间通话没有障碍，甚至阿尔泰各语族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比汉藏语系同一语言内部方言的差异还小。

　　例如鄂温克语海拉尔、陈巴尔虎和敖鲁古雅三个方言只是个别辅音存在有对应的差别：(胡增益、朝克1986)

　　维吾尔语的中心、和田、罗布三个方言之间仅表现于元音是以部位还是以唇状和谐为主、语流音变，以及因语音变异而影响到词法形式的差异。(赵相如、朱志宁1985)蒙古语方言的语音差异也基本如此。(道布1983)朝鲜语方言的情况比较特殊，是按朝鲜族移民到中国以前在朝鲜的居住地区，而不是按现有方言所在地划分的，所以中国朝鲜语的6个方言在中国朝鲜语地区呈比较交错的分布状态，但是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依然很小。(宣德五、金祥元、赵习1985)

　　二　方言划分的量化标准

　　2.1　同源词比例　方言划分最直观的量化标准就是词汇中同源词的比例。但是需要指出，由于确定同源词的标准不同，比较用词及词汇量不同，方言之间同源词统计只是反映了某种趋势，并没有绝对值的意义。例如，苗瑶语821个同源词(王辅世、毛宗武1995)中各语言方言之间的同源词百分比如下表：

　　统计结果说明苗语和瑶语内部方言间的同源百分比都比较高，而语言之间相对较低。因此该语族分为苗瑶两个语支是合理的，瑶族布努语与苗语的距离甚至小于某些苗语方言之间，畲语显然更加接近苗语支而非瑶语支。

　　在1592个常用词范围内壮语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内部同源词分别为76.6%和71.0%，两个方言之间为65.5%。(张均如等1999)羌语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内部同源词分别为81.2%和65.3%，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之间为56.8%。(孙宏开1981)

　　而以斯瓦德什(Swadesh)100核心词为比较对象和范围，同源词百分比统计可大致对不同语言方言之间的同源程度进行比较。例如，3种苗语方言之间平均65%核心词同源;4种瑶语方言之间平均66%核心词同源;壮语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之间约70%核心词同源(各语言核心词均包括一定数量的汉语借词)，因此壮语方言的同源程度要略高于苗瑶语方言。

　　北方阿尔泰语系各语族语言之间词汇的同源程度很高。据研究6种蒙古语族语言平均87%核心词同源，8种突厥语族语言平均83%核心词同源。因此语言之间的词汇的同源程度高于南方汉藏语系语言内部方言之间，由此可以推知在阿尔泰语系语言内部方言的词汇差异是相当小的。例如以下几个最基本的词汇在北方阿尔泰语系各语族内不同语言之间的音义十分接近，但是在南方汉藏语系语言内部方言之间的语音形式、对应关系和词语来源通常比较复杂。

　　阿尔泰、汉藏语系若干语言基本词对应关系举例

　　将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的同源词作为共时方言划分的重要依据，是我国民族语言方言研究特有的方法，也是直接借鉴与汉语方言的描写、比较、构拟，都要借助传统音韵学知识，都离不开中古的切韵系统。因此，方言研究的全过程几乎都跟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传统有关。(游汝杰2005)

　　2.2　方言之间的亲疏度　通过方言之间同源词语音特征分布的量化统计，可以更精确地描述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

　　国内侗台语方言语音对应规律百分比的聚类分层结果为：(陈海伦2004)

　　第一层：壮傣、拉珈、临高、黎—水、毛南、仫佬、侗、佯僙

　　第二层：壮傣—临高、黎;水、毛南、仫佬、侗—佯僙

　　第三层：壮傣—拉珈;水、毛南、仫佬—侗;临高—黎

　　第四层：老挝、西傣、德傣、泰、龙壮—柳壮、布依;水、毛南—仫佬

　　第五层：老挝、西傣、德傣、泰—龙壮;柳壮—布依;水—毛南

　　第六层：老挝、西傣、德傣—泰

　　方言的计量分析有时会和特征分析结果出现分歧，比如按侗台语方言语音对应规律百分比的统计，临高话接近黎语而不是壮傣语，北部壮语更接近布依语，南部壮语更接近傣泰语等。

　　苗瑶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聚类分析结果为：(黄行1999)

　　第一层：苗、布努、畲—瑶

　　第二层：苗、布努—畲

　　第三层：黔东苗、川黔滇苗、布努—湘西苗

　　第四层：黔东苗、川黔滇苗—布努

　　第五层：黔东苗—川黔滇苗

　　聚类分析印证了上述同源词百分比统计结果，即畲语更接近苗语而非瑶语，布努语比湘西苗语还接近苗语。

　　2.3　方言之间的通解度　方言词汇比较的百分比和通解度(intelligibility)测试值的结合也可作为方言或语言划分的量化标准。(法兰克·布莱尔2006)

　　由于方言通解度的要求，词汇比较依据的是基本词汇语音相似的百分比，而不是按语言历史比较建立的语音对应规律。

　　方言之间的通解度主要是指先天性通解度，即用某一方言话语故事的录音去测试另一方言听话人所能正确理解的百分比，并且规定被试人没有接触过测试的方言，如果对测试方言有过接触得到的通解度属于习得性通解度。

　　词汇比较和通解度测试结果可按下表的经验值来划分相似方言和不相似方言或语言：

　　白语分中部方言(以剑川话为语音标准)、南部方言(以大理话为语音标准)、北部方言(以碧江话为语音标准)，诸方言之下又各分2个土语。据认为中部和南部方言比较接近，相互交谈能听懂一半左右，中部、南部方言与北部方言差别较大，尤其是南部和北部方言差别更甚。(徐琳、赵衍荪1984)，用词汇相似性比较和通解度测试的方法分析了白语的方言差异，结果如下：(艾磊2004)

　　白语方言500核心词汇相似百分比 方言　　　　　　中部(剑川)　中部(鹤庆)　南部(周城)

　　中部(鹤庆)　　　　90

　　南部(周城)　　　　82　　　　　　81

　　北部(兰坪)　　　　91　　　　　　86　　　　　　79

　　白语方言通解度测试结果(平均值/标准差) 　　　　　　　　　　　　测试对象方言

　　被测方言　　　　 中部(剑川)　中部(鹤庆)　南部(周城)　北部(兰坪)

　　中部(剑川)　　　　92/7.7　　　 59/19.8　　　44/17.0　　　　 81/8.1

　　中部(鹤庆)　　　 88/11.4　　　　94/6.1　　　58/28.6　　　　79/12.9

　　南部(周城)　　　 37/23.1　　　 30/15.2　　　 90/9.9　　　　 40/7.1

　　北部(兰坪)　　　 83/10.9　　　 50/20.1　　　21/13.6　　　　 93/6.7

　　白语诸方言之间词汇相似百分比可以满足确定为同一语言不同方言的条件，但是主观听辨的通解度却相差很大。比如只有中部方言(剑川话、鹤庆话)与北部方言(兰坪话)之间的通解度超过或接近80%，南部方言(周城话)与中部、北部方言之间的通解度都很低(21%～58%)，且从标准差值可见被测试对象通解度的个体差异都较大，甚至同属中部方言，鹤庆人听剑川话也有一定困难(通解度为59%)。因此也有人认为白语的方言可以是三种独立的语言。(Jr. Raymond G. Gordon 2005)

　　三　方言划分的语言外部标准

　　3.1　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族属　在中国，语言的识别和民族的识别是互相参照的。如果是不同的民族，即使语言接近，民族之间的语言认同感也会比较低。例如壮语北部方言更接近布依语，南部方言更接近傣语、泰语;瑶族布努语比某些苗语方言更加接近苗语等仍然不能划归一种语言都是因为语言使用者的族属不同所致。再如布朗语有一个阿佤方言，其与佤语艾帅话的同源词高达80.5%，而与布朗语本身的新曼俄话仅50.5%同源。(周植志、颜其香、陈国庆2004)按语言标准阿佤方言当属佤语方言，而根据民族标准则划归布朗语的一个方言。

　　不同的民族支系也是形成方言的因素。如昆明禄劝县一带自称傈坡的人在归入傈僳族以前，其语言被认为归属未定，后来傈坡人划归傈僳族，所说的话就成为傈僳语的禄劝方言，但是和云南省怒江地区的傈僳语并不能通话。云南玉溪地区新平县的苦聪人在划归拉祜族以前其语言的归属也没有确定，苦聪人定为拉枯族以后苦聪话即属拉祜语苦聪方言。

　　3.2　语言接触　语言接触也会导致方言分化，甚至是方言分化的主要原因。限于篇幅仅举三例说明。

　　毕苏语可按分布地区分澜勐、淮帕、达考三个方言，不同方言主要是因受不同语言借词的影响而造成的词汇差异。分布在泰国的淮帕、达考方言借用泰/傣语词汇较分布在我国的澜勐方言为多，并因此而造成的语音语法的变化;分布在我国的澜勐方言分老品和老缅两个土语，老品话因接触傣语而使用较多的傣语借词，而老缅话则较多使用母语词或汉语借词。(徐世璇1998)

　　达斡尔语分四个方言，其中布特哈方言历史上受过满语的强烈影响，齐齐哈尔方言较早受到汉语的影响，海拉尔方言主要受蒙古语的影响，新疆方言受突厥语尤其是哈萨克语的影响较深，不同方言中吸收所接触语言的借词或其他表现形式，形成达斡尔语内部方言的差异。(丁石庆1994)

　　羌语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和复辅音韵尾，内部却有较大的差异。北部方言辅音韵尾多，南部方言少;北部方言无声调有重音，南部方言有声调无重音;北部方言有辅音交替、元音和谐，南部方言多无此现象。这样的方言差异也主要是和所接触的语言的影响有关，即羌语北部方言接近安多藏语方言区，南部方言接近汉语区，因分别受到藏语和汉语的影响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区性特征的方言差异。(刘光坤1984)

　　四　问题讨论

　　国内学界对民族语言方言划分问题的讨论并不太多，一般认为民族语言的方言划分要兼顾语言的社会标准和语言的结构标准。孙宏开(1988)提出语言识别的社会标准和语言结构标准相结合的识别方法和尺度，认为语言识别的结构标准可以以语族为单位来确定，不必建立跨语族的统一标准，如藏语方言之间有70%以上的同源词，而嘉戎语和藏语之间不超过20%，所以嘉戎语不宜看作藏语的一种方言。至于嘉戎语内部的方言划分，有些学者认为嘉戎语的西部方言可以独立称为尔龚语，有些学者进而提出尔龚语的东部方言为一种独立语言，称拉坞戎语。(黄布凡2003)可见语言与方言识别的标准和结论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国外学者通常强调语言和方言的区别在于可以通话的程度(即通解度)，同时也要考虑说话人民族语言群体(ethnolinguistic group)的认同程度，基本不采用同源词这种历史语言学的标准。以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Jr. Raymond G. Gordon 2005)为例，该书共收世界6912种语言，其中中国大陆部分收录了236种语言，包括14种汉语(如官、粤、客家、闽北、闽东、闽南、闽中、莆仙话等)，21种苗语(相当于国内苗语三大方言及各种次方言和土语)，29种彝语(相当于国内6种彝语方言及各种次方言和土语)等，大约是国内学界已经识别的大陆语言数量的一倍，即把许多语言中的方言甚至次方言确定为独立的语言，其原因在于所依据的区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

　　该书的导论部分提出以下区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

　　1.两种话的说话人如果不需要学习另一种话，靠自己母语的知识就可以互相理解通常为同一种语言的两个方言。

　　2.如果不同口语的通话程度较低，但是由于有共同的书面文献，或因有可以互相理解的中心方言而具有民族语言身份认同，还是可以看作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

　　3.不同口语之间的通话程度即使很高，但是存在明确的不同民族语言身份的认同，则应视为不同的语言。

　　这样的标准可以适用于我国某些民族语言方言的情况。如标准1适于内部差异小的语言的方言;标准2适于汉语、藏语这类口语差别较大，但是有共同书面语语言的方言;标准3适于阿尔泰语言这类语言通解度高，但是缺少民族语言身份认同的语言。然而按此标准，像苗语、彝语等既没有共同的书面语，也没有中心方言，且语言通解度极低的多数汉藏语系语言，仅有共同民族身份认同，以及语言的历史渊源关系，其不同的地区变体就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方言，而是不同的语言。

　　国内民族语言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对语言识别的作用，因为在中国语言是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反之民族也是语言识别的重要参数。与上述标准2相比，国内学界采用是否具有共同的书面文献或可以互相理解的中心方言，以及是否具有民族语言身份认同等方言区分的标准要宽泛得多。为使语言和民族的分歧不致过大，同一民族内部的语言尽量从合不从分，只有对少数使用跨语族语言的民族(如裕固族、瑶族等)才实事求是地承认其民族内部使用不同的语言。所以在中国，民族对语言识别的作用十分重要，同时民族又不等于“民族语言群体”(ethnolinguistic group)，甚至也不等于“族群”(ethnic group)，和国外语言认定的民族标准有很大的差别。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所谓目前全世界共使用近7000种语言的说法主要是按上述语言通解度和民族语言群体认同的标准确定的，如果按我国学术界对语言识别采用的标准和方法，世界的语言总数将大大降低。

 

　　本文为提交《民族语文》杂志社、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丽江市政府合办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结构及类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云南丽江2006年9月)的论文。

　　【作者简介】黄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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