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藏族研究综述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1-01-11 作者：严梦春 看本加
摘要：文章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国内外关于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综述。认为藏学与人类学关系密切，人类学拓展了藏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理论与方法。提出构建“藏学人类学”、提倡田野调查法、人类学要承担起避免文化冲突的重任等观点。
关键词：人类学；藏学；文化；研究
人类学作为一门源于西方的学科，迄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期间，它不仅把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阈，同时也将世界不同的文化类型和地域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其中也将藏区列为其理想的调查地。从此，神秘的藏族文化成为众多人类学家向往的“田野”，人类学也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虽是近代才形成的，但有关人类学的知识资料则很早就被人们发现。藏族几千年的社会历史文化为其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游记、类似于民族志等方面的著述。在西方，从中世纪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的不同时期，许多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到西藏这块充满诱惑和神秘的高原，搜集了大量的藏族文化资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记载和描述。在国内，有关藏族方面的人类学资料，则汗牛充栋，一时难以统计。这些都为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自人类学产生后，中外人类学家纷纷到藏族及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藏学专著，如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内贝斯基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格勒的《藏北牧民》等。这些成果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藏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藏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学家开启了藏学的大门，是人类学家使藏成为一门显学。因此，我们探讨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对于藏学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各类文献中的人类学资料
（一）藏文历史文献中的资料
自古以来，藏民族就繁衍、生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以口承形式传承的关于藏族人的起源、世界的起源、宇宙观等方面的神话，民间传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及各种宗教信仰的仪轨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素材。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不乏有许多方志史料、文人游记、族谱家传等，它们描述了其他一些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同时也记载了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生活。如司徒·确吉嘉措的《司徒朝圣路》、大司徒·绛曲坚赞的《朗氏家族史》、钦则旺布的《卫藏道场圣迹志》等。此外，在其他一些藏文典籍中，也有零星的有关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国内汉族、蒙古族等一些民族的风土人情的记载。
（二）汉文典籍中的人类学资料
汉文典籍中有关藏族的人类学资料可追溯到很早以前。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编纂的《尚书·禹贡》中，就记有藏族地区的山川风物。 [1] 之后，唐代的刘元鼎的《使吐蕃经见纪略》是一篇第一手的忠实调查报告，颇具文学意味，又很有风土情趣。[2] 唐以后，宋元明清时期有许多藏学记载的文献资料，其中也有零星的关于藏族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方面的记载，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有关藏族的人类学资料在近代较多。据《中国藏学史》记载：1985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吴丰培先生的《川藏游踪汇编》就收了28 种，其中除了首篇《使吐蕃经见纪略》系唐代刘元鼎的作品外，其余的全部是清代著述。可见当时游记类著作盛行。这一时期，关于藏区的志略类著述也非常丰富，如《西藏图说》、《西招图略》、《卫藏通志》等 [3] 。总之，汉文记载的关于藏族的人类学资料较多，这为用汉文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士提供了诸多方便。
（三）国外的人类学资料
有关国外的资料，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小兄弟会创始人之一、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到蒙古，并对西藏的情况有所记载。 [4] 法国圣方济会士威廉在其《鲁布鲁克东行记》中也讲到了一些当地的习俗。 [5] 中世纪记述藏族地区情况较多的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主要谈了妇女婚前性关系自由、巫师、语言等。 [6] 被誉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在其游记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天葬的情景。 [7] 此后，从十世纪初至十八世纪中叶，伴随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有十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拉萨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当中有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收集了很多有关藏族宗教、语言、民俗、婚姻制度、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情况，这些资料为以后西方藏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又有许多西方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以及政府官员到西藏，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许多有关藏族方面的资料，出版了一些游记类的图书，具有代表性的有：《发现西藏》、《圣城拉萨》、《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鞑靼西藏旅行记》、《德西迪利西藏纪行》、《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等。此外，日本和俄罗斯的部分学者也写了一些藏族方面的游记。总之，西方人以传教、旅游、探险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收集了许多有关藏族方面的人类学资料，这对西方藏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西方的藏学家或人类学家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二、国外人类学藏族研究综述
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在19 世纪中叶基本形成。大约与此同时，西方藏学也悄然诞生。匈牙利的乔玛（1784－1842）被认为西方藏学的鼻祖，他是语言学专家，发现其母语匈牙利语与西藏边陲的一个游牧民族的语言之间有关联。 [8] 于是便前往亚洲，1823 年到达拉达克，却与藏文、藏经和寺院不期而遇，并且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住在拉达克的一座叫羊拉寺的寺院里，以一名藏族格西为藏文老师，开始自己的藏学生涯。他先后在拉达克地区学习了七八年之久，发表了《藏英词典》、《藏文文法》等著作，从此打开了藏学研究的大门。虽然乔玛在有生之年，未发表有关藏族的人类学著作，但也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他的学术生涯酷似人类学家的经历，以他者的眼光发现和开创了一门学科，以客位的角度进行藏学研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藏学的开山祖师乔玛也是一位人类学家。西方藏学与人类学在诞生之初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藏学打上了人类学的烙印，在之后的发展中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藏族的人类学家和作品。下面就国外有关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况做一简述。
在英国，被人类学界尊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1832-1917），是进化论派的领军人物。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藏族招魂仪式、巫术、转经筒、殡葬等宗教和习俗方面的描述。 [9] 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藏族的宗教文化现象将其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法国，石泰安（1911-1999）是最具权威的藏学家。其人类学的代表作是《西藏的文明》和《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的文明》一书，作者运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较全面地描述了西藏的地域和居民、西藏历史概况、西藏社会、西藏的宗教和习俗、文学和艺术，以他者的眼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给读者展示了一幅西藏文明的全景图。该书可以称得上是关于西藏的最典型的民族志，也可称得上是藏学界第一本有关西藏的民族志作品。
他的另一部作品是《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作者运用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到四川藏区、尼泊尔、不丹等地区调查，收集史诗著作及民间口承资料，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格萨尔史诗中的人物、史诗的分布地区、说唱艺人、民间传说、宗教因素以及对周边民族的传播和影响等。在美国，有几位研究藏族的著名人类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梅·戈尔斯坦。其代表作《喇嘛王国的覆灭》，是其硕士论文《西藏的僧兵》和博士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该书就是以政治人类学的视角，撰写的一部西藏近代史，在藏学和人类学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此外，还有《西藏西部牧民》、《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等作品，发表了《西藏佛教寺院生活》、《当几个兄弟享用一个妻子时》、《西藏农村的结构与差税制度》、《西藏家庭中的婚姻法规》、《拉萨街头歌谣》等一系列有关西藏的人类学论文。巴伯诺·尼姆里·阿吉兹 [10] ，美国人类学家。60－70年代，先后到尼泊尔和印度藏族地区进行调查，写出了有一定影响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藏边人家》。作者运用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法，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我国西藏定日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并重点探讨了决定西藏家庭与婚姻形态的各种文化因素。艾克瓦尔 [11] ，华盛顿大学教授。大约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就以甘肃为起点向西曾到过青海为主的牧区，时间长达八九年，他根据调查所得写下了大量有关藏族游牧社会的著作，其代表为《蹄上生涯》。迄今为止他仍是研究藏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权威。南希·列维尼， [12] 是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20 世纪70 年代，她在尼泊尔藏区进行考察，前后大概在尼泊尔北部藏区生活了三四年。她写了《一妻多夫制的动力：在西藏边境的血缘关系、家庭生活和人口》一书，这本书运用最新人类学理论，探讨了藏族地区比较特殊的婚姻形态即一妻多夫制。在意大利，图齐最具代表性。其人类学代表作是《西藏的宗教》和《喜马拉雅的人和神》。作者曾于1929－1948 年间，先后8 次入藏考察。在1950－1959 年间，6 次赴尼泊尔从事科学考察。《西藏的宗教》，又译为《西藏宗教之旅》，这是一本宗教人类学的佳作。作者主要叙述了佛教、喇嘛教的特点、主要教派的教理、僧侣、寺院生活、宗教历法和节日、民间宗教、苯教等内容。《喜马拉雅的人与神》，这本书是图齐等人合著的论文集，其中包括印度、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学者。该书主要是对西藏的民俗文化、西藏的传说和民间故事、宗教舞蹈“羌姆”、婚姻习俗、西藏萨满教等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在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曾执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其代表作是《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这是一本经典的宗教人类学巨著。主要论述了护法神的类型、形貌、特点及其崇拜仪式等，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对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并以大量笔墨描述了对护法神崇拜的各种仪式，还配有部分仪轨方面的图片，至今还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权威著作。在日本，50 年代末，日本学者川喜田二郎组织调查队在尼泊尔藏人社会中的田野调查工作，获得了一些第一手资料，其后出版了相关的民族志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可以看做是日本藏学研中实地调查的第一步。从1953 年开始，川喜田二郎、高山龙三等人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地区作民族学的研究。此外，日本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对境外藏人，以及国内的藏族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13]
除上述以外，还有欧洲、美洲、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的人类学家，撰写了很多在国际藏学界颇具影响的专著和论文，限于篇幅，兹不一一介绍。另外，第一届西藏和喜马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备，于1990 年9 月21 日至28日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以西藏和喜马拉雅人类学为专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14]综观国外有关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从国外学者的学术生涯来看，只有戈尔斯坦、内贝斯基、列维尼等几位是人类学家出身，都获得过人类学的相关学位。其他学者虽非人类学专业，但他们从事语言系、宗教学等相近学科，或者是受到过人类学的训练和影响。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大部分人类学家虽不能直接进藏调查，但他们也不闭门造车，很重视田野调查，在尼泊尔、拉达克、国外藏胞等西藏周边地区学习藏语，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基本上都进行了数年的田野调查。同时，运用参与观察、访谈、搜集口承文献、个案调查、专题研究等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对藏族文化做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描述和分析。
第二，有关藏族文化的研究向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人类学是一门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的学科，它涉及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国外藏族文化研究的领域来看，虽然宗教是主要研究对象，但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向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的迹象和趋势。如戈尔斯坦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内贝斯基、图齐等的宗教人类学研究、石泰安的民族志、阿吉兹、列维尼等人的家庭亲属制度研究、艾克瓦尔的游牧社会研究等，他们以人类学分支学科的视角来研究藏族社会文化，内容几乎涉及到人类学所关注的宗教仪式、政治制度、家庭亲属制度、经济等领域。第三，人类学研究诞生了一批藏学名著，提升了藏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综观目前藏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有关藏族文化的人类学著作在国际藏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藏学的知名度，吸引了众多藏学研究者，使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该书的问世，在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时间成为行内人士谈论的话题，可以说在藏学界出现了一个人人皆知、人手一册的局面，得到了“如果你一生中仅仅只愿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么，你就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美国学者迈克·胡特语）如此之高的评价。此外，还有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图齐的《西藏的宗教》、内贝斯基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等一大批人类学名著，这些书基本上成为藏学研究的必读书目。
三、国内人类学藏族研究综述
人类学是在二十世纪初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过对藏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和对藏族文化的研究，并发表了数以千计的人类学调查报告、专著和论文，培养了一大批人类学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学家林耀华、李安宅及夫人于式玉、李有义等人开始在藏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其中，李安宅最具代表性。他到甘肃拉卜楞寺进行实地调查，与当地僧侣同吃、同住，历时三载，写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发表了《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藏族家庭与宗教的关系》等学术价值较高的人类学论文。李安宅是对藏族文化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人类学初创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林耀华的《康北藏民社会状况调查》、李有义的《西藏婚姻制度研究》等具代表性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不仅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填补了对藏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空白。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家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此同时，也启动了西藏社会历史调查项目。该项目在全国人大、国家民委、各相关科研部门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规划地先后两次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对西藏和各藏区的社会现状、历史沿革、语言文字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全面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后经整理作为“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公开出版。随着上个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藏学研究机构的建立，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格勒博士。他被称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发表了《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藏北牧民》、《格勒人类学、藏学论文集》等人类学著作和论文，为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还有陈庆英的《中国藏族部落》、邢海宁的《果洛藏族社会》等。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合作对藏区进行实地调查，出版了“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15]谈到国内有关藏族的人类学研究时，我们不能不提起藏族著名学者更敦群培。他运用田野调查、跨文化比较、搜集文献文物资料等人类学方法，对雅利安人、印度种姓制度、笈多王朝、锡兰、尼泊尔等国的宗教历史文化，以及藏族、南亚的民俗和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在藏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其主要代表作有：《智游佛国漫记》（共分17 个子目，即“自拉萨启程”、“印度的地理环境”、“历代名胜古迹”、“关于男女饮食及器物”、“阿育王铭文”、“笈多王朝世系”、“波多王朝世系”、“佛灭16 世纪至今”、“锡兰纪事”、“古代藏人的发展阶段及其规律”、“论外道的教义”、“跋”、“印度诸圣地游记”、“世界广说”等）。杜永彬在其《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中说：更敦群培短暂的一生游历安多、卫藏和南亚，行程何止万里！他对藏印各地的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实地考察，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印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使他的卫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指出其田野方法的两个特点：“第一，保存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第二，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 [16]可以说，更敦群培是第一位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研究藏族及周边地区文化的藏族学者，开创了运用田野调查法进行藏学研究的先河。同时，也为印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前述可知，国内有关藏族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藏族文化的研究，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第一，积极以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藏族文化，努力构建“藏学人类学”。北大的王铭铭教授在其《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亦即汉学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的一门。” [17]他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人类学，认为是社会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笔者认为，对藏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亦可称为“藏学人类学”。这样，不仅能丰富、充实藏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也能拓宽人类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与此同时，将这两门学科整合到一起，形成“藏学人类学”这一新的交叉学科，有助于学科的发展。
第二，田野调查法是目前乃至今后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从藏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传统藏学侧重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考据，而较缺少田野调查的方法，尤其是本土学者的研究。他们将研究的视角定格在宗教、文学、历史等学科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人本身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导致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而人类学的主要方法是田野调查法，因此，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士应重视和运用此方法，到广大农村牧区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撰写民族志，全面了解农村牧区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广大藏学研究者应该立志奋斗的目标。同时，应关注藏族人本身，关注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藏族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关注藏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命运，获得文化自觉的理念，这些都是藏学研究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第三，从事藏族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应树立文化相对论、文化普同论等理念，负载避免文化冲突的重任。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一般意义上说是以“他者”、“客位”的角度，以“文化相对主义”等理念的引导下，对某一群体的文化进行研究，其结论相对而言是比较真实、客观的。对于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而言，也应该是如此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藏族的某些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个别文化领域的描述，有失“文化相对”的理念，颇有偏见之词。从资料搜集的角度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人类学贡献是巨大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众多的历史与实地考察的成果中，却广泛存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取向，在对国内边缘文化的评价中出现了忽视被研究文化的价值的倾向，这有点像早期人类学的进化论的那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而与人类学在20 世纪中追求的那种文化价值观有较大出入。” [18]所以说，藏学研究要树立“文化相对主义”、“非民族中心主义”的理念。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异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目前，西藏及藏族文化日益成为众多媒体、书籍报刊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报道随处可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误解藏族文化、歪曲报道等现象。此刻，从事藏族研究的人类学家们应阐释真相，澄清事实，撰写相关文章，倡导“美美与共”（费孝通语）、文化多元、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理念。并且，人类学家应通过各种媒介、报刊杂志介绍和讲解藏族文化，承担起普及藏族文化的责任，让更多人了解它，而不至于发生文化间的冲突。
结语
总之，从有关藏族文化的人类学资料的积累，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人类学与藏学这两门学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走过了一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佳作。尤其是对于藏学研究来说，它不仅开阔了研究的视野，而且丰富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那么，在一个文化转型、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藏学研究该如何发展，人类学无疑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那就是费孝通先生在“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总序中所说的一句话：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不仅要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对话中解释“文化自觉”的问题，而且还要以学科的“文化自觉”为己任，对中外不同知识传统展开“补课”和学习 [19] 。这句话，对于藏学研究更有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2] [3]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7, 序言,81.
[4] [5] [6] [7]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29,31,33, 34.
[8] [9]（瑞士）米歇·泰勒.发现西藏[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22,744.
[10] [11] [12] [14] 格勒.格勒人类学、藏学论文集[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91－693,691－693,691- 693,666.
[13] 樱井龙彦,李连荣.百年日本藏学研究概况[J].中国藏学,2006(4).
[15] 有关国内的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情况，丹增伦珠的《社会学、人类学对西藏社会的研究》、王建民等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有详细的介绍，本文仅作简要介绍
[16] 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315－316.
[17] [18]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J].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213.
[19]（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序言.
关键词：人类学；藏学；文化；研究
人类学作为一门源于西方的学科，迄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期间，它不仅把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阈，同时也将世界不同的文化类型和地域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其中也将藏区列为其理想的调查地。从此，神秘的藏族文化成为众多人类学家向往的“田野”，人类学也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虽是近代才形成的，但有关人类学的知识资料则很早就被人们发现。藏族几千年的社会历史文化为其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游记、类似于民族志等方面的著述。在西方，从中世纪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的不同时期，许多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到西藏这块充满诱惑和神秘的高原，搜集了大量的藏族文化资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记载和描述。在国内，有关藏族方面的人类学资料，则汗牛充栋，一时难以统计。这些都为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自人类学产生后，中外人类学家纷纷到藏族及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的藏学专著，如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内贝斯基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格勒的《藏北牧民》等。这些成果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藏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藏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学家开启了藏学的大门，是人类学家使藏成为一门显学。因此，我们探讨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对于藏学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各类文献中的人类学资料
（一）藏文历史文献中的资料
自古以来，藏民族就繁衍、生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以口承形式传承的关于藏族人的起源、世界的起源、宇宙观等方面的神话，民间传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及各种宗教信仰的仪轨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素材。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不乏有许多方志史料、文人游记、族谱家传等，它们描述了其他一些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同时也记载了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生活。如司徒·确吉嘉措的《司徒朝圣路》、大司徒·绛曲坚赞的《朗氏家族史》、钦则旺布的《卫藏道场圣迹志》等。此外，在其他一些藏文典籍中，也有零星的有关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国内汉族、蒙古族等一些民族的风土人情的记载。
（二）汉文典籍中的人类学资料
汉文典籍中有关藏族的人类学资料可追溯到很早以前。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编纂的《尚书·禹贡》中，就记有藏族地区的山川风物。 [1] 之后，唐代的刘元鼎的《使吐蕃经见纪略》是一篇第一手的忠实调查报告，颇具文学意味，又很有风土情趣。[2] 唐以后，宋元明清时期有许多藏学记载的文献资料，其中也有零星的关于藏族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方面的记载，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有关藏族的人类学资料在近代较多。据《中国藏学史》记载：1985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吴丰培先生的《川藏游踪汇编》就收了28 种，其中除了首篇《使吐蕃经见纪略》系唐代刘元鼎的作品外，其余的全部是清代著述。可见当时游记类著作盛行。这一时期，关于藏区的志略类著述也非常丰富，如《西藏图说》、《西招图略》、《卫藏通志》等 [3] 。总之，汉文记载的关于藏族的人类学资料较多，这为用汉文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士提供了诸多方便。
（三）国外的人类学资料
有关国外的资料，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小兄弟会创始人之一、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到蒙古，并对西藏的情况有所记载。 [4] 法国圣方济会士威廉在其《鲁布鲁克东行记》中也讲到了一些当地的习俗。 [5] 中世纪记述藏族地区情况较多的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主要谈了妇女婚前性关系自由、巫师、语言等。 [6] 被誉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在其游记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天葬的情景。 [7] 此后，从十世纪初至十八世纪中叶，伴随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有十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我国西藏阿里、日喀则、拉萨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当中有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收集了很多有关藏族宗教、语言、民俗、婚姻制度、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情况，这些资料为以后西方藏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又有许多西方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以及政府官员到西藏，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许多有关藏族方面的资料，出版了一些游记类的图书，具有代表性的有：《发现西藏》、《圣城拉萨》、《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鞑靼西藏旅行记》、《德西迪利西藏纪行》、《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等。此外，日本和俄罗斯的部分学者也写了一些藏族方面的游记。总之，西方人以传教、旅游、探险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收集了许多有关藏族方面的人类学资料，这对西方藏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西方的藏学家或人类学家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二、国外人类学藏族研究综述
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在19 世纪中叶基本形成。大约与此同时，西方藏学也悄然诞生。匈牙利的乔玛（1784－1842）被认为西方藏学的鼻祖，他是语言学专家，发现其母语匈牙利语与西藏边陲的一个游牧民族的语言之间有关联。 [8] 于是便前往亚洲，1823 年到达拉达克，却与藏文、藏经和寺院不期而遇，并且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住在拉达克的一座叫羊拉寺的寺院里，以一名藏族格西为藏文老师，开始自己的藏学生涯。他先后在拉达克地区学习了七八年之久，发表了《藏英词典》、《藏文文法》等著作，从此打开了藏学研究的大门。虽然乔玛在有生之年，未发表有关藏族的人类学著作，但也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他的学术生涯酷似人类学家的经历，以他者的眼光发现和开创了一门学科，以客位的角度进行藏学研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藏学的开山祖师乔玛也是一位人类学家。西方藏学与人类学在诞生之初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藏学打上了人类学的烙印，在之后的发展中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藏族的人类学家和作品。下面就国外有关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况做一简述。
在英国，被人类学界尊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1832-1917），是进化论派的领军人物。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藏族招魂仪式、巫术、转经筒、殡葬等宗教和习俗方面的描述。 [9] 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藏族的宗教文化现象将其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法国，石泰安（1911-1999）是最具权威的藏学家。其人类学的代表作是《西藏的文明》和《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的文明》一书，作者运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较全面地描述了西藏的地域和居民、西藏历史概况、西藏社会、西藏的宗教和习俗、文学和艺术，以他者的眼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给读者展示了一幅西藏文明的全景图。该书可以称得上是关于西藏的最典型的民族志，也可称得上是藏学界第一本有关西藏的民族志作品。
他的另一部作品是《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作者运用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到四川藏区、尼泊尔、不丹等地区调查，收集史诗著作及民间口承资料，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格萨尔史诗中的人物、史诗的分布地区、说唱艺人、民间传说、宗教因素以及对周边民族的传播和影响等。在美国，有几位研究藏族的著名人类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梅·戈尔斯坦。其代表作《喇嘛王国的覆灭》，是其硕士论文《西藏的僧兵》和博士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该书就是以政治人类学的视角，撰写的一部西藏近代史，在藏学和人类学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此外，还有《西藏西部牧民》、《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等作品，发表了《西藏佛教寺院生活》、《当几个兄弟享用一个妻子时》、《西藏农村的结构与差税制度》、《西藏家庭中的婚姻法规》、《拉萨街头歌谣》等一系列有关西藏的人类学论文。巴伯诺·尼姆里·阿吉兹 [10] ，美国人类学家。60－70年代，先后到尼泊尔和印度藏族地区进行调查，写出了有一定影响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藏边人家》。作者运用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法，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我国西藏定日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并重点探讨了决定西藏家庭与婚姻形态的各种文化因素。艾克瓦尔 [11] ，华盛顿大学教授。大约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就以甘肃为起点向西曾到过青海为主的牧区，时间长达八九年，他根据调查所得写下了大量有关藏族游牧社会的著作，其代表为《蹄上生涯》。迄今为止他仍是研究藏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权威。南希·列维尼， [12] 是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20 世纪70 年代，她在尼泊尔藏区进行考察，前后大概在尼泊尔北部藏区生活了三四年。她写了《一妻多夫制的动力：在西藏边境的血缘关系、家庭生活和人口》一书，这本书运用最新人类学理论，探讨了藏族地区比较特殊的婚姻形态即一妻多夫制。在意大利，图齐最具代表性。其人类学代表作是《西藏的宗教》和《喜马拉雅的人和神》。作者曾于1929－1948 年间，先后8 次入藏考察。在1950－1959 年间，6 次赴尼泊尔从事科学考察。《西藏的宗教》，又译为《西藏宗教之旅》，这是一本宗教人类学的佳作。作者主要叙述了佛教、喇嘛教的特点、主要教派的教理、僧侣、寺院生活、宗教历法和节日、民间宗教、苯教等内容。《喜马拉雅的人与神》，这本书是图齐等人合著的论文集，其中包括印度、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学者。该书主要是对西藏的民俗文化、西藏的传说和民间故事、宗教舞蹈“羌姆”、婚姻习俗、西藏萨满教等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在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曾执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其代表作是《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这是一本经典的宗教人类学巨著。主要论述了护法神的类型、形貌、特点及其崇拜仪式等，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对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并以大量笔墨描述了对护法神崇拜的各种仪式，还配有部分仪轨方面的图片，至今还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权威著作。在日本，50 年代末，日本学者川喜田二郎组织调查队在尼泊尔藏人社会中的田野调查工作，获得了一些第一手资料，其后出版了相关的民族志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可以看做是日本藏学研中实地调查的第一步。从1953 年开始，川喜田二郎、高山龙三等人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地区作民族学的研究。此外，日本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对境外藏人，以及国内的藏族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13]
除上述以外，还有欧洲、美洲、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的人类学家，撰写了很多在国际藏学界颇具影响的专著和论文，限于篇幅，兹不一一介绍。另外，第一届西藏和喜马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备，于1990 年9 月21 日至28日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以西藏和喜马拉雅人类学为专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14]综观国外有关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从国外学者的学术生涯来看，只有戈尔斯坦、内贝斯基、列维尼等几位是人类学家出身，都获得过人类学的相关学位。其他学者虽非人类学专业，但他们从事语言系、宗教学等相近学科，或者是受到过人类学的训练和影响。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大部分人类学家虽不能直接进藏调查，但他们也不闭门造车，很重视田野调查，在尼泊尔、拉达克、国外藏胞等西藏周边地区学习藏语，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基本上都进行了数年的田野调查。同时，运用参与观察、访谈、搜集口承文献、个案调查、专题研究等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对藏族文化做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描述和分析。
第二，有关藏族文化的研究向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人类学是一门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的学科，它涉及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国外藏族文化研究的领域来看，虽然宗教是主要研究对象，但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向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的迹象和趋势。如戈尔斯坦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内贝斯基、图齐等的宗教人类学研究、石泰安的民族志、阿吉兹、列维尼等人的家庭亲属制度研究、艾克瓦尔的游牧社会研究等，他们以人类学分支学科的视角来研究藏族社会文化，内容几乎涉及到人类学所关注的宗教仪式、政治制度、家庭亲属制度、经济等领域。第三，人类学研究诞生了一批藏学名著，提升了藏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综观目前藏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有关藏族文化的人类学著作在国际藏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藏学的知名度，吸引了众多藏学研究者，使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该书的问世，在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时间成为行内人士谈论的话题，可以说在藏学界出现了一个人人皆知、人手一册的局面，得到了“如果你一生中仅仅只愿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么，你就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美国学者迈克·胡特语）如此之高的评价。此外，还有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图齐的《西藏的宗教》、内贝斯基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等一大批人类学名著，这些书基本上成为藏学研究的必读书目。
三、国内人类学藏族研究综述
人类学是在二十世纪初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过对藏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和对藏族文化的研究，并发表了数以千计的人类学调查报告、专著和论文，培养了一大批人类学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学家林耀华、李安宅及夫人于式玉、李有义等人开始在藏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其中，李安宅最具代表性。他到甘肃拉卜楞寺进行实地调查，与当地僧侣同吃、同住，历时三载，写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发表了《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藏族家庭与宗教的关系》等学术价值较高的人类学论文。李安宅是对藏族文化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人类学初创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林耀华的《康北藏民社会状况调查》、李有义的《西藏婚姻制度研究》等具代表性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不仅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填补了对藏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空白。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家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此同时，也启动了西藏社会历史调查项目。该项目在全国人大、国家民委、各相关科研部门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规划地先后两次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对西藏和各藏区的社会现状、历史沿革、语言文字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全面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后经整理作为“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公开出版。随着上个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藏学研究机构的建立，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格勒博士。他被称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发表了《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藏北牧民》、《格勒人类学、藏学论文集》等人类学著作和论文，为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还有陈庆英的《中国藏族部落》、邢海宁的《果洛藏族社会》等。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合作对藏区进行实地调查，出版了“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15]谈到国内有关藏族的人类学研究时，我们不能不提起藏族著名学者更敦群培。他运用田野调查、跨文化比较、搜集文献文物资料等人类学方法，对雅利安人、印度种姓制度、笈多王朝、锡兰、尼泊尔等国的宗教历史文化，以及藏族、南亚的民俗和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在藏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其主要代表作有：《智游佛国漫记》（共分17 个子目，即“自拉萨启程”、“印度的地理环境”、“历代名胜古迹”、“关于男女饮食及器物”、“阿育王铭文”、“笈多王朝世系”、“波多王朝世系”、“佛灭16 世纪至今”、“锡兰纪事”、“古代藏人的发展阶段及其规律”、“论外道的教义”、“跋”、“印度诸圣地游记”、“世界广说”等）。杜永彬在其《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中说：更敦群培短暂的一生游历安多、卫藏和南亚，行程何止万里！他对藏印各地的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实地考察，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印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使他的卫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指出其田野方法的两个特点：“第一，保存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第二，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 [16]可以说，更敦群培是第一位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研究藏族及周边地区文化的藏族学者，开创了运用田野调查法进行藏学研究的先河。同时，也为印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前述可知，国内有关藏族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藏族文化的研究，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第一，积极以人类学的视角研究藏族文化，努力构建“藏学人类学”。北大的王铭铭教授在其《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亦即汉学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的一门。” [17]他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人类学，认为是社会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笔者认为，对藏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亦可称为“藏学人类学”。这样，不仅能丰富、充实藏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也能拓宽人类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与此同时，将这两门学科整合到一起，形成“藏学人类学”这一新的交叉学科，有助于学科的发展。
第二，田野调查法是目前乃至今后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从藏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传统藏学侧重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考据，而较缺少田野调查的方法，尤其是本土学者的研究。他们将研究的视角定格在宗教、文学、历史等学科上，而相对忽视了对人本身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导致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而人类学的主要方法是田野调查法，因此，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士应重视和运用此方法，到广大农村牧区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撰写民族志，全面了解农村牧区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广大藏学研究者应该立志奋斗的目标。同时，应关注藏族人本身，关注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藏族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关注藏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命运，获得文化自觉的理念，这些都是藏学研究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第三，从事藏族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应树立文化相对论、文化普同论等理念，负载避免文化冲突的重任。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一般意义上说是以“他者”、“客位”的角度，以“文化相对主义”等理念的引导下，对某一群体的文化进行研究，其结论相对而言是比较真实、客观的。对于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而言，也应该是如此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藏族的某些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个别文化领域的描述，有失“文化相对”的理念，颇有偏见之词。从资料搜集的角度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人类学贡献是巨大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众多的历史与实地考察的成果中，却广泛存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取向，在对国内边缘文化的评价中出现了忽视被研究文化的价值的倾向，这有点像早期人类学的进化论的那种欧洲民族中心主义，而与人类学在20 世纪中追求的那种文化价值观有较大出入。” [18]所以说，藏学研究要树立“文化相对主义”、“非民族中心主义”的理念。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异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目前，西藏及藏族文化日益成为众多媒体、书籍报刊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报道随处可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误解藏族文化、歪曲报道等现象。此刻，从事藏族研究的人类学家们应阐释真相，澄清事实，撰写相关文章，倡导“美美与共”（费孝通语）、文化多元、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理念。并且，人类学家应通过各种媒介、报刊杂志介绍和讲解藏族文化，承担起普及藏族文化的责任，让更多人了解它，而不至于发生文化间的冲突。
结语
总之，从有关藏族文化的人类学资料的积累，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人类学与藏学这两门学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走过了一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佳作。尤其是对于藏学研究来说，它不仅开阔了研究的视野，而且丰富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那么，在一个文化转型、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藏学研究该如何发展，人类学无疑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那就是费孝通先生在“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总序中所说的一句话：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不仅要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对话中解释“文化自觉”的问题，而且还要以学科的“文化自觉”为己任，对中外不同知识传统展开“补课”和学习 [19] 。这句话，对于藏学研究更有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2] [3]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7, 序言,81.
[4] [5] [6] [7]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29,31,33, 34.
[8] [9]（瑞士）米歇·泰勒.发现西藏[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22,744.
[10] [11] [12] [14] 格勒.格勒人类学、藏学论文集[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91－693,691－693,691- 693,666.
[13] 樱井龙彦,李连荣.百年日本藏学研究概况[J].中国藏学,2006(4).
[15] 有关国内的藏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情况，丹增伦珠的《社会学、人类学对西藏社会的研究》、王建民等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有详细的介绍，本文仅作简要介绍
[16] 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315－316.
[17] [18]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J].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213.
[19]（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序言.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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