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是英国乃至欧洲人类学发展和田野工作之历史延续的见证，它最早于1874年出版，历经多次修订和完善在1951年出版了第六版，其涉及的田野工作调查内容之全面、具体方法之细致是其他同类书目很难相比的，称之为“田野工作的百科全书”实不为过。从本书的百余年编订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深厚积淀，为展示这种丰厚性，对本书内容的编排结构进行归纳不失为一个绝好的途径（详见下表）。
以上表格展示了西方人类学的传统支系划分和研究主题，体质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四大领域的划分格局已经初步表现出来，但从本书的结构布局看，社会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相关内容是其关注的核心，而体质人类学与考古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内容提要相对简略。同时，本书专门将社会人类学部分与物质文化部分作出区分，使之对人类学田野工作调查内容的总结显得更加全面和细致，前者从社会现象的基本领域划分入手陈列了各方面调查可能当覆盖的内容，后者则重点从人类日常生活可能关涉的器物（及技术）角度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具体陈述。两部分内容尽管在某些细节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复，但由于各自的分类标准和关注点各有侧重，本书的整体结构仍旧显得紧凑、清晰和条理，因此方便读者总体把握其篇章脉络。
《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书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以田野工作调查的内容排列为主线，其中穿插相应的研究技术和注意事项，这与普通工具书的风格十分契合；同时，为了弥补对研究技术介绍的不足，本书还增设了附录内容来重点讲述田野调查的几项关键技术：摄影、电影制片术、（物品的）收集和包装、骨头的保存以及纸张压模。如果说本书之所以能够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内容进行全面陈列，主要得益于欧洲几代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学术积累的话，那么它对某些关键工作技术的特殊提示则主要体现了本书编者的敏锐洞察力，这两个方面的特长相互结合可以看作本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被很多学者看作本领域研究者的“成丁礼”,足见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联想到本学科的特色，这种观点也不难理解--人类学起源和发展于文化比较，对“异文化”的格外关注是其鲜明的学科特色，如果田野工作难以不断扩展，所谓的“异文化”视野也就难以扩大，社会文化“比较”自然也只能局限于已有的研究和发现成果范围之内，创新的余地必然被压缩在狭小的理论空间之中。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理论的创新与田野工作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人类学理论的累积和传承往往借助于田野工作的不断改进，反之，新时期的田野工作也经常受益于以往学术成果的积累，关注研究方法的工具书与关注社会文化事实和理论的民族志之间就存在着类似的相互关系。《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作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权威”工具书，应当受到本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它可以很好地帮助和引导我们在研究工作过程中顺利“成丁”;《论语？魏灵公》中讲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话恰当地揭示了在进入田野之前应当认真学习本书的道理所在。
早期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不仅在理论上直接承袭了西方的学术成果，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大量借鉴西方既有的方式，这集中地体现为吴文藻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调查表格”的关注，凌纯声、卫慧林等在筹备国家风俗调查工作中对《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书的参考，建国后中国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深受西方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影响。此外，中国不同区域和部门内的人类学研究受西方人类学研究方式与风格的影响并不平衡，相应的田野工作理念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具体的实地调查方法和材料向理论的转化方式以及提升程度也很不相同。黄淑娉在讨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之区域特色时总结指出：以当时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南方一些大学为代表的“南派”偏向于材料的收集和解释，相对来说对理论重视不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内容多为传统文化的记录和描述”,关注文化现象事实；而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北派”更注重理论和应用，倡导采用功能方法论和进行社区研究，并大力推动人类学研究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关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这都说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与西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经验积累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本学科的起步阶段，这种联系更加直接和明显，将当时中国人类学家们的某些著作与西方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焦点问题比照一番，就能够看出这一点。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虽然受西方国家的显著影响，但是其本土化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吴文藻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学科建设目标。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不仅是理论解释上的“中国化”,还包括实地田野工作方法的“地方化”,以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田野工作者陆续奔赴全国各地开展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民族志材料并完成了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和《金翼》等堪称这些著作的典范；这些著作所能展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田野工作方法的“中国味道”,马林诺夫斯基对《江村经济》的著名评价可以看作对中国人类学家创新能力的首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人类学学科很快被取消，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正式恢复，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与田野工作方法再次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科学从业者的重视，费孝通的《社会调查自白》一书正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本书已经展现出了一位成熟人类学家的风范。费先生根据中国当时社会调查工作的特殊需要，在本书中分别阐述了民族调查、农村调查、家庭调查、小城镇调查、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应当注意的某些要点，更加明显地摆脱了西方人类学田野工作框架的束缚，将中国人类学田野工作方式的“中国化”大大推进了一步。
张有隽等人类学研究者指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化’外国理论与方法为中国所用，二是建设中国独有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同时，他们也指出：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有着三重目标，首先是形成适用于认识和解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概念和理论，其次是解释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之所以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原因，第三重目标是为世界人类学贡献普遍适用的理论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类学领域学者的雄心壮志，同时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挑战，显然，理论的积累和方法的创新是完成前人遗愿的基本途径；但对于当前的中国人类学来说，学科建设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就是要开拓新的实地研究领域，认真地做好“补课”的工作，急于求成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创新反而容易带来贻笑大方的结果；当然，我们丝毫也不能放松对中国本土化理论的追求，脚踏实地的田野工作只有与这种理论创新的抱负紧密结合起来，中国人类学的大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从西方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历史中最容易看到的规律就是：只有经过长期田野工作的磨砺，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理论才会顺利产出，不在这方面工作上“下苦功夫”就很难为本学科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由本学科的固有特点所决定的，更是由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规律所决定的。如何进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对该问题的回答似乎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者进入田野之前的首要任务，因为“没有问题意识”与“不懂得如何记录所面对的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致命伤；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可以转化为“如何培养本学科的问题意识以及如何获得有效的实地资料”,显然这需要从学术前辈那里寻找答案。从此种意义上说，《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书所蕴含的价值就不难理解了，它不仅传承着历代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智慧，更是激发我们开拓田野工作“新思维”的有力工具；而本书的不断修订过程本身所传能够达给我们的精神也是对后人的一种精神鞭策。
罗伯特· F. 墨菲谈到：“实地研究是人类学全部四个分支的真正核心，在学术界和公众心目中，这正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人类学即是要去理解人种志研究的复杂性，同样，要理解人类学家如何搜集资料本质上就是要理解他们寻觅到的资料”.他将获取田野资料的方式与资料本身相提并论，一方面肯定了《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书的重要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在提示我们在未来的人类学研究中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应当仅仅关注到前人的理论收获，更应该关注到他们进行理论创作的深厚田野经验积累。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M].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译，周云水、何小荣校，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
[2]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
[4] 张有隽、周建新、林海，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本土化研究[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1）。
[5] 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 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本文刊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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