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西康社会考察团成员合影，右二为徐益棠。徐畅供图

　　以服务国家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这是近代民族学者的共同选择，也是金陵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的重要价值体现。回顾金陵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段历史与徐益棠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开启民族与边疆研究的序幕

　　金陵大学的民族与边疆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民族学在中国刚刚兴起，研究中国民族边疆问题的学术机构寥寥无几。1933年，徐益棠结束了在法国跟随民族学大师马萨尔·莫斯的学习生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民族研究，拉开了金陵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的序幕。同年，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开设了与民族研究相关的选修课。据金陵大学秘书处编辑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一书记载，当时开设的《宗教社会学》课程是以社会学的眼光研究宗教的起源及其在近代社会中的势力，并对各种宗教进行比较；《种族问题》课程主要讲授不同种族在生理上和文化上的区别，以及种族接触后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人类与文化》课程则讲授人类及其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利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文化。自此，中国文化研究所与社会学系成为金陵大学两支推动民族研究快速发展的主力。

　　1934年，金陵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设置边疆史地讲座（其性质类似于今天大学的选修科目）得到批准，并获得每年1.2万元的补助。此后，由徐益棠以民族学、边疆政治史、边区人文地理为内容开设讲座，在全校范围内供学生选修。金陵大学的民族与边疆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有研究者称，金陵大学是抗战前国内大学中开设民族学专门课程最多的校系之一。

　　追随赴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的风潮

　　随着时局的发展，国民政府政治中心向西南移动，拟大力开发民族边疆地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并试图将边疆地区与人群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之内。中国学术界赴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风潮随之兴起，以徐益棠为代表的金陵大学学者抓住机会，积极参与了民族国家建设计划，并在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研究。

　　1935年至1940年，徐益棠参加了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的大藤峡傜山考察、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与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共同组织了西康社会考察团赴西南民族地区进行考察，搜集了数百件民族学文物，拍摄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通过多次考察，徐益棠逐渐走向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巅峰，他的多篇代表作皆在这一时期完成，如《雷波小凉山之倮民》、《小凉山倮民政治的组织》、《雷马行记》、《康藏一妻多夫制又一解释》、《打冤家——倮倮氏族间之战争》等。

　　建设学术交流的平台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金陵大学的学者逐渐成为民族学学术圈中的活跃分子。1934年起，徐益棠与多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在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发展过程中，以徐益棠为代表的金陵大学学者作为重要的组织者，始终参与了学会的工作，并对学会产生了较多的实际影响，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大大提高了金陵大学在民族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1935年，徐益棠加入中国地理学会，同年又加入了中国社会学社。1941年2月，徐益棠与柯象峰等人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他还加入了中国边政学会，并任理事。同年，徐益棠主编了《边疆研究论丛》、参与编辑了《西南边疆》（自第十三期起）和《民族学研究集刊》。1942年1月，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编印了《边疆研究通讯》，柯象峰在发刊词中写道：“我国边疆范围至广，事态至□□（材料中字迹模糊，这两个字已难以辨认——笔者注），断非一人力财力有限之研究机构所能胜任，势必集合各方面人士之贡献以完成之。而多方面之消息或资料，又或需一刊物作交换之工具，是则本通讯之问世，或亦不为无故欤？”经过几年的努力，金陵大学在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努力已经得到学术同仁的认可，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其所主办的刊物成为主流学术研究的信息交换平台。

　　为建设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民族与边疆研究学科，1940年，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增设了边疆社会研究组及边疆研究室，由徐益棠担任边疆社会研究组主任，主要负责实地考察工作。在日常教学中，金陵大学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徐益棠在《民族学大纲》一书中指出：“念民族学并非只靠学问，还要多看，要经验。”书中所有章节均列出了详细的观察方法与原则，不仅使教学内容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在今天看来，这一做法依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徐益棠强调细致的实地观察的重要性，他的著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人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细致的描述，且这种描述并非简单的罗列。在《打冤家——倮倮氏族间之战争》和《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两文中，他多次提到彝族的宗教信仰及其与彝族社会组织的关系。徐益棠认为，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彝族社会，宗教是超越了家支和血缘的关系纽带，集中了彝族人群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在某种层面上超越了社会等级制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信奉和支持，宗教人物毕摩身份的双重性正是这种脱离个体崇拜的集体意识存在的标志。这种观点带有“总体性社会事实”的风格，明显受到了其导师马塞尔·莫斯的影响。在《巫术的一般理论》一书中，莫斯认为巫术是一种集体现象，巫术得到大规模群体、整个社会和各种文化的支持，暗含巫术是整个社会各种关系的纽带之意。而彝族社会生活中的宗教信仰正符合这种特性。

　　金陵大学的民族学研究注重关注现实应用，这与金陵大学研究者积极跟随民族国家构建的取向有关。在《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徐益棠提出“学术与政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不能联系与调整，其他尚复何望”的观点，呼吁“处此重要世代，边民生活亟待改进，边疆富源亟待开发，而建设边疆政治、提高边疆文化又刻不容缓，凡此种种，均须应用民族学之知识与方法以解决之。吾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风雨晦明，愿我同志，共起图之”。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