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学术创新”作为关键词精确检索，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可以检出上千条相关信息，年年都有新文章在反复强调学术创新这个老掉牙的旧问题。

　　尽管对于什么是学术创新各有各的理解，但大体不出如下几种大同小异的说法：

　　1，“所谓学术创新，乃是对旧文本的突破。无突破，就无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或突破概念，或突破命题，或突破方法，总之是以同构度高的新文本代替同构度低的旧文本。”[1]

　　2，“学术创新意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2]

　　3，“就科学研究的创新而言，我赞成从以下方面来衡量：发现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数据，提出了新观点，采用了新方法，构建了新理论。科研成果只有在这些方面有新的建树才称得上理论创新。”[3]

　　对于学术创新的重要性，学者们无不视为学术研究的生命所系，“创新是学术发展的生命，没有创新，学术也就无从发展，实则失去了生命。”[4]那么，学术创新如何得以实现呢？“要创新，就不能囿于传统定见或成说，而是要不断突破，不断更新，把学术推向前进。”[5]“学术研究就是要讲出人所不知、人所未讲的东西，前人或时人已经讲过的东西，你扯开再大的嗓门重复，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同时学术研究一开始也不会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那儿供你使用，全得靠你自己去挖掘、去发现。”[6]

　　所谓学术创新，就是要有个性。“搞科研、搞学术要有个性，要有特点，要有风格，要有激情，学术研究不能共性化、一致化。个性化的学术研究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激情迸发的学术创新是自己思想和见地的真诚表达和展示。精神文化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愈有特点愈有个性的精神产品才愈有社会价值，才可能为丰富人类文明作出贡献。”[7]

　　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学术创新的论调也许是站得住脚的。纵观学术史，凡是在学术发展历程中有所建树的大学者，无不具有创新求变的能力，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如果放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来看，过度提倡学术创新就等于提倡了学术研究的混沌、无序与死亡。

　　我们先来设想一下，如果每一个学者都在尝试创新，每一篇论文都能写出新意，那么，我们面对的学术格局将会变成一幅怎样的画面？那一定是一幅没有权威、没有结构、没有学术对话、没有稳定知识、没有固定学术语言的群魔乱舞图。每一个人，每一篇论文都在追求个性、张扬激情，都在谈人所不知、讲人所未讲，于是，所有的人都在自说自话。这时，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不仅不能得到其他学者的共同认可，相反，当所有论文都被认为应该具有创新价值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一篇论文具有创新价值了。当鱼目也被要求必须是珍珠的时候，珍珠死了。

　　设想每篇论文都在生产新知识、新观点，如此生产的后果是什么？知识没有意义了，观点没有意义了，一切都将成为虚幻的语言游戏。如果语言也在求新求变，那就更麻烦了，没有一个人愿意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也就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别人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在使用和别人不一样的语法，使用和别人不一样的词汇。人与人的交流被切断了，人作为使用文字和语言思考的动物消失了。如果每一位学者的每一项研究都在不断突破、不断更新，那么，不仅是人与人的交流被切断了，自己与自己的交流、现实与历史的交流也被切断了。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人人都在不断求新求变。但即便是只有部分学者“为了创新而创新”，也足够把原本宁静的学术空气搅得乌烟瘴气。

　　我刚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时候，领导安排我撰写民间文学的年度学术综述，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做的都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术史，年度学术综述理论上就是学术史在当代的延伸，这对我来说并不难。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项足以令人抓狂的苦差。近10年来，全国各类学术期刊正式发表的民间文学类学术论文（含神话学），每年都超过600篇。更令人感到无奈的，正是那些所谓的“学术创新”之作，让学术研究变得如同儿戏。这类论文往往抓住一两条新材料，或者一两点灵感式的小火花，甚至既无新材料，也无新思想，换个术语、换种表述，就能长篇大论地敷衍成一篇学术论文。这类论文往往为了创新而创新，不惜断章取义、曲解素材、偷换概念、自造生词，故作惊人之语；为了求新求异，能一句话讲清楚的问题非得绕着圈子说半天，能用白话说清楚的问题非得码着术语堆积木。学术创新，成了一件华丽的皇帝新衣。

　　当今学术体制，有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第一座即是所谓的“量化管理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必须每年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第二座即是所谓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非得把论文发表于所谓的“核心期刊”。这两座大山已经把目前在职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此外还有第三座大山，也即所谓的“学术创新机制”。这些拔苗助长的“大跃进管理”如同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如果说前两座大山损害的只是学者的个人健康和幸福生活，那么，第三座大山已经严重损害了学术发展的自然进程。

　　以民间文学界为例，每年撰写民间文学类学术论文的学者多达200余人，而真正具有研究实力的学者，充其量不过了了数十人而已。大多数像我这样的普通学者，其实并不具备学术创新的能力。

　　虽然我没有学术创新的能力，但我愿意学习理论、搜集材料，我可以通过学习和辨析别人的成果，将它们应用到我所面对的民俗生活当中，将那些天才学者的既有成果发扬光大。可是，当下的学术标准硬是诱逼着所有人都得围绕学术创新做文章，这种学术标准要求我采用新方法、使用新术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于是，为了掩饰我的学术成果的非创新实质，我就必须学会一套投机取巧的创新手法，比如虚构数据、伪造引文、隐瞒观点来源、屏蔽不利于论文观点的学术信息等等，以求平安地生存于当前的学术体制下。我们都是被赶上了架的可怜的鸭子，上了架的鸭子站不住，只好齐心合力先把架子给放倒了，这样我们才能站得稳。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式的学术创新行为甚至比抄袭和剽窃更恶劣。抄袭和剽窃虽然有悖于做人的道德，但并不会伤害学术发展的自然进程，而那些建立在学术沙滩上的空中楼阁式的创新学术，则无疑将成为一堆需要后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加以清理的学术烂尾楼。当今的学术批评常常把锋利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些本已被三座大山压得颤颤巍巍的学术工作者，而不是指向逼良为娼的学术体制。

　　当今的学术体制，是在用要求天才学者的标准要求普通学者。事实上，在学术创新这个问题上，那些天才的学者根本用不着任何人对他们提什么要求，当他拥有了创新的能力，产生了创新的冲动时，创新的念头犹如箭在弦上，不发不快，那时，你想让他不发都不行。

　　学术创新是常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产生的要求，是常规科学遭遇了范式危机时必然触发的学术程序，而不是学术强人的霸王硬上弓。过度强调学术创新无疑是违反学术发展自然规律的。

　　我们百分之九十的学者都不是天才，我们没有能力在有限的那几本核心期刊每年发表三篇“有生命力”的创新性论文，我们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天才思想展开一些对话，验证或者补充、修正他们的思想。通过我们的辨析，我们可以把天才的思想传递给我们的学生，我们可以把来自生活的素材贡献给天才，学术期刊本该成为我们与天才之间超越时空展开对话的学术平台，而不是学术体制用以压制我们的学术桎梏。

　　把三座大山挪开，给我们这些普通学术工作者一条生路，也是给学术一条生路。我们被灭掉了，学术也就死了。没有了我们这些普通学术工作者的拥护和支持，所有天才以及天才的思想，都只能葬之名山、束之高阁，成为一堆死知识。

[1] 胡守钧:《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解放日报》2004年9月8日。

[2] 李醒民：《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日。

[3] 陈光中：《只有创新才能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光明日报》2006年1月16日。

[4] 李世愉：《学术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02期。

[5] 同注4。

[6] 同注2。

[7] 贾松：《创新：学术生命所在》，《四川日报》2006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