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观点认为，拜火教不译经典，因而很少在伊朗语族群外流行。现在看来，既然突厥人能与粟特人至少在精英层面形成种族文化混融，早期突厥碑铭都使用粟特语，而后来的突厥文也是利用粟特文字造的，拜火教在突厥人中间传播甚至为其操持都是可能的。

　　200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野外考察队在蒙古国和硕柴达木（Hoshoo Tsaydam）文物陈列室，发现了出土于阙特勤墓地的一块红色花岗岩石板，其表面阴刻线雕类似于近年国内虞弘墓等出土葬具上那种两个鸟身祭司相对护持圣火的图案，只是较国内所出简单粗犷。这种鸟身祭司本为拜火教神祇轧荦山（Verethraghna/Warahrān/Bahrām）的化身之一，即古代突厥斗战神。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说：“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自注：“突厥呼斗战神为轧荦山。”长期以来，尽管有学者钩稽文献史料，对古代突厥人信仰拜火教并因之勃兴的情况进行了一些探讨，但由于缺乏文物实证，并未成为学界定谳。现在，带有鸟身祭司图像的葬具在漠北突厥故地被发现，填补了古代突厥史研究的一项史料空白。

　　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汉文“突厥”是突厥语Türk的复数Türküt的对音，单数Türk则音译为汉文“铁勒”。显然，突厥和铁勒原本并无二致，铁勒是古代操突厥语人群的一种泛称。那么，由专名突厥所代表的族群是如何从一般的铁勒人中区别出来的？换言之，突厥凭什么能从铁勒人中兴起，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人群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改宗新的宗教即拜火教，从而突破旧的社会传统，获得了族群凝聚的新的精神力量。关于这点，在史料记载有关突厥起源的各种传说中都有反映。

　　《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又见《周书·突厥传》）过去人们认为，所谓狼生，反映了突厥以狼为图腾。我以为，即使古突厥人有过原生态的对狼的敬畏崇拜，也已经被后来的拜火教加以开发利用，从而成为族群勃兴的精神力量。所以，古代突厥人源于狼生的传说也有可能反映了拜火教对天狼星神Tishtrya的崇拜。在拜火教神话里，天狼星是确保云起雨降，从而催生化育的神祇；在古代波斯帝国时期，它又被定为水星之神Tiri。祈雨习俗作为古代突厥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为其他族群所了解，9世纪20年代阿拉伯人塔米姆·伊本·巴赫尔的游记、11世纪初加尔迪齐用波斯文写的《记述的装饰》都记载了突厥人的这个习俗，后者还说其来源于突厥最初首领得到的神谕。值得一提的是，在《阿维斯塔》中，斗战神十种形象中的三种，即长有金角的公牛、白马和十五岁的少年，同时也是天狼星神的化身。斗战神和天狼星神的这种密切联系，对于认识和理解古突厥所谓狼图腾的性质及由来，应该是有帮助的。

　　有意思的是，牝狼化育形象亦见于近年在蒙古高原发现的布古特碑。该碑属于突厥汗国早期，用粟特语文刻成，被学界视为突厥人和粟特人早有密切文化关系的有力证据。布古特碑<B-3:1-2>里反复申述“他祈神福佑积善之财和宗教仪式”，实际上，“祈福”（bless）在拜火教里有着特殊的信条（creed）意义。汉文史料的有关记载也显示了这一重要的教义标志。《旧唐书·张仁愿传》：“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安禄山事迹》卷上：“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邀福即求福、祈福，总之，绝无诅咒巫蛊之事。

　　我们发现的鸟身祭司墓石的主人阙特勤，是复兴东突厥汗国（682—745）的可汗骨咄禄（？—691）的儿子。史料记载，骨咄禄死时，诸子尚幼，其弟默啜遂继立。开元四年（716），默啜战死，“骨咄禄之子阙特勤鸠合旧部，杀默啜子小可汗及诸弟并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 ”；毗伽“性仁友，自以得国是阙特勤之功，故让之，阙特勤不受，遂以为左贤王，专掌兵马”。开元十九年（731），“阙特勤死，（唐玄宗）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年后去世的毗伽可汗（史官撰碑文）。显然，阙特勤在东突厥汗国还有比专掌兵马更重要的作用。由于其墓地（瘗骨石室）出土了有鸟身祭司的葬具，因而阙特勤应该也是政教大首领，很可能就是当时东突厥汗国的拜火教大祭司（dastur）。

　　传统的观点认为，拜火教不译经典，因而很少在伊朗语族群外流行。现在看来，既然突厥人能与粟特人至少在精英层面形成种族文化混融，早期突厥碑铭都使用粟特语，而后来的突厥文也是利用粟特文字造的，拜火教在突厥人中间传播甚至为其操持都是可能的。其实，《安禄山事迹》就说他是“营州杂种胡”，“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安禄山自己也承认：“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突厥巫而祷伊朗神，明为拜火教祭司无疑。我们在古突厥文三大碑里也都可以找到拜火教信仰的痕迹。

　　除了有鸟身祭司的墓石之外，阙特勤死后“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其情形看来和国内发现虞弘、安伽、史君等移民首领之拜火教葬具的装饰图案差不多。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文献史料的记载，如《隋书·康国传》：“（康国）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康国即中亚粟特地区的Samarkand，和安（Bukhara）、史（Kāshāna/Kashsh或Kishsh）等都属于所谓昭武九姓。现在看来，年轻的阙特勤能够纠合旧部，起兵消灭政敌，从而拥立兄长为可汗，恐怕并不仅仅因为“骁武善战”，很可能还凭借着其宗教地位和影响。漠北出土的阙特勤头像（颇疑即其祠庙所立之像）戴全鸟鹖冠，这或许显示其特勤身份为一类武官。但是，中国传统鹖冠本为双鹖尾，唐代饰以鹖鸟全形，当是受萨珊王冠影响，而所谓鹖鸟，就是拜火教中斗战神化身Vareghna鸟的原型。因此，阙特勤头戴鹖冠，很可能也是其宗教身份和地位所致，这与其墓石饰以鸟身祭司是一致的。

　　东突厥汗国的最后十余年处于不断的动乱之中，终于在745年被异教的铁勒诸族所建回纥汗国取代。从现有材料看，东突厥末年陷入内乱有宗教因素起作用，与此前信奉拜火教的突厥汗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的败亡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