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泊来的学科，虽然学界同时使用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名称，然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当前，该学科显现出稳步趋热的现象，其中自有缘由。当代社会崇尚工业与信息、物质和技术，文化往往被忽视和边缘化，然而许多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重大危机、纷争和问题，却源于文化。面对当代社会的困惑，文化的审视和诠释显示出了无可取代的价值，作为致力于文化法则研究且不同于一般文化学的人类学因此顺势而兴，渐露显学之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可以用4句话概括，那就是“生于动荡，立于国难，少壮挫折，中年复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引进发轫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们辛勤耕耘，筚路蓝缕。新中国成立初期，人类学民族学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学科而取消，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恢复和繁荣。沧桑百年，斗转星移，现在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可以说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行学科建设，如何在融入国际学界的同时努力实现本土化，如何普及人类学民族学知识以提高国民素质，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应用研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等，都是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需要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课题如山还得从基础做起。就学术事业而言，优秀成果的产出和积累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决定联合出版“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学术贵在创新，编著一套好的丛书也必须有独到的创意和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编委会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尽可能地汇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作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纵观国内出版的人类学民族学丛书，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地反映这些历史发展阶段的成果集成，这是一个缺憾。当然，现在要弥补这个缺憾是比较困难的。众所周知，我国第一代人类学民族学家大多已经辞世，除了他们广为人知的经典著作之外，欲搜寻其遗作困难不小。所幸该丛书觅求到了那一时代几位著名学者的大作，包括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方国瑜的《滇西边地考察记》、江应梁的《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等。这3位先生的大作虽然不能充分反映同时代学者的业绩，然而毕竟使丛书增添了中国早期人类学民族学的光辉，而且其时学者们的学风、学品、学问也昭显其中。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目前健在者尚多，不过多已迈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者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长年积累的学术成果大多已整理出版了。令人欣喜的是，这一代学人中几位有影响的学者为丛书奉献出了其代表性的著作，比如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探索》、杜玉亭的《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再研究》等。那一代学者的理论功底和田野调查的水平从这些作品中也足以窥见一斑。有了上述两代学者作品的支撑，再加上当代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纵向的系列，这可以说是该丛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关照了当代多样的学术取向。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草创发展阶段，老一辈学者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优选国外的理论，通过创造性的应用，较快地实现了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形成了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取得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尊敬。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可参照选择的理论方法还不多，仅为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等。上世纪50至70年代，人类学民族学虽然被误解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取消，但许多学者仍然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事着民族调查与研究工作。随着改革开放后学术环境的改善，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众多理论方法被迅速引进，新的理论流派令人目不暇接。该丛书的选题注意到了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取向多样性的特征，除了有历史、考古、生态、经济、饮食、认知、象征、宗教、婚姻家庭、政治、艺术以及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著作之外，还特别编写了包容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的《现代民族学》和全面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在梳理国外理论流派的同时，亦重视本土学术成果的整理和研究，使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互融，特色鲜明。

　　第三，个案研究、跨文化比较和宏观理论研究兼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范围十分宽广，内涵极其丰富，其研究和写作形式不拘一格，基本的研究途径是田野调查的实证方法。而田野研究又分为两类，一类为定点的个案研究，另一类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迄今为止，能够称得上是人类学民族学经典著作的，多为此类作品。“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所选专著绝大部分为深入扎实的田野实证之作，其中既有规范扎实的个案研究，也有跨文化比较研究。除了田野实证研究之外，宏观的理论研究也不可或缺，该丛书特别选编的《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宏观性的理论著作，就是统筹田野和理论两类著作的结果。

　　第四，有意识地扩大作者队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目前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弊病，就是缺少深度的交流和正常的批评。交流流于形式，批评误作攻击，均非正常的现象。而夜郎自大、文人相轻的陋习，无疑是阻碍深入交流和正常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最大限度地汇聚全国的学术精英加盟执笔，尽可能地体现全国同行的优秀成果，该丛书有意识地扩大作者队伍，除了有提升作品质量和扩大丛书代表性的考虑之外，亦有提倡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实事求是地做人、治学的目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短时期内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书稿殊为不易，且由于丛书规模有限，故第一批专著以云南学者的作品为主。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丛书特别邀约了全国各地数十位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共同撰写《现代民族学》和《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两本书稿。

　　以上可以说是该丛书的特色所在。当然，作为学术著作，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质量。关于这一点，可留待读者慢慢品评赏析，如果能够多一些反响和批评，不仅可以弥补该丛书的不足，而且可以开拓新的领域，例如选编中国学者在国外从事研究的著作等。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大多选择在国内做田野。缺乏国外田野的视野，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与国际学界存在差距的原因所在。当然，这毕竟不是单纯靠学者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它还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密切相关。近年来，国内已有年轻的学者到周边国家从事田野调查，这是好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便能突破田野的“本土化”而进入国际化的时代。

　　今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将在中国昆明召开。能够承办这样的盛会，是中国和云南学术界的光荣。作为东道主，我们应该为此次大会献上什么礼物呢？对于学术会议而言，最好的礼物自然是学术成果。古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学者之乐自然莫过于以文会友、交流切磋。“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状况，作为新时期具有代表性和规模性的研究成果，必将载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史册。

　　（本文系“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的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