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施特劳斯被公认为是卢梭以来法国最博学的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以无与伦比的求知热情，广涉哲学、人类学、音乐与艺术领域，建树惊人，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但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蔑称亚非拉部落“原始”的文化沙文主义施以重大打击，从而改变了西方看待其他文明的方式。

　　人类学大师和结构主义之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00岁了，在11月28日他的百岁寿辰来临之际，法兰西学院发表声明，宣布他是该院384年历史上第一位活到百岁的院士，法国政府亦适时推出一项以列维-施特劳斯命名的奖项，奖金高达10万欧元，用以表彰杰出的人类学者。

　　克劳德·古斯塔夫·列维-施特劳斯1908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932年毕业于巴黎法学院 （现在属于索尔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和在中学及大学教哲学的证书。1934年，在阅读了罗维英文版的《初民社会》一书后，他开始将兴趣转向人类学研究。

　　1945年，列维-施特劳斯在雅各布森等创办的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分析》一文，第一次显示出他试图将结构主义方法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意向。1947年，他开始担任法国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1948年和1949年发表的两篇人类学论文——《纳姆比克瓦拉印地安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和《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使他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论文中，尤其是最后一篇，已经包含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引入人类社会的一些主要成果。

　　自1959年起，列维-施特劳斯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及社会人类学系主任，直到1982年退休。他的研究为世人瞩目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5年他出版了《苦闷的热带》，这是部介于实地考察报告和理论著作之间的自传体人类学作品，使他在西方文化界名声大振。同年，他还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神话的结构研究》。1958年，他的《结构人类学》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成熟，并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列维-施特劳斯被国际人类学界公认为是最有权威和地位的人类学家，人们尊称他为“人类学结构主义之父”，法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赞誉列维-施特劳斯为“一门社会科学第一次赢得了尊敬，实际上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科学”。

　　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施特劳斯谈到了自己领略到结构主义精髓的那一刻：“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这个结构主义实现的时空并置，也就是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

　　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真正含义是，人类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从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层次去寻找根源。这个要寻找的层次就是结构。它是一种基本关系，反映的是文化意识形态在内涵上的对立统一，是一种几乎冲突又同时并存的关联。例如，阴和阳、生和熟、内和外等的对立统一。这些深藏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结构”在不同社会中表现出其丰富性，并使我们能够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可见，结构人类学的主张是一种象征体系决定论。它认为通过对人类象征符号的分析和概括，可以认识决定人类行为的东西。换言之，人类行为由文化的深层结构所决定。

　　多年来，列维－施特劳斯一直将营造一种文化共同体（他称之为“文化同盟”），作为自己纯粹学者身份外的追求。他强调原始文明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相信当人类只有一种文明作参照时，人类的灾难也就开始了。捍卫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共同感，是列维－施特劳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道义所在。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施特劳斯一开始就声明“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从本质上讲，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永远不会是旅游或者探险。它既不愉快也不刺激，反而可能是处在痛楚中。“到处都在发生的前文字民族的最终的、无可挽回的毁灭”，人类学成了一种悲哀的讣告。这种“原始”、“野蛮”种族和文化的毁灭，也许不是暴力而是人们认同的文明促使的。在1952年出版的《种族和历史》中，列维－施特劳斯呼吁：“世界受到单调和均一性的威胁，必须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他又声称“原始社会”对“文明社会”永具启示意义：“那些保存得最好的原始社会告诉我们，这些结构与人性无相悖逆。……这些形式将对应于人的一种永恒可能性，社会人类学负有监督这种可能性的使命，尤其是在人的最黑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