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上，侬智高兵谏宋廷遭到误解，背负了千古“反贼”骂名。导致侬智高起兵的直接原因有三，即扩土抗交、清君侧与反卖国。在此讨论起兵的第二要义——清君侧。

　　[关键词]侬智高；兵谏；扩土抗交；爱国行动

　　历史上，侬智高兵谏宋廷遭到误解，背负了千古“反贼”骂名。侬智高起兵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壮族先民世代生活的中华民族领土免遭交阯铁蹄践踏，实现回归宋朝管辖。他起兵有三大直接目的，其一是扩土抗交，其二是清君侧，其三是反卖国。在此着重讨侬智高起兵的第二要义——清君侧。

　　从侬智高祖父侬民富开始，侬家就已经在太平兴国二年（977）由南汉请求归附新朝——宋朝，并得到宋太宗赐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1]]9880。不料，宋天圣七年（1029）转运使章频罢遣了侬存福的“邕州卫职”[[2]]447，侬氏家族无可依靠，被交阯侵害，北宋邕州属地广源州时刻处于被侵吞的危险之中。从此，侬智高走上了一条漫长的、向宋朝请求回归的道路，这中间的曲折与艰辛，与北宋朝廷官员的昏庸与阻挡、官场的贪婪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故此，侬智高在逼不得已被迫兵谏的过程中，也力图清理昏庸的官员，扫除官场贪婪腐败之风，实现清君侧的目的。

　　一、朝廷官员阻挡侬智高回归

　　朝廷派到岭南的官员，秉承朝廷的懿旨，容忍交阯蚕食边土，阻挡侬智高携土回归。由于北宋朝廷重北轻南，北方受辽、夏等侵扰不堪其苦，只求南部边境地区与交阯相安无事即可。随着交阯的日渐独立，朝廷只希望在广南西道任职的官员维系与交阯的现状关系。因此，在侬智高求附的过程中，他所接触的各类官员或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者出于时局的考虑，将侬智高求附这一有关北宋领土的重要事件隐瞒不报，可谓令人心寒。

　　（一）官员阻挡侬智高回归

　　1029年，侬智高第一次求附时其父尚存，本来侬存福已得到宋朝认可，获“邕州卫职”，不料广西转运使章频“罢遣之”[2]447。章频，字简之，为建州（今福建建瓯县）人，“自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南昌县，改大理寺丞、知九陇县，迁殿中丞。”[[3]]8091他曾有“日下辨伪钤”、为民伸冤的经历，却因此而得罪权贵，“频坐不时具狱，降监庆州酒，徙知长洲县。”此后他虽“擢监察御史”，又因得罪章献太后之兄刘美，“真宗以后故不问。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3]8091章频是宰相丁谓的党羽，后丁谓因作恶太多被罢相贬谪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章频也跟着被降为尚书比部员外郎、监饶州酒。丁谓（966-1037年），字谓之，为苏州长洲人。虽然博学多才，是宋朝著名的经济专家，但官至宰相后为了讨好皇帝、保住相位，做了不少坏事，故而被人称为“奸邪”之臣，还将他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合称为“五鬼”。他鼓动皇帝大兴土木，趁机搜刮大量的民脂民膏。他为了讨好皇帝，不顾群臣反对，积极组建玉清昭应宫等一批豪华宫殿。他勾结太监，陷害忠良，极力排挤刚正不阿、澶渊退辽的宰相、名将寇凖，使之数被贬谪，病逝于雷州。他还利用皇帝追求长生不老的迷信心理，自称是神仙丁令威（神话人物）的后裔，在家里大肆建造仙游亭、仙游洞。丁谓对待北方辽、夏等政权的态度是消极的，认为朝廷官员只要不在当地为了邀功而多生事端，以静为胜，就能保证宋朝边境的安稳[[4]]2528。在澶渊之战中，丁谓与章频都是主张逃跑、迁都的一派，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章频继承了丁谓这种“息事宁人”的思想，故在徙知潭州，官居广南西路转运使期间，宁可损害国家的基本利益，也不愿意得罪交阯，和侬氏家族划清界限。章频起伏不定的官场生涯也使其任职时只求地方平安无事，故而在任职期间碌碌无为。章频在侬存福被封邕州卫职后曾到过交阯，他代表宋朝“充弔赠使，赠公蕴侍中，追封南越王”[[5]]297，在宋朝对交阯的厚赏之下，章频心里很清楚朝廷对于交阯执行的是一贯的忍让与求安政策，故从交阯回来就罢免了侬存福的职位，并“不受其地”。这对于侬氏家族来说是很大的打击。章频阻挡侬智高回归的做法，更多的带有“保官”的私心。他后来又因为隐瞒儿子章许曾获刑、还上奏其为“秘书省校书郎”之事“坐谪知饶州”[3]8091。由章频的经历可知，与交阯相妥协、但求交阯不惹事生非成为他在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期间的主要原则，因此对于侬智高父子求附的爱国行为不但不给予肯定，还刻意违背既有事实，罢遣侬存福，以求自己以及子孙的升官梦。

　　1048年，侬智高在安德州成立南天国后“遣使诣邕州求朝命补为刺史”[[6]]256，1049年，他又通过邕州人殿中丞昌协祈求回归。但宋朝却担心为此与交阯之间生出事端，不但没有接受他的求附，还让广南西路官员严防侬智高。1050年农历2月，广南西路钤辖司主动要求在罗徘峒（今广西龙州西北）设置营寨，戒备、阻挡侬智高的队伍[1]9650。这样昏庸的官员，不但看不到侬智高对抗交阯入侵的艰辛与历史进步性，在客观上还成为协助交阯入侵者的帮凶。

　　1050年，根据亓赟提供的虚假信息，侬智高向宋朝表示，只要朝廷接受其回归，皇帝的帽子就不要了，刺史也不要了，还要给朝廷进贡驯象和金银。尽管如此，朝廷依然不接纳他。故此，“智高大恨”[6]257。亓赟原为礼宾使，因事获罪而被贬谪洪州（今河南辉县）都指挥使，后遇上朝廷大赦，被人举荐，任邕州指挥使。亓赟在邕州为官，一心“欲邀奇功”往上爬。在受广西转运使萧固指派前往探查侬智高情况时，就违背上级命令，私自调兵攻打侬智高。不料他深入侬智高管辖地域时却铩羽折兵，败给了侬智高，被对方生擒。亓赟贪生怕死，为了保全性命，谎称“我来非战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幸部下人不相知，误相与斗，遂至于此。”[6]257侬智高被其蒙蔽，以为有机会回归宋朝，连刺史的官职都不要了，只求给宋朝进贡获得认可。像亓赟这样的官员，巧舌如簧，朝夕反复，只考虑自己在官场的升迁而不顾民族与国家大义，使侬智高对于北宋的官僚系统更为失望和愤恨。对于这样的官员，宋朝也认为他无端生事，贬其为全州都指挥使。

　　广西转运使萧固（1002—1066年）是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字幹臣。他是仁宗天圣间进士，曾授太常博士、通判虔州。他曾任桂州太守，对于兴安令陶弼上书请求其疏通灵渠以便运输、节省民力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却置若罔闻，为官消极[[7]]125。萧固后被擢升为广西转运使，他知晓侬智高反抗交阯为正义之行，上奏宋仁宗说：“广源州蛮侬智高请内属”，但在遭到朝廷反对时，他说“智高必为南方患”[[8]]4078，主张因势利导利用侬智高的力量来抗击交阯。箫固本身对侬智高的偏见加深了宋朝对侬智高的防备，他提出的良好建议不但不被朝廷采纳，还要面临皇帝的谴责：“能保交阯不争智高，智高终无为寇，则具以闻。”[[9]]1963在这种情况下，箫固开始“择将吏、缮兵械、修城郭”[9]1963防范侬智高，将后者推向了更窘迫的、求归不得的境地。

　　1051-1052年，侬智高又三次向宋朝请求回归。1051年初，侬智高“又乞教练使，又乞徒赐袍笏，又乞每南郊时贡金千两，愿常於邕管互市，皆不许”[[10]]8。后又“奉表献训象及生熟金银”（《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请求内附。两次求归均受遭到朝廷冰冷拒绝，且理由十分荒谬。1052年4月，侬智高连刺史、教练使这些头衔都不要了，“后复贡金函书以请，知邕州陈珙上闻。”[8]4142这次，邕州知州陈珙不但不将此事上报朝廷，还有意阻挠侬智高的回归。陈珙，籍贯不详。在宋庆历(1041—1048)中，累官至礼宾副使。后来，他又迁礼宾使、知桂州，进北作坊使[[11]]59。他拦截侬智高对朝廷的数次请求，“乞于界首置榷场，以通两界之货，拱不报”。后来，侬智高对朝廷没有回音表示不满，到横山寨示威，他担心任内多生事端，将丢掉朝廷原来许诺给他的“阁门使”官，什么消息都不向朝廷上报[[12]]142。此后，侬智高将求归附的金、函交与陈珙后，日夜期盼能得到朝廷的回复。然而，陈珙作为邕州知州，奉行“但求无事”的原则，不愿意得罪交阯。他将侬智高的书函雪藏于军资库中，也把后者的忠国情怀当成了垃圾。陈珙十分轻视侬智高，在后者攻打邕州时依然在城头把酒言欢，从不考虑侬智高为何会攻打邕州、造成今日的局势。他还十分自负，从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司户参军孔宗旦曾让注意防范侬智高的进贡，他却把孔宗旦的话当做耳旁风，甚至驳斥他说“司户狂邪?”[[13]]106甚至在邕州城破、已然被俘的情况下，陈珙依然满嘴谎言，说自己已经把侬智高的请求上报朝廷，只是未得到答复。而侬智高要求他出示奏章的底稿时，这个只顾保官、诸事不管的朝廷命官，却什么都拿不出来，才被斩杀。侬智高被逼进行兵谏，也是要清除像陈珙这样尸居官位、不谋其政、不为朝廷和百姓分忧的昏庸之臣。

　　纵观侬智高求附宋廷、求归中华的道路，他一再降低各种条件，承诺向朝廷进贡，却遭遇诸多只求保全自身的朝廷官员的严重阻挠。他们不但冷眼旁观侬智高的赤诚之举，还时刻提防侬智高。正因为像章频、陈珙这样昏庸的官员如此之多，侬智高与宋朝直接沟通的途径不通畅，求归的道路多了许多曲折和障碍。侬智高作为宋、交边境的爱国首领，心向中华，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兵谏过程把清除这些愚昧的、无作为的官员作为了一个重要目标。

　　（二）官员勾结交阯，容忍入侵

　　北宋官员不但昏庸胆小、不关心国事，还放任交阯入侵，任其在北宋领土上烧杀抢掠，蚕食我方州洞。有的官员甚至还隐瞒南部边境状况，不上报朝廷，以此求仕途升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在交阯李朝李公蕴死之后，广西转运使章频一上任就代表宋朝前往弔赠。他作为奸相丁谓的党朋，和丁谓一样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宋交边境冲突问题，只求息事宁人，保官则已。他在交阯与交阯王李德政勾结，回来就撤销了侬存福“邕州卫职”，将广源州拒于国门之外。《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九》明确记载：“广源州旧隶羁縻，本非交阯有也。”[1]9766-9799章频将侬存福罢遣，将宋朝领土拒之门外，为交阯侵占宋朝边境包括广源州在内的十多个州洞制造了机会，减少了顾虑和障碍，这样的卖国行径十分恶劣。

　　1050年，广南西路转运使萧固步步设防侬智高回归，把侬智高推向交阯。史书中记载，萧固“奏请择将吏、缮兵械、修城郭以待变，亦至五六”[9]1963。如前所述，萧固曾上报宋朝，希望能给侬智高封个一官半职，使之得到安抚并卖力抗击交阯。但这一建议遭到朝廷的驳斥。此后，他因循了皇帝只求息事宁人、不去得罪交阯的消极思想，处处给侬智高设防，增加将帅人员和兵力部署，修缮兵器与各地城墙，严阵以待，不让侬智高进入宋管辖区域。萧固对侬智高的严加防范使侬智高及其管辖地域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面临交阯的逼迫更为危急，起到了负面的效果。

　　宋皇祐四年（1052），邕州知州陈珙对交阯蚕食边境的诸多状况皆隐瞒不报，使交阯得以在宋朝国土上横行霸道，欺凌边境百姓，抢掠财物，侵吞宋朝国土。陈珙原为诸司使，但宋朝许诺他“任内无边事与除阁门使”。为了能够升官，他只求任内无事，对于边境上的危急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天天高枕无忧地做他的官。宋交边境上的激烈冲突，他食君之禄却不替君王分忧，不去巩固边防、争取边民，不想对策，欺瞒皇帝，“皆寝不奏，亦不为备”[12]142，束身高挂。陈珙这样的为官之道，其实与勾结交阯无异，客观上已经构成卖国行为。

　　同年，广南经略安抚使余靖勾结交阯李德政，欲使其入侵。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今韶关市曲江区）人。他少年时候曾游于广州，犯过法受到过惩罚。余靖为人小气狂妄，自视甚高，对人不信任。他官居右正言期间，“尝论夏竦奸邪，不可为枢密使，王举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独守渭州，恐败边事。张尧佐以修媛故，除提点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祸，起于杨、尚，不可不监。[3]8373”因侬智高兵谏，朝廷委任余靖“为秘书监、知潭州，改桂州，诏以广南西路委靖经制。[3]8374”

　　余靖在广南西路期间，与交阯来往密切勾结，实为有叛国通敌。“智高西走邕州，靖……乃约李德政会兵击贼于邕州，备万人粮以待之；而诏亦给缗钱二万助德政兴师，且曰贼平更赏以缗钱二万。[3]8374”就这样，交阯李德政准备领五万兵马进入宋朝国土对付侬智高，余靖不但为其准备万人粮和两万银钱，还约定事成之后赏银二万。余靖和交阯相勾结，在史书里记载得一清二楚。与交阯协商之事，余靖并不让狄青知情，以在宋仁宗面前邀功，奏称“已于邕、钦州备万人粮以待之。”昏庸的宋仁宗居然应允余靖“引狼入室”的做法，还拟将二万赏银提高为三万：“安南静海军给缗钱二万，令起兵。候贼平，更以三万缗钱赏之。[3]8374”试想一下，交阯如若有五万兵马攻陷邕州及广州，岭南还将会是宋朝的领土吗？后来知情的狄青对宋朝领土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还是把握得很准，他坚决反对余靖向交阯借兵的提议，向皇帝上奏说：“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智高横践两州，力不能制，乃假外境兵，其或因而起乱，何以制之!愿罢交阯助兵。[5]298”幸而皇帝听取了狄青的意见，否则由余靖勾结交阯入宋境所造成的危害则不堪想象。

　　余靖在狄青到达湖南的时候，就一心想着抢在后者进入广南西路前立下战功。于是，他不顾狄青戒令各部将不得提前出战的警告，强迫广西钤辖陈曙出战。陈曙被侬智高打败，将士战亡2千余人，“弃捐器械辎重甚重”[6]282。狄青到达宾州（今南宁市宾阳县），依照军法斩杀了陈曙等人，把余靖吓得不轻，诚惶诚恐地向狄青检讨自己的过错：“曙之失律，亦靖节制之罪”[6]282。由于余靖通交阯、抢军功，狄青对余靖颇为不满，他得胜班师回朝后，将余靖留在广南西路继续任职，只给他升一级官，任“给事中”[3]8374。在讨伐侬智高的过程中，余靖又入左江乱杀20多万人，取边境人民之性命毫不手软，可谓酷吏。

　　余靖素与交阯通好，宁可牺牲宋朝边境利益，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侬智高被狄青打败后，交阯继续入侵宋朝边境，甚至劫掠邕州。投奔交阯的宋朝官员甲绍泰带兵攻打邕州，杀死了五个巡检官。余靖又被委任为广西安抚使前往处理此事。余靖到任后，仅仅召交阯的用事臣费嘉祐问话。费嘉祐满口谎言，说边境各部之间互相侵犯，误伤了官军，愿意归还掠夺的财物并将肇事者押解来认罪。余靖根本不深究事情的原委就轻信交阯人的承诺，还重重地感谢费嘉祐，放他走了。然而，费嘉祐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此事也没有了下文[3]8374。余靖在宋交边境冲突中偏袒交阯，不追究交阯的责任，不替冤死的宋朝命官和百姓伸张正义，这是一种变相的通敌卖国行为。

　　侬智高在与宋朝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受章频、甲绍泰、陈珙及余靖等这些利令智昏、勾结交阯的官员之害。这些官员阻挡了他回归的道路，还站在交阯一方，容忍交阯入侵，残害边境百姓，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故侬智高进行兵谏的第二层要义，就是要铲除这些官员。

　　二、官场中腐败堕落滋生

　　北宋在当时是享誉世界的封建大国，看着外表强大、富足、繁荣，但实际上，从其立国到宋仁宗时候，国家财政收入收支日益不平衡，国库日益亏空，故长期以来被史学家们诟病为“积贫积弱”的朝代，官场中腐败、堕落的各种现象日益滋生。

　　宋朝皇帝作为一国之主，贪图享乐，少问国事。《宋史》卷339称，宋仁宗时“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3]10822宋朝皇帝常有穷奢极欲之举，挥霍国库资金建造奢靡宫殿、大兴封禅以及举办各类庆典等种种浪费民脂民膏的活动。以宋真宗为例，他曾为泰山封禅，从汴京（今河南开封）出发，千乘万骑浩浩荡荡，耗资巨大，据统计开销达几千万贯，也给沿途百姓增加了不少劳役和赋税。宋真宗还在宫城里建造玉清昭应宫，遭到大臣的反对，只有丁谓投其所好，力挺皇帝建宫。丁谓主持建造玉清昭应宫、会灵观、景灵宫等一系列豪华宫殿，还耗费巨大财力建造玉皇像迎、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尊像等[3]9567。到了宋徽宗时期，在奸相蔡京的怂恿下，他穷奢极欲，竭全国之财，挥霍享乐。宋徽宗在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大造宫殿、园林，兴建道观，到处搜刮民田，民怨沸腾。同时，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设立各种新赋税，修改各种税法，以掠夺民脂民膏，使得百姓生活困苦，甚至家破人亡。

　　纵观中国历史，宋朝作为文化科技等多方面高度发达的朝代，其官员的腐败、堕落现象也很严重，赵氏皇帝的统治给北宋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尚且如此，官员更为腐败，可谓“官失其守”。宋代铁面无私的清官包拯亦言：“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于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忧，不可不察。”[[14]]27《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8称“十羊九牧”。宋朝重文抑武，不但官僚体系庞大，拥有历代官制设置最为复杂、庞大的机构。据统计，唐朝贞观年间官员总人数7000左右；明朝洪武时期官员队伍较为壮大，但也只有3万人左右。宋太祖时，官员总数约为5000，宋真宗时增加到9000多，宋仁宗时有17,000多人，到宋徽宗时，则高达48,000多人。且宋朝支付给文官的官俸数额巨大，总数目惊人。这些庞大的政府开销，最终都由百姓来承担，故此黎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宋徽宗时期官场糜烂，朝政以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杨戬、高俅等大贪官群为首的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其中六大贪官被百姓恨称“六贼”。当时期的官场“士或玩法贪污，遂致大小循习，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内则公卿大夫，托公徇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罌无忌惮”[1]8332。

　　赵宋皇帝保持着对武官的戒备，只希望军队不夺权，对于文官的腐败则不闻不问，放纵其所为。宋太祖赵匡胤靠兵权得天下，又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政策，不希望武官的权力过大。只要能保住赵宋皇帝的位置，官员贪污钱财、购置房产，过腐败的生活，置歌妓舞伶，都不会被皇帝追究。在赵匡胤给后代子孙的祖训中就有这一条：“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对文官很纵容，对武官则十分提防。因此，从皇帝到下层官员形成了朝廷的利益集团，腐败滋生，日益奢靡。朝廷官员得了皇帝赐予的腐败特权，自然拥护皇帝，拥护王朝政权。朝廷对待底层生活困苦的老百姓，自然是坚决拥护皇帝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特权。因此，民间每有起义，就会遭到朝廷上下的严厉打压。对于周边政权的崛起，北宋皇帝和朝廷都是一致的态度，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奢靡生活和特权，任凭他人拿钱、割地，他们都是在所不惜的。北宋时期，范仲淹、欧阳修、蔡京、王安石等也都曾经力图通过变法、采用新政来革除社会弊端，扫除统治阶层的弊病。范仲淹曾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的举措。由于触动权贵阶层，北宋时期的变法最终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赵宋皇帝不愿意变革旧有体制、担心危及自身王位。因此，宋朝的繁荣更多的是权贵阶层的繁荣，这些权贵阶层的人员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贪图享乐，而不顾下层百姓的艰辛。因此，到了北宋后期，国库日益亏空，朝廷官员奢靡攀比，根本不考虑国家主权和利益等，使北宋走向沉沦灭亡。

　　在宋朝官场腐败奢靡的环境下，广南西路作为与交阯相邻的边境辖区，其官员依仗着“山高皇帝远”，恣意妄行，更为嚣张跋扈，弄得地方困苦、民不聊生。《崔与之传》载：“岭海去天万里，用刑惨酷，贪吏厉民，乃疏为十事。一曰狱囚充斥之弊，二曰鞫勘不法之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赃物供摊之弊，五曰户长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军骚扰，七曰催科泛追，八曰缉捕生事，九曰奸滑健讼，十曰州县病民。申谕而痛惩之。高惟肖尝刻之，号《岭海便民榜》……广右僻县，多右选摄事者，类多贪黩。”[[15]]144-145可见腐败官员与奸猾之辈横行，鱼肉百姓，人民生计困难。

　　地处偏远，岭南的官吏无所作为，不忌惮上级的考核以及被弹劾的危险，任性妄为，民众受其苦甚。包拯在《请选广南知州》一文中指出，广南知州“地虽远僻，不可轻授”，“方国家多务，调率旁午，远民困重，由在得人。臣前任端州日，具知其事。或无职官处，只是知州独员管勾。其猥冗恣横之辈，则务诛求，庸懦懵昧者，又全不晓事。民罹其害，无所诉告。提刑、转运使惮其远恶，复不能巡历按劾，但上下相蒙耳。”[[16]]221《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二〇》载，岭南赋税沉重，致使有的地方“多致逃亡”[1]7864。更有甚者，邕州知州宋克隆就任期间，“不营葺守备，颇纵士卒下诸山寨，杀逃民，诈为获盗，一级赏钱十千文，诈给亲兵贴，以为尝有功。”[[17]]194身为朝廷命官，不抚恤爱民，居然还残酷如此。广州知州仲简也是如此酷吏，史载“知广州仲简性愚且狠”。当听闻侬智高要下广州，他认为报信的人谎报军情，贴出告示“令民敢有相扇动欲逃窜者斩”[6]289。当侬智高兵临城下，周围有钱人家蜂拥进入广州城，仲简不但不体恤民众的惊慌之情，还说：“我城中无物，犹恐贼来，况聚金宝于中邪？”身为知州，只顾自身安危，完全不考虑百姓的去留。幸而侬智高颇得民心，没进城的民众纷纷归附他。面对侬智高来袭，仲简不为朝廷分忧，只想自己逃跑，“简阴具舟，欲与家属逃去”[6]289。在广州城被围困期间，他被广南东路钤辖蒋偕数次辱骂说：“君留兵自守，不袭贼，纵部兵馘平民以幸赏，可斩也！”[[18]]1288仲简之昏庸残暴，可见一斑。

　　正因为宋朝的官僚体制从上到下都存在严重的贪腐、渎职现象，官员奢靡至极，以鱼肉百姓为乐。侬智高虽身在宋交边境，却也深知岭南民众之困苦。他奋起兵谏，其中一个既定目标就是铲除宋朝昏官。

　　三、侬智高力图清君侧

　　侬智高进军广州，对沿路的官、民分别处理；对百姓，给予优抚，并不像余靖在《大宋平蛮碑》中污蔑的那样烧杀抢掠、骚扰民众。队伍东向攻击桂东粤西，到广州，据《孙威敏征南录》载，侬智高对百姓施以仁、惠，受朝廷压榨的百姓“十县民皆反”，侬智高的队伍一下增加到四万多人，新加入的大多数是汉族百姓，说明百姓被官方盘剥急了[[19]]5。此时，侬智高率领的队伍有了一些农民起义性质。

　　对待宋朝官吏，侬智高并不是一刀切，把他们全部视为贪官污吏，而是根据其为官与人品的优劣来区分处理。

　　（一）严加惩办卖国贼

　　侬智高对于各种途径的卖国官吏，绝不心慈手软，严加惩办，使之不能危害国家安全、勾通交阯出卖国家利益。

　　1052年4月，侬智高攻破横山寨时，毙了知寨张日新、率兵前来守寨的邕州都巡检高士安、横州巡检吴香，此数人是奉朝廷之命，到这里监视侬智高，不让内附，把广源州暴露在交阯面前，任人宰割，属于卖国行为一类，故杀之。1052年5月，侬智高攻破邕州城（今南宁市区），发现知州陈珙将侬智高请求回归的函件和金子压于仓库不报，大怒，将这个卖国贼和他身边顽抗的节度推官等4人一并斩首。

　　（二）严惩劣迹官吏

　　有的官吏虽然没有与交阯往来、阻止侬智高回归的曲意卖国行径，但为官期间劣迹斑斑，不为君王分忧，不勤政爱民，都受到侬智高严惩。

　　康州有劣迹的知州赵师旦，顽抗被捉，对朝廷丧失国土阻挡回归不置一词，却质问侬智高“朝廷负若何事？”侬智高对这类颠倒是非之辈当即砍了。

　　资州刺史张忠，为人残暴，曾殴杀军校，坐配中逃走为盗。他被招安后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官升刺史。他在广州白田穷追西归侬智高，夸下海口说：“我十年前一健儿，以战功为团练使，若曹勉之。”[3]8447战中被侬智高部将刺杀于泥潭中。

　　韶州团练使蒋偕字齐贤，杀人如麻，极为残暴。《宋史·卷326》说“边民苦属户为钞盗，偕得数辈，腰斩境上”，丝毫不体恤民众生存的艰辛。他曾“潜兵伺之，斩首四百，擒酋豪，焚帐落，获马、牛、羊千计。所俘皆刳割磔裂于庭下，坐客为废饮食，而偕语笑自若。”[3]8446-8447蒋偕杀人如此，残暴不堪。他追侬智高到广西昭州，被击杀于帐下。

　　如前所述，广州知州仲简昏聩残暴，唯利是图，故其下辖民众群起附侬智高而反他。侬智高对他恨之入骨，誓欲惩办，因广州城未破，仲简得以逃脱。

　　其他各州首领如贵州知州李琚、龚州张序、藤州李植、端州丁宝臣，平时无恶不作，怕侬智高砍头，侬军未到鞋底抹油，免去一死。

　　（三）敬奉有骨气无劣迹官员

　　对于食君禄能为君忧、有气节不苟且的官员，侬智高对他们敬重有加，赏识其才干。只因立场不同，对于这些劝说无效的官员，侬智高不得已才杀掉。

　　邕州司户参军孔宗旦，为国分忧，曾多次告诫陈珙等其他官吏说，侬智高将攻打邕州，意见得不到采纳。在侬智高有内应攻破邕州时，他不逃避责任，率部下顽强抵抗，“犹力守南门，为书召邻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20]]140。侬智高佩服他，俘虏孔宗旦后想招纳他参加自己的队伍，但劝说无效，才憾而杀之。另有权都监李肃等4人无罪行，又是军师黄师宓的朋友，当即放了。广东封州曹觐，忠于职守，为官清廉。当侬智高人劝他逃走，他不逃，竟率十多个兵抵抗，力战被捉，侬智高敬佩他，赞赏他的学识，劝他说：“尔能事我，我以尔为龙图阁学士。”然而曹觐不肯从。侬智高让他随船而走。经过两天的劝降，曹觐依然不肯归降侬智高，这才被杀[6]371。

　　综上所述，侬智高并未凭一己之私愤而“一刀切”，将宋朝官僚体制内的人员全部杀害。他根据官员的品行而进行鉴定，爱惜有才之人，并不是余靖口中所描绘的残暴之徒。

　　[作者简介]李斯颖(1981——)，女，壮族，广西上林，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壮族文化。

　　[基金项目] 2017年教育部国家重大委托项目“爱国志士侬智高研究”

本文原载《贺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