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许多推动中华民族进步、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名人。他们和汉族政治、文化巨擘一起，共同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

　　满族的时代名人

　　清太祖努尔哈赤自幼苦学汉书，通晓满、蒙古、汉三种语言及其文化。他创立八旗军事组织，创制满文，率建州女真以少胜多，统一女真各部，使女真人成为一个民族整体。他改革后金国制，吸收汉、蒙古各族优点为己所用，为后代建立大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受到东北各族人民的敬仰，辽东汉族人甚至喊出“生于明，不如走于胡”的心声。

　　满族入关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康熙、雍正、乾隆3位皇帝共创了中国历史上三大民族复兴(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之最的“康乾盛世”。在统治思想上，康熙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崇拜为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为执政理念，他对儒家思想的忠诚信服和执行力度甚至超过以往的汉、唐、宋朝皇帝。此外，康熙还主持朝廷编书，编纂了如传世的《康熙字典》等。他的“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的治边政策，正是儒家“守在四夷”，强调德政，使“四夷”成为中央王朝的边疆保卫者思想的政治实践。乾隆作为通晓满、汉、蒙古、藏、维吾尔语的才子皇帝，将精神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运用得炉火纯青，收放得体。他在承德修外八庙，主张“一座庙胜十万兵”。他和历代清帝一样，注重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和睦相处。他鼓励汉、藏、蒙古族笃信不同教派的佛教。他领导编纂《四库全书》，带头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又在康熙《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编写《御制增订清文鉴》等。

　　在满族的众多文化名人中，有清初首登汉族文学顶峰的纳兰性德。其词清新一缕，闪亮于中国文学史中。“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脍炙人口的名句至今仍流传于中国文人当中。满族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成立后首获“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将视角对准北京普通民众，其创作的《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龙须沟》、《骆驼祥子》等作品，为中国人民展示了一方正义忠直的精神净土。相声由清末八旗子弟书演变而成，经满族艺术家侯宝林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

　　蒙古族的时代名人

　　被毛泽东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虽屡遭磨难，但终于把蒙古草原上各不相属、相互纷争残杀的各部落统一起来，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使公元12世纪北中国的草原游牧民族有了统一的精神寄托。蒙古汗国创建了万户、千户、百户、护卫军，首建炮兵兵种，在世界早期军事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队西征，增进了中国与中亚以及欧洲的文化技术交流。成吉思汗不仅是军事家和铁腕君主，还是一名精神、文化领袖，他邀请道士丘处机讲解汉族文化，命维吾尔人塔塔统阿用维吾尔文书写，制定了治国安邦的《大法典》。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虽出身蒙古族，但从小就接触、浸润汉儒文化，同时也以蒙古、汉、维吾尔、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团结为经国大业。他继位后迁都北京，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抵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多民族国家。忽必烈也创新了一系列治国安民之道，他领导元帝国直接继承唐、宋先制，也把金朝的行省制、刑法等保留下来并加以改进。他重用蒙古、维吾尔族官员，更重用汉族才俊。

　　蒙古族的时代名人中不只有能够戎马倥偬、冲锋陷阵的勇士，还有众多的科学文化巨擘。例如，1307年在维吾尔字母基础上改革修制成回鹘式蒙古文的却吉斡斯尔，明末清初创设托忒式蒙古文的咱雅班弟达，清乾隆时的治河专家兼诗人梦麟，民国时创制蒙古文铅字印刷术的特木格图。到了近现代，蒙古族时代名人更是如群星闪烁。不但有留美回国的飞机制造家巴玉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更有以乌兰夫为首的一批蒙古族早期共产党员。

　　回族的时代名人

　　据说，国外一个非常苛刻的世界名人传中只选取了3个中国名人，他们是孔子、郑和、毛泽东。郑和正是明代云南的回族。他从明永和3年(1405年)起，在28年的时间里率领200艘大船，七下西洋，往返于“洪涛齐天，狂浪如山”的太平洋与印度洋上，行程10万余里，遍访30多个国家，建立了大明帝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朝贡体系，建立了与上述国家的友好交往与互通有无的国际贸易规则。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还早87年，他是东方唯一一位与麦哲伦、哥伦布齐名的世界级航海家，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航海时宣传了中华民族和平、和谐、包容、与邻为善的民族气度和厚往薄来、海纳百川的传统美德。

　　回族虽没产生过政治君主，但各行各业的时代名人却并不少见。如元世祖时治理云南的回族政治家赡思丁，奉命建设元大都18年的建筑家也黑迭儿丁，清代云南力主民族团结的政治家杜文秀等等。明末清初，产生了回族四大宗教著作家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他们以儒诠经，以回解儒，开汉译阿拉伯、波斯文伊斯兰教经典之先河，也为汉儒思想与伊斯兰教义打开了互相沟通与互相学习的通道。近现代以来，回族的时代名人更是新秀迭出。如周恩来同志的战友、回族革命先烈马骏，中国首译《古兰经》为汉语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坚。

　　维吾尔族的时代名人

　　维吾尔族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政治家，早期的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汗国以及后来叶尔羌汗国的历代国王已经在伟大祖国的政治史上熠熠闪光，他们不管内地如何动荡变迁，保卫古西域、今新疆这块祖国1/6的土地毫不动摇。

　　维吾尔族的先人不仅能自觉捍卫西域领土不让外敌侵犯，也能为平息内乱挺身而出。回纥汗国第三代牟羽可汗在公元759~780年在位时，两次出兵协助唐朝军队平定安史之乱，为保卫大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牟羽可汗又在维吾尔人中首倡以明暗作为善恶本源，宣传以拯救人的灵魂为教义的波斯摩尼教，亲吃素食，力主维吾尔人由游牧生产方式转到农耕和商业方式。

　　在维吾尔族先人中，有两大文化巨人。一是伟大的哲人、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他创作的《福乐智慧》(意思为“给予人类幸福的知识”)是用对话和比喻的手法写成的劝诫性长诗，全书包含了对社会、哲学、伦理、道德等文化智慧的全面认识，堪称为思想百科全书，不仅是维吾尔人传承下来的思想大典，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二是麻哈穆德·喀什噶里，他是一位精通多种语言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方言学家。麻哈穆德·喀什噶里历经15年，深入西域诸部落调查，辛苦记录近百个部落的民俗、文学和语言、方言，编撰成《突厥语大辞典》。《突厥大辞典》是囊括了公元11世纪突厥语族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的百科全书，喀什噶里也成为当时中国各民族中唯一能与东汉《说文解字》作者许慎相比肩、相媲美的语言文字大家。

　　与喀喇汗王朝同时代的高昌回鹘汗国也出现了一位把汉文《金光明经》和《玄奘传》译成维吾尔文的语言学家僧古萨里。僧古萨里精通汉语，兼通梵语、古龟兹语、古焉耆语等，也是一位注重文化交流的语言大师。当时民间称“大唐国”，而汉文中有时没加“大”，他在解译时依然加上“大”字，细微之处体现了对祖国的无限情感。

　　元朝也是维吾尔族名人辈出的时代。由于维吾尔族人活跃在古丝绸之路上，与多民族交往频繁，习得了多种语言，因而也就充当了元朝与西域各国交往的翻译，其中就以安藏札牙答思为杰出代表。安藏札牙答思精通佛经梵语、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曾先后把汉文典籍《尚书·无遗篇》、《贞观政要》、《申鉴》、《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书译成回鹘式蒙古文送呈忽必烈，对元朝制定朝纲法令产生过重要的参考作用，也促进了元朝中央集权下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与交融。此外，还有文字学家塔塔统阿、集诗词曲为一身的文学家薛超吾、书画家盛熙明、农学家鲁明善等。鲁明善用汉文写就的《农桑衣食摄要》是当时各民族必读的农业参考书。

　　维吾尔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并且在语言文学、历史、音乐艺术方面极富天赋的民族。正因为有像叶尔羌汗国王妃阿曼尼沙汗这样的众多民间艺人的搜集、整理与传唱，“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才被人们赞誉为“华夏瑰宝”、“丝路明珠”，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