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的创刊号

梁启超在工作中（资料图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启蒙者，无论是呼唤对外的国民运动，还是从海外引进新观念、传播新思想，他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1月19日是梁启超逝世80周年纪念日，回顾他的学术成就，梁启超无疑为近代中国民族观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上世纪初期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持续高涨，而引入“民族”、“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等一套相应话语体系的正是他。


　　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启发民智和国魂　　

　　1899年12月，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奉其师康有为之命，正从日本赶赴檀香山。在茫茫的大海上，梁启超写下这样一篇诗章抒发胸臆：“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

　　正是基于“问政求学观其光”的想法，让梁启超开阔了眼界，从一个“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人”。在流亡海外的14年间，梁启超效法法国的伏尔泰、日本的福泽渝吉，向国人广泛传播新学术、新思想、新语汇，并对种种新学说都做出了生动精彩的阐述，成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时代的执牛耳者。

　　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的梁启超，早在26岁时就与其师康有为并称为“康梁”，成为彪炳千秋的戊戌变法领袖。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流亡到日本。即使在流亡生活中，梁启超仍没有放弃他的思想活动。在定居日本两个月后，梁启超就通过当地中国商人的集资，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份报纸尽现了梁启超的政治和文艺态度，《清议报》创刊后不但扬名日本，更是震惊了中国大陆。

　　在《清议报》第33期上，梁启超发表了《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显而易见，梁启超提出的“中国魂”、“国魂”，就是指中华民族精神。而这段文字，当属国人最早提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鼓舞革命斗志的文字。

　　1901年，因一场大火，《清议报》不得不停刊。第二年，梁启超又着手创办一份名为《新民丛报》的半月刊（后在1907年停刊）。《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先后游历檀香山、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后创办的，思想更新、影响更大。尤其是1902年2月至1903年11月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的《新民说》，洋洋11万字，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并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对国内知识界，特别是广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若干年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坦言他在1918年4月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正是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这些报刊搭建的平台，梁启超发表时事评论，撰写政论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并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



　　研究西方民族主义论著，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体上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后一阶段是在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的自觉的认识。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近代中国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的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不可磨灭。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民族”这一词条里解释说：“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又译为伯伦知理——编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

　　在流亡日本的生活中，梁启超通过不断的学习，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他不但将“民族”的概念介绍到中国，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从梁启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逐渐形成的脉络。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历史分为3个时代：“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梁启超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中华民族”以较为科学的内涵，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9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8个派系为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不仅矫正了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狭隘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而且也为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及满清开明贵族所接受，为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实现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就其基本精神而言，已接近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