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古色古香的屋檐 

    在北京繁华的西单商业街上，有一条叫做小石虎的胡同。走进这狭窄的胡同，便能看到一处颇具规模的宅院。古色古香的院落，表明了它曾经的地位与沧桑。作为现存最完整的贝子府，这里曾见证过清初的政治斗争；作为国立蒙藏学校，它更是目睹过第一代蒙古族共产党员的成长——

　　2007年4月4日，包括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在内的18家存在各类安全隐患的北京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被北京市文物局列入安全警告的“黑榜单”。一时间，开办了民族大世界商场的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不久前，北京市西城区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的西围墙将亮出真容，据初步规划，这里将主要发展文化服务项目，绝不会再次成为商场。

现存最完整的贝子府

    再次走进这所院落，眼前已经开阔许多。记者不禁想起一年前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情景：院子被商场所占据，拖鞋、包、袜子、服装、编织品等货品随意摆放，屋檐下的彩绘早已脱落，蛛丝般的电线随意盘结。为了增加营业面积，院落的空地中还搭起了临时的铝合金大棚，只有无法被遮住的高挑房檐，艰难地透出些许古建的痕迹。

    由于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北京市文物局对商场下发了安全隐患责令整改通知书。如今，百余户商铺已经迁出，院落中临时搭建的铝合金大棚已部分拆除，曾经的国立蒙藏学校旧貌，又渐渐展现在世人的眼中。

    记者特地询问了一些商贩和过往的顾客，有几家商户表示知道这里曾是一处古建筑，然而基本上没有人能说清楚它的来历，更说不出它曾经的故事。在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王世仁的眼里，这里目前仍保留着绵德贝子府时的“原生态”，应该是北京市现存格局最完整的一座贝子府。“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分为东西两路建筑，现在基本保留下来，只有东路少部分被破坏。”王世仁说，整个宅院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其中古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分东西两部分。西侧院是个三进院落，府门、正厅、过厅、后厅、东西跺殿、东西配殿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东侧院为两进院落，如今部分建筑已被拆毁。

    据记者的了解，明初这里是常州会馆，是京城最早的会馆之一。明朝末年，这里成了崇祯皇帝“老岳父”的家宅。到了清朝初期，这里成为大名鼎鼎的建宁公主府。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设左右二翼宗学，作为皇室贵族子弟学校，右翼宗学即设在此处，相传曹雪芹也在这里工作过。乾隆时期，这个府第又被赐予乾隆长子定亲王永璜之子绵德。按理，绵德应该继承亲王爵位，但按照清朝规定，“无作为”的亲王后代要降级，所以他被封为“郡王”。后来，他又因为犯了错，被降为贝子，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构规制就是当年贝子府的遗存。最终这个宅子传到了绵德的五世孙毓祥的手里，因此这里又称“祥公府”。民国二年（1913年），毓祥这位清朝遗老被赶出了“家”，中华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在此开办蒙藏学校。

    1923年秋，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邓中夏等来到国立蒙藏学校开展革命工作。1924年，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一批青年学生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蒙古族党员。他们还在此组建了蒙古族的第一个党支部。

    同年，梁启超为了纪念著名护国将领蔡锷将军，在该院东路建立了松坡图书馆，取此名是因为蔡锷字松坡。徐志摩从美国留学归国后，也曾在此图书馆工作过。徐志摩与林徽因成立的《新月社》也选址在此办公。

    1949年后，这里曾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址。后历经岁月变迁，最终演变成如今的民族大世界商场。

帝国公主的命运 

    这座宅院在清初曾是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后来顺治皇帝将建宁公主嫁给了吴应熊，这里就成了建宁公主的府邸，又被称为“驸马府”。因宅院在清朝中后期几经变迁，这里已找不到一丝公主府的痕迹。

    提起建宁公主，看过小说《鹿鼎记》的读者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在金庸的小说中，这个刁蛮任性的建宁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妹妹，深得康熙的宠爱，最后还阉割了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嫁给了韦小宝。其实这些情节和真实的历史有着颇大的出入。据《清史稿》记载，建宁公主的全号是“和硕恪纯公主”，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14个女儿，顺治的妹妹，康熙的姑姑。而且，建宁公主并没有阉割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而是在顺治的主持下嫁给了吴应熊，并由此走上一条曲折的命运之路。

    在皇太极的14个女儿中，建宁公主是最长寿的一个，活到63岁。在世人的眼中，天之娇女、金枝玉叶的建宁公主享尽了多少荣华富贵，而常人所不能体味的，是她身为大清朝公主那身不由己的命运。

    可以说，建宁公主的命运是由她的婚姻所决定的。顺治十年(1653年)，13岁的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成为清朝历史上第一个嫁给汉人的大清公主。很显然，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政治联姻在清初的确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清朝统治者与明朝降将的利益达到了某种平衡点。

    1661年，年仅8岁的康熙即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年天子的雄心壮志也日渐显露出来。此时，“三藩”各据一方，已形成独立王国，其势力已尾大不掉，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撤藩的机会来了。这时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而欲使其子尚之信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抓住这个机会，即命其父子率属下兵丁家小同撤。吴三桂、耿精忠闻之，也奏请撤藩，目的在于试探清廷的态度。当时朝中大臣畏惧吴三桂的武力，多数人都不敢主张应允。而康熙帝则毅然做出决定，吴、耿二藩也一齐全撤。撤藩决定一出，吴三桂遂起兵反清。康熙对吴三桂叛乱，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从一开始，他就迅速做出反应：尚藩、耿藩停撤，削除吴三桂爵位，将其长子吴应熊逮捕处死，以寒吴三桂之心。

    圣旨传到驸马府，如晴天霹雳般在建宁公主头上炸响。此时，建宁公主已与吴应熊共同度过了20多年的婚姻生活。虽然，两人的感情生活并未在历史上留下相应记载，但从吴应熊死后康熙数次下诏安慰建宁公主来看，两人至少是相敬如宾的。也许这个结局对她而言太过残忍，吴应熊虽是吴三桂的儿子，但也是康熙皇帝的姑父啊！

    一切儿女私情都要在不可阻挡的帝国皇权集中过程中让步。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被处以极刑，33岁的建宁公主在顷刻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虽然随后康熙皇帝几次下诏抚慰公主“为叛寇所累”，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为政治而婚姻，又为政治失去婚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宁公主首当其冲地承担了痛苦的结局。从头到尾，她都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活。也许，这就是帝国公主的命运。

革命火种的诞生

    历史的车轮一直向前滚动，清王朝的背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在元、明、清三朝成例的基础上，加强对蒙古、西藏事务的管理，专门建立了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1912年7月19日，中央政府决定设立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明确规定该局直属国务总理。凡涉及蒙藏地方事务，均由该局(院)办理或转呈国务总理定夺。１９１３年，蒙藏事务局设立蒙藏学校，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校址便选在小石虎胡同的“驸马府”。

    学校初办时，只有中学班，后来又设专科，学生也不多。以蒙古族学生为主，藏族学生极少。“五四”运动后，由于经费问题停办。1923年秋季，学校恢复招生。就在那一年，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国立蒙藏学校校友荣耀先回土默特旗家乡，动员蒙古族学生到北京蒙藏学校求学。于是，一列老式列车载着一群满怀憧憬的年轻人，向北京进发了。车厢里有刚刚从归绥中学毕业的李裕智、吉雅泰、孟纯，还有土默特高等小学的乌兰夫，奎壁、多松年、云润、朱实夫、佛鼎等，共４０余名蒙古族学生。

    这群年轻人一到国立蒙藏学校，便锋芒毕露。先是联合北大、清华等十几所大专院校举行罢课、上街游行，声援土默特家乡来的请愿团，反对绥远特别区当局掠夺蒙古族农牧民的土地。后来又抗议北洋政府当局取消国立蒙藏学校学生的官费，抗议当局将同情学生运动的开明校长章武撤职。蒙古族学生的进步举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其中便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局其他同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些蒙古族学生成长。李大钊把国立蒙藏学校作为党开辟内蒙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先后派党的活动家邓中夏、朱务善、赵世炎、黄日葵、李渤海、韩麟符、刘伯庄等到蒙古族学生中间做争取和培养工作，引导学生进步。

    １９６１年，吉雅泰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内蒙古地区正处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各派军阀频繁交替的割据统治之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党认识到，要迅速把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把它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使它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一批坚信共产主义的蒙古族干部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要求之下，李大钊和其他中共北方局的负责同志，如邓中夏、赵世炎等都异常重视和关心党在蒙藏学校工作的开展。他们常常亲自到蒙藏学校来，给我们讲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原因和背景，并指出蒙古族人民要推翻军阀、王公两座大山就要团结各族人民……这些道理现在听起来都非常浅显，然而在当时给我们的启发和鼓舞却是巨大的！”

    初冬的一个晚上，土默特旗籍的同学们正在宿舍讨论问题。这时一位身穿布袍，外貌敦厚、朴实的中年人在邓中夏的陪同下走进宿舍，邓中夏介绍说他就是李大钊。同学们非常兴奋。李大钊主动和同学们握手、问候，在启发大家讲述自己的家世和蒙古民族的处境等情况之后，他问大家：“你们想想蒙古民族为什么受压迫？”同学们展开热烈的讨论。李大钊说：“中华民族要振兴，蒙古民族要解放，就要推翻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你们在家乡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学校赶走反动校长，取得了恢复官费斗争的胜利，就是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动。进行斗争必须由一个革命政党来领导，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只有内蒙古地区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你们这些蒙古族青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

    像黑夜中的一盏指明灯，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局的出现照亮了这些蒙古族青年奋斗的道路。

    1923年寒假，土默特籍部分同学因家境困难，留校补习功课。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局派人指导这些学生，启发他们的觉悟，并发展乌兰夫、奎壁、赵诚、高布泽博、佛鼎、康根诚为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4年开学以后，又有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云润、孟纯、朱实夫等同学入团，并且在国立蒙藏学校建立了团支部。李大钊还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引导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探讨蒙古民族解放的问题。1924年秋至1925年下半年，这批青年团员中的先进分子多松年、李裕智、孟纯、奎壁、吉雅泰、赵诚、佛鼎、乌兰夫、云润、朱实夫等先后转为中共党员，创建了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

    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局的指导下，国立蒙藏学校里还曾诞生了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第一期出版了。第一期第一篇是《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开宗明义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有一幅漫画是一位蒙古族农民背上压着王公、军阀、租税、契约、外力等包袱，半跪在地上，用一把镢头支撑在胸前，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蒙古族农民的苦难处境。《蒙古农民》被中共北方局确定为国立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刊物，并发行到土默川地区、锡察草原的农牧民手中。这份32开本16页的刊物，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虽然前后只出过４期，但却在宣传党的主张、推动内蒙古革命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会馆、王府、学校再到商场，这所古院落承载了太多的记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有关专家已经着手专门为国立蒙藏学校订作整体规划，其中不仅将完成旧址保护方案，而且将涉及使用功能等。

    徜徉在古老宅院中，穿过商铺叫卖的喧嚣，记者仿佛看到了当年蒙古族进步青年们求知若渴的眼神，仿佛听到了李大钊向青年们热情演说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