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的概念是与“国家主权”、“国界”等国际法的概念相关联，它的产生也许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博弈与磋商的产物。古代中国的历代中原王朝盛行的是大一统的天下观。《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天下观的极好写照；另外，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英国使臣马嘎尔尼访华事件，也折射出这种大一统的天下观与业已发生了变动的国际关系体系的深层碰撞。
 
 　  在我国古代的天下观里，只有大致的边疆概念，这个边疆概念极富延展性、模糊性，并不代表确切的国界概念，它是流动不居、非静态和常态的。《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种天下观以中原为中心，统领天下，威及四海。那些辅成外围的四海蛮夷，因其经济形态、生计方式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往往也是频繁迁徙、流动不居，所以也没有固定的疆界。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苦心经营，元朝政府将其疆域北部扩展及整个西伯利亚西部并渗透到中亚地区，使西藏正式成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初步奠定了我国疆域的最大规模。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的西北、西南、东北、北部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同胞，其中有许多都是跨界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以及苗、瑶、佤、蒙古、珞巴族等，这些民族的跨界性十分明显，不仅涉及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也影响到族群的个人或群体的文化认同、族群身份和国家认同等敏感话题。我们谈到“边界”问题时，往往倾向于探讨地理历史或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疆界，而无形中忽略了文化的疆界及其影响，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这个文化的疆界可能会更加易于引发文化冲突或造成负面的社会事件。所以，在政策制定、操作的层面，一定要反思历史上因为跨界民族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冲突，引以为鉴；另外，引导、处理好跨国族群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对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发展的实践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本期对在京珞巴族布初及其女儿旖旎的访谈，也深刻反映出跨界民族群体的文化认同与族群归属问题中隐含的复杂性、情景性特点。就主人公布初而言，文化认同是其童年的生活场景的梦境化，家乡对他而言，只是一个牵肠挂肚、难以舍弃的家人的音容笑貌，是亲人无法团聚的心中的痛；对于他的女儿来说，族群身份则是一个从来没有亲身触及的象征符号，她的文化认同是以主流文化的视角反观自身族群文化的尴尬处境——即有多少比例的珞巴族文化因子在其身上渗透、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