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个历史的范畴，它是由众多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沉淀生成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包涵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多元内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经济间的交流是促进不同民族相互认同、融合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对经济间的交流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不只是一条商贸通道，也是一条文化交流通道，这条古道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居住在青藏高原及西南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茶马古道历史悠久，横跨区域大，涉及民族多，本文仅以丽江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一主旨。

　　一、民族交融之路：茶马古道概念及区域历史关系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从茶马古道的历史来考察，居于青藏高原的藏区是茶马古道的兴起之源，藏区特殊的雪域气候地貌决定了与内地，尤其是周边区域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杨福泉在《唐代以来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提到，“向藏区输出的主要有毡、布、棉绸、砂金、朴硝、铁、金、银、丽江马和茶叶；从西藏输入的主要有虫草、贝母、鹿茸、麝香、红花、黄连、绿松石等。”[①]其中茶叶是藏民的生活必需品，酥油茶成为藏民饮食民俗的突出代表，藏民称茶叶为“血”、“肉”、“生命”，[②]从中反映了茶叶在藏民生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藏区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又与南诏、大理、历代中央王朝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政治对立、军事冲突时期，民间的、区域的、民族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隔绝，这种长时期的相互交流、深化了对国家及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也推动了茶马古道的不断拓展、延伸。从这个意义而言，茶马古道不只是商贸通道，也是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道。

　　滇、川、藏三大区域为茶马古道的核心区，而丽江刚好位于这三大区域的交会区域，突显了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位。丽江与茶马古道之间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关系，这一历史关系既对茶马古道的形成、拓展、兴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木氏土司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元代以前，丽江一直处于南诏、大理、吐蕃的地方政权之间的博弈空间中，加上长时期的内部纷争，难以形成统一力量；同时，这一时期，地方势力间的割据纷争也不利于茶马古道的有机联系。所以唐宋至元的漫长历史时期，茶马古道虽已成型，但未能得到有效拓展。

　　元朝以来，云南、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版图，丽江木氏土司在此期间不断蓄积实力，成为雄控滇川藏交汇区域近五百年的一方霸主。木氏土司依恃中央王朝不断经略藏区，使其势力范围扩张至昌都、巴塘、里塘，在藏区扶持藏传佛教、引入先进生产技术，使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结束了以往互不统摄、战乱不断的局面，使其成为一方“净土”，客观上大力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发展与兴盛，成为继续开拓茶马古道的主要力量。

　　二、文化兴路：木氏土司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影响

　　政治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境内的和平安定，文化思想的交流融合是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而统治阶层的思想文化政策是促进区域安定团结重要保障。木氏土司的多元文化政策为茶马古道的通畅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明末木氏势力扩大了许多，东北面已达四川雅砻江流域，北面达巴塘、理塘、昌都一带；西面达今缅甸梅恩开江一线。[③]木氏土司在藏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兴建了许多著名寺院，也资助过诸多噶玛噶举派高僧。1614年，土司木增亲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经大典《甘珠尔》。这部108卷包括一千多篇文献的经典历时9年才得以完成，史称丽江版《甘珠尔》。如今，这部经书已是拉萨大昭寺的传寺之宝。同时，大量的纳西族也迁移到这些占领地区，以巩固木氏统治地位。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丽江与藏区的文化融合。赵心愚认为：“由于割据与封闭被打破，滇西北与康巴南部地区渐成为一互补性很强的传统经济区域，纳西族地区与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增多，丽江对相邻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辐射力也因此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康巴文化的形成发展有所影响。”[④]正因为有着这样深厚的历史关系，藏族和纳西族成为推动“茶马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

　　木氏土司对丽江周边各族土司采取了政治联盟、文化结盟的软性政策，如木氏与鹤庆、北胜、邓川、蒗蕖、兰坪、顺州、姚安、通安等土知府、土酋通婚，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通过捐资建寺、修志刻书等方式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木增在位时捐资兴建了鸡足山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悉檀寺，同时兴建了“华严阁”、“一纳轩”，木靖捐建了“尊胜塔院”。木增在位时，聘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木增还捐资把珍藏在鸡足山的佛典《华严忏法》42卷送到苏州精刻，并请著名学者钱谦益作序，请著名高僧、苏州中峰禅院住持苍雪校核，精印后赠送江南各寺院。因此，史称“山中修建功德，以增为最”。[⑤]另外，在大理境内的鹤庆、剑川等地也捐建了龙华寺、云鹤寺、光明寺、尊经阁等佛教建筑。

　　明清历代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学习、引进一直率先垂范，孜孜不倦。《明史》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⑥]木氏土司在境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福国寺、三清殿、皈依堂、觉显寺、护法堂、万德宫、珊碧院、光碧楼、寒潭、大觉宫、大宝积宫、琉璃殿、玄天阁等汉传佛教、道教建筑，在木府内建有万卷楼，“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卷，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乾隆《丽江府志》说：“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家有万卷楼。”木增有《检书》诗云；“万卷浑如邺架藏，清藜小阁满云香”，生动地描画了“万卷楼”藏书之富。同时在鸡足山华严寺、永胜灵源寺观音寺藏经楼，芝山解脱林等寺宇中也收藏了大量经书。

　　木氏土司这种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影响到了丽江的文化上，如丽江壁画的表现题材融合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多元宗教内容，艺术上融汇了中原传统技法和藏族、纳西族的绘画风格，成为各民族团结友谊的结晶。

　　木氏土司作为中央王朝的忠臣官吏，木氏土司始终站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上，为国家的稳定，民族的进步、团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实行了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合共荣的政策，在藏族、纳西族、白族地区实行和而不同、共荣共生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形成了这一区域多元文化特色。木氏土司本身热衷于学习汉文化，涌现了“木氏六公”为代表的作家群，这种风气深刻地影响、渗透到纳西族的民间，引发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大变迁。木氏土司这种开放进取、与时俱进、兼容并包、保境安民的执政理念在促进滇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四、交融共生：木氏土司对拓展茶马古道的历史贡献

　　从区域版图上看，内地到藏区线路也并非仅此途经丽江的一条，除了川藏线，从滇西南的产茶区出发，经怒江、缅甸都可抵达藏区，且多为直线距离。事实上也存在着途经普洱、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入藏区另一条滇藏茶马古道，但其作用不抵途经丽江的滇藏线，且只是近代形成，没有成为主干道。

　　为何丽江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关键一个因素是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政治、文化关系使然。内地的不少马帮、商客因气候、文化、心理等因素视藏区为畏途，到丽江就没有继续北上，而藏族马帮也把丽江作为终点站。丽江在历史上一直是纳西、汉、藏文化的融汇地，藏传佛教、中原儒释道文化同纳西族文化交融共生。

　　可以说，在木氏土司统治滇西北的近五年历史期间，在较长时期内达成了稳定的政治格局，为茶马古道的拓展、深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环境；其次，在其统治区域内革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奴隶制度，实行封建经济制度，使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滇西北经济圈的形成，深化了滇、川、藏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文化上，木氏土司实行开放、包容、和合的政策，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的交流交融，形成了互信、互尊、互助的民族关系，为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机的文化纽带；第四，历史上的历代木氏土司自身“知诗书，好礼守义”，始终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促进了这一区域各民族与国家的有机联系，深化了对国家的文化认同。

　　小 结

　　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它与历史上各民族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交交往交流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有个从本民族内部到与其他民族之间，从本土到周边区域，从周边区域到国家乃至国际范围的发展过程，在这个交往交流交融范围与程度不断扩大、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上的一些有政治眼光、进步思想的民族领袖、地方土司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曜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⑦]这一观点在茶马古道上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汉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布朗族、彝族、基诺族等西南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发展，并通过这一古道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往来，沉淀生成了区域民族共同体关系，客观上保障了茶马古道的畅通。茶马古道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圈之间联结纽带与文化认同的催化剂，促进了区域间的民族交融，深化了国家认同，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原文发表于《中国民族教育》2022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